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韩国旱田耕作法和农耕制度的考察
崔德卿
　
    
摘 要：由于高丽时代以前的农书尚未发现，我们几乎不可能确切了解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状态；但是从朝鲜时代的农书可以看出，当时受中国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等的影响很大。本文研究了在朝鲜半岛中部出土的刻有农耕图象的农耕文青铜器，进而考察了南江流域大坪里和汉江流域渼沙里的青铜时代农田遗址，认为三国时代的农业发展相当迅速，从而进一步考证了古代韩国的传统旱田耕作法和农耕制度。

关键词：作亩法 旱田 大豆 间作

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随着高句丽南下政策的展开出现了密切的交流和冲突，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古代朝鲜国家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在４～６世纪，由于三国之间的频繁战争，导致了人民力量的不断壮大，农业也由此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各国通过王权强化，来谋求新的支配体制，因此，这个时期又是各国引进先进的文化，图谋富国强兵的活跃时期。

但是，由于农业经济史料不足，至今还不能确认是否农业经济引起当时各国内部的变化。由于高丽时代以前的农书尚未发现，把握三国时代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状态是十分困难的。但从朝鲜时代的农书可以看出来，当时受中国农书《齐民要术》或《农桑辑要》等的影响很大。

本文为了弄清三国时代的农业实态，研究了在朝鲜半岛中部出土的大约３～４世纪、上面刻有当时农耕图象的大田市盾牌农耕文青铜器，又进一步考察了在晋州南江流域大坪里出土的青铜时代的农田遗址，并比较了其与农耕文青铜器上描绘的作亩方式的差异。从中发现其上层和三国时代的农田遗址相互关联，并可据此推知古代韩国的作亩法和农作法是如何发展过来的。另外，通过对４～６世纪汉江流域渼沙里的上、下层农田遗址的研究，发现三国时代的农业发展很迅速，从中进一步地考证了古代韩国的旱田农业实态。

一、农耕文青铜器的农作法

初期农耕中的起耕是靠什么方式实现的呢？现在对此存在着很多解释。朝鲜半岛中部大田发现的农耕文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公元前３～４世纪农耕方式的形象资料。

农耕文青铜器表现的高田作亩方式，是一个人以后退的方式用双齿耒挖出播种沟[1] 。这和同时期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垄的耕作方式一样。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农耕文青铜器上表现出了两个人一组的劳动组合，其中一个人用木耒直接在田地里作畎、作亩、起耕。在图１中，描绘了木耒末端的一部分田畎，真实的体现了作垄的过程[2] 。作亩过程是耕者后退着完成的，这和中国上古的耕作方式完全一样。

但这时期的作亩和《周礼》中所讲的耦耕中两个人用５寸耜并耕并不一样。古代韩国是一个人单独劳动作畎和垄。这说明耒耜劳动不一定是两个人并耕的。

从农耕文青铜器的耕作图象和耒的构造来看，耒是直接入土来做成畎和垄，水沟比以前更深,从后退作亩形态、水沟和田埂的相交的长度以及当时使用的石制农具看，推断田地的规模比以前扩大了。这和后述的江边沙质土冲积而成的下田的作亩方式完全不同。这里讲的耕作地点是丘陵的上田。所以，根据“上田弃亩”的原则[3] ，这里做成的沟不是排水沟，而是播种沟。

现在我们举一个“（造字）”字形钁的例子[4] ，钁的出现与农耕文青铜器时代相近。据《管子·轻重乙》记载，种地 “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5] ，这也是现在所了解到的当时华北地区所使用的重要农具。但是朝鲜半岛使用的钁是能除草、起耕、开垦和碎土的多用途农具，其主要特征是功能众多。

耒是用于起耕的。而这里的钁是于起耕后的作业。在牛耕还没有普及的华北地区，这种作业是用木榔头进行的[6] ，在农耕文青铜器上，则是用钁在播种后覆土，同时进行碎土和摩平。即，耦耕的时候，一个人在前面起耕做出播种沟，另一个人在起耕后播种，然后覆土,也就是所谓“耰”。“耰”是春旱多风的华北地区保墒农法中施行于表土层整地作业的一个环节。耕耰体系有很多种，在朝鲜半岛的上田采取的是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在农耕文青铜器上耰这种作业是在耕者后面拿钁的人进行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土壤耕作和播种是紧密相关的。

只看农耕文青铜器的图，还不能了解这种耰作业的土壤耕作原则的；但可从同时期中国文献中获得启发。《国语·齐语》中有“疾耰”[7] 的记载，这是指播种后迅速用耰碎土、覆土于播种的种子上。《庄子·则阳》篇 “深其耕而熟耰之”则提到了“熟耰”。熟耰是指把土块打碎，细致均匀地覆土，也包含了摩平的意思。从中可以了解一人耕一人耰的耕作方式所重视的是什么[8] 。

农耕文青铜器耕作图后面表现的是在春秋时举行的祭祀活动[9] ，左侧图表现的是收获时往储藏容器里面装谷物的情形。可见农耕图象表现的是播种主谷的春耕。图中后面的人是往播种沟里播种。从当时的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看，在播种前除去前茬作物的陈根或除草是不可能的[10] 。即用木制的耒耜不能在播种前直接起耕，然后播种、覆土。也就是说，在铁制起耕农具普及之前，春播前除陈根或除草是很困难的。据《管子·山国轨》。在收获后要进行一次除田，即除草整地[11] 。在收获后进行除田是比较容易的，它不但可以把田间的青枯草翻到下面，使土壤变得肥沃，还起到了改善“旱田”土壤组织的作用[12] 。经过了冬季的除田，翌年解冻之后可以比较顺利地起耕和播种。从中得知，农耕文青铜器上的劳动场面描述的是上田春耕的情景。

农耕文青铜器上所体现的这种耕种方式与古代中国耦耕中的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完全一致的。农耕文青铜器的发现，使人们对上田作亩方式、劳动形态、耒耜耕作方式的长期争论获得解决，是研究古代农耕的十分重要的资料。

《左传》记载了公元前593年“初税亩”[13] 。可知“亩”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但是这里的亩是上田的亩还是下田的亩，以及用什么方式作亩，还不是很清楚。农耕文青铜器证明，在大约３～４世纪，朝鲜半岛已经开始用木耒在田地上挖播种沟进行作亩。

诚然，朝鲜半岛和中国华北地区的气候、土质和风俗是不同的，所以在上、下亩的耕作方式上也存在着差异。华北地区夏天集中降雨和低湿地的开垦，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了排水沟的重要性，《周礼》中记述的是用二耜作排水路。农耕文青铜器上的畎则是播种沟，而不是排水沟；为了防备夏季的集中降雨，推测畎的方向是和等高线直交的。

畎和垄的大小由当时耒耜的宽度决定。但是从农耕文青铜器上的木耒的形象不可能得到其准确的宽度。当时的土质不是后述的沙质粘土层，而是丘陵地带的黄土层，耜的前端也没有铁刃，因此不容易入土，另外，翻土时要承受很大的土压，因此耜刃不会很宽。由此可见农耕文青铜器上畎的宽度不是《周礼》中所记载的５寸耜（刃部≈12cm）的宽度[14] 。韩国铁器时代初期的光州市新昌洞农田遗址中以垄宽40～70cm，畎宽10～25cm为标准作亩，垄比畎宽３～４倍，畎宽10cm左右，畎深也与此相近。后述的大坪里玉房４号地区的青铜时代农田遗址中畎的深度都是在10cm左右，这就说明了用木制耒耜进行起耕的局限性。由于畎的深度和垄的高度不同，做畎时翻出的土可将垄上播种的种子覆盖上。由此看来，在新昌洞作亩所使用的农具也是木制耒耜，播种方式也和农耕文青铜器上描述的一样，也是在畎上条播，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

当然，正如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中记载的那样，如果在耜头上附着铁刃，刃的宽度８寸左右；用这样的耜可以做成宽一尺大小畎和垄[15] ，所以畎的深度要大于５寸。下田的情况大概是两个人用５寸耜并耕作成１尺大小的排水沟，并作成比上田的播种沟宽４～５倍的广亩，然后在亩上散播，最后通过开沟进行覆种[16] 。但是，和８寸耜一样，为了适应朝鲜半岛的降雨量偏多的条件，耒耜的刃变宽，所以畎也变宽了，这样就更有利于排水，然后再做出相应的垄，在亩上进行播种；但在灌溉及排水设施发达的部分地区，也是在沟里播种。


二、晋州大坪里青铜时代的作亩法

我们对南部地区晋州南江流域三国时代的10,000余坪以上的农田遗址[17] 进行了发掘和调查。大坪里玉房农田遗址位于南流的南江弯曲处，并与这里的自然堤防的倾斜面相对，中央部分人口居住密集，在先史时代这里的农耕已经很发达[18] 。大坪里玉房２地区的农田遗址与青铜时代中后期（公元前６～前４世纪）的松菊里型阶段相当，其农田遗址的特征非常清晰。大坪里农田遗址的上部土层是由沙质土和沙质粘土反复堆积而成的，可以推知这里当时经常洪水泛滥。

（一）作亩形态

前面，我们对农耕文青铜器上的作亩方式进行了写实性的描述，但下田畎和垄具体形式尚不清楚。晋州大坪里农田遗址补充了它的不足，我们可以从中知道具体的畎和垄的大小。

玉房２地区农田遗址面积5,016平方米（1500坪；南北33m×东西152m），东西方向上呈细长形。大部分畎和垄的方向（南北）与等高线的方向（东西）直交。我们是通过对沙质土壤的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19] 。在朝鲜半岛的南部，农作物的生长期正是夏天集中降雨期，排水尤其重要；播种后，如果排水不好，种子和作物很有可能流失，垄和畎的形态也难以保持。所以，为了便于排水，必须与等高线直交作亩，或者说与江的流向直交作亩。

田址内最洼的中央部分东西方向分布着５处有一定间隔的竖穴遗沟（大小是１～1.5×1.6～2.4m）。其可能的用途是水洼或粮食储藏库，但从江边丘陵地带的特点来看，更像是用来防备集中降雨的储水库。渔隐１号地区农田遗址的中央部分也发现了与此相似的情况。如果当时田的外围没有排水沟，下雨的时候水会直接流进田地中，为了防止农作物流失或作亩被毁坏,在堤防附近设置水库是正确的策略。当然，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在村落的周围都挖有环壕，在与大坪里地理条件相似的三国时代的渼沙里下层田地遗址中也发现了沟遗址[20] 。二者的作用虽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在集中降雨时排水和防止水土流失。

值得注意的是，渔隐１号地区遗址(4000余坪)的田地规模十分庞大（150 m×50m＝7500 m 2=2300余坪），但在其中间没有区划[21] 。这种情况会影响劳动效率,而在集中降雨时很容易出现问题[22] 。实际上，青铜时代的农田还没有边界线。如果仔细考察其作亩形态，当垄的方向发生变化或垄中断时，农田会起相应变化，所以地头都不十分整齐。在大坪里玉房号地区青铜时代农田遗址里，虽然畎和垄维持了原型，其地头也不整齐，玉房６号地区青铜时代农田遗址，垄的方向是朝着西南流向的南江，在垄的中间出现了中断现象。这也说明了当时的田虽然没有明确的边界线，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某种边界。这样的痕迹在三国时代的田里也同样存在。

这个边界可能是标志着耕作者的不同或栽培的作物的不同。在青铜时代不同的农田遗址上往往同时发现播种期基本相同的农作物，它们是通过改变垄来予以区别的。

与此相近的时期，中国春秋战国就出现了把象征着土地边界的“封”偷偷挪动的事件（“盗徙封[23] ”）。这也许与大坪里农田遗址中设置的竖穴遗沟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24] 。在古朝鲜的八条禁法和《周书》的百济传里面“对盗窃者处以其所盗赃物二倍的惩罚”。这些都说明了很早以前就发生了超过边界线侵犯别人所有权的事例。


表１：大坪里玉房３地区青铜时代农田遗址样式（2500坪）
区分田遗址 畎和等高线 畎宽（cm） 垄宽（cm） 畎长(cm) 畎合垄的断面 宽度比较 坪 播种位置 备注
6号 直交 40-50 80-100 23 垄宽，穴孔呈 畎<垄 230 倾斜小谷间（海拔：34.5～39.5ｍ）
7号 直交 50-70 40-60 锯齿状 畎>垄 230 畎一边很深，一边是倾斜的
8号 直交 40-80 40-60 锯齿状。间或底面呈W字形 畎>垄 1300 亩上播种 随小谷间田垄的变化，畎是点列的圆形小孔形成的播种沟。作亩形态是不凸凹不平
50-70 40-60 锯齿状 畎>垄 畎种
30-70 60-100 宽垄 上面有穴孔 畎<垄
9号 直交 40-60 40-60 波状 畎≒垄 30 地面下４m处
10号 直交 40-100 30-60 21 W字形 畎>垄 150 畎内点种 畎内部有不定型的小型穴孔(播种沟)
11号 直交 20-40 80-100 10 垄宽波状 畎<垄3~4倍 70 畎窄垄宽
直交 5 垄宽波状 畎<垄3~4倍 畎内点种 畎由连续的点列圆形穴孔形成(播种沟)
12号 直交 40-60 60-80 30 波状 畎<垄 150 位于１１号田的下面，畎凸凹不平
13号 直交 40-60 60-80 25-30 波状 畎<垄 380 小谷间与等高线直交形成畎


青铜时代的作亩形态多种多样。从玉房２号地区垄的形态来看，其两地头不整齐，垄和畎的大小也不一致，畎和垄的宽度分别是28～40cm、28～44cm，深8～10cm，最长的畎长达34m。渔隐地区的作亩形态与玉房２号地区相似，垄的长度也相似，长35m[25] 。与此不同的是，青铜时代大坪里田畎比农耕文青铜器上所表现的田畎更宽，平均是40～60cm，垄宽50～90cm以上。这与玉房４号地区的农田遗址相同[26] 。像这样的畎和垄，尤其是比较宽的垄，由于受当时一次性利用土地方式的限制，在上田的播种沟中播种实行自然的休耕。换而言之，畎和垄变宽说明了当时不定期改换耕地，畎和垄也随休耕法的改变而改变[27] 。

当时畎的断面是Ｕ字形，整体成波形，由此可知在青铜时代采取的不是在缦田中散播的原始农耕方式，而是通过垄作耕法作亩，畎种或在亩上播种。当然，因为资料不足，还不能像《吕氏春秋·任地篇》那样描述当时具体的耕作原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作亩形态已经成为初期国家时代的沟洫制或土地制的基础。

（二）耕作方式

通过青铜时代农田遗址尚难具体把握当时从事耕作的必要劳动力数量，但也可以作一些大致的估算。玉房２地区的农田规模很大，一整块田达5,016平方米，1,500坪，在劳动工具十分粗陋的情况下，只靠２、３名劳动力耕作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广阔的农田里还没有清楚的边界线，推测是由集团式的大家族共同耕作。

从玉房２地区的平面图来看，从南、北方向开始的畎的末端中间被切断。玉房４地区青铜时代农田遗址中畎的中间也被切断，分成东西两部分[28] 。这种形态的田在玉房３地区８号的田址中也有发现。这肯定不是发掘不完全所致，因为现在发掘出来的田已有1,300余坪。２地区的青铜时代农田遗址也存在这种情况。由此可知，这些田是由几个大的集团共同耕作的。又由被区分的田的面积小规模化，推断共同参加耕作的劳动单位已变成了个体家族（或夫妇劳动）。

从大坪里农田遗址还可以推知用耒耜耦耕的方式[29] ，当时作亩用的是宽度超过20多厘米木制耜，劳动方式是二人一组，或者两耜并耕，或者是用一个耜一人扶犁一人拉犁，或者一个人在前面起耕作亩，另一个人在其后播种、覆土（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30] 。

如前所述，农耕文青铜器上的耕作方式是利用耒一人耕一人耰。这种方式适合春旱地区的春耕，在黄土丘陵地带被广泛采用，但不适合像大坪里那样的广畎和广亩。在利用畜力之前，采用的是一人扶犁一人拉犁方式。在单靠人力挽犁起耕的阶段，如果耜的刃的宽度是２０厘米的话，通过耦耕也能做成广亩。但是，大坪里农田遗址的亩凸凹不平，垄与等高线直交，可知当时是由人力起耕的，而不是采用农耕文青铜器上的作亩方式，因为如果利用５寸耜的木制耒耜做宽５０厘米左右的畎，需要二人一组并耕，往返两次才能做成一个畎，那么这样的劳动效率将很低。

在大坪里３地区的５号田和８号田中，在畎的底部发现了被挖成Ｗ字形的痕迹，推知当时的耕作方式是一人扶犁一人拉犁的往返劳动，或者是两个人同时并耕。使用耒耜的劳动是很艰苦的，如果耒耜的宽度超过20cm，耜刃入土时要承受很大的土压。即使是沙质粘土，用人力进行翻土也十分困难，在垄长35m情况下，耕作会更困难。玉房２号地区农田遗址的畎深８～10cm，如果用木制耒耜入土和翻土的话，会很费力。假如耒耜的宽度在20cm以下，作亩将需要更多时间[31] ，其劳动生产率也会相应降低。发掘出的农田遗址中畎和垄凸凹不平是因为入土时左右摇摆所致。

目前，在农田遗址中还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木制农具。出土的都是石材工具。在玉房３号地区收集到的农器具中，石钁长11.8cm、宽12.7cm、厚2.0cm，重412克；另外，石铧长10.4cm、宽6.0cm，重103克；在玉房２号地区出土的石斧长12.3cm、宽7.2cm，石钁长15.6cm、宽10.1cm[32] ，而且这些工具刃部的宽度都没有超过５寸耜的宽度。

如果利用这样的石材农具作亩，作畎时应是蹲着用手拉着铧形石器后退着劳动。青铜时代作亩的形状大部分是凸凹不平的，这可能由于当时劳动的动作是断续且反复的。特别是在表１中，锯齿状的作亩形态是耕者蹲着用石铧或石钁翻土的过程中形成的。当时用这样没有手把的石材农具进行起耕，投入的劳动力该有多大！由此又可以推测，农耕文青铜器上所反映的点种方式或根耕复种的农作技术已经能灵活运用木制起耕农具了。

那么，为什么当时要用木石农具极费力地作很宽的畎呢？这与前述的土地利用的限制和气候及水土条件有关。由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气候特性和江边冲积地的地形特征，夏天集中降雨，在田埂和排水沟不发达的情况下，江边的下田需要快速排水，做很宽的畎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吕氏春秋·任地篇》中记载的“下田弃畎”的原则，在广亩上散播时，如果畎很窄的话，挖10cm左右深的畎所挖出的土不能把垄上播种的种子全部覆盖，因此，必须一次性的把畎加宽。
另外，栽培作物对畎的宽度也有影响。大坪里农田遗址的作物有大麦等，大麦是既不耐旱又不耐寒的越冬作物，必须实行畎种。据《四民月令》，黄河流域８月播种冬大、小麦，在翌年的４～５月雨季到来之前收获，因此无须排水，也无须畎种。在畎里播种不仅可以防止动物的侵害，而且也可使种子越过寒冬。当时究竟是在宽畎上畎种，还是像玉房６号地区那样在广亩上开出小畎来播种，现在还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为了保障播种处的种子，宽畎和垄都是必要的。

在大坪里农田遗址中，田垄形态是不确定的。它一般取决于使用的农具，农具不同，其劳动生产性和编制也不同。如果使用石材农具作亩，必须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在大坪里３地区的、６号、７号、８号和13号，其田垄接近直线形，其田的规模也很大。由此可知，当时存在贫富差距，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也不尽相同。

综上所述，农耕文青铜器上的农田是由一个人用耒耜在沟中播种的，如新昌洞农田遗址中的垄很宽，其播种的面积相应就少。这就是说，当时上田的土地利用率比大坪里的下田低。所以，在以后的三国时代，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畎和垄变小了。


注释

[1] 崔德卿：《中国古代农业史研究》，白山书堂，1994年，第100~104页。
[2] 韩炳三：《先史时代的农耕文青铜器》，《考古美术》112号，韩国美术史学会，1971年，第8页。
[3] 《吕氏春秋·任地篇》：“上田弃亩，下田弃畎。”
[4] 　钁与镐形态相近，附着着铁刃的农具。
[5] 《管子·轻重乙》：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
[6] 　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 p.276~277.
[7] 《国语·齐语》记载的管仲返齐主政时农田耕作情况：“及耕，深耕而熟耰之，以待时雨。”
[8] 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 pp.126 ~127.
[9] 前揭韩炳三文《先史时代的农耕文青铜器》，第12页。
[10] 　渡边信一郎在《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形成》（载《中国古代社会论》，青木书店，1986年，第33~43页）中把耕作方式分为两类。即，战国时代以前采用的是除田（冬）→耕种（春）→芸耨（夏）→收获、储藏（秋），由于劳动工具的原始，不可避免的在播种之前进行除田。战国时代及汉代的耕作方式是耕种（春）→芸耨（夏）→收获（秋）→储藏（冬），在春天耕种之前的除草作业成为可能。铁器农具的普及，使得能在播种之前进行整地作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木制耒、耜，还有附着的铁刃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
[11] 《管子·山国轨》篇：“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中国农学史》（上）中认为除田一定是在秋耕以后。但根据《管子》时代的劳动工具，秋耕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的除田只是在收获后，除去休耕田中的枯草，以及进行整地。参阅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 p.67。
[12] 　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 p.280.
[13] 从这时候亩税的单位来看，是根据播种的广亩（1×120步：１亩）为基准征收的。
[14] 战国秦汉时代勺形宽耜，《周礼·考工记》匠人条记载为5寸，在《吕氏春秋·任地篇》记载为8寸。在战国、秦汉时代1尺是23.1cm，因此其大概是12~18cm，利用它作畎的时候，畎的宽度大概是16~24cm。
[15] 闵成基，<吕氏春秋农法的新考察—以任地篇八寸耜的特点为中心>，《釜山大学校论文集》第九辑，1968；大岛利一，<从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看当时的农业技术>，《史林》53卷5号，1970；西嵨定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东京大出版会，1981，pp.91~94.
[16] 像这样宽广亩的耒，关于耜的长度是6尺，这个宽度很适合在生苗以后进行中耕除草。这个广亩的宽度是通过农民们实践经验形成的。所以这是比较正确的。
[17] 发掘的大坪里玉房有9个地区，渔隐分两个地区，玉房第1、9地区是晋州博物馆和庆南考古学研究所发掘的，玉房第2、3地区是庆尚大学校博物馆负责发掘的，玉房第4地区是东义大学校发掘的，玉房第5地区是鲜文大学校历史学科，玉房第6地区是东亚大学校博物馆，玉房第8地区和渔隐第2地区是昌原文化财研究所发掘的，渔隐第1地区是庆南大学校博物馆发掘的。这些大部分地区的发掘报告书还没有发表，但庆南大学校负责的玉房第2、3地区的报告书已经发表，通过以上这些，可以了解先史时代的农作法和耕作方式。
[18] 庆南晋州市大坪面大坪里796-17番地附近的弯曲面为中心坐落在南部玉房洞和北方渔隐洞。
[19] 据尚大学校博物馆研究丛书第20辑，《晋州大坪里玉房2地区先史遗迹》，庆尚大学校博物馆，1999，p.232中记载。
[20] 据汉城大学校博物馆篇，《渼沙里》第4卷，渼沙里先史遗迹发掘调查团，1994, p.214中记载，到现在为止，能够被确认的大约是废弃100m以下的下层田以后形成的。水渠宽20cm，深50~70cm，另外的一个宽120cm，深40~50cm。
[21] 参考 郭种喆, 2001. <我国古代先史农田遗构>《韩国农经文化的形成》, 韩国考古学会, p.65<1>.
[22] 与渔隐1地区居住地田遗址中和畎直交相反的方向邮沟存在的遗迹。这些沟只分布在田的南、北末端和中央的一部分，之间没有联接，起到了水库或排水作用和边界线的作用。
[23] 《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p.178。
[24] 据庆南大学校博物馆外，《蔚山无去洞玉岘遗迹》，1999年排水条件好的水田要维持水位，可以分成小块的田，在青铜器时代，田埂的宽是16~25cm，高1.4~6m，内外的水沟的长度相等。然而在排水条件不好的稻田里，就没有设置田埂。
[25] 渔隐1地区青铜器时代田的畎宽大约35cm左右，垄宽50cm左右，畎深施8~10cm，其断面呈波状。参考 郭种喆, 2001. <我国古代先史农田遗构>《韩国农经文化的形成》, 韩国考古学会, p.65<1>.
[26] 据铄园，<晋州大坪里玉房4地区发掘调查>《南江DAM水没地区的发掘成果》，领南考古学会，1998年中说，垄的断面呈波状，畎宽40~60cm，垄宽52~84cm深10cm。
[27] 崔德卿，《中国古代农业史研究》，白山书堂，1994. pp.100~104.
[28] 据铄园前面的报告书<晋州大坪里玉房4地区发掘调查>；李相吉，<南江流域农耕-大坪地域中心田地为中心>《晋州南江遗址和古代日本－古代韩日文化交流的诸样相一》，庆尚南道，2000，p.346，参考<图5>的(2) 。
[29] 据耦耕方式存在二人并耕说，二人对耕说，一人扶犁一人拉犁说，二人一耜说，二人前后共发说，一人耕一人耰说及惯习说等。郭文韬编，《中国古代的农作法和耕作法》，农业出版社，1981，pp.81~84；崔德卿，《中国古代农业史研究》，白山书堂，1994. p.89．
[30] 据日本的弥生，古坟时代的木制农具是双齿、三齿和锸形农器具，并发现了许多挖土用的铲形器具和钁。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农具在朝鲜半岛的沙质土壤普及的话，会是非常适用的。在光州新昌洞出土的木制农具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些农具入土部分的部分非常小，所以消耗的劳动力非常大。
[31] 根据朴虎石、安松茂：《韩国的农器具》（语文阁，２００１年，第５～４６页）所记载的初期铁器时代出土的U字型耒耜的大小是24~20cm, 10~20cm，在黄海道银率云生里发现的也不过14cm,6cm。
[32] 除此以外还收集到的石刀、石斧等多种掘地用的石器，它们不适合作宽亩。这些农具没有木质手把，使用起来不方便，其重量也不轻，需要反复的劳动才能做成畎和垄，要消耗很多的劳动力。其结果不可能呈现出直线或者波状的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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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德卿（韩国釜山大学 历史系）

出处：《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中国农史》编辑部提供

引自：中国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