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月2日晚约11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拿起话筒，传来话务员小郑急促的声音：“北京有一长途电话找张校长通话，我已联系了好几遍，张校长家中无人接。对方说有急事找校领导，请你代接吧。”几秒钟后，一个男中音从话筒中传过来。对方自报家门，“我是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的工作人员，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中央电视台特编拍了十七集纪实性电视片《世纪伟人——周恩来》，前期工作已经完成，即将在总理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开始向全国播出。其中有一集是周总理与知识分子专集，我们选用的素材中有总理与西北农学院前院长辛树帜先生的镜头，因要打字幕，特与你校核对辛树帜先生的姓名……”我脱口而出：“我们辛院长可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毛主席生前接见他时曾赞许到‘辛先生一生辛辛苦苦，在学术上是独树一帜。’这段话既巧妙地嵌进辛老的姓名，又高度总结和概括了辛老一生的成就和贡献……”
放下电话，一时竟睡意全无。回想辛老一生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坎坷经历，令人感慨万千。
记得老校友杨笃同志几次深情地同我谈到：“在西农的历史上，出了许多名人，有许多人是值得纪念的。在这方面，最值得称道和怀念的是德高望重的辛树帜先生。这不仅因为辛老是学校创办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更由于他两度执掌西农校务，前后任院长长达30年之久，在教育界也是空前绝后的……”
辛树帜先生（1894—1977），字先济，湖南临澧人，生物学家，古农学家，教育家。辛老出身贫寒，九岁入私塾，十六岁考入常德西路师范，二十一岁考入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毕业后曾在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第一师范等校任教。1924—192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笛尔斯博士（Dr.Diels）学植物分类学。学成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1932年任国立编译馆馆长；1936年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后改为国立西北农学院院长）；1946年筹建兰州大学并任校长。解放后，1950年重返西农任代院长，1954年被国务院任命为西北农学院院长直至去世；后又兼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副主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动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委。
辛老一生广涉群书，勤于探索，硕学博才。早年在中山大学时，就组织科学考察队，多次深入广西大瑶山等地，采集动植物标本数万号，其中由辛老发现并以辛氏命名的动植物新种达20多个。任南京编译馆馆长时，他主持审定科学名词，编译了大量科学图书和国外名著，审查中小学教科书，对我国近代科技教育事业贡献颇多。1932年，他考察西北，时值陕西“民国十八年年馑”之末，目睹关中平原“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状，激励了他开发西北高等教育的志向，遂与于右任、杨虎城等联名倡议在武功兴办一所高等农业学校。后毅然辞去国立编译馆馆长职务，出任刚刚成立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把自己毕生精力献给了西北的高等教育事业。
辛老毕生崇尚科学，献身教育，爱才惜才，奖掖后学。他常说：“人才从事业中出，只要以诚相待，知人善任，处处都有人才。”在西农的历史上，辛老以他崇高的人格力量、对事业的无限热忱和坦荡博大的胸怀赢得了大批专家学者的信任。许多人是慕其名、敬其德、感其恩而舍弃其他高校的高薪聘请和优越的条件而投奔辛老麾下。三十年代有翁德齐、涂治、沈学年、齐敬鑫、康清、芬茨尔（德国专家）、石声汉等三十多位知名教授。四十年代有姚鋈、虞宏正、王正、李秉权、路葆清、盛彤笙、王志鹄等四十多位有名教授来校任教。五十年代有黎琴南、刘宗鹤、万建中、王广森、贾文林、安希伋等一批名教授。遂有“辛老到哪，哪儿就教授云集。”之说。至于辛老关爱、奖掖、提携青年学子的故事就更多了。去看看辛老诞辰九十周年、一百周年的《纪念文集》吧，看看那些当年的青年人而今已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是如何追忆辛老的，它会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感情得到升华，也会使那些只知“爱钱”，不懂爱才，只知“为官”，不懂治学的人感到汗颜的。
辛老一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向往光明。他早年曾与毛泽东同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工作，毛泽东任师范附小主事（即校长），辛为生物教师。辛老当时对毛泽东同志深邃的思想和雄才大略非常佩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辛老出席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了有关古农学研究计划的发言。毛主席听了很高兴，热情地和他握手，回忆着他的姓名，笑着说：“讲得很好。辛树帜一生辛辛苦苦，在学术是独树一帜……。”毛主席逝世后，辛老满怀深情地写了《中国有今天，全靠毛主席》一文，缅怀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教诲。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辛老作了《怎样改进陕北水土保持工作》的发言，周恩来总理听了他的发言，亲切地鼓励说：“讲得不错呀！我希望今后五十年里，依靠我国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解决水土保持问题。”辛老还和我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是好朋友。他晚年曾回忆到“邓中夏的诗我曾记得一首‘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问人是何世，豺狼当道路。’邓对我在大革命时期出国留学极不赞成，我当时认定要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自认为我不适宜搞政治，就出国了。”兰州解放前夕，马步芳派人到学校威逼迁校，后国民党教育部又派专机到兰州，妄图胁迫辛老到台湾，辛老断然拒绝，并稳定人心，使学校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抗美援朝时期，辛老亲率慰问团，到战火纷飞的开城、板门店等地，代表祖国人民慰问志愿军战士，圆满完成任务。返校时受到西农数千师生的夹道欢迎。
辛老一生历经风雨而不改初衷，执着追求，大智若愚。每逢逆境，大节不辱，处变不惊。解放前任西农院长时，受国民党CC派排挤，被迫辞职。在兰大任校长时，又险遭马步芳挟持。解放后的革命征途中也是曲折的，1957年“反右”运动后，辛老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后遭冷遇，不能再理院务。然而辛老并不气馁，很快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向古农史研究，并有颇多建树。随后而来的“十年浩劫”，辛老被打入“牛棚”，夫人含恨离世，这对辛老的打击是沉重的，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而辛老并没有被压垮，被屈服，他临变不惊，全身心地投入到古农史研究和水土保持研究工作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83岁高龄时，还亲率考查队赴四川、云南等南方七省考察水土流失情况，并主持指导编写《中国水土保持概论》，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辛老夙愿终尝。
辛老一生正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生前关心、支持、帮助了无数的青年人，可对自己的儿女则严格要求，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即使是在他的晚年，生活无人照顾，学校人事部门负责人征询他意见时，他仍未同意。辛老去世多年后，四子仲复因受“文革”所累，生活屡遭变故，十分艰难。杨笃、薛澄泽等老同志多次向我反映，呼吁学校关注解决。 当我向校党委书记刘光华同志汇报后，他当即表示：“共产党要对得起老朋友，西农要对得起老院长。”随后经常委会讨论决定，调仲复回校，妥善安置。后又征得辛老子女同意，为辛老及夫人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我受党委委托，参加了这一简朴、庄重的仪式。面对辛老的墓碑，聆听史念海先生朗读亲撰碑文和老书记关联芳同志写的悼词，遥想辛老为之献身的西北教育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所创办的两所大学都以名校立身教育界。今天正值我们实施西部大开发，再造秀美山川的宏图大业之际，尤应感谢辛老半个世纪前为弘扬水土保持学的高瞻远瞩和所做的开创性工作。我在心里默默祝福，辛老安息吧！
青山苍苍，渭水茫茫；辛老精神，山高水长。
记于199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