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文军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外出就业问题一直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始终关注的焦点问题。 从国际学术界来看，这一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它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关注，尤其在寻求解释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因方面，曾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拉文斯坦（E.G.Ravenstein）等人提出的"推--拉"理论、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舒尔茨（J.W.Schultz）的"三态论"、钱钠里（H.B.Chenery）和塞尔昆（M.Syrquin）的"多国模型"论等。这些理论解释大多是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从宏观层面来进行的，并在一定意义上对这一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当前，我国农民外出就业的途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指就在本村本乡转移到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工商贸服务业，即"离土不离乡"，也称"本地就业"；二是指到本乡以外的其它地区从事打工、经商、服务、种植等活动，即"离土又离乡"，也称"异地就业"。从19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的这种外出就业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并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经济现象，也是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那么，如何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行为或现象呢？笔者认为，对于像这样一个并非纯经济现象的解答，仅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式(如上述四种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一方面，国外社会学家曾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运用吉登斯（A.Giddens）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来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农村人口的外出或转移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Gugler and Flanagan，1978；Wright and Martin ,1987）。
在国内社会学者中，黄平博士的相关研究也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典范，由他主编的《寻求生存----当代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就是运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当前中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动因作了如下解释：1、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构成了当今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户口持有者离开农业、农村，而不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2、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绝不是盲目的，相反，他们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一开始他们也许大多是为了从非农化活动中挣得更多现金收入以补贴务农收入的不足。但不论他们的动因和目标是多么明确，他们总是在外出或转移过程中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解释，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调整自己的策略。3、正是因为行动者实际上总是在不断地反思、调整自己行动的规划，故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并非总是能够被行为者自己预期到，也并非都是符合他们当初的初衷，更不是一定都是具有"正面的"，"合乎理性的"后果（黄平，1996；黄平，1997）。这一研究无疑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农民外出就业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尤其对当前那些只热衷于用经济学的模式来解释一个并非纯经济现象的人来说，是一幅很好的清醒剂。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裂与对立（文军，2000a）。具体到农民外出就业问题的解释上，整体论者一般关注的是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认为只有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才是解释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们往往从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诸多社会关系中来寻找非农化的原因。而个体论者则把变迁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认为不是社会整体，而是微观上的个人，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做出的"理性选择"。面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这一"经典性"难题，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此作了较好的解答。除此之外，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也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问题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视角。
由于目前我国农民外出就业主要是一种"个人行为"，还没有在社会-法理层面上以相对固定的形式合法化、制度化，而且，这种形式主要是农民的职业或行业活动范围的一种变化，但这种变化却在宏观层面反映了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既社会流动与农村社区的变迁）。因此，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微观向宏观的转变，使个人行动层次上升到系统行动层次，以进一步对农民外出就业现象做出规范性分析，是十分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了较强的应用性。
因此，本文的分析依据将采用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农民微观的个人行为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宏观的农村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为研究目标，以合理性来说明农民外出就业这一目的性行动的动因。为此，本文分析的重点将不是在宏观层次上泛论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具体过程、内容、特征及其影响，而是着力于在微观层次上分析农民外出就业的根本原因。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当代中国农民发生像今天这样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外出或转移现象？其外出就业行为主要受何种因素的制约？在这种结构性的限制中，农民又是如何选择行动方式的呢？为什么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农民宁愿选择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也不去开辟或创造非农行业里的就业机会？如果是结构性条件的限制(如制度因素)，那为什么在一系列制度、规则颁布和实施以前一段时期里，也并没有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外出就业现象？为解答这一问题，笔者试图从微观层面入手，以农民的理性选择为主线，用当代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寻求农民外出就业的根本原因。
二、农民理性与理性选择
要展开本文的研究，我们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何谓"理性"？农民有没有理性？以及社会学中有关理性选择的基本观点。而对于"理性"的具体理解，学术界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讨论已非常繁多，如卡尔伯格（S.Kalberg）仅就韦伯对理性的用法就归纳出了四种主要类别的理性，即实践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理论理性(theoretical rationality)、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 )和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Kalberg,1980)。由于篇幅所限，在此，笔者不再就此问题展开详细讨论。但笔者认为，所谓"理性"，简而言之，就是人类选择与调节自我行为的能力，其中包括对目的之选择和确认。理性是人类超出动物而独具的一种认识和思维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的存在，不仅使我们能够调整达到目的之手段，而且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价值体系，对目的本身做出判断和取舍。因此，完整意义上的"行动中的理性是阐述行为的理由并依此行动的能力及其运用"(米勒和波格丹诺，1992：631)。
那么，农民的一般行为是否具有理性呢？关于这一问题曾引起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比如，韦伯曾经指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的最少（韦伯，1987：42）。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是追求代价的最小化。由此，韦伯判定传统主义下的农民这种只追求代价最小化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波耶克（J.B.Boeke）通过对荷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农村30年的跟踪研究，也指出在"农民社会"中，由于人们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只以"够用"为满足，因而也表现出了与"正常的"供应曲线反常的"非理性"行为（Boeke,1953）。这种认为农民只追求代价最小化便是"非理性"的观点曾一度非常盛行，他们普遍认为那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已不适用于农民。因此，产生了许多所谓农民经济是"道德经济"（Scott,1976）、"爱与怕的经济"（Boulding,1973）等说法。
但这种认为农民非理性的看法也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抨击，19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便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像其他人一样是具有理性的（Schultz,1964：14-64）。1970年代末，美国学者波普金（S.Popkin）出版了一本名为《理性的农民》的专著，以专门反驳斯科特（J.C.Scott）关于亚洲农民经济是"道德经济"的观点（Popkin,1979）。其实，这场延续几十年的关于"农民理性"的大讨论，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如何看待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以及体现这种反应的供应关系问题。但这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展开的大争论，其双方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误区"。因为古典经济学中对"经济人"的理性假定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利益"，如亚当·斯密就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这其中本身就包含了"追求代价最小化"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同一的，都是"经济理性"的体现。因此，绝不能仅凭"追求代价最小化"而判定传统农民是非理性的，也不能仅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判定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因为农民（尤其是现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其相应所表现出来的"理性选择"行为也是多元的，且受制于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总的判断是，农民的行动总体上是具有目的性的理性行动（尤其在外出寻求就业行动上更是如此），但这种理性行动又是受制许多因素制约的。正如科尔曼（J.S.Coleman）所说："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Coleman,1990：20）。
其实，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社会行动者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预设。正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指出，有关人的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二分法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人到底是自私（理性）的还是唯意志主义（非理性）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到底是纯粹工具性（理性）的还是规范和道德（非理性）的；人到底是根据效用最大化行动（理性）还是被感情和无意识的欲望所支配（非理性）(Alexander,1987：10)。但是，不同学科或同一学科内的不同理论对行为的假设是不相同的。例如，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动的假设和研究侧重点就不相同，经济学认为，人是依据个人稳定的利益偏好（preference）在各种行动中做出选择的，而社会学则认为，人的行动是受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的。因此，有人形象地说："经济学与社会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某种行动，而后者则强调人们为何无法选择某种行动"（Granovtter,1992：30）。
但无论是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还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其前提就是要首先承认人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不管这种理性的基础是什么)。而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对人的行动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因此，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经济理性"最基本的假设。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则不完全是这样，其对"理性"的理解，主要是强调一种目的性的、有意图的行动。其基本假设的出发点是"理性人"，而不是帕森斯（T.Parsons）社会行动理论的"社会人"和韦伯(M.Weber)科层理论的"组织人"的假设， 更不同于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理性人"的假设的基本内涵是指"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会产生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Coleman,1990：15），而这种"效益"并不只是局限于狭窄的经济领域中，它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等众多内容。其价值取向不一定是经济目的或自私自利的，也可以包括利他主义、社会公平、爱国主义等价值观。此外，与经济学理性选择不同的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更关注的是众多个人的理性选择后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理性或非理性选择结果（Hechter,1997：192-194）。可见，这种"理性人"的假设是不同于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不仅如此，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传统的经济理性假设还作了三个方面的修正：一是改变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二是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三是关注制度文化对个人偏好和目的的影响作用。但他们的相同点是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认人的行动是有一定目的性的，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或"效益"的最大化。
三、一般分析框架与解释模型
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它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使其不仅用于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还试图解释更为广泛的社会行为，其特征可归纳为以宏观的社会系统行为作为研究的目标，以微观的个人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合理性说明有目的的社会行动。 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就有关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起源、发展及其主要观点不再作详细论述和介绍，而只是选取有利于本文研究的有关观点和方法。
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个人行动具有目的性这一基础上的（但它对系统行动的解释并非仅仅以个人目的为原因的），其基本原理主要来源于以整体论方法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功利主义、博弈理论以及社会学的交换理论（有学者甚至干脆把理性选择理论称之为一种交换理论）等。因此，在社会学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之争中，科尔曼主张采用个体主义的方法， 其关注的重点是行动者。因为行动者的行动都被看作是有目的或意图的，也是有价值偏好和功利性的。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关注这些偏好及其来源是什么，而是着重关注由行动者的选择体系所构成的客观性行动的事实（Ritzer,1996：401）。因此，科尔曼非常自信地指出，以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微观层次为基础的理性选择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宏观层次的社会现象。
尽管理性选择理论是由行动者的目的或意图引发的，但它至少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资源的稀缺程度。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以及获取资源的不同途径，而且拥有许多资源的人，其目的达成也相对容易些，相反，资源较少或没有资源的人，其目的达成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二是社会制度。制度约束可以提供积极与消极的制裁措施，以鼓励某种行动和削弱其他行动（Ritzer,1996：402）。这是因为任何行动系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社会交换系统，社会系统和结构是通过人们的交往和交换行动形成的，它反过来又对人们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具体到农民外出就业问题上，其根本的动因在于农民对个人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上，而这种追求个人效益的最大化会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有实力的行动者（即农民）在相应资源中所具有的利益及其对资源与信息的掌握情况，即"资源价值"。行动者要有足够的资源信息，才能做出目的性选择（Friedman and Hechter,1988：201-216）。二是行动者的个人实力状况，它存在于他所控制的资源价值和信息之中。三是每个行动者所控制的资源与信息及其分布状况，即"控制分布"，农民外出就业行动发生以前，其控制分布受制于个人实力及其所掌握的资源与信息，而行动发生之后，资源信息与个人实力状况又决定了其后续行动中的控制分布状况。四是行动的后果，即农民外出就业的后果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个人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且还决定了这一行动是否还会持续发生，这依赖于行动者对行动后果的价值所做出的判断（Coleman,1990：1075）。图一就是笔者根据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制定出的对农民外出就业行动的一般分析框架。
这个一般分析框架可以同时用于对个人基本行动和系统行动进行分析和预测，如果我们已知资源与信息控制在行动前的控制分布状况，便可以计算出每个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和每个行动的价值大小，进而可以推论出行动者对整个行动的控制程度以及行动的结果。同样，如果已知行动前和行动后资源与信息的控制分布，那么就可以由图一的反箭头方向推论出每个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和他所控制的资源与信息价值，以及行动者最终所取得的效益状况。
然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宗旨不是为了建立一种涵盖一切理论观点的抽象理论（尽管科尔曼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社会理论的基础"），而是为了将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如权威理论、组织理论、交换理论、社会规范理论等）引入到理性选择的模型中，以发展出一种具有实证性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模型。因此，根据上述的一般分析框架，如果把分析的重点进一步聚焦在行动者"理性选择"上（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寻求这种选择所受制的因素），我们便可以列出便于我们量化分析的各种数学解释模型（Chang,1993；Becker,1976；Friedman and Hechter；Homans,1974）。例如，下列数学公式就表达了一个具体的理性选择行动发生的条件（Chang,1993：246）：
V=BP-P'C
If Vi > Vj , then Vi is chosen
在上述公式中，B相当于行动者从预期行动中获得的预期效益的主观价值；C是和行动者相关的预期代价的主观价值，包括行动者预期的投入和可能受到的惩罚；P是行动者估计获得成功的可能性；P'是行动者估计遭受损失的可能性；V是估计其预期的行动的纯价值（i是指某项行动，而j是指其他的行动选择）。
很显然，这一解释模型受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较大，尽管如此，他与前面的一般分析框架具有内在的相通性。行动Vi（如农民外出就业）的发生无疑要受到个人实力、对资源信息的掌握、控制分布和行动后果四种因素的影响。行动的预期效益（即B）和预期代价（即C）的大小是由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对资源与信息的掌握与评价决定的，而行动获得成功或遭受失败的可能性（即P与P'）与行动中的控制分布及行动后果直接相关。从总体上来看，在行动估计获得成功或遭受失败的可能性一定的情况下，个人追求效益最大化动机越强烈（即B越大，C越小），行动发生的概率（即V）也就越大。具体到农民外出就业行为上，我国学者开展的许多经验研究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陈阿江，1997；谭深，1997；黄平，1997；邹农俭，1998；Yaohui Zhao,1999 ）。例如，"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经过大量实证调查得出，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一定的前提下，农村家庭劳动力是否外出就业表现为权衡外出就业的利益和风险的理性行为。当外出就业的经济收益高于本地就业利益、劳动力要素的外出边际收入大于本地劳动边际收入，农户家庭就可能选择外出就业（"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
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农民理性选择的跃迁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社会学中，理性行为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社会交往或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为，这种行为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因为它对"理性选择"的基本理解就是认为人的理性是"有界的"，在众多的"理性选择"行为中，由于条件和信息的有限性，人们实际上无法达到"最优点"，而只能"逼近"到最优点，即只能取"满意解"。因此，在具体理性选择的过程中，满意准则和合理化便成为这种"理性选择"行动者的行动基础。在此，笔者把这种理性假设称作为"社会理性"，其最基本特点就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寻求满足，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而不是"经济理性"中寻求利益的最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为表现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其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追求社会及其他效益的最大化，而且，其中有许多因素本身就是相互制约的，行动者只能在众多因素的权衡之中寻求一个满意解，而实际很难达到最优。因此，笔者认为，"社会理性"是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理性"表现，是"理性选择"的更高级表现形式。除此之外，笔者再根据斯科特"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观点引入一个"生存理性"概念，因为这种理性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而不是追求效益的合理化和利益的最大化。
这样，根据人们追求目标的不同假设，我们实际上可以把人的理性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而且，生存理性是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和做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选择。在生存压力下，决定农民是否外出就业的首要因素是生存理性选择。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民来说，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选择比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如过密化)，是更为现实的驱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出现大规模、长时间的外出就业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农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社会理性选择"跃迁过程中，"理性选择"高级化的具体表现。
首先，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是农民外出就业最根本的动因，也是当今中国民工潮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而"生存压力"既包括资源环境等自然条件方面的压力，也包括社会制度等结构性方面的压力。而自然条件方面的压力主要表现为人地关系的紧张(见表一)，即在现实的生产经营条件和技术水平条件下，农村的生产资源难以创造出维持农村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劳动成果。不仅如此，耕地面积的递减，劳动力数量的递增，生产手段的不断提高，使得农村中相对"剩余"的人口日益最多，生存压力也由此不断增加，为谋求生存而实现外出就业便成为农民不得不考虑的首要因素，生存理性选择由此得以充分体现。
经验研究也表明，人地关系越紧张，生存压力越大的地区，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动机就会越强烈，生存理性选择就越主动、具体。但是，笔者认为，相对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压力而言，社会制度等结构性的压力似乎更具有"冲击力"。因为自然环境形成的压力往往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它比起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因素而言，具有更强烈的"惰性"（文军，2000b）。因此，久而久之生活其中的个体很容易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感"下降，从而变得慢慢适应以致无视于这种压力的存在。而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压力却不同，它是人为造成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突变而成的，这种压力从它诞生时起，就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尽管，由于制度规范的强大，人们可能会一时忍受制度的压力而使自己的行为规范在制度允许的范围以内良性运作，但这并不等于制度对人们的压力不存在，恰恰相反，这种压力潜伏在社会结构之中，且迟早会爆发出来，一旦结构性压力有所松弛，便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爆发力"，从而迅速分化瓦解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为建立新的制度规范打下基础（文军，2001）。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农村一直存在着生存压力却直到1980年代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压力松弛以后，才形成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现象(事实上，在1949-1979年这段时期里，结构性的压力就一直存在，而且在中国农村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为冲破这种压力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只是，由于结构性压力的过分巨大，那种企图突破压力的理性选择行动，相对来说力量是十分薄弱的，在结构未有任何松弛之前，还不足以形成巨大的反结构动力以突破原有的制度规范，因此，生存理性选择表现的更为强烈)。
表一：中国农村的人地关系
年份 耕地面积 (万亩) 乡村人口 (万人) 农业从业 人员(万人) 人均耕地 (亩) 劳均耕地 (亩)
1980 148957.8 81069.0 29117 1.8 5.1
1985 145269.4 84419.7 31105 1.7 4.7
1988 143582.7 83725.4 32197 1.7 4.5
1990 143509.4 89590.3 38428 1.6 3.7
1992 143138.7 91154.4 38349 1.6 3.7
1994 142360.1 91526.2 36489 1.6 3.9
1995 142564.1 91674.6 35468 1.6 4.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资料计算
但是，仅有这种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还无法说明，在资源环境压力存在而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压力不存在或很少的情况下，为什么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现象。比如，早在13世纪初叶的宋朝，中国人口南北合计就已经突破1亿了，那时就已经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了，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口已超过4亿，其后百余年人口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人地关系变得更为紧张，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温铁军，2001：186)，而广大农民从总体上却选择了一条所谓过密化的道路。究其原因，如果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农民在资源环境的压力下首先不是遵循所谓的"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和社会理性(追求满意与合理化)原则，而是为了全家的生存糊口，为了即使遇到灾害也能确保全家在生存的前提下，挣得最低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避害第一，趋利第二，也就是说，只要还有口饭吃，传统农民是很不容易考虑再投入更多的成本冒更大的风险去开辟新的生活空间和就业机会的。"乡"、"土"既是传统农民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其割舍不开的心理情结(Scott,1976)。因此，就此而言，这似乎也是一个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的问题，只不过这种生存理性选择不只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一个个家庭或家族的，他们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却又没有选择外出就业。因为在制约他们进行理性选择的众多因素中，"生存压力"而产生的问题显然是首要的，其因此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本身就是"理性选择"行为的一种强烈表现。
其次，我们再看看"社会理性选择"方面。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仅从因生存压力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方面来寻找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动因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还无法彻底解释为什么传统农民宁愿选择走"过密化"的道路也不外出寻求新的生活空间，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生存压力"已大大减弱的今天，农民却要选择外出就业。尽管有学者从宏观的文化层面上予以了阐述，认为当时的农民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他们还更多地被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黄平，1997；黄宗智，2000），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终极原因。因为在笔者看来，文化从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本身就是一定社会活动的产物，且其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才得以表现。既然这样，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民这种"自我剥削"（Chayanov,1986；黄宗智，1994）文化的产生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微观的层面上更好地找到对这个问题的恰当解释，这种解释就是农民的"社会理性选择"。
前面已经谈到，我们将理性选择划分为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三个不同层次，笔者认为这种划分对于进一步解释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原因、流向和类型等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果仅从生存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解释，这只能说触及了农民外出就业最初的根本原因。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普遍化与快速化，单从生存的角度来寻求解释已无法说明当今为什么有些农村社区在解决温饱(生存)问题之后，还一如既往地要求外出或转移。显然，今天的农民具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从理论上来讲，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性结构性条件下，中国农民作为有目的的行为主体都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相反，在生存理性的驱使下，他们总是为了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不断地试错、不断地选择、不断地行动着(黄平，1997：81)。事实也的确如此，1980年代以来，从分田到户到乡镇企业，再从乡镇企业到外出打工，中国农民一步一步地通过自己有目的(其压到一切的就是求生存)的行为，逐渐在有意无意之间改变着行为规则和制度的约束，改变着资源的组合方式。因此在这种理性下所做出的种种选择，首先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生存。
但是，随着生存压力的减缓，农村人口外出就业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增加。究其原因，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就是农民不仅存在着"生存理性"，而且还存在着"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文军，2001)，尤其对新生代的农民来说，更是如此。那些已经或即将外出就业的农民，虽然仍然面对着人多地少、务农比较利益低下的困境(生存压力也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存在)，但是，对他们来说，传统的"乡"、"土"观念已不再具有原来那样强烈的文化意义了，他们已经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横向比较，再加上城市化的加快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日益松弛的结构性条件下，为追求满足生存以外的需求而一如既往地游离于乡村之外，其行为就不难理解了（Scott，1976；Popkin，1979；黄宗智，1994；黄平，1997）。因此，在这里，"社会理性选择"表现的十分突出。因为相对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这种单一标准的选择而言，社会理性选择似乎更具多样化，它促使农民在决定外出就业的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和"合理"的标准。而这种"满意"和"合理"常常是不确定的，它与个人实力、资源价值、对资源信息的控制分布以及外出行动的后果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生存压力还不是足够大时，对于那些已经外出就业过的农民来说，继续外出就业的意义就远不是"寻求生存"所能概括的，或许对他们来说，留在城市或者相对富裕的地区，即使生活得并不是很好(甚至冒着找不到工作，可能面临比留在乡村更大的生存压力)也比在乡村过着"过密化"的生活要强（这充分反映了行动后果对理性选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在基本生存安全得到保障以后，其它层次的需要将会凸现出来，而城市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等现代化生活图景比起乡村的生存安全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一定范围内，农民完全可以通过选择感受现代文明的方式来补偿自己可能因此而失去的部分生存安全保障。社会理性选择由此比生存理性选择体现得更为强烈，并成为主宰农民外出就业的主导动因。
五、简短的总结
最后，笔者试图根据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一般观点和分析方法，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根本动因作如下简短的总结：
1、从总体上来看，农民外出就业是理性行动的表现，而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之所以大规模发生，既有其历史文化的根源，也有其现实社会经济的原因；它既受人多地少等自然性因素的制约，也受制度规范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从总体上说走了一条"过密化"的道路，其在文化层面上的原因就是传统农村人口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且还更多地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而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是由于生产力过于落后，生存压力过大而使得传统农民还无法超越生存理性选择而进行经济理性选择或社会理性选择。
2、从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来看，他们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因生存压力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是首要的，只有在生存压力足够大，且制度性条件有所变动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就业才能成为一种可能。如果我们把农民面临的种种生存压力当作一种"推力"的话，那么，城市或富裕地区表现的种种"魅力"就是一种"拉力"，而这种"拉力"无论多么巨大，假如没有作为行动者的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作用，其经济学的"推-拉"模式也是很难奏效的。因此，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是其外出就业的关键，因为宏观上的各种推力与拉力再大，其最终发生效力还得借助于微观的个人选择行动。
3、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的表现，他们在具体行动过程中一般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顺序：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社会理性选择 (见图二)。 而且在农民外出就业发生初期，其往往更多表现的是生存理性选择，但随着外出寻求就业次数的增多和时间的拉长，社会理性选择和经济理性选择将表现的越来越突出。在制度性条件松动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主体性的增加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农民理性选择多样性的增加。
生存原则 最优原则 满意原则
生存理性选择 -→ 经济理性选择 -→ 社会理性选择
图二： 农民外出就业理性选择的逻辑顺序
4、农民的理性选择行为要变成一种现实，它不仅要受生存压力的影响，也要受传统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性安排的制约，而且，他们还要考虑其流动所要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包括预期和未预期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是否高于其滞留在乡村的"过密化"生活方式，以及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的大小。由此看来，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人口之所以在流出条件已基本具备的历史环境下依然选择了滞留于乡土，其主要是因为受生存伦理和乡土情结等传统文化的支配力远远超出了其经济理性或社会理性选择的驱动力，生存理性选择更为突出；1949-1979年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外出或转移，则主要原因是受制度性安排的影响，农民的理性选择为政府行为所替代；而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民工潮"则既是广大农民在长期以来的生存压力下对原有结构性格局和规则的一种突破，也是农民理性选择行动多样化得以充分展示的具体表现。
5、如果我们把支撑社会系统运行的社会结构理解为一种资源与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在社会结构面前决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他们总是有目的地首先为自身的生存其次为自身的发展而理性地行动着。但同时，这种理性选择行动又受制于一定的结构和规则。因此，无论他们的行动具有多么明确的目的性，也总是会受制于许多因素的约束，并在行动过程中不断地反思和调整自身的行动目标，而且这种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行动者本身所难以预期的（但结果却会对其后续的选择行动产生影响）。但无论怎样，农民理性选择行动的实现，在宏观层面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以及农民社会流动的状况，在微观层面上则预示了农民自我意识的增强和主体选择能力的提高。
6、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会出现在相同的制度结构和文化背景中，愈是贫穷地区的农民，其外出或转移的人数反而愈少的现象（黄平，1997），是由于除了其特有的亚历史文化因素以外，更主要的是其选择留在原住地本身就是生存理性的一种强烈体现，因为理性选择的提升是需要条件的，如选择成本的获得、选择能力的培养和做出选择时的具体外部环境等，而且，经验研究证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实力等人力资源变量在农民外出就业的理性选择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Yaohui Zhao,1999）。这些并不是所有农村地区和所以的农村人口都平均具有的。在贫困地区，农民赖以选择的资源和条件相对较少，尽管其可能具有很强的外出或转移动机，也未必会实现理性选择的提升。因为这时其社会理性选择比生存理性选择可能具有更大的风险性。
7、"经济理性选择"之所以还难以一时在中国农民身上首先发挥效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中心主义可能使中国人理性行动的单位与西方相比更多的是家庭而非个人(因为经济理性是建立在个人行动基础上的)。在中国，家庭是个理性选择的决策单位。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成熟，这很可能促使中国人(包括农民)的行动，尤其在经济领域的行动日趋理性化，经济理性选择理论对中国人的行动解释与以前"非经济中心时代"相比将可能变得更为有效，但同时，社会理性选择因其对选择过程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关注也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主要参考资料：
陈阿江，1997，"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形成中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北京：《社会学研究》第1期。
D?米勒和W?波格丹诺，1992，《希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黄平，1996，"寻求生存的冲动：从微观角度看中国农民非农化活动的根源"，香港：《二十一世纪》12月号
----1997，《寻求生存----当代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黄宗智,2000,《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黄宗智，1994，《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牛津大学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1987，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
谭深，1997，"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北京：《社会学研究》第1期。
文军，2000a，"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学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创新"，成都：《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2000b，"分化与整合：加速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稳定性的社会学分析"，北京：《科技导报》第12期。
----2001,"生存压力与理性选择：寻求当代中国农民非农化的动因"，香港：《二十一世纪》2月号。
温铁军，2001，"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相关制度安排"，见《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多因素分析模型"，北京：《社会学研究》第1期。
邹农俭，1998，《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Alexander, J.C.,1987,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Press.
Becher,G.,1976,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Boeke,J.H.,1953,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of Dual Societies as Exemplified by Indonesi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Boulding,K.E.,1973,The Economy of Love and Fear, Belmont, Calif.
Chang,H.Y.,1993,"Criminology: towards a neo-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3(2)
Chayanov,A.,1986,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oleman,J.S.,1990,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eman, J. S.,1964,"Collective Decisions" ，Sociological Inquiry，36 (166-181)
Hechter,M.,1997,"Sociological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merican Annual Reviews. Sociology, 23.
Friedman,D.& Hechter,M.,1988,"The Contribution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o Macrosociologic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Theory,6
Friedman,D.and Hechter,M.,1990,"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G.Ritzer(ed.), Fronties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eertz,C.(1963)Agricultural In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anovtter,M.,1992,"Problems of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Sociology"，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 eds.by Nitin Nohria and Robert C.Eccle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Gugler,J. and Flanagan, W.,1978,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West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mans,G.,1974,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Kalberg,S.,1980,"Max Weber's Types of Rationality: Cornerstones for the Analysis of Rationalization Processes in History", American Journal Sociology, Vol.85,No.5.
Madsen,R.,1994,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i,Jean C.,1999,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opkin,s.,1979,The Rational Peas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itzer,G.,1996,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Schultz,J.W.,1964,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ott,J.,1976,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E.and B.Martin ,1987,"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1):1-29.
Yaohui Zhao,1999,"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47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2001年0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