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
曹树基
载《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
（曹树基，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人口普查资料及新修地方志所载数据，对1958-1962年间四川各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五年大饥荒中，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940万，占灾前全省人口总数的13%.
关键词：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1958-1962年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in census and newly published chorography ，theessay
makes an estimate of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during the periodof
1958-1962.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reaches9.4million ，which accounts for 13%of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Sichuan
beforethe great famine.
Key words ：the population of Sichuan，unnatural death，the period of 1958-1962
迄今为止，有关“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人口死亡数量的研究，大多依据全国性的人口数据来进行，所得结果相差甚大，令人难以把握。笔者采取不同的分析策略，以省为单位，逐省展开相关的研究工作。通过各省人口死亡数累加，即可得到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
在目前各家的研究中，金辉的研究方法最值得称道。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列算式如下：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1]只不过，利用全国数据进行研究，可以不考虑因行政区变动而产生的人口迁移问题，而进行分区研究，则必须讨论因人口迁移所导致的人口变动。列算式如下：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净迁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项全国性的研究中，笔者借用清代的“府”作为稳定不变的政区，本文作为这一大型项目的一部分，仍采用这一虚拟的政区。[2]
四川省人口众多，灾情严重，人口死亡也多。就资料而言，四川省虽然是人口死亡大省，但四川省的地方志书所记载的人口资料相当可靠，隐瞒或篡改资料的现象并不多见。只是由于四川灾情延续时间长，1958-1962年的整整五年，均可视作灾年。在有些县份，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已经上升，1963年的人口死亡率仍未下降，本文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或人口增长率来确定灾年。兹分府分析如下。
1、成都府
成都府境包括成都市、双流、新都、华阳、新繁、金堂、彭县、温江、崇庆、新津、崇宁、郫县、灌县、简阳、什邡和广汉。合而计之，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6‰，1964-1982年为21.6‰。[3]由于政区变动频繁，无法分县论述。从已经查阅过的新都、温江、灌县、广汉、简阳、双流、金堂、新津、郫县、什邡、崇庆十县县志看，每县均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由此推测成都府各县的情况大体如是。鉴于成都平原的灾情特别严重，也推测成都市不能幸免于难。
根据新都等十县县志，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4‰。[4]这一数据并不确切，是因为双流、金堂、郫县等三县1954年人口少于1953年。此三县邻近成都市，小块区域的划出可能是造成1954年人口减少的原因。从1954年至1957年，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8‰，若排除双流、金堂、郫县不计，其他七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9‰。由于成都市区另计，故以18.9‰作为成都府属各县灾前人口增长速度。
1953年，成都市人口只有85.7万，1964年多达158.3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7.4‰。成都市人口高增长，既有周边乡村人口的移入，也有外地人口的迁进，又有政区变动所导致的人口增加。由于记载的缺失，不可能将人口的来源及数量一一辨析。兹将1953-1964年成都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当作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加权平均，1953-1957年成都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5‰。以此测算灾前人口。1962-1964年，新都等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5‰，1964-1982年为18.7‰，数据合理可靠。以此测算成都府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成都府境净减少人口61万。依金堂、灌县、双流、简阳、新津、什邡、崇庆、广汉八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可知从1958年至1962年，八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境内，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2.2万。成都府境五年大饥荒中共减少人口83.2万。
金堂、灌县、双流、简阳、崇庆、新津等六县县志记载有历年人口迁入数与迁出数。五县合计，大饥荒五年中共迁入人口46.2万，共迁出人口53.1万，净迁出人口6.9万。1964年，此六县人口占排除成都市后全府人口的55.7%，以此比例推算，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12.4万。扣除净迁出人口，成都府境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0.8万。
从历年人口数据看，似乎简阳县人口减少得最多。1958年底，简阳县人口为123.3万，1962年底仅存86万，净减少人口37.3万。其实，这不是人口本身变动所致，而是由于1959年10月将龙泉驿区全部划归成都市管辖的结果。1959年简阳县人口净减少约24万，根据当年人口死亡率估算，其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万，净迁出0.7万，其余17.3万人口为龙泉驿划出人口。大饥荒五年间，简阳县合计死亡人口27.4万，其中正常死亡人口大约5.4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22万。根据历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计算所得人口增减值与历年人口增减值吻合，说明《简阳县志》所载人口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关于大饥荒时期简阳县的灾情细节，请读亲身经历大饥荒的惠文先生在简阳的工作笔记《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5]，兹不赘述。
2、绵州
绵州境包括德阳、罗江、绵竹、绵阳、安县、梓潼六县，其中罗江并入德阳，实为五县。在查阅的四种地方志中，各县均经历规模不等的人口死亡，推测全府皆陷入大饥荒。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53-1964年，绵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4‰，1964-1982年为21.2‰。人口死亡有相当大的规模。
据德阳、绵竹、绵阳、安县县志提供的历年人口数据，1953-1957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2‰。安县无1962年人口，德阳等三县1962-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5‰。[6]三县灾后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实为30‰-40‰之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实为人口迁入所致。安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6.4‰，是由于从1962年至1964年，安县接受了13807名来自潼川府境中江、三台、蓬溪、射洪、遂宁等县的移民。加权平均，四县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2.4‰，以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绵州境内人口净减少11.5万。五年间德阳、绵竹、绵阳三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60个千分点[7]，推及全府，灾前还应增加人口11万。绵州境内减少人口22.5万。德阳、绵阳两县有相当完整的人口迁移记载，五年间两县共迁入人口32.1万，迁出人口33.1万，净迁出人口1万。以此推测，绵州境内净迁出人口约为1.5万。如此，绵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万。
分县而论，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记载，德阳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8万，绵竹县为4.4万，绵阳县为4.3万，三县合计13.5万。安县1957年人口为30.4万，1961年为28.1万，净减少人口2.3万，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4万。梓潼县人口与安县相当，死亡人口也与安县相当。五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万。
3、龙安府
龙安府境包括北川、平武、江油、彰明、青川五县；1958年彰明、江油两县合并，变成四县。1953-1964年龙安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5‰，1964-1982年为24.1‰。从1953中至1957年底，北川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4‰。[8]分县而论，平武县1953年人口多于1954年，是因为该县1956年有四乡划入北川。从龙安府境各县情况看，1953年除了人口普查数据外，各县并无其他人口统计。因此，平武县1953年以后的历年人口，是政区调整以后的数据。江油县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北川县1954年人口也就大大多于1953年。上述各县的政区变动，皆在龙安府境内进行，计算时不用对境域进行调整。另外，1957年8月至1958年1月，北川县接收了来自三台、蓬溪、遂宁、射洪等县7655名移民。这也是导致灾前龙安府境人口增长速度偏高的原因。
1961-1964年，北川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7‰，其原因在于1962年江油县有4.4万人口的净迁出。1958年江油县净迁入人口11.5万，1959-1962年持续外迁，四年中的净迁出人口累计达到10.1万。也就是说，除了死于饥荒者以外，1958年的迁入者，至1962年已经基本迁出。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龙安府境净增加人口0.9万。四年大饥荒中，五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2万，龙安府减少人口多达1.3万。四年中，北川县净迁出人口1.3万，1958年6月茶坪乡有5742人划归安县，扣除不论，净迁出人口实为0.7万。江油、平武、青川三县合计净迁入人口6.3万，四县合计净迁入人口5.6万。如此，龙安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9万。分县而论，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北川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5万，平武县约0.9万，青川县约1万，江油县约4.5万，合计6.9万。两种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在龙安府境，江油县的灾情最重，死亡人口最多。《江油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江油县委检查组报告批露东安公社九区队基层干部违法乱纪严重，先后以扣饭、拆家、毒打、苦役等手段迫害社员167人，直接造成7人死亡。11月25日，县委紧急部署在十日内，全县将1921.5万公斤粮食集运到铁路、公路沿线粮站，保证城乡供应和上调计划的完成。1961年7月11日，356名社员误听谣传，因缺粮去北川县曲山公社挖白泥二千多斤煮食充饥，引起中毒。
4、潼川府
潼川府境包括盐亭、中江、三台、遂宁、蓬溪、射洪、乐至、安岳、潼南等九县。潼川府境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1‰，1964-1982年为16.3‰。在已查阅的潼南、中江、三台、安岳、遂宁五县县志中，遂宁、三台和中江三县灾前即属人口迁出区。五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2‰，1961-1964年为23.3‰。[9]以此推测潼川府境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潼川府境人口净减少76.7万。四年间，潼南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41个千分点，三台县超过26个千分点，中江县仅超过7个千分点。三县平均约为2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2万，合计全县减少人口91.9万。四年间潼南县净迁出人口为0.93万。中江县有历年人口记载，却无人口迁移记载。根据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与历年年末人口数，估计四年间净迁出人口约为2.5万。以同样方法估算，同期三台县净迁出人口约为1.9万，三县合计净迁出人口为5.3万。以三县占全府人口比例推测，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14万。如此，潼川府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77.9万。依各县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潼南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万，中江县约为6万，三台县约为10万，三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0万。其他县记载有缺，无法知悉详情。
5、眉州
眉州境辖四县：眉山、彭山、青神、丹棱。1953-1964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9‰，1964-1982年为23.6‰。人口损失的规模相当大。眉山县1957年人口较1956年减少0.8万人口，而是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95‰，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约1万人。如果1957年数据为真，则意味着是年有1.8万人口外迁。是年该县无人口外迁及区划变更的记载，姑且存疑。
从1953年至1956年，丹棱、眉山、彭山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1‰，1961-1964年为34.9‰。[10]以此计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眉州境内人口净减少14.2万。《眉山县志》关于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出生率计算错误，四年中实际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42个千分点，彭山县只超过8个千分点，合计超过3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7万，眉州境内共减少人口16.9万。三部县志均未记载人口迁移情况，根据眉山县所载历年人口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可知该地未有规模性的人口外迁，只在彭山县有1.2万净迁出人口，设州境内的净迁出人口为2万人，眉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5万。
6、资州
资州境包括内江市和内江、资中、资阳、井研、仁寿等五县；资州境内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2‰，1964-1982年为21.8‰。1964年人口少于1953年，证明当地的人口死亡的数量是惊人的。从1953年至1964年，资州府辖各市县当中，只有内江市的人口呈增长状，其他各县人口均为负增长。据《内江市志》所载，1954-1956年，内江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8.8‰、62.7‰和64.9‰。[11]这不是正常的人口增长，而是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或区划变动所致。由于未见原书，细节不详。《内江市志》揭示1954年内江市人口死亡率只有3.2‰-8.6‰，1958年至1962年高达16.1‰-26.2‰，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仍有相当大的规模。1960年内江市人口出现负增长。与其他县相比，内江市的饥荒程度要轻得多。
从1953年至1957年，内江、资中、资阳、井研四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7‰。[12]这一增长速度偏低，其原因在于1957年资中、资阳两县的人口死亡率上升。如在资中，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达13.1‰，资阳则为17.9‰。灾后三年四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4‰。这一增长速度较周边地区要低得多。仔细分析，资中县1963年人口增长率只有3.2‰，是不真实的。是年资中县人口自然增长2.6万，净迁出0.7万，净增长1.9万，而实际人口增长数只有0.5万，有1.4万人口不知所踪。资中县灾后二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约35‰，资阳县为32‰，井研县1964年为33.4‰，平均约为33‰。考虑到资中、资阳两县灾后人口迁出略多于迁入，故定为30‰。
依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资州境内净减少人口68万。五年大饥荒中，资中、资阳两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4个千分点，推及全州境内，灾前人口还要增加12.2万，合计减少人口80.2万。资中、资阳两县五年中净迁出人口1.56万，推测全州境内外迁人口约3.7万。如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6.5万。
7、嘉定府
嘉定府境包括自贡市部分、峨眉、乐山、五通桥区、荣县、威远、峨边、犍为、夹江、洪雅等县。1953-1964年嘉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1964-1982年为24.8‰。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在嘉定府辖9.5个市县中，已经查阅其中6部县志。[13]另外，《威远县志》没有历年人口，只有1955年、1960年和1965年的各项人口指标记载。分县而论，只有夹边县的人口变动稍有些离奇，其他各县基本正常。1953-1957年，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4‰，1962-1964年为39.5‰。据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嘉定府净减少人口38.1万。大饥荒五年中，洪雅、夹江、峨眉、犍为四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共3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0.8万，全府减少人口合计48.9万。《峨眉县志》和《夹江县志》记载历年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两县合计，五年中共迁入人口213709，共迁出人口224729，净迁出人口1.1万。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9万，嘉定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9.9万。
7、叙州府
叙州府境包括自贡市部分、宜宾市、宜宾、普安营、雷波、马边、富顺、隆昌、南溪、长宁、高县、庆符、筠连、珙县、兴文、屏山和沐川。已经查获的地方志多达9种，其中只有一种无历年人口记载。沐川、富顺、宜宾、兴文、珙县、长宁、隆昌、雷波八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2‰，1962-1964年为51.5‰。[14]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太高，是因为灾后宜宾县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107.9‰和121.1‰，宜宾县人口的高增长是政区调整的结果，而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排除宜宾县不计，灾后叙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3.4‰，以此测算叙州府境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叙州府人口净减少58.4万。宜宾、珙县、长宁、隆昌四县大饥荒五年中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合计为31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3.2万。叙州府境大饥荒中共减少人口71.6万。目前仅查到《珙县志》所载迁移人口，五年中净迁出人口6558人。推及全府，应有17.2万人口外迁。不过，叙州府境的自贡、宜宾两市人口增长迅速，迁入人口可能多于迁出人口。如此，设净迁出人口与大饥荒中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相当，则叙州府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在这一点上，叙州府的情况与嘉定府相同。
8、泸州
泸州境包括泸州市、泸县、合江、纳溪、江安和古宋。1953-1964年泸州境内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4-1982年为23.3‰，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分县而论，1953-1964年泸州市人口大量减少可能与泸县人口增加有关，两县合计，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1‰，与泸州府境各县同期人口变动速度一致。
纳溪、合江、江安、泸县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4‰，1962-1964年为38.6‰。[15]据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泸州净减少人口33.3万。大饥荒中，合江、泸县、江安三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50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2.4万。不过，在合江县，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多达20639人，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多达9.7万。泸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6万。
在《江安县志》中，1960年全县总人口为280759，出生人口为3919，出生率为10.1‰，全部死亡人口只有2047人，死亡率记作667.3‰，自然增长率记作57.2‰。死亡率实为7.3‰之误，而自然增长率是用67.3‰的死亡率减去10.1‰的人口出生率所致。由此看来，江安县1960年真正的人口死亡率为67.3‰。如此，是年死亡人口将多达1.9万，而不是0.2万。
9、叙永厅
叙永厅境只有叙永、古蔺两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1964-1982年为18.9‰。叙永处于川南，与贵州、云南两省毗邻，人口的增长速度偏低。尽管如此，1953-1964年人口增长的低速度仍可说明该地经历过大饥荒，人口曾经大量死亡。
《叙永县志》只记载有历年人口数，而无其他记载。古蔺县除了历年人口外，还记有历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从1953年至1957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3‰，1962-1964年为30.1‰。[16]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两县净减少人口10.6万。五年中古蔺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44个千分点，推及两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6万。叙永厅与云南昭通府邻，大饥荒年代，有相当数量的四川饥民逃至昭通。将大饥荒中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与净迁出人口相抵，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10、重庆府
重庆府境包括重庆市、巴县、长寿、綦江、江北、江津、合川市、合川、铜梁、永川、大足、荣昌、璧山、武隆、南川、涪陵和武胜。1953-1964年重庆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7‰，1964-1982年为21.4‰。1953年，重庆府境内市县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11年间0.7‰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意味着人口死亡的巨大规模。在已查阅的南川、涪陵、武胜、武隆、璧山、永川、江北、合川、巴县、大足十县县志中，只有巴县灾前人口变动呈现异常。1956年，巴县死亡人口共34032人，死亡率高达38.3‰。是年净迁入人口多达5万余，使得人口总数增长而非减少。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1.4万，人口净迁入0.2万，人口理应增加1.6万。在没有政区变动的情况下，是年人口却减少了0.7万，不知何因。另外，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1953年巴县人口为879378，在《巴县志》中，则为819378，由于195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超过1954年和1955年巴县人口，所以，这一数据肯定是错误的。本文计算据《巴县志》。
从1953年至1957年，重庆府境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1‰，1962-1964年为40.1‰。[17]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重庆府境人口净减少146.6万。在璧山、合川、江北、大足、武胜、武隆、巴县、涪陵等八县，大饥荒五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3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7.6万，合计重庆府境内减少人口184.2万。巴县、璧山、大足、涪陵四县有完整的人口迁移记载，四县合计，大饥荒五年间人口净迁出4.2万，推及全府并扣除重庆市，大饥荒期间净迁出人口达12.5万左右。重庆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71.5万。
11、顺庆府
顺庆府境包括南充市和南充、广安、岳池、营山、蓬安、仪陇、西充、邻水八县。1953-1964年顺庆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6‰，1964-1982年为20.6‰。比较而言，人口死亡的规模相对较小。在顺庆府境九县，已经查阅的县志多达七种，其中有些数据存在问题。如在营山县，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53-1964年，营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属于人口增长最慢的县份之一。根据《营山县志》所载历年人口，1953年中至1957年底，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8‰[18]，值得讨论的是，《营山县志》所载1953年人口为普查人口，从1953年中至1954年底，营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1‰，如果将此数当作1953年底数，至1954年底，人口增长率也只有22.8‰，与以后两年28.5‰和24.7‰的人口增长率相比，是正常的。如果将营山县1953年人口数当作年底数，或将历年人口数当作年平均数，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23.5‰。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岳池和南充。在西充县，1953年统计人口为433582，超过1954年人口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53年人口普查数为427625，更为合理。即使将1953年西充县普查人口当作年底人口，1954年西充县人口增长率也不过为9.9‰。看来，将顺庆府1953年普查人口当作1953年年底人口，或者将顺庆府境各县统计人口当作年平均人口，要合理得多。
从1953年至1957年，顺庆府七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8‰。[19]人口的这一增长速度不高，是因为仪陇和岳池两县1957年人口已经少于1956年。如仪陇县，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0.7万，而人口总数却减少0.9万，1.6万人口不知所踪。在岳池县，1957年自然增长人口1.5万，而人口总数却减少0.2万，也有1.7万人口不知所踪。在有些地区，1958年人口减少是进城做工，而在1957年，如此大量的人口失踪，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两县排除不计，灾前四年顺庆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1‰。
1962-1964年，七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这一速度可能偏低，原因在于南充县和营山县人口增速偏低。在南充县，按照人口总数计算所得灾后两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9‰。1962年南充县自然增长人口2.5万，净迁出人口0.2万，人口净增2.3万，而总人口仅增加234人，2.3万人口不见踪影。在营山县，1963年和1964年分别有0.8万和0.3万人口失踪。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南充、营山两县均有详细的人口迁移记载，失踪人口不可以解释为外迁人口。排除两县不计，其余五县灾后两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1.7‰。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顺庆府境人口净减少42.9万。营山、南充、岳池、仪陇、蓬安五县合计，五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6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3.4万。合计减少人口56.3万。五年中，营山、蓬安、南充三县净迁出人口9655人，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最多不超过4万。这一推测相当可靠，如在仪陇县，根据历年人口和自然增减人口推算，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只有0.4万，数量也是不多的。据此，顺庆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52.3万。
营山、南充、蓬安三县有人口迁移的明确记载，藉此可以检验大饥荒中有关人口记载的真伪。在营山县，1959年较1958年净减少5万人口，而自然增长人口仅为400，净迁出人口仅为0.76，有4.3万人口不知所踪。1958年也有0.6万人口失踪。实际上，也是县志作者缩小了的1959年和1958年人口死亡数。在南充县，1958年有0.9万人口不知所踪，1962年有0.4万人口不知何自。在蓬安县，1958年和1961年分别有0.4万和0.6万人口不知所踪。比较而言，营山县对于死亡人口的隐瞒是相当惊人的。而根据上引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南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7.7万，岳池约6.5万，蓬安约5.5万，仪陇约3万。按照历年人口死亡率，营山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2.7万，而依上述分析，则可能多达7.6万，达到与南充县相当的规模。顺庆府辖9县，南充市人口较少，死亡人口也应较少，其余8县平均死亡人口多达6万余，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
12、保宁府
保宁府境包括广元、昭化、旺苍、剑阁、苍溪、南部、阆中、通江、南江、巴中、平昌等11县。1953-1964年保宁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2‰，1964-1982年为22‰。也有灾情。根据苍溪、剑阁、巴中、广元、南部五县县志，1953-1957年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4‰，1961-1964年为26.3‰。[20]据此推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保宁府净减少人口30.6万。大饥荒四年中，苍溪、巴中、剑阁、南部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仅8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9万，合计减少人口34.5万。四年中，苍溪、巴中两县净迁出人口5610人，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大约为2万。保宁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2.5万。
13、太平厅
太平厅境有城口、万源两县。1953-1964年太平厅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9‰，1964-1982年为23‰。在《城口县志》中，1953年年末人口为137275[21]，与普查人口数完全相同。如果《城口县志》的记载为真，1954年城口县人口增长率高达31.8‰，大大超过后两年的7.2‰和15.6‰。《城口县志》还记载有1953年年均人口为134689.很显然，该县县志错将年末人口当作普查人口。
以年末人口为据，从1953年至1957年，城口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7‰，以年均人口为据，则为19.0‰。与周边地区比较，第二个数据更准确。依年末人口数，1961-1964年，城口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9‰。据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太平厅人口净减少3.7万。四年中城口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9个千分点，据此测算，两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2万，合计减少人口4.9万。《城口县志》没有人口迁移的记载，但根据历年自然增长人口与历年人口增减数，可知大饥荒四年中城口县净迁入人口约1600人。无论这一数据是否准确，它告诉我们，城口县不是一个人口的迁出区。太平厅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14、绥定府
绥定府境有达县、宣汉、开江、大竹和渠县。1953-1964年绥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3‰，1964-1982年为21‰。由此可见，绥定府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开江、宣汉、达县、大竹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9‰，1961-1964年为20.4‰，灾后三年数据偏低是由达县数据的失真所造成。1962年达县自然增长人口1.1万，总人口却减少1.5万，合计有2.6万人口不知所踪，以至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排除达县不计，其他三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8‰。[22]
以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绥定府净减少人口37.2万。四年大饥荒中，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21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7.1万，合计减少人口44.3万。宣汉县四年中的净迁出人口为0.5万。依历年人口数与自然增减人口数推测，达县净迁入人口约0.4万，大竹县净迁出0.4万。推测绥定府境净迁出人口约为0.8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约43.5万。
《达县志·大事记》称，1961年春，全县10余万人发生水肿病。也就在这一年，全县外调粮食16360万斤支援京、津、沪，全县设立孤儿院11个。达县数万人口就是这样饿死的。
15、夔州府
夔州府境包括万县市和万县、开县、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等县。1953-1957年夔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7‰，1964-1982年为21.5‰，人口的死亡规模相当大。巫山、巫溪、开县、云阳、万县市、万县六市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3‰，1962-1964年为23.4‰，1964-1982年为20.9‰。[23]灾后两年人口增长速度略高于1964-1982年，是不正常的。细查之，在巫山县，根据历年人口数，1962年和1963年人口增长率分别只有8‰和13.8‰，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分别为18‰和28.1‰。如果说历年人口数也是正确的，就意味着灾后两年有相当多的人口外迁。开县、云阳两县灾后人口数据的性质与巫山县同，也是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依人口自然增长率，灾后巫山、开阳、巫溪、云阳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至少可达28‰，万县市有完整的迁移人口记载，灾后两年自然增长人口与迁移人口相加，1963年净增人口0.65万，1964年净增0.54万。这两个数据与两个年份人口总数的增加值基本吻合。这样，万县市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4‰，与两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致。万县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一致，约为35‰，六县加权平均约为29.8‰，以此推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夔州府境净减少人口42.5万。五年大饥荒中巫山等六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9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2万。全府减少人口共约57.7万。在万县市，灾中五年净迁出人口2.2万，云阳县1958年净迁出人口0.58万，1962年净迁入435人，可以忽略。在万县市，1958年和1959年的净迁出人口最多，假设云阳县情况相同，云阳县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可能达到3万。依据历年人口总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分析，推测五年中巫山县净迁出人口2.4万，巫溪县0.8万，万县净迁入人口1.2万，净迁出人口合计7.2万。依五县人口在全府总人口中的比例，夔州府境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可能多达11.5万。如是，夔州府境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开县数据。1958年开县人口自然减少0.9万，而人口总数却增加1.6万，如果人口总数的增加是人口迁入引起的，净迁入人口多达2.5万。开县不是工业中心，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口迁入。1959年人口自然减少5.1万，人口总数仍增加2.7万，是年不可能有7.8万人口的净迁入。1960年人口自然减少5万，人口总数减少了17.6万。正由于1958-1959年人口虚增了10.3万（2.5万+7.8万），才使得1960年的人口总数减少达到如此大的幅度。如果扣除10.3万虚增人口，1960年的减少人口只有7.3万，与自然减少人口接近。也就是说，如果1958-1959年净迁出人口有2.3万的话，1960年的全县减少人口即自然减少人口。很明显，1958年和1959年开县人口总数是不可相信的。
夔州府境的灾情可见县志中《大事记》的记载。在巫山县，1959年全县大部分公共食堂开始断粮，浮肿，死人现象发生。在云阳县，1959年1至9月未下大雨，夏季粮减产60%，粮食供应开始紧张。1960年5月下旬至6月底县内严重干旱，全县644个生产大队，只有7个旱象较轻，当年全县粮食产量较1957年减产44%.全县严重缺粮，出现大量水肿病人和人员非正常死亡。1961年6月底，县内持续干旱，旱象延续八十多天，大春粮食作物受灾面积达91%，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产53%.也就是说，从1959年至1961年，全县粮食产量只有正常年份产量的一半左右。政府的征购以及其他相关情况，县志中没有记载。只是令人疑惑的是，何以在1957年和1958年，云阳县人口死亡率就分别高达14‰和19.3‰？何以在1963年和1964年，云阳县人口死亡率竟然分别高达17.1‰和21.9‰。夔州府邻近湖北，比较而言，湖北省的灾情要轻得多。夔州百姓顺长江而下，出三峡而于湖北宜昌，所以出现近20万人的净迁出。也正是由于大量人口外迁，才使得数十万饥民的生命得以保全。
16、忠州
忠州境包括忠县、垫江、丰都、梁平四县。1953-1964年忠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1964-1982年为21.6‰，可见死亡人口之众多。四县县志所载数据基本准确可靠，只有忠县、丰都两县1953年“年末人口”与普查人口相同。然而，按照人口增长率分析，此两县人口确实是年末人口，而非年中人口。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23.4‰，1961-1964年为34.8‰。[24]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忠州人口净减少37.4万。四年大饥荒中，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6个千分点，合计约有5.6万人口。在垫江县，四年大饥荒中净迁出人口只有1135人，推测四县净迁出人口不会超过0.5万。如此，大饥荒中忠州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2.5万。《垫江县志·大事记》记载1959年11月，全县水肿病人多达18.57万人。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17、石柱厅
石柱厅境只有石柱一县，是四川省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1‰。查《石柱县志》，1953年人口即普查人口，而经分析，此数据确为1953年年底人口，而非年中人口。从1953年至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9‰，1961-1964年为42.3‰。[25]大饥荒中人口死亡多，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快。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石柱厅人口净减少10.1万。依绥定、忠州等地例，石柱厅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会低于此数。
18、酉阳州
酉阳州地处川东南山区，与鄂西南、湘西及黔东北地区接壤。境内有秀山、黔江、酉阳、彭水四县。1953-1964年酉阳州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1‰，可知死亡人口众多。1953-1957年，秀山、酉阳、彭水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6.9‰。[26]分县而论，1953年秀山县人口超过1954-1965年所有年份的人口。《秀山县志》称，1953年秀山县人口较1949年末增加16202人，四年增长4.54%，年平均增长率11.4‰。关于1954年0.7万人口的减少，却没有交待。又说，由于1954年粮食统购中购了部分过头粮，致使1955年不正常外流达万人以上。而事实上，1955年人口较1954年增长了0.1万。将历年人口数与历年人口自然增长数合计，可以发现1954年有大约1万人口不知所踪。排除秀山县不计，同期酉阳、彭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10.5‰。假如黔江县的人口增速与酉阳、彭水相近，加权平均，四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8‰。1962-1964年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据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至1962年，酉阳州境人口净减少27.7万。在秀山县，大灾五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0千分点，由于秀山县人口减幅最大，故推测州境内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可达20个千分点。如此，灾前人口还要增加2.7万，合计减少人口30.4万。在秀山县，依历年人口数及人口自然增减数推测，五年大饥荒中的迁出人口与迁出人口基本相等，即不存在规模性的外迁人口。因此，在酉阳州境，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秀山县志》还称，从1953年至1964年，净迁出人口22369人，其中1954年外流万余人，其他万余人则是1959年至1961年的人口迁出。经查对，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秀山县历年人口的变化，与人口自然增减数是一致的。这就证明，大饥荒时期秀山县根本不存在规模性的人口外迁。
19、川西其他地区
川西地区的邛州、茂州、雅安府、宁远府等也存在相当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论述。四川分府非正常死亡人口见表1.
表1 1958-1962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说明：潼川府、眉州、保宁府、太平厅、绥定府、夔州府、忠州、石柱厅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发生于1958-1961年，其他地区则发生于1958-1962年。
据表1，1958-1962年，陷入大饥荒的四川市县多达188个。除了雅安府及茂州的几个县以及懋功、杂谷、松潘等地未见人口损失外，其他各市县皆因“大跃进”而陷入大饥荒。分府而论，重庆府境人口死亡最多，次则资州、潼川府和成都府。人口死亡数量的多少与府境人口的多少有关。以死亡人口占全府人口的比例计，石柱厅死亡人口的比例最大，次则邛州、宁远和酉阳州。不过，石柱厅仅辖一县，其人口规模与其他府州无法比拟。合而计之，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940.2万，占灾前人口的13.1%.
按照《中国人口·四川分册》所载数据，如果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60万。从分县数据中可以看出，在许多地区，1957年人口死亡率较高，饥荒已经发生。1956年和1957年四川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0.41‰和12.07‰，已经超过1955年的9.18‰；1963年四川人口死亡率为12.82‰，也是一个较高的值。如将灾前、灾后四川人口的正常死亡率定为10‰，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827万。如以1955年的9.18‰当作灾前正常人口死亡率，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866万。[27]与本文估计仍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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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上），《社会》1993年第4期。
[2]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未刊稿），本文有关1949年以后的县级政区变动，主要来自各新修地方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1949-1997）》，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个别数据另有参照，不一一说明。
[3]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
[4]《新都县志》第四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温江县志》卷五《经济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页；《灌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30页；《广汉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简阳县志》第三篇《人口志》，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73-75页；《双流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金堂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48页。《新津县志》第二十四篇《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65页；《郫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www.chinafamine.org）；《什邡县志》卷四《人口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崇庆县志》第五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3页。
[5]见“大饥荒档案”。
[6]《德阳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06页；《绵竹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绵阳市志》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省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安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24页。
[7]《绵阳市志》缺载1962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此以1957年出生人口率替代。
[8]《北川县志》第三编《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平武县志》第三篇《人口·民族》，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200页；《青川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57页；《江油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177页。
[9]《潼南县志》卷四《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遂宁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92页；《中江县志·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三台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安岳县志·人口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10]《丹棱县志》第一编《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眉山县志·人口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122页；《彭山县志》第三编《人口·计划生育》，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41页。
[11]《内江市志》，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89-94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
[12]《资中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店1997年版，第64-65页；《资阳县志·人口志》，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53页；《井研县志·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13]《威远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12页；《峨边彝族自治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85-86页；《洪雅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夹江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犍为县志·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16页；《峨眉县志》第五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14]《沭川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99页；《富顺县志》卷四《人口》，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宜宾县志》第六编《社会》，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599-600页；《兴文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珙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4页；《长宁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07-117页；《隆昌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54页；《雷波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马边彝族自治县志》第四篇《人口》，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15]《纳溪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江安县志》第三篇《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34页；《合江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03页；《泸县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
[16]《叙永县志》第三篇《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古蔺县志》卷三《民族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17]《巴县志》第五篇《人口·民族》，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642-658页；《南川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7-58页；《涪陵市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234页；《武胜县志·人口志》，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125页；《武隆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94页；《璧山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13页；《永川县志》第三篇《人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江北县志》第三篇《人口》，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39页；《合川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80页；《大足县志》第三编《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7页。
[18]《营山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0页。
[19]《南充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岳池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电子科技大学1998年版，第98页和109页；《仪陇县志》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29页；《西充县志》第三篇《人口》，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06页；《蓬安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邻水县志·人口篇》，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20]《苍溪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41页；《剑阁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65-166页；《巴中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180-185页；《广元县志·人口卷》，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139页；《南部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120页。
[21]《城口县志》卷27《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6-807页。
[22]《开江县志·地理篇》第四章《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宣汉县志》卷三《人口志》，成都：西南财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2页；《达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1页；《大竹县志》卷三《人口志》，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7页。
[23]《巫山县志》卷五《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巫溪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100页；《开县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2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云阳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49页；《万县市志》第三篇《人口》，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5页；《万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24]《忠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7页；《丰都县志》第二编《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垫江县志》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23页；《梁平县志》卷五《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114页。
[25]《石柱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95页。
[26]《秀山县志》第三篇《人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96页；《酉阳县志》第三篇《人口》，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5页；《彭水县志》第五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8-699页。
[27]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7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