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生前是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长期担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他同时精通历史学科与自然学科，“不仅在某一特定学科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还有一种在短时间内精通一门崭新学科的非凡天才，”尤其在中西文化方面具有渊博的学识。他集才智与造诣于一身，以其科学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台湾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化》）奠定了其在世界科学界和史学界的崇高地位。
李约瑟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原名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因崇拜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李袡，故冠“李”为姓，从此以“李约瑟”闻名于世。1942年，身为生物化学家的李约瑟博士随“英国文化科学使团”来华从事文化交流。1943年，他在河南大学初次接触道家经典《道藏》，便开始沉迷于道家学说。1942年到1946年的中国之旅，使他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并由此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中国文化中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我别无所求。”从此，李约瑟博士为编写这部科学巨著倾注了全部心血，编制了全面的写作计划，阅读了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做了浩繁的笔记，他把中国上下数百年的深奥古文层层阐释，彻底消化之后再一一译成流利优美的英文，介绍给当今的西方学人。他指出：“中国文明在科学史中曾起过从未被认识的巨大作用。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有过贡献，而且贡献是伟大的。”从1945年着手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部开始，一发而不可收，从一部扩展到七卷，共达三十多部。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科技史的研究。1995年3月24日，李约瑟博士在伦敦逝世，终年95岁。中国科学界专门召开了纪念会，著名科学家谢希德、杨振宁等撰写了回忆文章，江泽民主席题词：“明窗数篇在，长与物华新”，是对李约瑟一生贡献的概括。
说到李约瑟博士与西农这个话题，就不能不提到石声汉教授，共同的事业使得两位科学家结下长达数十年的友谊，其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石声汉教授是我国植物生理学和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曾两度执教于西农，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学校的教学科研事业，深受师生爱戴。石声汉，湖南湘潭人，1907年生于昆明。1924年进入武昌高师（今武汉大学前身）生物系学习，后转中山大学生物系，1928年毕业。1933年考取第一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伦敦大学理工学院读研究生，1936年获伦敦大学植物生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谢绝了同济大学的聘请，毅然应聘刚刚成立不久、条件十分艰苦的西农，“打算以毕生精力从事‘科学救国’，想为作物需水问题找一点门径，替国家民族做点事情。”（石声汉《自传》），但由于日本侵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感到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无法实现，便于1938年在愤慨、惆怅、苦闷中离开了大西北。以后辗转于南方九省，先后任教于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十多所高校。解放后的1951年，受辛树帜院长之邀，重返西农工作，直到1971年6月28日不幸病逝。石声汉教授在西农时，除了承担植物生理的教学外，还领导和创建了学校植物生理生化教研室，为了解决西北地区农业生产中的干旱问题，他制定了“以水分为中心抗旱生理生化研究”的长远科研规划，提出以水分生理带动栽培技术研究，指明西北植物生理科研方向。石声汉教授学识渊博，勤于笔耕，著作甚丰，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从1955年开始，石声汉教授又开始了古农史的研究工作。他和辛树帜等老一代学者创立了西农的古农学研究室，并任研究室主任。他先后对《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深入的研究、校勘、注释、今释，出版了近百万字的《齐民要术今释》和130余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李约瑟博士给以高度评价：“由于他的两本著作——一本是关于前汉的农书，作者是氾胜之，另一本是关于六朝时期北魏贾思勰的不朽名著《齐民要术》，他在西方世界已很出名。因此，石声汉是不会被忘记的，而我个人将一直最深切地记着他。”
李约瑟和石声汉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代初。当时石声汉任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由于日军侵华，武大内迁到四川乐山（又名嘉定）。当时李约瑟正随英国“科学文化使团”在武大活动，两人相识后，共同的事业很快使他们成为知己。李约瑟看到石声汉在抗战后方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因陋就简建成的植物生理及病理学、真菌学实验室，由衷地赞叹石声汉教授“思巧过人”。石声汉曾陪李约瑟乘小木船沿岷江由乐山到宜宾，两人曾有许多轻松愉快的谈话。多年之后，李约瑟博士还深情地回忆到：“有一天，我和他在一起时，他开了一个玩笑，此后一直留在我记忆里：当时有许多人在望楼工事旁的一条小路上走成一行，因为天下着雨，他们都打着伞，石声汉转身朝我说：‘瞧，一行蘑菇在走路。’”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生物卷）第一分册（植物学）出版时，李约瑟博士特在扉页上题记：“谨将本分册作为对陕西武功国立西北农学院植物和真菌学教授石声汉的纪念，以感激他那激励灵感、轻松愉快的谈话，并追忆嘉定雨中的‘人蘑菇’……。”
在此之后，就有了李约瑟博士的第一次西农之行。时间应该是在抗战结束前的1944—1945年间。遗憾的是，从现有的档案、资料和文字材料里，已无法查到准确的记载，更无从考证李约瑟博士此行的目的和行踪。笔者冒昧地揣测，或是受石声汉教授的影响，想亲临中国最早的农官——后稷“教民稼穑”之地，探寻农耕文化之源头；或是想探究那使石声汉这样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的洋博士放弃江南水乡而独钟黄土高坡的原因；或是想与辛树帜、周尧等一批既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又深喑古代农史的学者交流切磋；或是……这已成为留给西农人的“千古之謎”。但无论如何，李约瑟博士在抗战时期的西农之行是确有其事的，这可以从其第二次西农之行的言行中得到印证。
李约瑟博士的第二次西农之行是在1958年7月23～24日。当时正值左倾思潮泛滥成灾的“大跃进”年代，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李约瑟以生物化学教授和英中友协会长的民间身份，得到中国科学院的邀请访华，行程有兰州和天水等地。李约瑟始终惦记着老朋友石声汉，再三要求顺访西农并拜会石声汉教授，讨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卷、农学卷编写问题。得到批准后，李约瑟一行四人于23日晚乘火车抵达武功（今杨凌），当晚在水保所的招待所休息。第二天一早，乘车赶到武功县（今武功镇）参观教稼台、后稷祠和姜嫄庙等历史遗迹，下午与石声汉会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石声汉已受到批判和冷遇，因此在会谈之前，领导专门找石谈话，规定了会见时的谈话内容。石曾提出拟以英文会话，但被拒绝了。这次会见仅安排了两小时，会见时又有其他人员在场，可以想象两位老朋友相见时感情上的沉闷与压抑，许多想说的话也只能是“尽在不言中”。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石声汉教授在结束谈话时，还是用英语对李约瑟博士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你这样的伟大著作（指《中国科学技术史》）应该感谢。”对此，当时的陪同人员还颇有微词。会谈结束后，应李约瑟的要求，由石声汉等人陪同参观了学校的果园和校园。在汽车上，李约瑟谈到“武功解放后变化很大，只是觉得火车站到西北农学院的道路过去即是这样”。由此可见西农在李心中的印象。会见时李约瑟还提出会见周尧教授，但都遭到婉拒。这次会见虽然是短暂的，但老朋友毕竟得以相见，弥足珍贵。一回到北京，李约瑟博士即向中国科学院领导提出请求，派石声汉去剑桥与他合作三年，共同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生物卷、农学卷。可惜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一计划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这次见面后，李约瑟、石声汉这两位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天各一方，只有“鸿雁传书”了。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分册（农学）出版时，李约瑟又在扉页上题到：“谨以本分册纪念武功西北农学院石声汉……没有他们开拓性的中国农史学著作，本分册是无法完成的。”1966年1月4日，李约瑟博士又致函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提出把石声汉等八名中国科学家推荐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孰料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的疾风骤雨，彻底割断了他们的联系。石声汉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向他袭来，农史学研究工作则成了他最大的罪名，家被抄，头被剃，书被封，每天只能是到农场“劳动改造”。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石声汉教授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每天批斗之余，他将多年整理、校勘古农书的心得体会写了约10万字的笔记，还对偶然得到的《焦氏易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写下了20万字的读书笔记。由于缺少稿纸，不少笔记是写在报纸边、烟盒纸上的。直到他最后因病住院和手术后的弥留之际，他仍惦记着自己的工作，对身边的亲人讲：“希望手术后再有两三年时间，把《农政全书校注》重校一遍，争取出版。有条件的话，按计划再搞两部古农书。”
此时远在剑桥的李约瑟博士虽然无法与石声汉联系，但他始终挂记着老朋友。
1985年，我校农机系杨青教授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做访问学者，她所研究的课题是“秦始皇陵出土兵器的磨削加工工艺”。当时李约瑟已是世界著名学者，且年事已高，一般很少见客了。杨青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李约瑟博士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并就有关问题提出请教。信发出后不久，就收到了李的秘书回复：李约瑟博士非常高兴会见你，希望到办公室会晤。见面后李约瑟首先问石声汉教授还在不在西农，当得知石先生已病故的消息后，李约瑟心情十分沉痛。其后，李约瑟又听取了杨青研究课题的进展情况，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并推荐了有关参考书籍，安排其助手与杨青保持联系。1990年，杨青教授再次随中国代表团赴剑桥参加“第六届中国科技史国际研讨会”，又得到已90高龄的李约瑟博士的热情相邀，到其家中做客。在他的家里，李约瑟再次深情地谈到石声汉教授，回忆他抗战时期和解放后两次到西农的经历。杨青介绍了学校的现状及古农研究室的发展，并赠送了学校的画册。当杨青邀请他再访西农时，他说“我老了，只能坐在轮椅上，跑不动了。欢迎你以后多来。”最后，李约瑟博士又打破其多年的惯例，高兴地和杨青合影留念。他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令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惊讶。杨青得此殊荣，也令与会的中外各国代表羡慕不已。我想，这里面除了李约瑟博士始终关注中国科技史研究和杨青教授的研究成绩等因素外，李约瑟博士对石声汉教授的尊敬、怀念和深厚感情，以及他与西农那未了的情结，应是其中原因之一。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李约瑟博士，石声汉教授这两位当代科学巨匠均已作古。但他们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为事业而执着的追求，应当成为西农后来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们那种真诚的友情和崇高的人格力量，应成为西农校史中的一段佳话，并永远激励后来的西农人。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
记于200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