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还有许多人不明白
最近在《西部商报》和《南方周末》上，分别读到甘肃省岷县堡子乡干部和广大农民发生尖锐矛盾的消息。
读完这则沉重的消息后，我开始收集与甘肃省岷县有关的材料。所收集到的材料有：
一、某报讯，“甘肃省岷县堡子乡农民依靠自身资源优势，大力调整农业结构；走‘药材兴乡’之路，经济上取得累累硕果。”“初夏时节，甘肃省岷县堡子乡的田间地头柴胡青翠，板蓝根、秦艽、黄苓郁郁葱葱……
农作物生产结构调整的喜人变化历历在目。”二、某通讯，“缺粮曾是定西第一难，仅岷县２０多年就吃掉国家１．
２８亿公斤返销粮。如今，全区粮食基本自给。老鸦村曾是岷县有名的‘讨饭村’，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村二三十人结伴外出讨要，‘讨饭帮’幽默地自称‘调粮队’。近几年，讨饭村靠种药材摆脱贫困，家家户户都吃上了‘商品粮’。”“１９９９年，定西人民提前一年圆了温饱梦，各级干部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三、某晨报讯，“由甘肃省洮砚公司岷县洮砚厂集中省内一批艺术家历时３年精心制作的巨砚，选取罕见的完整原石，依石取意，精心构思。
巨砚长２．４３米、宽１．５６米。”“一方重达２２００公斤，重量、面积均堪称世界之最的巨型砚台”运到北京，作为生日献礼。
四、某报讯，“甘肃岷县、礼县发生的罕见特大暴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群众财产损失。”“目前，岷县灾区已紧急发放救灾款５万元，调运面粉４万公斤，发放了帐篷、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灾民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以上的消息都是今年发生在岷县的事。很清楚，按照定西地区的统计，那里的农民也包括岷县的农民，到一九九九年才基本解决了温饱，而今年夏季岷县还遭受了特大洪水灾害，可想而知那里农民的生活状况会是怎样的一种温饱了。
岷县，史称岷州，位于甘肃省南部。平均海拔2500米，年均气温5.5℃，无霜期110天，年降雨量600毫米，是典型的高寒阴湿山区。稍有一点农业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地区，夏季最多只能种玉米，如果遇到灾害（山区的风灾、冰雹几乎是年年都会发生）玉米的收成就会更糟；秋冬到来年春季，一般只能种蚕豆或土豆。蚕豆亩产量很低，就算好一点亩产到四百斤，又能有多少收入呢？种土豆产量要高一些，但只能解决农民口粮问题。如果要将土豆换成钱，从大山里面运出来，运费就要付不少，就按高产三千斤计算，每亩的净收入也就四五百元。
岷县现有人口四十多万，耕地六十多万亩，考虑到其中的非农业人口，农民的人均耕地也就是两亩不到。就算两年每户农民养一头四百斤的肥猪，所有的这些计算下来，年成好的时候其毛收入人均也不过一千二到一千五百元。但为了生存，人总得吃饭、穿衣和其它一些必要开支及上交国家的税费，这样一来每个农民的年纯收入，考虑到丰年和歉年，平均不会超过二三百元，甚至还比这更低。
当然，在这里作这样的估计，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来看看岷县堡子乡干部今年是怎样对待农民的，而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农民。堡子乡财政所的会计列了一份资料：全乡各种财政收入４３万元，县财政补贴３５．８万元，他们的家底也仅仅只有７８万元；但全乡去年所供养的１１４人的工资就达７２万元。剩下６万元作办公经费，当然不够，所以就发生了下面这些事：
一、一个叫王东林的农民因为与喝了酒的乡党委副书记对了几句嘴，被派出所的人拉去铐在乡政府院内的核桃树上达两天之久。其母去问原因，也被铐在了核桃树上。后母子二人被送到县里拘留十五天，受尽了屈辱和折磨，还被罚款两百元，其父气极而亡。
二、一个叫施喜文的牧羊农民，因房基地的宅基地卡片和岷县土地局发的使用证被乡干部质疑，被处以罚款一百二十七元。第二天因借钱耽误，晚交款五分钟，竟被勒令每分钟追罚五十元！施不服，乡干部一阵拳打脚踢，“打得我像狗一样满院子乱跑，最后我被他们打昏在地。”（施喜文语）
三、一个叫杨俊平的木工农民，因说几户支书的亲戚出工修建村学校时缺席，先被村支书妻子破口大骂，后被村支书砸破头而住院二十多天，未出院就接到派出所发来的传唤证，出院后被县公安局以寻衅滋事为由拘留十天。“完全绝望的我只好‘潜逃在外’，连续三年不敢回家。”（杨俊平语）
四、一组数据：蔡芳爱被罚两百元，其夫被罚五百元，因晚交一天又加罚五百元；卢玉喜被罚二百五十元，其弟也被罚二百五十元；蔡茂财由于没有带头选举“劣迹人”被罚两百元；高宝德因找不出五个“劣迹人”被罚三百五十元……
朋友，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禁不住泪水流了出来。我不想再举更多的事例，是因为太难过的缘故。
毛泽东说过，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他在一九二六年的《农民问题丛刊序》中说：“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些，好象不是仅写给一九二六年时的共产党人的，即使在新世纪的今天，依然“还有许多人不明白。”现在的农村，尤其是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村，干群关系已经很紧张，时不时还能闻到一股火药味。有些地方的县干部、乡干部开着汽车到村子里，时常被群众包围。由于对干部们动辄打人关人不满，农民们纷纷上访，一些组织请愿上访的农民都不敢回家。更有甚者，干部们因为作得太过分，而在干群冲突中被致死致伤都屡见不鲜。
就在甘肃岷县，今年六月份发生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岷县“五·二二”暴力袭警案。
一个村的农民涉入冲突，用棍棒、石块将派出所干部致死、致伤。虽然最终确定主要责任在严家村农民一方，并将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十九名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但从已披露的情况来看，那个地方的派出所和附近村民的关系，早已是十分紧张。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一直处在整个社会的底层，即使新中国也不能例外。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正是这些处在底层的农民，为中国现代化的今天做出了巨大的被迫的牺牲，中国工业要不是有农业经济辛苦的积累为之提供资金，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
二十多年前，虽然干群关系也紧张过，但不象现在这样，那时的紧张是由于政治原因也就是农民想致富而干部们受左的思想侵蚀不许致富的紧张，而现在是一些干部受各种腐败思想的侵蚀，坑农害农造成的紧张，是各级农村政府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集资造成的紧张。农民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上层听不到农民真正的声音，农村中有些干部漠视农民的痛苦，为了自己头上的乌纱帽不惜置农民的生存于不顾，大刮浮夸风，大讲自己的成绩，对其中的危机却视而不见，甚至滥用职权，欺压百姓，中饱私囊。
当然，这种干群矛盾极为尖锐的地方，相对于整个中国农村来说还是少数。但并不等于就可以高枕无忧，它所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全社会应该怎样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我们不能相信，一个歧视农民的社会会是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我们不能相信，那些动不动就对农民施以酷刑的地方政府、公安机关会是人民的地方政府、人民的公安机关；我们甚至还不能相信，象甘肃省岷县堡子乡那样的一些乡干部，他们还能称得上是共产党的干部，还能寄希望于他们带领广大农民走向富裕。
堡子乡那样一些乡干部的所为，说穿了是在逼民。这样的一些干部如果继续让他们干下去，势必非得让农民起来造反不可。但是，到现在只看到岷县县委调查组和县政府作出的决定：对堡子乡主要领导分别给予“严肃处理”，这个“严肃处理”的具体内容现在还不知道，但从对事件的定性：“岷县堡子乡政府在今年举办法制培训班时，要求每个村民无记名检举五名劣迹人，在村民不检举的情况下，以罚款方式逼村民检举，并打骂个别群众，在社会上和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严重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来看，这个“严肃处理”不会很重。
这在我想来，实在是件悲哀的事。将农民打得“像狗一样满院子乱跑”，将农民随意抓起来拷起来逼得亲人气极而亡，将普通农民吓得“连续三年不敢回家”等等，最后只来个“严肃处理”了之。事实上，这些干部的恶劣行为，与历史上那些官逼民反没有什么区别。虽然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官贵民贱、民不与官斗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为官者的主人心态，同时也造就了为民者的得过且过，但这并不能表示不会有一天“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注：引自毛泽东《农民问题丛刊序》）
这样的干部不严厉惩治，不坚决绳子以法，只能说明一点：还有人在同情、包庇、纵容他们的行为，其后果是继续使广大农民的各种利益受到威胁，甚至由此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威胁，对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造成威胁，对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威胁。因此我认为，需要给那些主张“严肃处理”的人也来个严肃处理！
引自:网易《第三只眼》2001-10-25 Vol.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