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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海南稻作历史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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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良 |
| 一 海南发现野生稻的分布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2年和1933年，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在崖县南山岭下和小抱扛田边发现疣粒野生稻种，在保亭县亦有类似疣粒野稻栽培种发现，有关专家认为本品种广布于海南岛沼泽地区。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经农业科研人员深入调查证实，海南岛为我国野生稻分布区之一。普通野生稻几乎在全岛都有发现。仅1959-1963年已经鉴定的就有23处，其中崖县8处，乐东县4处，万宁县2处，海口、琼山、文昌、澄迈、保亭、东方等市县各有1处，同期未经鉴定的还有多处，占我国待鉴定地区的大部分。(1)有学者指出："既有如此丰富的稻种，又有稻生长的优越的地理条件，结合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的环境特点，当可判断原始农业时期的海南岛，在某些地方，稻的栽培是完全可能的。"(2)这里仅说明新石器时代海南在某些地方有栽培稻，但没有进一步证明海南岛是否为栽培稻的起源地。 农作物起源问题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课题。判定某种农作物的起源至少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一是以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证明出土农作物及其文化遗存的性质、内涵和发展序列；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揭示在野生祖本分布的地区是否存在着栽培这种作物的最早人类文化遗址；三是野生与栽培之间种的亲缘关系应该得到植物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确认；四是从地理学，特别是古地质、气候、水文的演变，论证该作物生长符合客观规律的历史和自然条件；五是从语言学和文献资料的这一见证人类生产、生活变迁与思维认识过程的"活化石"，解说该作物种植扩展的起承转合。研究稻作问题也不例外。 那么，海南岛是不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呢？ 在海南岛原始农业发生之初，也就是迄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以考古学能够证明的海南岛最早居民"三亚人"，正是生活在发现"野生稻"分布的"落笔洞"周围，但是发掘鉴定不见稻谷遗存的任何信息。由此看来，这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巧合。或者说客观上虽然具备了野生稻栽培的前提条件，但这却并非唯一的条件而促其成为历史的必然。正如童恩正教授指出："原始部落的经济生活状况（可利用的动植物资源与人口的比例、人们在狩猎与采集中消费的热量与获取的食物所能提供的热量的比例、食物资源季节性变化的大小与获取的难易程度等）、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乃至部落的心理传统等，都可以影响到人们对于试验栽培的态度。除此而外，人类掌握栽培技术的过程也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漫长得多。比之于狩猎和采集，最初的作物栽培住往并不是最经济和最可靠的谋生手段。"(3)试想当时的"三亚人"，多是暂时住宿在滨海的"落笔洞"里，他们面对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热带雨林和大海河边不但给他们提供充裕的食物，而且食物资源的季节性变化不大，渔猎采集轻而易取，薯蓣类的种植也粗生易长，又何必要仰给栽培稻谷谋生呢？因此，除非在海南岛发掘到更早的文化遗址中确证有栽培稻谷的遗存，同时还要结合多学科的科学论证，否则，海南岛不可能单凭野生稻的分布便证明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海南岛有种植稻类的文献记载始自汉代。《山海经·海内经》记述："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北（勘为南）海之渚中"。(4)《汉书·地理志》记："儋耳，珠崖郡，'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5)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提到"耗，稻属，从禾毛声，伊尹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耗"。(6)"南海"所指不言而喻，所谓"玄山"是指何地呢？司徒尚纪教授综合《水经注·温水》和《广东新语》的解说，认为"亦可指本岛"。(7)杨孚在《异物志》中特别提到"交趾稻，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8)海南岛在汉代曾隶属于交趾，杨孚是东汉时期的广州人，他列为"异物"而关注"交趾稻"已是"夏冬又熟"，这是比较具体可信的。如此看来，海南岛有文献可证的种植稻谷的历史年代至今大约2200年。由于考古学成果已经一再证明：我国稻作的产生及其扩展，是由于古代百越族群的不断迁徙而"连稻声和稻种一齐传播的"。据此推测，海南岛引入种植稻谷的年代应早于文献记载的一至二个千年，至今大约3000-4000年。从汉初到唐代中期大约一千年。在这千年里，海南稻谷的种植处于一种迟缓的拓展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1、岛上人口增长缓慢，分布稀疏，虽然隋末唐初在冼夫人恩威影响下发生大陆俚人族群大批迁移本岛的事情，但是也还不能形成人口对粮食，特别是谷米增长需求的压力；2、海南岛政治不稳，行政疏略，各路商贾慕名而来，也是因当地百姓唯采珠为业，"以珠贸米"，或以土特产"贸籴粮食"。民众日常所需米粮既然通过物物交换可以得到，则禾稻可以不种或少种也罢。3、至唐代本岛尚无水利建设可言。李德裕贬赴崖州（今琼山县）沿途所见"五月畲田收火米"，看来海南当时所种植的稻谷是以旱稻为多，且仍沿袭刀耕火种的方法为主。天宝七年（748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因遭遇台风飘泊至海南振州（今三亚市崖城镇），住了一年多。《唐大和上东征传》有当地民众"十月作田，正月收粟，收蚕八次，收稻再度"的记述。(9)如果所见属实，则说明延至唐代中期，海南岛稻谷种植的区域已从原先东北部的儋州扩展到西南部的振州，这也是可喜的进步了。 二 宋元时代，海南粮食生产出现了重要的转机，起因当提占城稻的引入和推广。占城稻的引进是我国水稻种植史上的著名事例，历来引起人们很多的关注。占城稻的优点是耐旱、早熟和抗瘟病。自从真宗在宫里的玉宸殿试种成功及分送福建推广之后，该稻种便传播到各地广泛种植。占城稻种的引进使我国多了一种适宜山田生长、收获期短、产量较高的稻种，它对因稻种不良、山田旱地多、水利设施不足而常年闹饥荒的贫民农家来说，可以"救命稻种"比喻。苏东坡谪居海南三年有多，他当时已察觉到稻种的缺憾："海南秫稻率三五岁一变，以黏为饭，以糯为酒，糯贵而黏贱。盖以其性善变、，罕得佳实也"。(10)关于占城稻在海南传播和推广的情形，明《正德琼台志》卷七"风俗条"有这样的记述："冬种夏收曰小熟，夏种冬熟曰大熟。自宋播占禾种，夏种秋收今有三熟者"；"占稻有数种，性耐水，(11)择高田，五六月种，七八月收。有播种六十日熟者，谓之六十日，即宋真宗遣使取种占城，分布江淮诸处者。"(12)另外，从苏东坡"煮得占禾半是薯"(13)的诗句中，也可见"占禾"米饭已摆上农家的餐桌，从"顿顿食薯芋"到有"安南占"（海南人称占城稻为"安南占"）米掺和下锅，海南老百姓倒是添了"口福"了。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至元符三年（1100年），苏东坡父子在儋州经历三年多的流放生活，"日与樵渔伍"，"日与雕题（指黎胞）亲"。见多识广的苏氏父子谪居时咏当地农事活动的诗常有"鉏"、"耜"、""、"耦"、"耕田"、"良田"、"田禾"、"霜降稻实"等词句，可见北宋时儋州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如牛耕等）已与发达地区习见无异。劳动资料的进步对占城稻的推广无疑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时当地依然存在贫困落后的另一面。李光因与秦桧不和而贬居琼八年，曾在昌化军任职，他写过一首诗："昌江真陋邦，芋魁大盈尺。逐客方阝厄陈，饱食度终日。"(14)记述的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53年）海南岛西部薯芋收获的情况，但他以"陋邦"来形容昌江，可见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在他看来是十分落后的。 宋元两代，海南的水利修建有了起步。如开宝八年（975年）琼州地方开修渠堰，引峻灵塘水灌溉水田二百多顷；(15)修建琼山县东高山的岩塘坡，"延袤二百余丈，分流为二派，溉田各为数百顷"；澄迈县东的祥塘，"乡人筑堤堰水溉田"。(16)淳熙八年（1181年），琼州帅守韩壁"教（民）以耕耨灌溉之法"(17)。至元年间（1280-1294年），在琼山县义丰地区（南渡江下游，今琼山县东北大林一带）曾动员有田之民参加筑堤围垦，建成各种水利工程十八处，成熟田者千余顷。(18)宋元时期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水稻种植的普及推广无疑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根据文献记载，宋代隶属州县辖下的黎胞也和当地汉人一样耕作稻田。如朱熹在《琼州知乐亭记》中提到，淳熙年间（1174-1189年）"化外黎人闻风感慕，至有愿得供田税比省民者。"《宋史·蛮夷传》也有"乾道二年（1166年），慰抚黎人，民无产者，官给田以耕"的记载，这都说明宋代海南各地区稻谷生产确实有了一定的发展。 明清两代是海南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全面进步的时期。随着人口大量增加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农业生产在作物种类、粮食面积产量、耕作技术进步和水利设施修建等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首先是粮食尤其是米谷产量大增，缓和了历史上的缺粮局面。正如《正德琼台志》指出："吾土膏腴，而前代米谷公私俱不足用……，岁调雷化等州兵车粮，泛海给琼，又东坡诗'北船不到米如珠'……今吾琼米谷虽不多于高雷，然岁不太荒，亦不取资于彼……"。(19)明代移民倍增，粮食需求高企，而这时海南粮食尚能自给实属不易。 海南岛山田多，平原台地的坡度又过于平缓，致使丰富的水利资源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然而明代之后由于农业技术和灌溉工具的进步，水利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譬如水车经过改进，应用更加广泛，成为扩大水稻面积、保产增收的重要工具。明·顾山介在《海槎余录》中写道："海南之田分三等：有沿山而得泉水，曰泉源田；有靠江而以竹桶装成天车，不用人力，日夜自车水灌田者，曰近江田；此二等为上，栽稻二熟。又一等不得泉不靠江，旱涝随时，曰远江田，止种一熟，为下等。"从上述记载可知，在海南岛有急流大溪的江河边，已使用竹桶装成的先进"筒车"进行灌溉，由于筒车是用水力作为原动力，水激轮转，日夜不息，因而不劳人力，效益优越。清·李有益撰《昌化县志》提到："西南浮沙荡溢，垦为田，必用牛力蹂践，令其坚实，方可注水。分秧之后，民无男妇老稚，昼夜力田，踏风车取水灌田。"可知脚踏水车对离水源较远的园地梯田作用明显，也在岛上各地推广使用。此外，结合海南田地的特点，戽斗和桔槔也被农民就地取材，广泛应用于汲水灌田，虽有操作费力的缺点，但由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故各地农村仍在普遍使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明清两代，在海南任职的知州县官大力倡导兴修水利，并身体力行，不断实施建陂、筑堤、凿沟、开河诸工程，史籍方志对各州县兴建的水利设施都有具体的记述。如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就达八十一处。(20)明清所修建的水利设施中，还见到有"受益达数千顷"之著名工程，使农田灌溉面积大量增加，有利于水稻种植和推广。然而，由于各地条件不同，灌溉面积比例差异较大，如北部多数地区，因坡度过小影响工程效果，占耕地比例一般都在2%以下，只有琼山社会经济条件较优越，达22%，大小工程十九宗，占全岛总数27%，灌溉面积为十八万亩。比例最高为万州、崖州和儋州，分别为85%、84%和74%。(21)这种差异状况导致海南历史上的水稻种植分布，比较集中在东部和中南部，形成了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三 史籍笔记谈论海南稻作经常提到"一年两造"或"一年三熟"的问题，但文人多是作为奇闻轶事，并不深究。综观海南实际情况来看，即使到了明清两代，海南稻作方式还是"一年一熟"为主。正如司徒尚纪教授的分析："其时稻作一年一熟是大面积的。旱稻有相当一部分播种在刀耕火种的山区或高坡台地上，即所谓"畲田"，耕作粗放。另一部分则种植在稍有农田基本建设可耕耘的旱田上，这里虽不实行刀耕火种，但亦属于缺水的远江田，产量一般很低，唯旱稻'米粒大而香'，为世人所称誉。一年二熟之稻受灌溉限制，只集中在水源充足地区，总面积不会很大，此外，'若勤于耒耜，则一年有三熟之稻'，按条件，它只限于南部崖州地区，这是宋占城稻种传进以后的事。但考虑到劳动力等社会经济因素，一年三熟实际只占很少一部分地区。无论那一种熟制，其生产力水平都不高，相互间也参差不齐。如海瑞所指出的：'二熟田为一等，一熟田为二等……，盖同是二熟田，收成相去甚远，一熟田亦有倍收于二熟者'，例如儋州，本来灌溉条件较好，但产量不高，'厥田下下'，大抵沿海地区都有类似情况。"(22)屈大均也特别注意从海南岛气候的差异性来讨论这个问题，他写道："崖州左右曰东西里，西里如琼，东里则腊月种，二月收，四月种，七八月收，三冬皆可杂艺。相距十里，而气候迥不同焉。占城在崖之南，其谷益早而美，以天暖更多也。故吾粤最重占米"。(23) 关于海南栽培稻的品种，明《正德琼台志》记："稻有禾亢糯二种，禾亢为饭米品，著者有九……糯为酒米品，著者有九……"；本志中还特别提到"山禾""占稻"还各有数种，"琼诸谷食今多矣。"至清朝道光年间编纂的《琼州府志》录有稻谷品种达24种之多，并指出："此五谷之大凡也，各州县大同小异，惟耕获之候不同。"成书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崖州志》记述则比较简明扼要，谨转述如下： "稻有粳糯二种。粳曰赤黏，曰黄黏，曰白黏，老鼠黏，广东黏，安南黏，香粳。曰旱稻，四月种，六十日熟。曰花心，山猪班，牛粳，小熟黏。宜高田。曰旱稻亦曰坡黏，宜高田及坡田。四月种，八月熟。最耐旱。曰山稻，类甚多，最美者名九里香，宜山林燔材积灰而播种，不加灌溉，自然秀实，黎人种之。曰大白，曰小白。宜深田。曰大粒秫，光头秫，宜水田。三亚有之。糯曰羊尾糯，贝核糯，光头糯，牛脚糯，黄箕糯，黑芒糯，猪血糯，黑糯，山稻糯。以上皆可六月种，十月熟；小熟糯，正月种，四月熟。"(24)总计有28种。此上登记或许还有疏漏，但也足以证明崖州地区的稻种不但数量多，而且品质优。屈大均说"吾粤最重占米"，而琼崖历来"黎米最香"。20世纪70年代，我国取得杂交水稻的重大突破，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其选育杂交的祖本正是发现在崖州这块风水宝地。 海南岛稻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千百年来缺粮的问题比较严重，虽然在某些时期情况有所好转，但总的来看供不应求的局面长期存在，尤其是宋代以来更为突出。王象之指出："海南所产粳稔不足于食，乃以薯蓣为粮，杂菜作粥。"(25)苏东坡谪居的儋州本是历史上稻作最早的产粮之区，但仍有缺粮之虞。苏东坡《居儋录》记："元符二年（1099年），儋州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辟谷法）"(26)在此前一年，苏东坡说过："今岁米皆不熟，民未至艰食，以客舶方至而有米也。然儋人无蓄藏，明年去则饥矣。吾旅泊尤可惧，未知经营所从出，故书坐右以时图之。"(27)其言正是其诗"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的注脚。而后苏东坡竟然想到要跟儿子用"辟谷"之法来应付缺食的危机，可见他忧心忡忡而又无奈之极。海南缺粮的事实延至清代，屈大均也感到大惑不解："禾虽三熟，而禾亢禾余往往不给，多取盈于果蔬。"(28)至于黎人苗胞聚居的山区，或者灾年兵乱发生，粮食问题更为紧缺。 造成海南历代稻谷生产徘徊起落而缺粮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薯芋类作物自古以来一直是海南人的主食，此类作物对土质水源要求不高，且粗生易种，一年四季都能生长，对缺田少地的小农和聚居山区的黎民苗胞尤宜谋生。乃至后来番薯的传入，又增添了一个连沙质土壤也能种植且产量又高的新薯种，大田种植比耕作水稻更容易，自然成为农家粮食作物的首选。因而造成古代海南薯类种植面积和产量都高居稻谷之上，直至清末才有所改观。 二是海南自然资源丰富，土特产及香料珍宝名声远播，大陆外商常以市舶米粮作为交换商品，反而抑制了本地的稻谷生产。这可以看作是在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因末抑本"的典型事例。 三是海南宜种经济作物种类众多，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农民在土地上种植何种作物取决于经济效益的高低。如果种植经济作物获利多，他们就会相对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由于古代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限制，粮食作物多熟制也不可能保证高产出，因此，尽管水稻一岁两熟、甚至三熟，所产米粮仍然不敷需求。 四是历代统治者由于赋征税收过重，或因阶级斗争、民族冲突导致海南黎民起义反抗连年不断，元明清三代尤其愈演愈烈。为了镇压黎民起义，维护政治安定，朝廷调兵进军需耗费大量的粮食，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海南岛四面临海，运输不便，粮草问题多是就地解决。因此，征黎行动对黎民百姓既是人祸又是浩劫。如《明实录》就记录有明王朝出兵攻黎，掠黎粮为兵食之事。《明神宗实录》卷529，"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二月庚辰"条载：明军占领崖州黎区后，"皆据其巢穴，资其糗粮"。这次征黎还算是较小的围剿行动。从史籍所见，朝廷出兵征黎，其数动辄以万计，甚至有多次调两广兵勇十余万渡海参战的记录。军事行动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三年五年。试想，军队给养该供应多少粮草，战争过后又有多少田地荒芜，连海瑞大人也感慨系之。战争不但劳民伤财，加剧海南缺粮的局势，也加深了海南历史上"富饶的贫困"。 五是如史料所一再重提的"海南惰农"现象，也应理解为影响海南缺粮的又一因素。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这样描述：海南"深广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共弃而不顾。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既获，即束手坐食以卒岁，其妻乃负贩以赡之，已则抱子嬉游，慵惰莫甚矣。"(29)这里说的大概是汉人农村的情况，至于所谓"生黎"、"熟黎"，其"惰农"的现象更是议论纷纷，"品头论足"，如："生黎不识耕种法，亦无外间农具，春耕时用群牛践地中，践成泥，撒种其上，即可有收。"(30)"（黎岐）其土地亦极膏腴，耕作惟顺其地力，不事人工，一岁所收，以其七酿酒，余三为赡口计；食尽则群赴他村食之，又尽，则又赴他村，皆无彼此之别。"(31)看来缺粮表现为农民生产生活贫困，但贫困的根源却在于劳动者素质低下，或者换句话说，精神、文化的贫困也会导致生产、生活的贫困。这是笔者特别提出的一个论点，因为作为一个定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注释： （1）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127页；戚 经文、吴万春：《我国栽培稻祖先--野生稻的调查研究》，《农史研究》，1980年第1期 ，第143-144页。华南农学院。 （2）（7）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第15页，海南出版社。 （3）童恩正：《略论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2期 。 （4）据郭沫若考证，这里儋耳仍指海南岛，原书及后来注家（如郭璞）把地望搞错了，" 北海"应为"南海"。 （5）《汉书》卷28，下，地理志八，下。 （6）汉·许慎：《说文解字》第114页，中华书局，1963年。 （8）东汉·杨孚：《异物志》卷2，第4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南越五主传及 其他七种》内一篇）。 （9）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第69页，中华书局版，1979年。 （10）清·明谊修、张岳崧等纂：《琼州府志》卷5，舆地志八，物产条。道光二十一年刻 本，海南书局。 （11）笔者按：此句可能是"耐旱"的误笔，否则，可能是著述者受江南或珠三角一带因占 城稻早熟可避开当地雨季水涝的记闻影响而言之，如是，此"耐水"的另一种解释是：可以 避免水害。 （12）明·唐胄编集：《正德琼台志》卷八，土产条，谷之属，稻。 （13）苏东坡：《过黎君郊居》，载《东坡诗集注》，卷24。 （14）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5，广西南路，昌化军。 （1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5，《广东六》。 （16）清·周广等辑《广东考古辑要·提堰》卷9。 （17）宋·朱熹：《琼州知乐亭记》。 （18）清·萧应植修：《道光府志》卷4下，舆地水利，第5页。 （19）《正德琼台》卷8，土产条，谷之属。 （20）《正德琼台志》卷7，水利。 （21）（22）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第146页，海南出版社。 （23）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下，第374-375页，中华书局。 （24）清·张等：《崖州志》，卷三，舆地志三，物产，第52页。 （25）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4，琼州，《风俗形胜》第6页。 （26）《苏东坡居儋录》，载民国《儋州志》卷10，艺文志十三，第186页。儋县文史办公 室档案馆重印本。 （27）同上，第183页。 （28）屈大均：《广东新语》375页，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 （29）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 （30）清·张长庆：《黎岐纪闻》。昭代丛书已集广编，道光十三年刊本。 （31）清·聂缉庆、张公延：《临高县志》卷15。 作者：陈光良，广东省广州市。510665，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历史系。 出处：《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编辑部惠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