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放前的农村经济

——黄宗智对西方史学界的挑战

[美]爱仁民(Xhrirtophen M Irllt)

最近二十年,西方学者对中国解放前农业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明显避开任何行为方式的详细考察,鲜有例外,在这种行为方式中,生产者和剥削者要确保他们从事的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资金、劳力和耕地。相反,西方史学的主流却倾向于宏观经济研究。这种研究通过统计性资料来寻找计算全国和地区性的增长率,并认为由此可以得出有否资本主义发展的充足证据。然而,一个无法接受的(被认为不言自明的)假说却不仅在农业生产者的经济行为、而且在农业发展的特殊原因方面都歪曲了这些论点。概括地说,蒙上薄薄面纱的经济史假说没有考虑社会结构,它认为农业生产者对不断改变的市场条件的反应总是既迅速又容易地随着最大价格/成本比率移动,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向另一种生产方式。因此,一般的趋势是假设在农业生产活动及对生产之前必需的资本、土地和劳力的再分配中,转移对生产者而言相对易于承受。正是这种新斯密论者的假说支持了这些论点的经验主义倾向,把统计论证与解释等同起来。也就是说,仅仅通过汇编统计资料来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而没有论证向资本主义行为方式的大致转移。

实际上,正如黄宗智曾经证明的那样,经济中的增长可能受不止一个因素的推动,简言之,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受竞争压力下的不断需求驱使去进行积累和向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进行投入,但内卷化增长与人口压力同步。西方史学界的主流认为为市场生产等于资本主义生产,这个说法显然是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和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主要机制的基本假说的继续。也就是说,在扩大的市场条件下,“物物交易”的自然趋势将转化成专业化、积累、投资和生产力发展的普遍形式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尽管斯密正确地界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机制,并由此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特殊差异性,他却滑认识到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机制并不起作用。是马克思首先提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只能在某一种社会条件中出现,他认为资本生产的持久形式只能在一些适当关系中产生,在这种关系中生产者和剥削者通常与他们的生存方式分离,他们被迫在市场中进行竞争、追逐最大利润以确保再生产的进行,否则将面临破产。

在黄宗智的农业史三本书中,他同意资本主义萌芽论者和早期现代中国论者的一个观点,他们论证了中国解放前的经济在总量或绝对产量方面的明显增加。此外,他也赞成自宋以降进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总量增长显著。然而,当他认为这些高水平的产出不是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而是靠劳动力的密集化获得时,黄宗智的著作实质上与这些结论有出入,而且他认为流通中商品总量的增加并不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结果、而是为生存不可或缺的结果。首先,鉴于环境和社会构成的双重压力,黄宗智认为农民倾向于新的作物结构,这种结构有利于增加劳动投入但出现边际递减效应。其次,黄宗智认为个人与市场发生联系不是以资本主义最大利润追逐者的身份出现,而是迫于极端的压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力图增加家庭收入以勉强糊口。换句话说,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市场。

不管你同不同意黄宗智的辩解,他已经令人信服地应战了西方农业经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农业生产者的日常活动上。黄宗智的著作引导我们从以前被忽视的复杂性来理解农业经济行为,他的著作表明,与工业生产迥异,农业生产易受某些特殊因素如环境、季节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此外,与其他经济活动不同,不同农时对劳力、资本和耕地的需求的高低变化使生产者易受限制、也有自由。实质上,要了解农业经济史必须首先直接对农业系统有所了解。黄宗智对农业作为一个系统是十分熟悉的,这使他的著作更有深度。简单积累地区、地区间和国际贸易的统计资料所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微乎其微。黄宗智确信我们必须从通过分析和界定剥削者、生产者再生产的经济规律或经济逻辑开始,然后才能对统计资料的意义作出明确的阐述。

西方学者对黄宗智著作的主要挑战是直接反对他对市场及市场如何运转的理解。与黄的论点相反,一些评论家争辩说市场的价格是不受限制的,也就是说,个体自由进入市场并与其他个体进行交换。这些评论家认为进入市场的原因与长期的经济趋势无关。另外,他们还认为黄宗智误述了亚当·斯密的论点(有趣的是,与此相反,他们对黄宗智对马克思的批评却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按照黄宗智的批评者的论点。斯密的《国富论》只是对工业化社会的研究而丝毫没有涉及农业。也就是说,斯密试图分析工业生产的基础,以及工业为追求最高生产率而如何进行组织。事实上他们争辩说如何区别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不是靠它们的市场结构,而是靠是否存在从以农业生产占优势的经济向以工业生产占优势的经济的转变。举例而言,18世纪英国的发展有许多原因,当个体不断离开农业生产并进入工业生产时都在一个市场内进行,该市场在时间和地点上与其他任何地方的市场并无不同。

其实,黄宗智著作的这些评论家们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工业化了,也许是把工业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否则我们就得假设他们没有看见作为历史上一种特定的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此外,他们争辩,因为市场在历史上不同时期里都是相同的,经济发展的原因是一种由压力而不是由生产者与市场的联系引起的行为转变。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假设古埃及的市场和当今年内日本及美国的市场遵循同样的运行规律。但这是好的经济学吗?更不用说是好的历史学了。在他们的批评中有资本主义的地位吗,如果这样怎么去迎合他们的规范认识?它仅仅是工业主义吗。如果这样,农业不能够资本主义化吗?或者我们让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保持令人不快的既有现状、工业总是先进、农业总是落后?最后,市场真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永无变化吗?

相反,黄宗智当然认为农民进入市场的一般条件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他的论点的一个明显的含义是市场具有历史特殊性,他认为在强制和非强制之间存在数量繁多的市场类型,这一结论应不致于令人惊奇。总之,行会和商人群体在历史上曾力图控制市场价格并限制进入市场的自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主要是受了主流历史学观点的影响。单单把精力集中于地区和区间贸易并仅依靠数字积累很容易得出市场价格是不受限制的假说,没有历史的特殊性就不能说明农民进入市场的历史特性,这些反面的论点揭示了一个难以令人接受的非历史观。

最后,黄宗智的著作比他的西方的批评家更具有历史深度,通过把农民置于社会系统中,我们发现农民并非个人主义的、理性的行为者,而是扎根于社会之中。市场只有在缺乏历史特殊性的范型中才表现为无限制的市场。

出处:史学理论研究 1994年第2期

引自:中国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