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嘉庆二十五年户口数据为中心

一 引言

光绪《续云南通志稿·食货志》记载了道光十年的分府户口，兹将其与《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分府户口列如表1。

表1 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十年云南分府户口

户口单位：万

1．滇中区

云南府。据表1，嘉庆、道光年间云南府人口分别为133.4万和144.8万，十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2‰。就户均口数来看，云南府户口数据的质量是无可挑剔的。

因此，我们仅讨论“口”的增长。从乾隆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十年，晋宁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9‰，略高于云南府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由此可知，表1中显示的云南府人口增长速度，有分县资料的支持。

澂江府。表1载嘉庆二十五年澂江府人口为56.5万，道光十年为60.2万，户均人口分别为7.7和7.9，像是出自同一调查系统。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澂江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2‰。据此推测乾隆四十一年澂江府人口约为43万。

道光《澂江府志稿》卷7《户口》称乾隆三十六年实在土著人民16819户，男妇大小人丁163793丁。乾隆四十年实在土著人民35513户，男妇大小人丁294906丁（内有新增人民328户，男妇大小人丁1340丁。又清出人民17246户，男妇大小人丁127880丁）。从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四十年澂江府在籍人口的增长，不是人口的真实增长，而是清理户口的结果。

乾隆四十二年，“旨分别民屯，各列一册”。实在土著民户21919户，男妇大小民丁166413丁；实在土著屯户14585户，男妇大小屯丁139620丁。历年民户、民丁及屯户、屯丁的分别记载，详见表3。

表3 乾隆至道光年间澂江府户口变动

资料来源：道光《澂江府志稿》卷7《户口》。

从表3中可以看出，乾隆年间的户口变动很不正常。相对于乾隆五十年而言，乾隆六十年的户数和口数有了一个突然的增长，同样的现象还见于嘉庆十年。这可能暗示这两个年份都进行过清理户口的工作。乾隆五十年及以前的在籍户口中未包括“新增人民”，而乾隆六十年的清理户口则可能将部分“新增人民”列入其中，嘉庆十五年以后则可能将所有“新增人民”全部纳入其中，所以才有户口数据的巨大变化。

然而，道光元年之后，澂江府口数突然减少，且户均口数接近正常。对此的合理解释应该是，不知什么原因，“新增人民”又从政府册籍中被排除了。在表1中，道光十年澂江府的人口数多达60万，比表3中多出17万余人，较乾隆四十年的“新增人民”多出4万~5万人。此可证明上述推测的正确。表1中的数据是正确的。

1982年澂江府境少数民族人口很少，不予讨论。1953年澂江府辖境人口总共只有50.2万人，少于道光十年的人口数。咸丰、同治年间的社会动乱和鼠疫流行，竟使这一区域的人口在几十年后都没有得到恢复。

楚雄府。在表1中，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十年楚雄府口数分别51.4万和57.5万。嘉庆二十五年的户均口数达6.9，偏高，而道光十年则降为5.5，比较合适。从嘉庆末年至道光十年，楚雄府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4.9‰，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3‰。户的增长速度不合情理，口的增长速度比云南府略高。

宣统《楚雄县志》卷4《户口》记载道光二十年（1840年），“楚县清查门户，合城厢界哨本籍、客籍”为23765户，135320丁口，户均5.7口。咸丰四年（1854年）又进行一次同一口径的清查，本籍、客籍为28893户，149890丁口，户均5.2口。14年中，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4‰，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3‰。道光二十年楚雄县的户均5.7口显然较咸丰四年的户均5.2口离实际情况更远。道光二十年的户数有可能低估。

1953年楚雄县人口为178314人，从道光二十年至1953年，楚雄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4‰，从咸丰四年至195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7‰。1953年原楚雄府境人口总数为974039人，道光十年至1953年楚雄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3‰。楚雄府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楚雄县，似可证明同治以后少数民族人口的入籍导致了楚雄府在籍人口的增加。

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楚雄府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4.9%，如在道光十年的楚雄府人口中加上同一比例的这批人口，道光十年楚雄府人口约为71.9万。道光十年至1953年平均增长率为2.5‰。由此可见，扣除少数民族人口后，道光十年至1953年楚雄府真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3‰。这一人口增长速度远低于道光、咸丰年间楚雄县的人口增长，其原因可归结为咸丰四年以后发生的回民起义和鼠疫流行。

按照楚雄县7.3‰的年平均增长率并以道光十年楚雄府人口为基数进行推算，嘉庆二十五年楚雄府人口应为66.9万。

武定州。据表1，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十年武定州的口数分别为11.9万和20.6万。在道光第一个十年中，武定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2‰。这一人口增长速度实在是太高了。

光绪《武定直隶州志》卷2《户口》在“元谋县”条下记载：“系摆彝，原不编丁。”在“禄劝县”条下称：“彝人例不编丁。”又说：“武属多为僰爨诸蛮所居，明初徙江南北富户，武定、永昌汉人稍来，编户然亦不过十之一二。”在1982年的数据中，武定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7.6%，禄劝占29.3%，元谋占26.1%，合而计之，武定州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3.8%。一般说来，来自《嘉庆一统志》和光绪《续云南通志》中的户口资料仅记汉族，只有地方志中的保甲资料才包括部分少数民族户口。因此，如果道光十年武定州的人口即本州的人口，此时人口多达20.6万，已超过1953年的15.5万人。虽然其间因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及鼠疫流行造成人口的锐减，但我仍怀疑元谋、禄劝两县的汉人列入了户籍。因为，今天的元谋和禄劝主要是汉人的居聚区。汉人早就迁入此两县，并不像光绪《武定直隶州志》所载，直到光绪年间，两县境内还只居住着“例不编丁”的“摆夷”。如这一观点成立，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武定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6.2‰，可能是元谋、禄劝两县汉人列入户籍所致。

根据1982年武定州三县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可以认为道光十年武定州的总人口为31.1万。1953年武定三县的人口总数为40.5万，从道光十年至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1‰。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设武定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与云南府相同，也为8‰，嘉庆二十五年有人口28.7万。

曲靖府。表1中显示的嘉庆、道光年间曲靖府的口数分别为58.2万和66.3万，户均口数分别为5.1和5.5，符合标准家庭形态。然而，道光第一个十年间，曲靖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13.1‰，比周边其他地区高出许多。因此，有必要检查该府的分县户口资料。

从户均丁数这一指标进行考察，在乾隆、嘉庆、道光三个年份的统计中，道光年间的统计最好，嘉庆年间的统计最差。由于民国《陆良县志》的记载中只记乾隆、嘉庆和道光，不记具体年份，根据下引道光《宣威州志》的记载，可将乾隆年间定为乾隆四十四年，道光年间定为道光二十三年。嘉庆年间无据，暂定为嘉庆二十五年。据此，从乾隆年间至嘉庆年间，户数年平均增长高达22.3‰。在不对嘉庆年间的丁数进行修正的情况下，其“丁”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6‰。如按户均4.5丁的水平进行调整，“丁”的年平均增长则达24.9‰。从嘉庆到道光年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14.2‰，修正后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18.3‰。如此高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很难令人相信这是真实的。

再以罗雄州（今罗平县）的分类户口数为例，详见表5。

表5 清代罗雄州分类户口的变动

在表5所列三个年份的数据中，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道光年间的移屯户数最不合情理。在罗雄州的整个数据系统中，除了道光中的移屯人丁外，其他户均丁数均未超过4丁。我相信这里的“丁”是指男性人口，或者另有他意，但绝不是全体人口。从与乾隆数据的比较中，“道光中”“移屯人民”的“一万三千三百一十四户”应为“二万三千三百一十四户”之误。如是，则户均3.5丁。

如将“乾隆中”和“道光中”依上例分别定为乾隆四十四年和道光二十三年，则可依下引光绪《霑益州志》的记载，将“光绪中”定为光绪四年。从“乾隆中”至“道光中”，按照修正后的移屯户计算，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9‰，丁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 2‰。从“道光中”至“光绪中”，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6‰，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1‰。事实上，从“道光中”至“光绪中”，土著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9‰，丁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9‰，移民丁的年平均增长率却达到13.6‰。

从罗平县的例子中，可以认为移民的大量迁入带来了云南在籍人口的迅速增加。然而，从陆良县情况来看，结论似乎相反。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还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解答。总之，这两县的人口增长速度与表1中全府的人口增长速度大致持平。

咸丰《南宁县志》卷4《赋役·户口》称咸丰元年知县毛玉成编查保甲，计编2096牌，每牌设牌长一名，共设牌长2096名。计编209甲，每甲设甲长一名，共甲长209名。计编20保，每保设保长一名，共保长20名。计编江西、湖广、陕西三省客籍，每省设客长6名，共客长18名。庵观寺庙51所，大小僧人98名。间有畸零户口附于牌甲之末。毛玉成按照每牌十户，每甲十牌的编制将全县各类户口纳入的保甲系统中，所得资料应是可靠的。然而结果却是：实编民屯21232户，共计男妇大小63479丁口；每户平均只有3口。该志又称，“视道光元年户增六千一百九十三，丁口增七千九百四十五”。所增户数和丁口不成比例。相对而言，所增户数的可靠性超过丁口，因为保甲编制本身就是以户以单位的。以户计，从道光元年至咸丰二年，南宁县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8‰，增长速度仍是较高的。

道光《宣威州志》卷3《户口》记载乾隆四十四年七里共4845户，道光二十三年，共22356户，89356丁口；客籍216户，僧道112名。乾隆四十四年的户数并不是完整的户口调查数，又因无前后数据可供比较，故略而不论。

1953年曲靖府人口为179.7万。从道光十年至1953年，曲靖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1‰。如果加上大约5%的未入籍的回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人口，道光十年及嘉庆二十五年曲靖府的人口总数分别为69.3万和60.8万。道光十年至1953年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8‰。表1中所列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间曲靖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1‰，并得到了分县资料的支持，可见《嘉庆一统志》所载曲靖府人口是可靠的。

1982年曲靖府人口中的少数民族人口不足10%，扣除其中的回族人口，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更低。也就是说，在清代中期的人口中，因少数民族而漏记的人口不多，本研究不予考虑。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及鼠疫的流行未对这一区域造成太大的影响。曲靖府人口的增长大体是人口自然增长。

广西州。表1载嘉庆二十五年广西府的户数为21990，口数为98463，户均4.5口；又载道光十年户数为22665，口数为134452，户均5.9口。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1.6‰。口的增长速度实在是太离谱了。只是无法确定，到底是户数有误，还是口数错了。

在1982年的人口数据中，广西府辖境中少数民族人口占人口总数的35%。而在《嘉庆一统志》和光绪《续云南通志稿》这两本书中，“夷民”是不登入户籍的。假定嘉庆、道光年间广西府汉“夷”比例不变，则道光十年广西府有人口20.7万。1953年广西府人口为60.8万。从道光十年至此，广西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8‰。广西府反映出来的人口增长规律与曲靖府近似，或许说明同样的地理及社会背景下人口增长的模式相同或相似。以8‰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嘉庆二十五年广西府有人口19.1万。

顺宁府。据表1，嘉庆二十五年，实在土著民户32563户，男妇大小民丁114165丁，户均只有3.5丁。道光十年，顺宁府户数为33419，口数为121990，户均只有3.7口。顺宁府的人口统计是不全面的，所谓的“男妇大小人丁”并未包括全体人口。由于嘉庆二十五年及道光十年的统计口径是相同的，所以，这一期间的人口增长速度仍是可信的。据表1，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顺宁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7‰。

光绪《顺宁府志》卷11《食货志》记载乾隆三十九年实在土著人民11963户，男妇大小人丁40760丁。乾隆四十年新增人民83户，男妇大小人丁712丁。又清出人民13179户，男妇大小人丁27782丁，共实在土著人民25163户，男妇大小人丁68730丁。乾隆三十九年的户口登记很不完全。乾隆四十年清出的户口大约是实在户口的三分之一。

乾隆四十年顺宁府户均只有2.7口，明显低于嘉庆二十五年的同一值。按照嘉庆二十五年户均3.5口的水平进行调整，乾隆四十年顺宁府的在籍人口应为88071口。据此值，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男妇大小人丁”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8‰，与嘉庆、道光年间顺宁府人口6.7‰的年平均增长率大体相合。嘉庆、道光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稍高，实际上也只是道光十年户均口数偏高所致。

光绪《顺宁府志》卷11《食货志》记载，“光绪十年久经兵燹之后，已逾十年。清查实在居民”19278户，男妇大小70845丁。且不论此数据是否正确，但就户均丁数而论，口径与以前相同。“光绪三十年奉上宪明文查烟户”，共31578户，男共97842丁，女共96774口。有意思的是，在民国《顺宁县志初稿》卷4《民政》中，光绪三十年户数为31578，丁口数为96774。该志说明此数据“系府、州、厅共计”。很显然，《顺宁县志》误将女口当做全体人口。总之，至光绪末年，“丁口”的含意与以前有了不同。从这一观点出发，按户均5口计算，乾隆四十年顺宁府的在籍人口约为12.6万人，嘉庆二十五年为16.3万人，道光十年为16.7万人。

1953年顺宁府人口总数为120.4万人。较道光十年增加了7.2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6.2‰。人口增长率过高，说明道光十年的在籍人口并不是全体人口，少数民族人口可能未被统计入册。1982年顺宁府少数民族人口占全体人口的38.4%。依此比例，道光十年顺宁府的全体人口应为27.1万，嘉庆二十五年应为26.5万。道光十年至1953年顺宁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2‰。这一人口的增长速度仍然偏高。

另一种测算方法是：顺宁府南部的耿马、沧源、西盟、澜沧和孟连等县都是民族自治县，其少数民族成份主要为拉祜族、佤族和傣族。清代中期，这一区域尚属于不入政府册籍的“夷民”居地和土司辖区，他们的人口不包括在册载人口中。顺宁府的北部三县再加上民国年间划顺宁府与永昌府设立的昌宁县中的半数人口，1953年约有57万人口，排除其中22%的少数民族人口，汉族人口为45.2万。从道光十年至1953年，顺宁府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以1953年顺宁府全体人口数为基础，以此速度回溯，嘉庆二十五年顺宁府人口为41.7万。

进入20世纪以后，顺宁府设置了不少新县，如1913年设置的镇边县，后改为澜沧县（即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1929年设置的双江县、1937年设置的沧源县、1952年设置的耿马、1954年设置的孟连和1965设置的西盟等县。1953年新设县的人口总数超过了北部诸县，占全府人口52.5%，其中汉族人口占31.4%。很显然，清代中期以后，顺宁府的南部存在一个可供汉族人口迁移的广阔空间，顺宁府的北部人民也就不会感到生存空间的狭仄。外地移民持续不断的迁入和区域内的人口迁徙当是导致这一区域人口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永昌府。依上引光绪《武定直隶州志》的观点，永昌府的情况与武定州类似。据表1，嘉庆二十五年永昌府人口为25.2万，道光十年高达53.9万。在道光第一个十年中，永昌府的在籍人口也有了迅速的增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9.2‰。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一时期的确有大量外来移民迁入。道光《永昌府志》卷24称，嘉庆二十二年大灾荒，外地流民进入永昌者“以万计”。以永昌府南部的镇康县为例，1925年修《镇康县志初稿》第六《民政》有以下记载：

本县户口在昔土司治理之初年，不过土著夷户一千三百五十六户，寄住汉人七百零三户，合计二千余户，男女总共一万余人。土司中叶，颇有增加。民十以后，调查所得，全县共有万余户，总计七万余丁口，较之土司初叶，已增七倍，而且汉族反多于夷人，其户略为一与五之比，口为一与七之比。据本县调查结果为二万三千七百五十七户，男为六万二千八百五十丁，女为六万二千二百八十五口，总计一十二万五千一百三十五人。

早在清代中前期，镇康的“夷人”已列入户籍，但这仍是保甲户籍，不具备人口普查的意义，故无法确信此为当时的人口数。另外，其中“据本县调查结果”一句，可能指1925年前的调查所得，亦即“民十以后，调查所得”。 1953年该县人口为17.8万，从“民十以后”至此，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12‰，可能偏高。

该志又称：“在土司时代仅指镇康一司，改流而将孟定土司划归镇康统治，列为县属第六区户口调查统计，始有此数。全县汉人约占六分之四，夷人仅六分之二，此镇康户口之情形也。”土司时期镇康州的全体人口仅有万余人，如加上以后划入的孟定府（即孟定土司），镇康在五区之外，再增加一区。因此，土司时期的镇康和孟定最多有人口1.5万左右。如果将“土司治理之初年”定为乾隆初年，则200余年间，镇康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1.5‰。如果定在雍正年间，人口的增长速度就要低一些。

这一数据与其他地区相比，虽然是太高了一些，但这一区域接受的汉族移民确是比较多的。土司初期汉人仅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民国年间汉人占三分之二，就是汉人不断迁入所致。实际上，根据1982年的数据，镇康县汉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84%，永昌府汉人占总人口的90%，远远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比例。汉人对永昌府南部地区的渗透和迁移是持续不断和大规模的。正是因为这种迁移，才使土司地区的少数民族变成为真正的“少数”民族了。

永昌府人口的汉族化过程其实在清代中叶即已完成了。也就是说，道光十年永昌府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可能与1982年相同，即占总人口的10%。如是，道光十年永昌府的总人口应为59.9万万人。1953年永昌府属县人口合计为118.8万，从道光十年至此，永昌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采用8‰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从道光十年往前回溯，嘉庆二十一年永昌府人口为55. 3万。

腾越厅。嘉庆二十五年腾越厅仅26.8万人，光绪《续云南通志稿》中无道光十年腾越厅的户口数，表1中的数据依光绪十三年《腾越厅志》卷3中所载道光三年数据加入，是年腾越厅的在籍人口为37.4万。同志又载，“嘉庆、道光间户科册籍无稽，因咸丰十年回逆陷城，户册残毁，无从稽考。惟《通志》载嘉庆二年腾越土著民”20136户，200813丁口。在光绪二十三年重刊乾隆《腾越州志》卷5《户口》中，乾隆二十五年民数12087户，男妇大小丁口共177173口。该志又称：“嗣后每年造报户额如旧，丁口滋生，年增数十名，至三十九年大略相同。”乾隆四十二年，“奉文分民屯户口人丁按照编排保甲分造”，计土著民户11394户，男妇大小丁口158675，屯民2935户，男妇大小丁口39357。户均口数太多，已无讨论的意义。男妇大小丁合计198032。从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二年，腾越厅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6‰。

如果认为上引嘉庆二年腾越人口数是真实的，那么，从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二年，腾越州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采纳《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从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五年，腾越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1‰，与前一阶段的人口增长速度相近。

表1所列光绪《腾越厅志》所载道光三年的户口数无法与嘉庆二十五年数据衔接，是不是统计口径发生了改变？光绪《腾越州志》卷5在记载了乾隆四十四年土著、民屯的户口后接着说：

凡户口据保甲编审开造，其间客民、僧户皆所不入。凡土司地方亦有汉人移民，不能概载。观腾之越户口庶矣。计田所入不敷口粮，合赖各土司地方搬运接济。民间男妇每于收割后赴干崖、南甸、罗小、丝庄趁食，移民移粟，振（自）古如此……又土司地方曾奉文照内地编造户口，军兴以后，关禁最严，屡令土司编造，每多不实。缘土境夷民种类不一，迁徙无常。土法甫到立寨，寨旁荒地即令开种，三年后始当差派。门户有奸夷，转辗各土司地方，阖寨数百人成旅而行，习以为俗。故力田并无顷亩可稽，止有寨名，不能照内地清查之法行也。

据1982年的数据，腾越厅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27.5%，其中约90%的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在腾冲以南的各县中。再确切一点说，腾冲以南的土司境内少数民族人口也不占多数，他们仅占总人口的48.8%，汉人占总人口的51.2%。如上述，汉人入迁的过程从清代中期即已开始。因此，如果我们在道光三年的在籍人口中加上一批漏载的少数民族人口和汉族人口，就可以复原是年腾越厅真实的人口数了。

换言之，表1所载道光三年和嘉庆二十五年两个年份之间的差额为10.6万人口，是土司地区入籍的汉人与少数民族，他们占道光三年总人口的28.3%。另外，在1953年的人口中，腾冲以南地区人口占总人口的47.4%。如果道光三年以后，还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入迁腾冲以南地区，即腾冲以南地区的人口还在不断提高当中，则道光三年腾冲以南地区人口的比例还要低一些。假定这一比例为40%，就可知道光三年腾冲以南地区有占全厅总人口12%左右的人口漏记了。据此测得漏记的人口约为4.3万，道光三年腾越厅的总人口约为41.7万。

1953年腾越厅人口总数合计为644726人，从道光三年至此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6‰。光绪《腾越厅志》卷3《户口》称：“咸丰同治光绪初，兵事蔓延，人民离散，户口无定。”说的是道光以后因战争而导致的人口死亡。道光以后的人口低增长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虽然乾隆《腾越州志》所记乾隆年间的人口不包括腾越地区的所有人口，但人口变动的幅度大体是合理的。我们以道光三年的41.7万人口为基点，再以6.6‰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计，道光十年腾越厅人口为43.7万，嘉庆二十五年约为40.9万。

普洱府。表1中缺载普洱府的户口数，并不意味着这一区域没有进行过人口调查。普洱府设于雍正七年（1729年），下辖四厅一司。道光《普洱府志》卷9说：“国初改流，由临元分拨营兵驻守，并江左、黔、楚、川、陕各省贸易之客民，家于斯焉。于是人烟稠密，田土渐开，户习诗书，士教礼让，日蒸月化，浸浸乎具有华风。”道光十六年稽查户口的结果是：四厅总户数为88458，其中土著户占45%，屯民户占46%，客家户占9%。所谓“四厅”，并不包括今为西双版纳辖境的车里宣慰司。屯民户为驻军及退役驻军户，客家户就是所谓“内地人民远走谋生者”。“屯民户”称作来自省内的汉族移民，“客家户”为外省移民。

1982年，清普洱府地人口中汉族人口占45%，少数民族人口占55%。普洱府的汉人主要集中于府治及其附近地区。在南部，汉人少有介入。以民国镇越县（今勐腊县）为例，民国《镇越县志》第三章《户口》在列举了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及风俗后称：“汉人占百分之十。”这已是民国年间的情况。1982年汉人已占该县全体人口的44%，而在整个被称为西双版纳的区域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只占63.6%。上溯至清中期，这一区域汉人的比例应当更低。

将车里司（即今西双版纳地区景洪和勐海）的人口排除不计，1953年普洱府地区人口只有41.2万人。以每户4.5口计，道光十六年普洱府有39.8万人，而以每户5口计，则有54.1万人，从道光十六年至1953年，普洱府中北部的人口可能为零增长，或者减少。这可能与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与鼠疫流行有关。

道光以后普洱府的人口低增长，并不能说明此前的人口增长也是缓慢的。设府以后，大批汉族人口迁入，故普洱府人口的较快增长。从时间上分析，实在乾隆中叶以前。道光年间北部各县人口为54.1万，再设道光十年至1953年车里司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5‰，道光十年有15.6万，合计为69.7万。比照邻府，设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六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嘉庆二十五年有人口63.3万。

元江州和镇沅州。元江和镇沅两州的户口数不见《嘉庆一统志》和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的记载。道光《元江州志》卷3记载道光四年施南道查造保甲册，内有土著13182户，土著屯民11289户，客籍283户，合计24754户，128210口，户均5.2口。

仍可用1953年的人口数对此数进行检验。1953年，元江州属三县及划入红河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共有人口28.4万，从道光四年至此，元江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2‰。

今天的沅江三县都是以自治县的形式存在的，包括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和江城哈尼族自治县。在1982年的三县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71.5%。如果认为道光四年的“土著”为少数民族人口，这一年他们的户数仅占全体户数的53.3%。很显然，道光四年的人口调查，仍存在少数民族人口的遗漏。根据1982年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进行推测，道光四年元江州的少数民族人口应为2.9万户，总人口约为4万户，以每户5口计，有人口20万。从道光四年至1953年，元江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7‰。道光以后元江人口的低增长，与清代后期至民国年间这一地区鼠疫流行有关。

镇沅州的情况应和元江州类似。在没有资料记载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元江州的人口进行类比。1953年镇沅县人口为85395人，为元江州人口的30.1%，据此比例推测嘉庆二十五年约有人口6万。

景东厅。在表1中，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十年景东厅的口数分别为6.3万和7.4万，户均口数分别为4.7和5.1。户均口数并不很大的差异，对只有十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年中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6‰，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3‰。然而，这一口数还不是完全的。嘉庆二十五年《景东直隶厅志》卷10记载的口数为126209，是《嘉庆一统志》所载人口的1倍。1953年景东县人口为229100人，若以为《嘉庆一统志》所载人口数为真，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景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7‰，如以嘉庆《景东直隶厅志》的记载为真，则从嘉庆后期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5‰。我以为嘉庆《景东直隶厅志》的记载是真实的。

开化府。在表1中，嘉庆二十五年开化府人口为25.9万，道光十年仅为20.6万，人口不增反减，很不正常。开化府知府施道生说：“开化所辖安平、文山，广南所辖宝宁等属，因多旷地，川、楚、黔、粤男妇流民，迁居垦种，以资生计，其来已久。自道光三年清查，除客户艺业生理，挟资主人，由客长约束，其余耕种流民，多有家室，即归各里乡约，附入保甲。开化府所属安平、文山等处，现计客户、流民二万四千余户，广南所属宝宁、土富州等处，现计客户、流民二万二千余户。”同书记载道光十年开化府“实在土著民户”41143户，比表1所引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的记载多了1户，是为转抄中的错误，忽略不计。将“客户、流民”视作“土著民户”肯定是不恰当的，道光十年的户口中，漏记了已编入保甲的“客户”和“流民”。如是，道光十年开化府应有63143户，以每户5口计，有31.6万人。

道光《开化府志》卷1称，“嘉庆二十五年实在土著人民”40186户，共计大小人丁182685丁，户均4.6口。《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户数为55923，口数为259216，户均口数4.6。从户均口数相同这一点上看，两书所载应当出自同一个系统。道光《开化府志》所载要比《嘉庆一统志》为少，可能是漏载了15737户已经入籍的“客户”和“流民”。

如此，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开化府的土著人口从40186户增加至41142户，年平均增长率为2.4‰，增加的速度很慢。“客户”和“流民”的增加只牵涉到入籍的数量，不做增长速度的分析。

道光《开化府志》卷1中还有一个道光六年的户口数，即道光六年新增4498户、19739口。总户数达44684，总人口达202424。如果计算这六年中的年平均增长率的话，户年平均增17.8‰，口年平均增17.2‰。此数据与表1中所列光绪《续云南通志稿》中数据无法吻合，暂不分析。

扣除砚山县人口的半数后，1953年开化府属各县人口合计为78.2万人，如以《嘉庆一统志》所载为基数，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3‰。如以道光《开化府志》所载为基数，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9‰。在1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一个地区要保持10‰以上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很难想象的。以调整过的道光十年31.6万人口作为基数，至1953年，开化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3‰，与顺宁府、永北厅的情况相似。

根据这一分析，在道光十年的人口中，以“客户”和“流民”构成的汉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37%。1982年，开化府境的汉族人口占到了全体人口的55%，说明道光十年的汉族入籍可能是不完全的，此正如下引道光《广南府志》卷2的记载，“流民忽去忽来”，难以稽查。另外，也不排斥清代中期以后大量移民迁入的可能性。所以，20世纪中叶，这一区域在原有2县（厅）的基础上，相继设立了麻栗坡、西畴、砚山屏边和河口4.5个县。人口的超常增加构成设县的动力。类似情形在同时代的永北厅及顺宁府皆有所见。

事实上，嘉庆、道光年间，要做到对全体少数民族人口进行清查是不可能的。如对屏边县这类偏僻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清查，就是相当困难的。1982年，屏边县少数民族人口占开化府少数民族人口的10%。如果道光年间的在籍人口不包括他们，是年实际人口将多于31.6万。由于笔者无法把握漏记的少数民族人口数，因此，不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以道光十年31.6万人口为基点，如以6‰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嘉庆二十五年开化府人口为29.8万。

广南府。表1中广南府的户口数缺载。事实上，早在乾隆年间，广南府就进行过大规模的户口调查，只不过这次户口调查是与编造保甲合在一起进行的。关于这次户口调查的对象、起因与结果，道光《广南府志》卷2《民户》有以下记载：

广南向止夷户，不过蛮獠、沙侬耳。今国家承平日久，直省生齿尤繁，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故稽烟户不止较当年倍蓰。教训而约束之德威并用，宽猛兼施，惟在贤令今驶之有道而已。

乾隆九年奉行设保甲稽察匪类，着五门四乡各兵目将村寨烟户编为十家保甲。乾隆四十年编造保甲，烟户清册计三千五百五十五甲，三万四千九百九十七户。道光元年编造保甲四千五百余甲。然遗漏甚多，且流民忽去忽来，迄无定数，万山之中，假于胥吏，编查更难深信。

从乾隆四十年至道光元年，广南府以甲为单位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3‰。然而，广南府的这一人口增长速度可能并不全是真实的。《广南府志》的作者指出，由于遗漏太多，人口统计不全，实际的人口增长速度可能还要高一些。

开化府知府施道生指出：“广南所属宝宁、土富州等处，现计客户、流民二万二千余户。”从乾隆四十年广南府保甲与民户的严格对应上看，道光元年的广南府户数应为45000户左右，如此，客户、流民户约占总户数的48.9%。

在乾隆四十年移民登记以前，广南府对当地的“夷民”未进行任何形式的人口调查。乾隆四十四年的保甲调查，不仅包括汉人，也包括“夷民”，否则不可能“将村寨烟户编为十家保甲”。这类调查，在云南的其他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也进行过，但在《嘉庆一统志》中未能反映出来。1982年广南府境人口总数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3.6%，少数民族人口占66.4%。按此比例计算，道光元年广南府的户口中，可能还有一批少数民族人口未被统计进去。即使我们假定道光年间的二万二千余户客户、流民就是广南府汉族人口的全部，广南府的户数可达65476户，人口可达32.7万。1953年，清代广南府属地的富宁、宝宁（广南）二县人口与划归砚山县的人口合计为51.3万， 从道光元年至1953年，广南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3‰。

与开化府不同的是，直到20世纪，广南府境一直只设有两个县，一个多世纪以来，该地从未设置过新县，仅与开化府合设过砚山县。因此，道光年间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致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一自然增长率与嘉庆、道光年间开化府“土著人民”的自然增长率相近。同一自然环境及社会背景下的人口增长速度应是大致相同的。

临安府。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十年临安府的口数分别为53.2万和56.5万，户均口数分别为3.9和4.0。十年间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如将户均口数调整到5，则两个年份的人口数分别为67.6万和69.9万。

临安府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府人口的40%。在该地少数民族人口中，哈尼族和彝族占绝大多数。就具体分布而言，临安府南部的个旧、元阳、红河、绿春和金平五县均设于20世纪30年代及50年代，1982年这一区域居民的85%左右为哈尼族和彝族。《嘉庆一统志》和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所载人口不可能包括这一区域。1953年，排除掉这一区域之后，临安府只有113.7万人口。

临安中北部诸县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如峨山彝族自治县就位于临安县北端。1982年该区少数民族人口至少占人口的20%。排除掉这批人口后，临安府人口只有91万。从道光十年至1953年，临安府（北部）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1‰。清代后期，临安府形成为云南鼠疫流行的中心地带，人口的低增长因此而形成。

如果认为这百余年间临安府南部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与北部相同，则道光十年临安府的总人口应为119.9万。以年平均增长6‰计，嘉庆二十五年临安府人口为112.9万，乾隆四十一年为86.8万。

昭通府。昭通府的情况可以永善县为例。嘉庆八年《永善县志》卷2《户口》称：

本县地方系新开夷疆，例不编审人丁，惟编查保甲清出人丁户数。原编兵民一千四百二十四户，雍正十年以金沙江为界，新增四川屏山县割归永善县副官村兵民一千一百六十二户，二共二千五百八十六户。乾隆四十一年奉文编查清出兵民七千四百二十七户，男一万八千二百二十四丁，女一万一千五百十口。今人烟辐辏，生齿蕃甚。

永善原为“夷疆”，改土归流后“夷民”大多被屠，迁入者多为来自曲靖府和云南府的汉族移民。1982年整个昭通地区的汉族人口已经超过90%，相信在清代中期移民运动结束以后，昭通府的汉人比例即已如是。所以，对新开“夷疆”的不编丁，实际是对汉族移民的不编丁。然而，丁虽不编，但保甲户口却早就存在。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八年的27年间，当地人口有相当大的增长。否则全县人口不足3万，县志作者就不会说“今人烟辐辏，生齿蕃甚”。

民国《昭通县志稿》卷2《户口》称：“惟昭居滇边开辟未久，查道光中阮志则言以夷户尚未编丁，岂丁口之数略而不详欤。”所谓“阮志”，指的是道光十五年阮元主编的《云南通志》。就大多数地区而言，此时的“夷民”未编入户籍。《嘉庆一统志》和光绪《续云南通志稿》两书中缺昭通户口，即因为此。实际上，大量的汉人已迁入了这一区域。该志同卷继续称：“自清雍正五年始设官治民，一时户口尚未清理，复遭八年之乱，人民逃避殆尽。及再平定，经历年抚绥，逐渐生聚，逮乾隆中，休养已久。据昭旧志载，乾隆四十年汉夷共九千零七户，男二万六千五百三十八丁，女一万九千一十八口，较三十年前附籍之户增四百三十，男增二千二十一，女增九百。考道光十二年《云南通志》则言昭通府俱系夷户，并未编丁，岂在当时仅联乡甲而人丁数未报耶。惟嘉道以来，时际承平，户口当极蕃衍，况昭属通衢，四方杂聚，庶哉之叹不让卫。”保甲编丁与户口调查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其结果未计入省级户籍册中。

清兵对昭通地区的征服是通过屠杀来完成的。“改土归流”战争结束以后，移民活动随即展开。雍正十年（1732年），云贵总督高其倬招募汉人前往垦荒，由官府借给路费和耕牛、籽种，至其地，每户给田20亩，永远为业。有记载说：“但稽现时所有大族，又皆雍正间平定后，迁徙云南、曲靖二府之民，至昭填籍。”移民来自邻府，而非外省。由官府组织的邻近地区的移民完全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填补因战争中的屠杀造成的人口空白。基于这一背景，我以为昭通县的人口记载大体是真实的。只是这一年昭通县人口的性别比高达139，存在对女性人口的漏记。若以为真实的性别比为115，乾隆四十年昭通人口约为5万人。

唯让人不能释怀的是“夷民”问题。上引资料虽然“汉夷”并称，但我仍以为对深山中的“夷民”进行编审是不可能的。当时编入户籍的“夷民”应是“熟夷”，今天仍以少数民族身份自称者的祖先，在乾隆年间可能未编入户籍。1982年昭通县人口的13%为少数民族，乾隆年间的少数民族比例应当稍高于此，因为假定以30%计，昭通县人口应为7.1万。1953年昭通县人口为255669人，从乾隆四十年至此，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7.2‰。

在1953年的昭通府人口中，昭通县人口占全府人口总数的15.4%，如果这一比例是一个大体恒定的值，即乾隆四十年昭通县人口保持同样的比例，是年昭通府人口总数约为46万。以此人口增长速度进行推测，嘉庆二十五年昭通府人口为63.1万。

从乾隆四十年至1953年，昭通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2‰。作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一增长速度无疑过高。然而，昭通县是一个移民区，人口的过高增长实际上意味着乾隆四十年以后，仍然有大量人口迁入。上引民国《昭通县志》认为，“惟嘉、道以来，时际承平，户口当极蕃衍”，道理即在于此。

进入20世纪以后，昭通府境新设三县：绥宁、盐津和威信。三县分布于昭通府北部边境与四川交界的山区里，其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汉族而非少数民族。

东川府。至今未获任何有关东川府历史人口的资料。将东川府人口与曲靖府人口进行类比或许是唯一的办法。1953年东川府人口是曲靖府人口的47.6%，嘉庆二十五年人口为28.8万。

大理府。据表1，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十年大理府的人口分别为74.8万和80.2万，户均口数分别为6.1和6.2。十年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

大理府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白族，1982年白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府人口的41.6%，他们主要居住在大理、洱源和云龙三县，即大理府的西部地区。白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如彝族、傣族等不同，他们较早接受汉文化，较早成为中原王朝的臣民。所以，清政府对这一区域的管理，与汉族地区没有很大的区别。唯有不同的倒是在大理府的东北部地区，明政府设十二关长官司，清因之。土官李姓，世袭。因其人少，不予讨论。1953年大理府境人口总数为93.7万。从道光十年至此，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3‰。大理府人口的停滞与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和鼠疫流行有关。

蒙化厅。表1中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十年的蒙化厅口数分别为15.5万和16.2万，户均口数分别为3.6和3.7。从户均口数的角度看，嘉庆、道光年间的两个数据属于同一统计口径。十年间户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均为4.4‰。

如前述，《嘉庆一统志》和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所载户口并不包括少数民族人口。1982年蒙化厅（巍山和南涧两县）的彝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0%。假定嘉庆、道光年间的比例与此同，则两个年份的实际人口分别为22.2万和23.2万。

1953年蒙化厅人口总数为23.5万，道光十年至此，人口几无增长。此情形有类于在云南等府所见，也与大理府所见略同。战争与鼠疫严重地影响了蒙化厅的人口发展。

丽江府。据表1，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十年丽江府的人口分别为35.1万和36.3万，户均口数分别为5.7和5.8，十年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4‰。

1953年丽江府人口总数为71.8万，道光十年至此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1‰。这一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大理府，是因为丽江府所受咸丰、同治年间战争及鼠疫的危害要比大理府小。然而，这一人口的增长速度低于永北厅，说明战争和鼠疫对该区造成的危害仍是不可低估的。

永北厅。表1中嘉庆二十五年永北厅户均6.3口，与道光十年的户均6.5口相似。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永北厅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8‰，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8‰。

光绪《永北直隶厅志》卷2《户口》引“永北府旧志”称，“乾隆二十三年知府马琪珣奉谕编查保甲。三十年知府陈奇典再行确查汇册存案，四城及远近屯伍、土司、汉夷烟户”计8562户，共男妇老幼35210丁口，户均只有4.1口，偏低。从乾隆二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户的增长速度相近。

然而，1953年永北厅三县人口总数达359945人，道光十年至此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1.1‰。这不像是真实的人口增长情况，却像是道光以后有大批少数民族人口登记入册所致。上引资料中“四城及远近屯伍、土司、汉夷烟户”应是厅治附近的人口，其中包括少数民族人口。我相信乾隆年间入籍的“夷人”在当时就是“熟夷”，早已汉化。1982年，永北厅三县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6.7%，道光十年的人口中没有包括这批“夷人”的祖先。加上这批人口，道光十年永北厅的人口总数可能达14.6万人。从道光十年至1953年，永北厅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4‰。永北厅经历了咸丰、同治年间的“回乱”，其人口保持如此高的自然增长速度令人有点怀疑。

经历了咸同回民战争的地区人口的损失都相当大。如云南、澂江、大理等府，从道光十年至1953年，人口增长甚少或几无增长。永北厅的情况也是如此，光绪《永北直隶厅志》卷2《户口》说：“我朝教养二百余年，人物辐辏群萃，州处烟火万家，遂为人文之数。自逆回倡乱，历兵燹十有八年，厅城久陷，死丧疏离之苦，不忍详述。克复后户口凋零，迄今元气未复，城郭如故，人民全非。”在经历了这么严重的损失以后，在清代末年和1936年，永北厅境竟然分设出华坪和宁浪两县，永北厅改为永胜县。这说明战争对永北地区的影响其实并不很大，清代后期永北地区人口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人口增多，必须通过设置新县来治理。当然，清代后期也可能有外来移民迁入此一区域。

以7‰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嘉庆二十五年永北厅人口约为13.6万。

根据上文内容，将各府嘉庆二十五年和1953年的人口列如表6。

表6 嘉庆二十五年和1953年云南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说明：1953年元江州人口中包括三分之一的红河县人口，广南府人口中包括二分之一的砚山县人口，永昌府人口中包括二分之一的昌宁县人口，东川府包括1952年划归四川的二分之一的会东县人口。

如果没有经历大的战争、灾荒与瘟疫，清代中期各府州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与1953年应是大致相同的。事实上，在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的133年间，云南府、澂江府、楚雄府、武定州、普洱府、元江州、临安府、大理府、蒙化厅、丽江府的人口比例都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云南府、澂江府、普洱府、蒙化厅、大理府、临安府的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相当大，表明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对这些地区人口的影响较深。那些人口比例上升的地区，则受战争影响较小，人口的发展较为顺利。从人口的增长速度来看，从1820年至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超过2.5‰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府大都是这些人口比例下降的府州。从区域的角度看，这一区域包括以省会为中心的滇中区，包括滇西南的东部和滇东南的西部这一相连成片的广阔区域，还包括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区。如上文所述，滇西南的东部和滇东南的西部主要指普洱府和临安府。在讨论1820年至1953年的人口增长时，两府南部今属西双版纳和红河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均不在讨论之列。由此可知，这一人口的低增长区域包括的是云南中部和西部自然条件最好的农业区。这一结果，与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及鼠疫的流行有关。

从1820年至1953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多且其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在7‰～9‰之间的府为昭通府、东川府、曲靖府、广西州、开化府、顺宁府和永北厅。从滇东北区的昭通府往南，依次是东川府、曲靖府、广西州和开化府，构成一条由北至南的人口高速增长带。在这一地带的西侧和东侧，则是人口的低增长区。此外，在滇西地区，永北厅与顺宁府所处的经度相近，只是两府之间隔有大理府和蒙化厅，否则可能形成与滇东地区相似的贯穿南北的人口高速增长地带。

1820年以来，云南以府为单位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表现得这样有规律，笔者对这一研究有充分的信心。《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云南人口总数为6925610，排除广西州口数的明显错误后，只有6039440，与《户部清册》所载6067171基本相同，仅及表6估测人口的58%~59%。

这一事实使笔者联想到施坚雅对清代四川人口数据所作研究。在这篇名为《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得出的教训》著名论文中，施坚雅指出《四川通省民数册》的数据存在大量浮夸和统计错误。《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四川人口与《四川通省民数册》属同一系列，也存在施氏指出的浮夸。施氏的这一观点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他将四川的例子推广到全国，认为有“理由相信在很多省也存在类似四川这种夸大统计数字的情况”。因此，他将19世纪的中国人口数从4.3亿修正到3.8亿。云南的例子是对施坚雅大胆推测的一个反证，因为，在《嘉庆一统志》中，云南人口的低估是相当严重的。

《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全国分府户口数据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利用的最好的一套户口数据，但其中也存在大量的错误，既有人口数字的浮夸，也有人口数字的漏载。仔细辨证各府人口数据的实质并加以修正，是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者们亟需开展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