谁说中国农民“懒”？

柳华文

　　读了肖伟才先生的文章《令人忧心的中国农民陋习》之后，对其“农民真懒，农村真怪”的说法感到不能苟同，现商榷如下。

　　原文作者本人也提到中国农民以勤劳、善良、纯朴著称于世，但是认为中国农民性格中的另一面，即懒散性问题也不可忽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懒惰，造成劳动力的极大浪费；二是散漫，无组织纪律性。

　　他认为近些年农民纷纷外出打工的背后，“与其说他们在寻找致富道路，不如说他们在逃避贫困。因为，他们放弃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大量的良田荒芜，而到城里去实现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农民的懒惰性造成了许多田地荒芜。”

　　安贫乐道才不算“逃避贫困”？

　　笔者不禁要问：难道农民们安贫乐道、安土重迁才能免于作者“逃避贫困”的指责吗？难道城里人享受着更完善的公共设施、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的同时，就要把众多的在中国户籍制度下流动性并不很强，或者说迁居权没有更好保障的农民们选择进城的行为，归于“令人忧心的陋习”？如果这种认识不是表面或偏颇，那也是对中国农民的不公。

　　中国农民懒惰吗？我们在许多地方的当务之急是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是“无为”而不是开发。中国农民在有限的耕地上精耕细作了多少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凭心而论，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上奋斗着的中国农民至少在总体上，不应被视为懒惰吧？

　　中国的社会保障还很不健全，尤其在农村，想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因此，一般而言，在中国目前的制度下，他们根本没有懒惰的“权利”。

　　笔者非常怀疑文中所说的“中国农民一年时间里，有大半年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这半年实际上等于失业”的说法。因为至少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作时间不只半年，而且，这里的“中国农民”究竟何所指，也很含糊。

　　在原文作者所在的中原大地，祖先留下的是耕作了几千年的日益贫瘠的土地。类似情况在中国也很普遍，如此情况下，化肥投入量势必增加，而加上灌溉、病虫害防治等投入，造成农业成本逐年上升。近些年来，中国农业即使遇到严重的天灾，也能连年丰收。已有农业专家指出，虽然土地连年增产，但已经基本达到或接近了极限，近期来看，余地并不大。

　　留在农村的机会成本攀高

　　也就是说，在农业成本增加，而农民产品价格却未增加的情况下，农民在土地上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投入与产出的衡量是不可回避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秆称。由此，可以解释农民们为什么要进城，而缺少发展机会难道不是留在农村的农民们赋闲的原因又是什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教授近日在香港凤凰卫视一档访谈节目中指出，农民向城市里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走的路。城市里的工资在提高，除非农民的收入能够跟城市里面同样速度的提高，否则是挡不住的。农民在农村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他不愿意继续呆在那儿；这些人现在打工，对他的子女，对他的下一代来说，就可能有比他在农村里要好得多的机会。
（引自凤凰卫视网站）。

　　可见，这种选择不仅是出于自发，更是时势所迫。考虑到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住房、没有社会保障，时常可能遭遇歧视、欺侮，干的都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这种被称为“逃避”的行为肯定不是懒惰的表现。
　　作者说农民们“散漫、没有组织纪律性”，为了挣一两块钱才参加村里的会议。其实，这说明农民是务实的，挣一两块钱他就可以“出场”，可见农村里经常有一些会议连一两块钱都不值。据笔者所知，有些农村基层，不到了收费、计划生育或选举新领导的时候，是不会开会的，这样的会，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以此来批评农民的组织性是不合适的。组织者没有水平，不能怪罪农民大众没有纪律。

　　讲排场现象绝非农村特有

　　附带地说明一下，作者说自己是在农村长大，并做过调查，但是笔者不明白的是，他简单地把农村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归结于“讲排场、比阔气”。

　　其实，据笔者所知，一方面这在城市并不比农村少见，城市马路上豪华车队组成的招摇过市的迎亲队伍屡屡可见。此现象绝非农村特有，而且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大操大办的往往不是最底层的百姓，而是有钱有权人居多。

　　这其中借机敛财的经济帐是很清楚的，因为考虑到红包收入不足而仪式从简者大有人在。作者说“一个中国农民10年的收入，就这样被‘阔气’掉了”，这也被用来说明中国“农民真怪”，可能是他真的不太清楚个中原由。

　　笔者不想否认中国农民可能存在所谓的陋习，但是对文中泛泛谈及“农民真懒、农村真怪”，笔者认为不妥，尤其是对其所举证的有关现象的认识可能还应有一个实质性的把握。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室助理研究员。

原载：《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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