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艺.茶道.茶文化

□ 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 陈文华

  目前,许多有关茶文化的概念存在一些分歧,模糊甚至混乱的现象,如到底什么是茶文化问题,什么是茶道问题,什么是茶艺问题,茶道和茶艺的关系问题,都存在误区,没有统一的认识,需要加以探讨,以求得共识。
  在讨论茶文化问题之前,必须先弄清什么是文化。
  按文化学的定义,目前通常使用的文化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就是说,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即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等,同时也包括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
  因此,茶文化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茶文化是指整个茶叶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专指其“精神财富”部分。王玲教授在《中国茶文化》一书中是主张狭义说的,她强调指出:“研究茶文化,不是研究茶的生长、培植、制作、化学成份、药学原理、卫生保健作用等自然现象,这是自然科学家的工作。也不是简单地把茶叶学加上茶叶考古和茶的发展史。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茶在被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和社会现象。”
  按照文化学的研究,文化可分为技术和价值两个体系。技术体系是指人类加工自然造成的技术的、器物的、非人格的、客观的东西;价值体系是指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这两个体系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统一体,也就是广义的文化。因而,文化的价值体系狭义文化。
  文化的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
  物态文化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
  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
  行为文化层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
  心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这是文化的核心。
  那么,茶文化也应该有这样的四个层次。

1. 茶文化的四个层次

  物态文化——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即有关茶叶的栽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份及疗效研究……等等,也包括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制度文化——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巴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繁多。从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叶征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旧唐书?食货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开始实行榷茶制,即实行茶叶专卖制(《旧唐书.文宗本纪》)宋代蔡京立茶引制,商人领引时交税,然后才能到指定地点取茶。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茶马贸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对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盘剥。
  行为文化——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是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如宋代诗人杜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句,说明客来敬茶是我国的传统礼节;千里寄茶表示对亲人的怀念;民间旧时行聘以茶为礼,称“茶礼”,送“茶礼”叫“下茶”,古时谚语曰“一女不吃两家茶”,即女家受了“茶礼”便不再接受别家聘礼;还有以茶敬佛,以茶祭祀等等。至于各地、各民族的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各种饮茶方法和茶艺程式也如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心态文化——人们在应用茶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如人们在品饮茶汤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的意境和韵味,以及由此生发的丰富联想;反映茶叶生产、茶区生活、饮茶情趣的文艺作品;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所谓茶德、茶道等等。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因此,广义的茶文化应该由上述四个层次组成。但是第一层次(物态文化)中早已形成一门完整、系统的科学——茶叶科学,简称茶学。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经济史学科研究范畴,而且也是成绩显著,硕果累累。所以作为新兴的学科,茶文化学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去比较薄弱的第三、第四两个层次,也就是狭义的茶文化。
  如此看来,我们要研究的狭义茶文化是属于平常所谓的“精神文明”范畴,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离“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是茶道也好,茶艺也好,茶礼也好,茶俗也好,都是在茶叶应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离开,也就不存在什么茶文化了。

2. 茶文化的核心是茶道

  目前,关于茶文化的许多名词术语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混乱的认识,茶艺界有许多人常常将茶道、茶德、茶艺混为一谈,弄不清茶道和茶艺的区别,如有的叫茶艺馆,有的叫茶道馆。有的称茶艺表演,有的称茶道表演。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加以界定,以求取得统一的认识。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茶艺、茶道和茶德问题。
  茶艺“茶艺”一词最早出现于七十年代的台湾。当20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出现茶文化复兴浪潮之后,开1978年酝酿成立有关茶文化组织的时候,接受台湾民俗学会理事长娄子匡教授的建议,使用“茶艺”一词,成立了“台北市茶艺协会”、“高雄市茶艺学会”。1982年又成立“中华茶艺协会”。各种茶艺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茶艺一词被广泛接受,而且也传播至港澳和大陆。至于为什么要称茶艺,台湾茶文化专家范增平先生在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宣读的《茶文化的传播对现代台湾社会的影响》论文中指出:当时为了弘扬茶文化、推广品饮茗茶的民俗,有人提出使用“茶道”一词。但是有人认为“茶道”虽然中国自古已有之,却已为日本专美于前,如果现在继续使用“茶道”恐怕引起误会,以为是把日本茶道搬到台湾来。另一个顾虑是怕提出“茶道”过于严肃,中国人对于“道”字特别庄重,比较高高在上的,要民众很快就普遍接受可能不容易,于是提出“茶艺”这个词。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同意才定案。“茶艺”就这么产生了。
  然而什么是茶艺?各家的解释还是见仁见智并无统一而明确的定义。如台湾茶艺专家季野先生认为:“茶艺是以茶为主体,将艺术溶于生活以丰富生活的一种人文主张,其目的在于生活而不在于茶。”(季野:《茶艺信箱》98页,台湾茶与艺术杂志社出版)范增平先生认为:“茶艺包括两方面,科学和人文的,也就是,一、技艺,科学地泡好一壶茶的技术。二、艺术,美妙地品享一杯茶的方式。中国茶艺之美是属于心灵美,欣赏茶艺之,是要把自我投入整个过程当中来观察整体。”(范增平:《台湾茶文化论》280页,台湾碧山岩出版公司出版)台湾茶艺专家蔡荣章先生认为:“‘茶艺’是指饮茶的艺术而言。……讲究茶叶的品质、冲泡的技艺、茶具的玩赏、品茗的环境以及人际间的关系,那就广泛地深入到‘茶艺’的境界了。”(蔡荣章:《现代茶艺》202页,台湾中视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蔡先生还认为:“茶叶的冲泡过程不只是把茶叶的品质完美发挥的技艺,本身也是一种发展个性的表演艺术。借着泡茶、品茗的过程,因为必须专心一致才能将茶泡好,才可以体会茶的境界,而且要有秩序帮能表现美感与主客良好的关系,结果达到了修身养性与敦睦人伦的社教功能。”(同上,197页)北京的茶文化专家王玲教授认为:“茶艺和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的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王玲:《中国茶文化》87页,中国书店出版)陕西的作家丁文先生认为:“茶艺是指制茶、烹茶、饮茶的技术,技术达到炉火纯青便成一门艺术。”“茶艺是茶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丁文:《中国茶道》46页、49页,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浙江湖洲的茶文化专家寇丹先生在综合各家学说之后,认为茶艺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茶艺是研究茶叶的生产、制造、经营、饮用的方法和探讨茶叶的原理、原则,以达到物质和精神全面满足的学问。狭义的茶艺是如何泡好一壶茶的技艺和如何享受一杯茶的艺术。”(《茶艺初论》,载于《农业考古》1997年4期)
  我们赞成按狭义的定义来理解,通俗地说,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术。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艺为主体,因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谈得上品茶。而泡茶又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正如丁文先生所说,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便成为一门艺术。因此,我们不但要科学地泡好一壶茶,还要艺术地泡好一壶茶。也就是说,不但要掌握茶叶鉴别、火候、水温、冲泡时间,动作规范等等技术问题,还要注意冲泡者在整个操作过程中的艺术美感问题,“欣赏茶艺的沏泡技艺,应该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包括境美、水美、器美、茶美和艺美。”“茶的沏泡艺术之美表现为仪表的美与心灵的美。仪表的沏泡者的外表,包括容貌、姿态、风度等;心灵是指沏泡者的内心、精神、思想等,通过沏泡者的外表,包括容貌姿态、风度等;心灵是指沏泡者的内心、精神、思想等,通过沏泡者的设计、动作和眼神表达出来。”(童启庆:《习茶》110页,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诚如蔡荣章先生所说,茶叶冲泡过程“本身也是一促发展表演艺术。”如果茶艺馆的从业人员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将自己等同于一般饮食服务员,而是自觉在从事一项普及茶文化知识、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活动,是项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
  那么,茶艺与茶道有什么区别呢?茶艺与茶道是什么关系呢?
  茶道 王玲教授在其著作《中国茶文化》第二编“中国茶艺与茶道精神”中指出:“茶艺与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有道而无艺,那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节则无精、无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你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结合,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蔡荣章先生也认为:“如要强调有形的动作部分,则使用‘茶艺’,强调茶引发的思想与美感境界,则使用‘茶道’。”“指导‘茶艺’的理念,就是‘茶道’。”(蔡荣章:《现代茶思想集》410、408页,台湾玉川出版社出版)我们认为,王玲教授和蔡荣章先生的这些话已经将茶道、茶艺的区别和关系讲得很清楚。茶就是在操作茶艺过程中所追求、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经常是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因此,陈香白教授认为:“中国茶道 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走向完成品德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陈香白:《中国茶文化》5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不过,以这样的高度来要求茶人毕竟过于严格和空乏,常人不易掌握,一些茶艺大量和专家们便以精练的哲理语言加以概括,提出许多茶道的基本精神,使所有茶人易于理解和便于操作。这些基本精神就是饮茶的道德要求,亦称为茶德。早在唐代,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就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即饮茶者应是注意操行具有俭朴美德之人,陆羽已经对饮茶者提出品德要求,喝茶已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生理需要的解渴了。唐末刘贞亮在《茶十德》中更指出:“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可见,早在唐代就已经喝茶有道了。可以将刘贞亮提出的茶德视为对诗人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三饮便得道”和“以孰知茶道全尔真”句中之“道”和“茶道”的诠释和充实。由此可见,茶道应追本溯源至唐代皎然、陆羽时期,当然,它还不如后代如日本这茶道那么明确具体。
  日本茶道——和、敬、清、寂 从唐代开始,中国的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制造茶叶。但要一直到明代,才真正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其中集大成者是千利休(1522-1592年)。他明确提出 “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人们通过茶室中的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彼此思想沟通,于清寂之中去掉自己内心的尘垢和彼此的介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和、敬、清、寂”被称之为日本“茶道四规”。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互相,以调节人际关系;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但日本茶道的宗教(特别是禅宗)色彩很浓,并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它是通过非常严格、复杂甚至到了繁琐程度的表演程式来实现“茶道四规”的,较为缺乏一各宽松、自由的氛围。
  朝鲜茶礼——清、敬、和、乐 朝鲜与中国土相连,自古关系密切,中国儒家的礼制思想对朝鲜影响很大。儒家的中庸思想被引入朝鲜茶礼之中,形成“中正”精神。创建“中正”精神的是草衣禅师张意恂(公元1786-1866年),他在《东茶颂》里提倡“中正”的茶礼精神,指的是茶人在凡事上不可过度也不可不及的意思。也就是劝要有自知之明,不可过度虚荣,知识浅薄却到处炫耀自己,什么也没有却假装拥有很多。人的性情暴躁或偏激也不合中正精神。所以中正精神应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从而使消极的生活方式变成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悲观的生活态度变成乐观的生活态度。这种人才能称得上是茶人,中正精神也应成为人效中的生活准则(尹炳相:《韩国的茶文化与新价值观的创造》,载于《农业考古》1997年2期)。后来韩国的茶礼归结为“清、敬、和、乐”或“和、敬、俭、真”四个字,也折射了朝鲜民族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由此亦可见,朝鲜的茶礼精神就是茶道精神。
  中国茶德——廉、美、和、敬 和韩国的茶礼一样,中国的茶道精神也有不同的提法。中国虽然自古就有道,但宗教色彩不浓,而是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溶在一起,给人们留下了选择和发挥的余地,各层面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爱好选择不同的茶艺形式和思想内容,不断加以发挥创造,因而也就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清规戒律。只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茶文化热潮的兴起,许多人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茶道精神加以总结,归纳出几条便于茶人们记忆、操作的“茶德”。已故的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庄晚芳教授在1990年2期《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茶文化浅议》一文中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 ”。他提出中国的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具体内容为:
  廉——推行清廉、勤俭有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减少‘洋饮’,节约外汇。
  美——名品为主,共尝美味,共闻清香,共叙友情,康起长寿。
  和——德重茶礼,和诚相处,搞好人际关系。
  敬——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器净水甘。
  大约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程启坤和研究员姚国坤在1990年6期《中国茶叶》杂志上发表的《从传统饮茶风俗谈中国茶德》一文中,则主张中国茶德可用“理、敬、清、融”四字来表述:
  理——“理者,品茶论理,理智和气之意。两人对饮,以茶引言,促进相互理解;和谈商事,以茶待客,以礼相处,理智和气,造成和谈气氛;解决矛盾纠纷,面对一杯茶,以理服人,明理消气,促进和解;写文章、搞创作,以茶理想,益智醒脑,思路敏捷。”
  敬——“敬者,客来敬茶,以茶示礼之意。无论是过去的以茶祭祖,公平是今日的客来敬茶,都充分表明了上茶的敬意。久逢知己,敬茶洗尘,品茶叙旧,增进情谊;客人来访,初次见面,敬茶以示礼貌,以茶媒介,边喝茶边交谈,增进相互了解;朋友相聚,以茶传情,互爱同乐,既文明又敬重,是文明敬爱之举;长辈上级来临,更以敬茶为尊重之意,祝寿贺喜,以精美的包装茶作礼品,是现代生活的高尚表现。”
  清——“清者,廉洁清白,清心健身之意。清茶一杯,以茶代酒,是古代清官司的廉政之举,也是现代提倡精神文明的高尚表现。1982年,首都春节团拜会上,每人面前清茶一杯,显示既高尚又文明,‘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景象常新’,表明了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强调廉政建设,提倡廉洁奉公,‘清茶一杯’的精神文明更值得发扬。‘清’字的另一层含义是清心健身之意,提倡饮茶保健是有科学根据的,已故的朱德委员长曾有诗云:‘庐山云雾茶,示浓性泼辣。若得长年饮,延年益寿法。’体会之深,令人敬佩。”
  融——“融者,祥和融洽、和睦友谊之意。举行茶话会,往往是大家欢聚一堂,手捧香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朋友,亲人见面,清茶一杯,交流情感,气氛融洽,有水乳交融之感。团体商谈,协商议事,在融洽的气氛中,往往更能促进互谅互让,有益于联合与协作,使交流交往活动更有成效。由此可见,茶在联谊中的桥梁组带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两位专家还认为:中国的茶,“能用来养性、联谊、示礼、传情、育德,直到陶冶情操,美化生活。茶之所以能适应各种阶层,众多场合,是因为茶的、茶的情操、茶的本性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平凡实在、和诚相处、重情好客、勤俭育德、尊老脘二甲苯的民族精神。所以,继承与发扬茶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国茶德,对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在此之前,台湾的范增平先生于1985年提出中国“茶艺的根本精神,乃在于和、俭、静、洁。”(《台湾茶文化论》43页“探求茶艺的根本精神”,台湾碧山出版公司出版。)范先生的茶艺根本精神,就是茶道的精神,也就是上述的茶德。虽未加以详细解释,但其含义仍不难理解,与前述几位专家的意见相去不远。
  更早一点,在1982年,台湾的国学大量林荆南教授将茶道 精神概括为“美、健、性、伦”四字,即“美律、健康、养性、明伦”,称之为“茶道四义”。其具体解释如下:
  美——“美是茶的事物,律是茶的秩序。事由人为,治茶事,必先洁其身,而正其心,必敬必诚,才能建茶功立茶德。洁身的要求及于衣履,正心的要求见诸仪容气度。所谓物,是茶之所属,诸如品茶的环境,的器具,都必须美观,而且要调和。从洁身、正心,至于环境、器具,务必须知品茗有层次,从层次而见其升华,否则茶功败矣,遑信茶德。”
  健——“‘健康’一项,是治茶的大本。茶叶必精选,劣茶不宜用,变质不可饮;不洁的水不可用,水温要讲究,冲和注均须把握时间。治茶当事人,本身必健康,轻如风邪感冒,亦不可泡茶待客,权宜之法,只好由第三者代劳。茶为健康饮料,其有益于人身健康是毫无疑问的。推广饮茶,应该从家庭式开始,拜茶之赐,一家大小健康,家家健康,一国健康,见到全体人类健康;茶,就有‘修、齐、治、平’的同等奥义。”
  性——“‘养性’是茶的妙用,人之性与茶之性相近,却因为人类受生活环境所污染,于是性天积垢与日俱加,而失去其本善;好在茶树生于灵山,得雨露日月光华的灌养,清和之气代代相传,誉为尘外仙芽;所以茶人必须顺茶性,从清趣中培养灵尖,涤除积垢,还其本来性善,发挥茶功,葆命延所,持之有恒,可以参悟禅理,得天地清和之气为已用,释氏所称彼岸,可求于明窗净几之一壶中。”
  伦——“‘明伦’是儒家至宝,系中国五千年文化于不坠。茶之功用,是敦睦耸关系的津梁:古有贡茶以事君,君有赐茶以敬臣;居家,子媳奉茶汤以事父母;夫唱妇随,时为伉俪饮;兄以茶友弟,弟以茶恭兄;朋友往来,以茶联欢。今举茶为饮,合乎五伦十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友信、朋谊、君敬、臣忠),则茶有全天下义的功用,不是任何事物可以替代的。”(蔡荣章《现代茶艺》200页,台湾中视文化公司,1989年7版)
  此外,台湾的周渝先生近年来也提出“正、静、清、圆”四字作为中国茶道精神的代表。(周渝:《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农业考古》1999年2期)
  以上各家对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茶德)的归纳,虽然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精神还是接近的,特别是清、静、和、美等是符合中国茶道的精神和茶艺的特点,和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的基本精神也是相通的。大家可以细心领会,把握其主要精神,在自己的茶艺表演和茶事活动中贯彻这些精神。
  据陈香白教授研究,他认为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和”意味着天和、地和、人和。它意味着宇宙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因此产生实现天人合一之后的和谐之美。“和”的内涵非常丰富,作为中国文化意识集中体现的“和”,主要包括着:和敬、和清、和寂、和廉、和静、和俭、和美、和爱、和气、中和、和谐、宽和、和顺、和勉、和合(和睦同心、调和、顺利)、和光(才华内蕴、不露锋芒),和衷(恭敬、和善)、和平、和易、和乐(和睦安乐、协和乐音)、和缓、和谨、和煦、和霁、和售(公开买卖)、和羹(水火相反而成羹,可否相成而为和)、和戎(古代谓汉族与少数民族结盟友好)、交和(两军相对)、和胜(病愈)、和成(饮食适中)等意义。“一个‘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清’、‘寂’、‘廉’、‘俭’、‘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请相信:在所有汉字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更能突出‘中国茶道’内核、涵盖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字眼了。”(陈香白:《中国茶文化》4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香港的叶惠民先生也同意此说,认为“和睦清心”是茶文化的本质,也就是茶道的核心(《茶艺报》19页,香港茶艺中心1993年出版)。
  我们认为,陈香白教授的这番话,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茶道精神的把握,也有助于我们对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的理解。
  总之,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化的灵魂,是指导茶文化活动的最高原则。我们应该根据茶道精神来从事茶文化活动。一切有悖于茶道精神的行为,都要加以纠正、克服,使中国茶文化事业永远沿着健康、文明的道路发展。

3. 茶文化的社会功能

  当我们文化的各个层次及其核心部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明白茶文化与一般的饮食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即它除了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茶道精神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体现的,是人们在品茗活动中一种高品位的精神追求。人们走进现代的茶艺馆,并不是为了解渴,也不仅仅是为了保健的需要,更多是的一种文化上满足,是高品位的文化休闲,可以说是一种高档次的文化消费。经营茶艺馆都,当然讲究经济效益,但同时也非常重视茶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推广,经常举行茶艺表演,开办茶艺知识讲座和培训,积极参与茶文化活动,显示出自觉的文化积极性,这是其他餐饮业所不能比拟的。对在茶艺馆从事茶艺工作的人员,在文化素质上的要求也要比餐厅服务员更高一些,她们除了服务顾客之外,还肩负着普及茶艺知识、推广茶文化的高尚任务,应该具有一种使命感和荣誉感。
  那么,茶文化到底具有哪些社会功能呢?前述的众多有关茶道、茶德的论述,已包括这方面内容,也就是说,那些茶德所要求做到的,就是茶文化的社会功能,就是茶文化对社会的贡献。
  唐代刘贞亮在《茶十德》中曾将饮茶的功德归纳为十项: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心”、“可行道”等就是属于茶道范围。因此,除了增进人们健康、促进茶业经济发展、弘扬传统文化之外,还可以将茶文化的社会功能简化归纳为下列三个方面:
  1. 以茶雅心——陶冶个人情操。茶道中的“清”、“寂”、“廉”、“美”、“静”、“俭”、“洁”、“性”等,侧重个人的修身养性,通过茶艺活动来提高个人道德品质和文化修养。
  2. 以茶敬客——协调人际关系。茶道中的“和”、“敬”、“融”、“理”、“伦”等,侧重于人际关系的调整,要求和诚处世,敬人爱民,化解矛盾,增进团结,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3. 以茶行道——净化社会风气。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商品大潮汹涌,物欲膨胀,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人心浮躁,心理易于失衡,人际关系趋于紧张。而茶文化是各雅静、健康的文化,它能使人们绷紧的心灵之弦得以松弛,倾斜的心理得以平衡。以“和”为核心的茶道精神,提倡和诚处世,以礼待人,对人多奉献一点爱心,一份理解,建立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互相关心的新型人际关系。因此,必然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
  范增平先生在《茶艺文化再出发》一文中曾将茶文化的社会功能具体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
  探讨茶艺知识,以善化人心。
  体验茶艺生活,以净化社会。
  研究茶艺美学,以美化生活。
  发扬茶艺精神,以文化世界。(范增平:《台湾茶文化论》51页,台湾碧山岩出版公司出版)
  范增平先生是以另一视角,从四个层面来论述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他这里所说的“茶艺文化”,实际上就是茶道精神,也就是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与我们上面所述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以互相参照,互为补充。我们每一个从事茶文化事业的茶人,都应该自觉地以此作为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和最高追求,为祖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摘自《农业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