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的影响
何柄棣
　


前 言

二十五年前，就是新中国宣布要实现建国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一年，我下了决心开始研究中国近古和近代人口的历史。无疑义地人口是造成近代中国贫弱的最基本因素。为研究明清人口，必须先搞清传统人口调查，一些基本术语的制度内涵的演变(例如明初担负无偿劳役十六至六十岁的“丁”，到了清初早已变成了纳税单位，与壮丁和人口已毫无关系)，更必须从多类史料，尤其是北美各馆共有近四千种的地方志，去研究传统官方土地统计数字的性质，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各省区间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自然灾害，人为变乱，以及政治和制度上有关人口消长的一系列问题。在这相当长时期的研究过程中，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就是新大陆几种农作物引进的经过，四百余年间在我国传播的概况，和对我国土地利用及粮食生产的长期影响。

美洲作物传华的问题，我虽已用英文发表了研究的结果①，但英文写法偏重分析综合，比较简练，大量有趣的史料都未征译。近年曾三访祖国，对祖国人口持续性的“爆炸”，使我非常关切，早有撰文讨论之志。今承邀撰文，百忙之中，翻捡旧荚，勉为此文。以为香港《大公报》寿，为关心祖国国计民生者参考，并为讨论中国人口问题奠定部分的历史基础。

此文讨论四种美洲作物——落花生、甘薯、玉蜀黍、马铃薯——的方式不尽相同。前三者方志中记录较多，玉蜀黍尤甚，两三周内完全按时代和地区将所有已搜纪录尽行排列是决不可能的。即使将二十余年前割记中的相关资料都征引出来也还是不免很大的漏洞。由于海外的中国方志，连近十余年内香港、台湾影印的计算在内，也不过四千种左右，而国立北京图书馆就有七千种以上。惟有希望退休之后能在北京补看三千余种前此未曾过目的方志以后，才敢试写“定稿”。在这篇“未定稿”中，对前三种作物的传播仅作概括式的讨论，只详于俗名的列举。马铃薯的资料较少，已搜集的传播记录将全部罗列，志书编者们的观察和案语也择要抄录，因为从这些方志编者的观察和案语中，我们最能了解当时土地、食粮、人口之间的矛盾。

(一)落花生

落花生早经植物学家证明是起源于南美洲的巴西，20世纪两位西方汉学家都根据万历戊申1608年版浙江台州内陆的《仙居县志》而断定落花生的传华就是在1600年左右②。事实上，苏州学人黄省曾(1490—1540年)在他所著《种芋法》中已经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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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ng-ti Ho，“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 into China"，《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57，No．2，Part I，April，1955；“American Food Plants in China"，《Plant Science Bulletin》(Botanical Society Of America)，Vol．2，No．1，January，1956；《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2d．printing．1967)，Ch．8，SectionⅢ．
②Berthold Laufer，“Not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ound-nut into China"，《Congres international dcs Ameri-canistes，xve session》，1906；L.C．Goodrich，“Early Notes of the Peanut in China"，《Monumenta Seriea》，Vol．2，1936—1937．

“又有皮黄肉白，甘美可食，茎叶如扁豆而细，谓之香芋。又有引蔓开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皆嘉定有之。”①

福州王世懋的《学圃杂疏》，原序撰于万历丁亥1587年，也有叙述：

“香芋、落花生产嘉定。落花生尤甘，皆易生物，可种也。”②

具有确定年份的证据是嘉靖戊戌1538年的《常熟县志》的物产之中已经列有落花生。

最初引进落花生的地区，应该稍加讨论。虽然1608年《仙居县志》和康熙辛卯1711年的《衢州府志》都是说浙江落花生的种子，是来自福建，但为研究引进的最早阶段，这两种志书都失之过晚。《明史》卷三百二十三《佛郎机》：

“佛耶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1518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如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Tome Pires)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明年，武宗崩，亚三下吏，……乃伏法。”

从《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武宗亲讨宁王宸濠，于正德十四年冬十二月丙戌(1520年1月16日)至十五年闰八月丁酉(1520年9月19日)足足八个月都下驻南京。落花生非常可能就是1520年亚三等人带到江南一带的。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符合嘉定、常熟等最早利植的地区和《常熟县志》及黄省曾的年代。

但这不等于说落花生在历史上仅仅向江南引进一次。葡萄牙人于1522年被驱逐出广州之后，便在漳州、泉州和宁波三港非法通商③。既然可以交换物资，落花生也一定向漳、泉、宁波输入。因此，明末清初确有不少人相信落花生最早传人福建，清代浙江方志很有几种明白地指出“落花生……向自闽广来”④。终明清两代，浙江的花生大都自福建引进，与花生最初由葡人引进到江苏南部并不冲突。事实上，新作物的引进往往不只一次。我们都相清楚，20世纪解放以前，西方传教士不知向中国内地引进过多少次不同的马铃薯种。16世纪前半期葡人一再把花生传进闽南，较后还有沿海华商主动从日本再引进花生的。例如乾隆丁卯1747年的《福清县志》卷二页十八下：“落花生，康熙初年，僧应元自扶桑携归。”

从植物学史和人类学史的观点看，不同文化接触时，具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和兵器往往是自始即行交换的⑤。这当然不是客观规律，但对研究早期中葡关系却甚允当。这是因为葡萄牙人在拓殖初期极端重视武器和食粮，而16世纪初叶的明廷也对欧洲的进步武器非常重视。因此，除了花生和其它作物外，早在1520年，也就是葡人抵达广东沿海的后六年，相当数量的“佛郎机铳”已经传进了福建⑥。

官方对新武器一向注意，对新作物往往忽视。幸而由于落花生植物形状特殊，味美而富于营养，很快地就引起少数江南士子的注意，引进十余年内，即见于著录。传统中国有关某些植物或作物的文献的质和量，是值得历史学界和植物学界称道的。有关花生的早期记载是别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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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书集成》本，页三。
② 《从书集成》本，页十二。
③ Chang T'ien-tse，《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Leyden，1934)，Ch．4．
④ 嘉庆1803年《山阴县志》，卷八，页二下；嘉庆1809年《瑞安县志》，卷一，页三十二下。
⑤ E．D．Merrill，“The Phytogeography of Cultivated Plants in Relation to the Assuned Pre-Columbian Eurasian-American Contacts”，《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1．33(1931)．
⑥ 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哈佛燕京社，1934年)，页二十六至三十一。


但是花生引进以后在中国各省区传播的历史，方志中漏洞很多。这是因为方志的编纂者大都受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毒素的士大夫，多半墨守成规，注重乡土掌故，忽视生产技术方面的新生事物。关于落花生传播记载的遗漏，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就是徽州。清初上海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页十三下至十四上：“万寿果，一名长生果，向出徽州。”万寿果、长生果就是落花生。叶是非常留心世务的，“向出徽州”一语说明徽州在明代必已早就种植花生。由于徽商足迹遍天下，有些徽商很早就把花生带回徽属各县。但是嘉靖1564年、康熙1683年、1699年和道光1827年各版的《徽州府志》的“物产”卷，对所有新大陆传来的三种重要作物完全不提。迟迟到19世纪20年代，因为长期开山种玉蜀黍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河道泛滥，道光1827年的《徽州府志》的编者才作案语(卷五之二，页三下)：“案：昔间有而今充斥者，惟包芦。如田畔种莳，亦經秫资生类耳。自皖民漫山种之，为河道之害，不可救止。旧志所无，不必阑人。”(着重号为本文作者加)因花生种于沙地，与开山无关。所以此志因“旧志所无”，仍不“阑人”。

徽州对新作物记载的忽略，似乎代表了一般皖南诸府州县。据我涉猎所及，皖南对美洲作物最早的记载是乾隆1792年《广德州志》，载有玉蜀黍、番薯和落花生。美洲作物见于皖南文献如此之晚，肯定是与史实不符的。

兹将落花生较早记载，早期及晚期特殊俗名排列于下：

(一)嘉靖1538年江苏《常熟县志》，“落花生”。
(二)黄省曾(1490—1540年)，《种芋法》，“落花生”，产嘉定。
(三)王世懋，《学圃杂疏》(序一五八七)，“落花生”，产嘉定。
(四)万历1604年江苏《崇明县志》，“落花生”。
(五)万历1605年江苏《嘉定县志》，“落花生”。
(六)万历1608年浙江《仙居县志》，“落花生”。
(七)万历1609年浙江《钱塘县志》，“落花生”。
(棣案：明代方志及著录仅限于此。福建沿海为花生输入主要地区之一，且晚明及清初浙江方志数种皆曰落花生种自关中。足徵福建方志遗漏之多。)
(八)方以智，《物理小识》(1664年版)，卷六，页廿九下至卅上：“落花生……一名土露子。”
(九)叶梦珠，《阅世编》(清初)，“落花生”，“万寿果”，“长生果”。松江府属皆有，一般视为珍品。
(十)康熙1682年湖南《永州府志》，引在道光1825年《永州府志》：“落花生，俗亦称
人参豆。”
(十一)康熙1684年江苏《高邮州志》：“落花生，名地果，又名滴露生。”
(十二)康熙1684年陕西《华州志》，“万寿果”。
(十三)康熙1685年江苏《扬州府志》，卷七，页十二下：“落花生，《高邮志》名地果，
又名无花果，以不花而实也，即滴花生。”
(十四)屈大均，《广东新语》(序1700年)，卷廿七，页卅二下至卅三上，落花生当17
世纪末在广东已相当普遍。
(十五)雍正1730年广东《惠安县志》，“落花生”，“地豆”。
(十六)乾隆1738年云南《弥勒州志》，“落地松”。
(十七)乾隆1748年江苏《淮安府志》，“长生果”。
(十八)乾隆1758年广东《廉州府志》：“地豆，一名落花生。”
(十九)乾隆1769年广西《梧州府志》：“落花生……岭南人呼为豆魁。”
(二十)乾隆1782年山东《邱县志》：“落花甜，颇少。”
(二十一)嘉庆1799年广西《全州志》，“人参豆”。
(二十二)李调元(1734~1803年)，《南越笔记》(《丛书集成》本)卷一，页一九五：
“落花生……味甘以清，微有参气，亦名落花参。”
(二十三)嘉庆1811年广东《雷州府志》，“番豆”。
(二十四)道光1825年四川《绥靖屯志》：“延寿果，又名长生果。”
(二十五)道光1826年广西《浔州府志》：“地豆即落花生。”
(二十六)道光1827年广东《高州府志》：“番豆，落花生。”
(二十七)道光1829年浙江《武康县志》，引在同治1874年《湖州府志》，卷三十二，
页十四下：“落花生，一名长生果，温州人设厂种之。昔无今有。”
(二十八)道光1831年广西《博白县志》，“番豆”。
(二十九)同治1870年湖南《沅陵县志》：“及第果，又名落花生。”
(三十)同治1871年江西《建昌府志》：“及第果，俗名落花生。”
(三十一)光绪1878年广西《新宁州志》：“落花生一名地蚕。”
(三十二)光绪1887年四川《兴文县志》，“白果”。
(三十三)光绪1893年广西《贵县志》，“相思果”。
(三十四)光绪1907年甘肃《洮州厅志》，“延寿果”。

计落花生名称之可考者，共有：(一)落花生，(二)地豆，(三)番豆，(四)豆魁，(五)地果，(六)地蚕，(七)白果，(八)人参豆，(九)落花参，(十)落地松，(十一)万寿果，(十二)长生果，(十三)延寿果，(十四)及第果，(十五)相思果，(十六)滴露生，(十七)滴花生，(十八)地露子，(十九)无花果。土名之中，尚有某些区域一音之变，如至今云南各地遍称花生为“花松”，就是显著的例子。

嘉道间，檀萃曾仕云南，所著《滇海虞衡志》可补方志纪录之阙。卷十，页七十三至七
十四(《丛书集成》本)：

“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以其资于民用者最广。……高、雷、廉、琼多种之。大牛车运之以上海船，而货于中国。以充苞苴，则纸裹而加以红签；以陪燕席，则豆堆而砌白贝。寻常杯杓，必资花生，故自朝市至夜市，烂然星陈。乃若海滨滋生，以榨油为上，故自闽及粤无不食落花生油。且膏之为灯，供夜作。今已遍于海滨诸省，利至大。惟宜沙地，且耐水淹，数日不死。长江、黄河沙地甚多，若遍种之，其生必大旺。……若南北遍种落花生，其利益中原尤厚。故因此志而推言之。”

卷十一，页八十五：

“粤海之滨，以种落花生为生涯。彼名地豆，榨油，皆供给数省。……江西颇种之。而吾乡(棣案：檀萃安徽望江籍)从来未有种之者，由于不知其利也。……弥勒大种落花松，与草麻以榨油，故其民俗渐丰裕，将来广行全滇，亦大利益也。”

乾隆1736年《云南通志》卷二十七《物产》，虽仅云： “落花生，临安者佳。”但已视为通产。

棣案：檀萃的观察颇富预言性。落花生确自广东逐步向北传播。如道光1825年湖南《永州府志》卷七上页四上：“落花生，俗称人参豆。……旧志(康熙1682年)郡境间一有之，今见道(州)、宁(远)、永(明)间沙土遍种，收获甚多，一物可见今昔之异。”乾隆1747年《长沙府志》，乾隆1746年《岳州府志》均已列落花生为当地常产。太平军兴期间，湖南府州县普遍编辑新志。19世纪60及70年代间花生的种植在湖南推广到衡州府属的清泉，湘东的茶陵、醴陵一带，湘西的麻阳、沅陵一带，并洞庭湖西常德府属的武陵①。康熙1720年《西江志》物产部分疏漏极多，对光绪1880年的《江西通志》还有很坏的影响，物产之部简略特甚。与长江内地诸省相同，江西普遍编纂府县方志在太平军役期间。据同治1871年《南昌府志》卷八页九下：“落花生，宁州、武宁沙地多种之。”同治1871年《建昌府志》，同治1872年《饶州府志》及同治1874年的《雩都县志》皆载有落花生。同治1873年《铅山县志》卷五页廿七下：“落花生……种者极多。”19世纪后半叶，落花生种植的利益渐被农民所了解，同治1872年《瑞金县志》卷二页四十五下所述，可为代表：

“落花生……向皆南雄与南安产也。近来瑞之浮四里人多种之。生殖繁茂，每种一亩，约收二三石不等。其苗可粪田，每年互相更代，且其田不粪而自肥饶，土人云较之种烟，本少而利尤多云。”

同1868年《南安府志》卷二页四十上至四十一下，对物产记载极简，但强调了落花生在南
康的高度商品化，南康人不少因以致富。

西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诸省方志足堪补充《滇海虞衡志》中综括性的叙述。

(甲)广西省
(一)乾隆1742年《南宁府志》。
(二)乾隆1769年《梧州府志》卷三页十五下：“落花生，……岭南人呼为豆魁……虽
亦名豆，实蔬品也。”
(三)嘉庆1800年《广西通志》卷八十九《物产》，桂林府，落花生，出全州。亦见嘉
庆1799年《全州志》，“人参豆”。
(四)道光1828年《庆远府志》卷八页十六上：“落花生，食不尽用以榨油。”
(五)道光1831年《博白县志》卷十二页廿二上：“落花生，……近来出产愈多。博邑
农民之利，稻谷外，惟此为最。”
(六)同治1872年《浔州府志》卷八页二上：“地豆，即落花生。浔州烟草之外，惟地
豆最盛。……每年出息，可抵谷石之半。”
(七)光绪1876年《上林县志》，“地豆”。
(八)光绪1876年《新宁州志》，“地蚕”。
(九)光绪1890年《富川县志》。
(十)光绪1892年《镇安府志》，落花生种植相当普遍。
(十一)光绪1893年《贵县志》卷一页二上：“落花生……各里业，畲岭者多种之。
……各商采买榨油，每年不下千数万斤，亦土产之大宗者。瘠土之民，并无谷粒，其完粮完
婚之事多藉此。”
(十二)光绪1894年《郁林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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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治1869年《清泉县志》，卷四，页七上；同治1871年《茶陵州志》，卷七；同治1871年《醴陵县志》，卷一，页廿九下；同治1870年《麻阳县志》，卷五，页二下至三上；同治1870年《沅陵县志》，卷三十八。页廿二下；同治1863年《武陵县志》，卷二十八，页二上。


(乙)云南省
(一)乾隆1739年《弥勒州志》，“落地松”。
(二)乾隆1760年《东川府志》。
(三)乾隆1765年《永北府志》。
(四)乾隆1790年《腾越州志》。
(五)乾隆1791年《蒙自县志》，“落地松”。
(六)嘉庆1799年《临安府志》。
(七)道光1829年《寻甸州志》。
(八)道光1848年《广南府志》。

(丙)贵州省
(一)道光1838年《永宁州志》。
(二)道光1841年《遵义府志》。
(三)道光1841年《思南府志》。
(四)道光1850年《贵阳府志》。
(五)咸丰1854年《兴义府志》。
(六)光绪1879年《毕节县志》。
(七)光绪1890年《铜仁府志》。

(丁)四川省
(一)乾隆1757年《广元县志》。
(二)乾隆1775年《威远县志》。
(三)乾隆1778年《营山县志》。
(四)乾隆1786年《潼川府志》卷三页五十五下：“落花生……艺种之饶，倍于他处。”
(五)乾隆1786年《盐亭县志》。
(六)嘉庆1800年《清溪县志》卷一页五十五下：“落花生，出大渡河。”
(七)嘉庆1811年《金堂县志》。
(八)嘉庆1812年《什邡县志》。
(九)嘉庆1812年《宜宾县志》。
(十)嘉庆1812年《汉州志》。
(十一)嘉庆1812年《乐山县志》。
(十二)嘉庆1812年《江安县志》。
(十三)嘉庆1813年《洪雅县志》。
(十四)嘉庆1813年《纳溪县志》。
(十五)嘉庆1813年《夹江县志》。
(十六)嘉庆1814年《犍为县志》。
(十七)嘉庆1815年《青神县志》。
(十八)嘉庆1818年《邛州直隶州志》。
(十九)道光1829年《新津县志》。
(二十)道光1835年《邻水县志》。
(二十一)道光1838年《仁寿县志》卷二页十七上：“落花生……遍山种之。九月驱猪
食其中，一二百头瘠而往，辄肥而归。居民以此致富者甚众。”
(二十二)道光1840年《南溪县志》。
(二十三)道光1843年《石柱厅志》。
(二十四)道光1844年《新都县志》。
(二十五)道光1845年《荣县志》。
(二十六)道光1845年《昭化县志》。
．(二十七)咸丰1857年《冕宁县志》。
(二十八)同治1867年《彰明县志》。
(二十九)同治1869年《新宁县志》。
(三十)同治1870年《会理州志》。
(三十一)同治1873年《筠连县志》。
(三十二)同治1873年《新繁县志》卷四页二十三上：“落花生，凡河洲均产。”
(三十三)光绪1875年《江津县志》。
(三十四)光绪1875年《定远厅志》。
(三十五)光绪1887年《兴文县志》。
(三十六)光绪1892年《名山县志》。
(三十七)光绪1893年《奉节县志》。
(三十八)光绪1894年《黔江县志》。
(三十九)光绪1895年《叙州府志》卷廿一页六上：“落花生……各厅县皆产。”
(四十)光绪1902年《东乡县志》。
(四十一)光绪1904年《江油县志》卷十页一下：“落花生，出沙地。”
(四十二)光绪1906年《越西厅志》卷三之二页二上：“落花生，出河边大树堡。”
(四十三)民国1915年《峨边县志》。
(四十四)民国1929年《遂宁县志》。
(四十五)民国1931年《宣汉县志》。
(四十六)民国1931年《武胜县志》。

落花生直到清中叶，确如檀萃所说，究竟是“南果”。在华北诸省的传播大抵都是乾隆晚期以后的事。郝懿行《晒书书笔录》外集，《郝氏遗书》本，有以下的叙事：“京师人张筵，必旅陈肴核，名品甚繁，而长生果居其一。……余以乾隆丁未(1787年)始游京师，友朋燕集，杯盘交错，恒擘壳剖肉，炒食殊甘，俗人谓之落花生。”可见在18世纪末，落花生在北京仍是相当珍贵，尚未视同常产。光绪1885年《畿辅通志》卷五页十一下，落花生条下。编者注明是“新增”，并说明：“今本土西山一带产此甚广。”光绪1884年河北《玉田县志》和光绪1889年《良乡县志》也开绐记载落花生。光绪1879年《永平府志》卷二十五页十五下：“落花生，昔无今有。”这应该大体上与史实相符。河南的情形也差不多。20世纪以前，河南志书中记有落花生的也不过是嘉庆1803年《商城县志》，道光1831年《尉氏县志》，道光1837年《许州志》，和同治1871年《叶县志》数种而已。

山东方面，已检志书中以乾隆1749年《临清州志》，和乾隆1782年《邱县志》为较早
记载落花生的志书。临清是运河上的重要商埠，邱县在临清之西不远，现改属河北。1782
年的《邱县志》卷一页十九下：“落花甜，颇少。”尤足反映当时此物在鲁西一带种植甚不普
遍。到了19世纪，沿海沿河的沙地，始渐种植落花生。如道光1830年《冠县志》，已记有
落花生，道光1838年《观城县志》已记有“落花甜”。如道光1845年《胶州志》卷十四页
四下：“落花生……东鄙种者尤广。”如同治1869年《黄县志》和光绪1885年《日照县志》
已都以落花生为通产。山东成为落花生生产和出口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应该仅自20世纪初
叶始。生产重心之一是泰安地区。翻检乾隆1762年和1782年两版和道光1828年版的《泰安县志》，都没有花生。民国1929年的《泰安县志》卷四页三十下，才说明： “近年居民以能辨土宜之宜，种植花生，获大利。”以致穷乡僻谷，都变成比较富饶。民国1931年《福山县志稿》卷一之三，页三上：“长生果，在昔第充果实，今则随地种植，为出口货之大宗。”

其他各省不能一一追溯。总之，花生自1520年传人中土，迄今已四个半世纪。虽在各
省区传播先后广狭皆有不同，但对我国沿海、沿大小河流及其他沙壤地带的利用。对民食、
油料等方面所起的积累的影响，部分地可以从下表中反映出来。

表一 世界花生生产概况(1973年)

地区|收获面积(公顷)|公顷平均产量(公斤)| 总产量(公吨)
全世界| 44180000| l423| 62882000
印度| 7360000| 815| 6000000
中国| 2173000| 1242| 2697000
美国| 605000| 2603| 1567000
其他发达国家| 933000| 2090| 1950000

资料来源：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Production Yearbook，Rome，1973．

(二)甘 薯

甘薯，现代一般称山芋、红薯、白薯、番薯，源出于中美和南美。虽然学术界大体认为甘薯的世界性的传播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才开始的，但近二十年来有若干科学迹象使一些学人相信在哥伦布以前甘薯已传人太平洋玻里内西亚岛屿①。甘薯传华的历史，自明末清初即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以清初久任(1647—1654年)福建按察使和布政使的周亮工为代表。他在《闽小记》中有以下的讨论：

“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 渐及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盖度闽而南有吕宋国，国度海而西为西洋，……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薯，……其初入闽时值岁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

另一种说法是根据康熙1663年和乾隆1763年两版的《长乐县志》而略加考证的。施鸿保《阅杂记》(光绪1875年)卷十，可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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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种意见摘要，散见于Jacques Barrau，cd．，Plants and the Migrations of Pacific Peoples：A Symposium(Honolulu，1963)。

“若闽之番薯，李元仲《宁化县志》[棣案：指康熙1683年版]，周栎园《闽小记》皆言万历间闽人得之南洋吕宋，而不著其人姓名。《长乐县志》则称邑人陈振龙贾吕宋，丐其种归。其子经纶陈天益八利及种法，献之巡抚金学曾，檄所属如法栽植。岁大获，民赖之，名曰金薯。经纶三世孙世元， [世]元子，长、云，次、燮，复传其种于浙江、河南、山东、顺天等处，咸食其利。世元刊有《金薯传习录》，是闽中番薯始自陈振龙父子，确有明证。”

闽人郭伯苍，在他光绪1886年刊印的《闽产录异》中，肯定了施鸿保的说法，并指出番薯
始经巡抚明令传播的岁荒之年是1598年。

事实上，以上两种说法并不冲突。漳州距吕宋本较福州为近，漳州人自南宋以来即长期与菲律宾诸岛通商。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开始有效地控占吕宋之后，因食粮商货供应多赖闽商，所以大致上欢迎华人赴马尼拉贸易。1584年起，每年去菲律宾华舶二三十艘，商贾人数每年两三千，甚至可达四千人。《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吕宋》条，引晚明闽南著作：“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以长子孙。”在1594年歉收之年以前一二十年间，上万的吕宋闽商之中，必不乏注意到像甘薯这类易种广收的新作物的人，而且这些留心民食的人并不限于漳州或长乐。传播新作物需要最低限度的稳定局面，16世纪70年代的后半期和80年代，西班牙在菲殖民政权和闽商的关系大体可谓稳定。另外，无疑义地，西班牙殖民者极关心吕宋和菲律宾较重要诸岛的粮食问题。早在1543年年春。西班牙舰队一再想在菲岛中某些小岛播种玉蜀黍，因土人及葡人作梗，都未成功①。吕宋在16世纪70年代的相对稳定局势之上，必有相当规模的甘薯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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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页十二至十三。

前此研究甘薯传华的中外学者都只注意福建沿海，忽视滇、缅、印度这条内陆通衢。修撰嘉靖1563年《大理府志》的李元阳，是一位注意新生事物的学人。在这府志里，他虽没
有详细地解释新作物名词，但他毫不模糊地列举薯芋之属五：“山药、山薯、紫芋、白芋、红芋。”(卷二，页廿四下)棣案：山药(Dioscorea)系中国土生，南北皆产，要以河南怀庆府所产为最有名。山药与栽培的甘薯(Impomocea batatas)在分类和遗传上并无亲缘关系。虽然大理李《志》仅列紫、白、红芋并无特别注释，但二十几年前编检全美各主要中文图书
馆三千五百种以上中国方志之后，我发现很多晚明、清代和民国的各省府州县厅志中，红、白、紫、黄蓣(芋)、藷(薯)、苕都是指甘薯，而都不指土生的山药。崇祯1629年《太仓州志》卷五页卅五上至卅五下，就是较早就明白区别山药和甘薯的：“案州中山药，为世美味，以东土沙碛匀润，地方使然。然岁获无多。如去年奇荒，则种人先流孳，徒见抱蔓。何不取红山药种，家家艺之，则水旱有恃。”这“红山药”就是甘薯的俗名。再如万历1606年福建《古田县志》卷五页甘四下：“薯，似山药而大，有红、白二种。”只要与山药、芋(taro)对列，红、白、紫、黄芋、薯、苕都可视为甘薯。直到今日，甘薯最普通的俗称仍是红薯、白薯、山芋。

除了嘉靖《大理府志》外，李元阳还编纂万历二年(1574年)的《云南通志》。这两部
书是明白记录甘薯的最早著作，而且充分意味着甘薯是从印、缅引进的。下节中将另详论，
李氏二《志》中并多处列了“玉麦”，就是玉蜀黍，或玉米。两种重要美洲作物同列，增加
我们对16世纪云南文献的信心。此外，语言学的证据和16世纪印、缅、滇通衢的历史实况
更帮忙肯定这两种新大陆的作物确是从西南引进中国内地的。

美国人类学家康克林(Harold C．Conklin)曾搜集了大洋洲诸岛和非洲沿海诸部落共五百种语言和方言中甘薯的名称，并曾与多位植物、语言、人类学家研讨。大量语言的资料都说明白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葡萄牙人把甘薯带到非洲沿海诸地，印度西岸的要港果阿 (Goa)，今日印尼的部分的岛屿群，和南北美洲的中纬度沿海诸地；而西班牙却先把甘薯传
到墨西哥的太平洋岸，然后再从墨西哥的西海岸传到西太平洋区，包括菲律宾①。

葡萄牙殖民帝国形成的历史是一般人所熟悉的。早在1509年葡人已将果阿作为东方殖
民地的主要根据地。1511年已经占领马剌加，即今日马六甲。1512年即开始占领香料群岛
(也就是摩鹿加群岛)。1514年已在广州所属屯门岛试叩大明帝国的南门。葡人海上进展如
此的快，他们已引进到果阿的美洲作物在印、缅、滇的传播照理不会太慢。

另一史实，一般人并不清楚，这就是明代滇缅之间存在着一条物资、文化不断交流的通
衢大道，东起昆明，中经大理、下关，西越保山、腾越而达缅甸。万历晚期曾任广西巡抚、
足迹几遍全国、留心世务的谢肇涮，在他的名著《五杂俎》中，盛称：“滇中沃野千里，地
富物饶。”②在他的另一著作《滇略》中，描写了这条通衢西段的繁荣景象：

“永昌、腾越之间，沃野千里，控制缅甸，亦一大都会也。山高水深，饶竹木鹿豕鱼虾之利。其人儇巧，善制作，金银铜铁、象牙、宝石、料丝、什器、布罽之属皆精好，甲他处。加以诸夷所产虎魄、水精、碧玉、古喇锦、西洋布及阿魏、鸦片诸药物，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故其习尚渐趋华饰，饮食宴乐。谚谓永昌一日费三百石酿米，亭午以后，途皆醉人，此其敝也。”③

综合海陆两方面资料看来，海道自吕宋传到漳州和福州似应在16世纪70、80年代；而西南
的甘薯似应在16世纪的最初三四十年间即已传人云南。否则不易于1563年见于著录，更不
易解释何以在1574年的《云南通志》里，甘薯已被六个府、州列为当地物产。

甘薯由印、缅人滇虽然比由海路人闽要早，但在我国西南诸省早期的传播，在文献上却
很难追溯。这大都要归罪于明清六版《四川总志》(嘉靖1541年，万历1581年，1619年，
康熙1671年，雍正1733年，嘉庆1816年)物产部分往往根本不谈粮食，专重非食物的特
产。这个劣例又影响了不少明末清初四川的若干府、州、县志的体例。明清两代的《贵州通
志》和《湖广总志》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甘薯自福建早期的传播比较容易追溯。万历1594年由福建巡抚金学曾的提倡，甘薯在
福建引起了较广泛的注意。泉州著名学人何乔远，在主编崇祯1629年的《闽书》时，撰了
一篇《番薯颂》，赞扬它的种种经济价值。徐光启在1625年至1628年编辑《农政全书》时，
把何乔远的《番薯颂》完全征引，并派人到闽南去取薯种，并确在上海一带试种。

广东的甘薯可能是由葡人传人；也可能是由闽南传播。屈大均《广东新语》序，作于康
熙1700年，卷二十七页廿九下：“番薯近自吕宋来，……切为粒，蒸曝贮之，是曰薯粮。”
吴方震《岭南杂记》(《丛书集成》本)页四十一：“番薯有数种，江浙间亦甚多而贱，皆从
海舶来者。形如山药而短，皮有红白二种，香甘可代饭。十月间遍畦开花，如小锦葵。粤中
处处种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粤中米价踊贵，赖此以活。有切碎晒干为粮者，有制为粉如蕨粉藕粉者。”

兹将见诸方志的甘薯俗名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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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rald C.Conklin，“1he Oceanian-African Hypothesis and the Sweet Potato”，in Barrau，cd．，《Plants snd the Migrations of Pacific Peoples》，pp．129—136．
② 日本1795年版，卷四，页二十五上下。
③ 明刻本，序五年代，有“崇祯丁丑仲冬行人顾铉查讫”之印，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卷四，“俗略”，页十五下。


(一)嘉靖1563年《大理府志》卷二：“白芋、红芋、紫芋。”
(二)万历1574年《云南通志》卷三，姚安州，景东府，顺宁州，“红薯”。
(三)万历1594年后福州一带称甘薯为“金薯”。
(四)万历1595年《普陀山志》卷二页四十三下：“番芾来自日本，味甚甘美。”
(五)万历1606年福建《古田县志》卷五页廿四上：“薯，似山药而大，有红白二种。”
棣案：此为东南沿海俗称，甘薯为“红薯”、“白薯”最早之例。
(六)崇祯1629年《闽书》，“番薯”为早期通称。
(七)崇祯1629年江苏《太仓州志》，“红山药”。
(八)康熙1683年浙江《永嘉县志》，引在乾隆1761年《温州府志》，“番荠”。
(九)乾隆1747年湖南《长沙府志》，“粤芋”。
(十)乾隆1752年云南《陆凉州志》，“山芋”。
(十一)乾隆1760年江苏《崇明县志》，“番芋”。
(十二)乾隆1772年浙江《奉化县志》：“番芋，种来自日本。”
(十三)金笺门，《海曲拾遗》(嘉庆1812年)，卷六，论江苏南通州一带物产：“甘薯，
俗呼番芋。江船贾客以其音不利，遂改为山芋。种得自舟山，今江北高原皆种之以佐餐。”
(十四)嘉庆1812年安徽《黟县志》，“朱薯”。
(十五)道光1828年广西《康远府志》，“黄薯”。
(十六)道光1830年山西《大同县志》卷八页廿三上：“白薯，俗名回子山药。”
棣案：西北一带不乏称甘薯为回子山药者。如光绪1879年甘肃《丰镇县志》，卷六。
(十七)道光1838年河北《新城县志》，卷八，页四下：“薯，本作藷，一名番薯，一名
土瓜，一名地瓜，一名红山蓣。”
（十八)陶澍，《陶文毅公全集》 (1839年后刊本)，卷廿六，页一上至三下，详述温、
台一带之人至皖南山区广植“山薯”。
(十九)同治1864年山东《宁海州志》，“玉薯”。
(二十)同治1870年湖南《江华县志》，“黄薯”。
(二十一)光绪1895年四川《叙州府志》卷二十一页四下：“甘薯……大者名玉枕薯，
按各厅县皆产。”
(二十二)光绪1902年贵州《仁怀厅志》，“黄苕”。
(二十三)徐有榘，《种薯谱》(朝鲜，1834年)，页二上至三下，“甘薯”，“番薯”，“红山药”，“赤芋”，“琉球芋”，“番茄”。

计甘薯名之可考者，共二十六：(一)甘藷，(二)白蓣(芋)，(三)红蓣(芋)，(四)紫蓣(芋)，(五)红薯，(六)白薯，(七)甜薯，(八)金薯，(九)番薯，(十)红山药，(十一)番芾，(十二)番荠，(十三)粤蓣，(十四)番芋，(十五)山芋，(十六)朱藷，(十七)黄薯，(十八)回子山药，(十九)土瓜，(二十)地瓜，(二十一)红山蓣，(二十二)山藷，(二十三)黄苕，(二十四)赤芋(朝鲜)，(二十五)琉球芋(朝鲜)，(二十六)番茄(朝鲜)。

甘薯在18世纪传播日广，固与人口增加，食料需要日广有关，但也部分地由于官方的
倡导。如陈宏谋抚陕，于乾隆1745年明令治下州县认真引进薯种，教民种植。其文集《培
远堂偶存稿》(无确切刻刊年份)，“文檄”，卷二十，页一上至一下：

“甘薯……俗名番薯，又名红薯……其种来自海外，闽广最多，浙江之宁波、绍兴，江南之崇明，河南之汝宁、汝州，江西之广信、赣州、南安皆有之。近来江北亦皆试种。”

并正式命令：

“正杂各官，有闽、广、江、浙、蜀、豫之人，正可从家乡觅带薯种，在城身先试种。如署中有能知种法者，竟可散之民间，教人种植，费力无多。一年生薯，其藤无数，一处得薯，到处传种，不几年而遍一邑矣。”

案，陈宏谋历任封疆二十年，以身体力行闻于当世，终拜大学士。1745年冬十二月，其下
属官确已自江、浙、豫、蜀等省“购觅薯种，并雇有善种之人到陕”。故此类官方倡导，决
非衰世一纸空文所可同日而语。

嗣后，乾隆十七年(1752年)，直隶、山东等省又推广甘薯的种植。终18世纪，督抚以
下各省大吏，如布政使、按察使之流，亦不乏热心倡导广种甘薯以备荒者。乾隆皇帝本人，
鉴于1785年河南夏粮歉收，亲下谕令。豫抚毕沅，虽对人民生计之关怀远不如陈宏谋，亦
不得不认真推广甘薯的种植。当18世纪太平盛世，官方三令五申地督倡，的确起了积极的
作用。

不过，在农作物发展的历史上，官方倡导虽能起作用，但新作物之所以能不断地被农民
接受，还是要看它的经济价值。自18世纪中叶直至太平军起义，甘薯随着玉蜀黍，逐步进
入长江内地的丘陵地带，特别是集中在川、陕间的山地，湖北省西南部的山地，和湖北西北
部汉水流域的山地。为避免重复，这一段甘薯传播的历史，将在下两节讨论玉蜀黍和马铃薯
时再较详讨论。

总之，四百余年来，甘薯对中国山地和瘠土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起了极深刻
的影响。朝鲜“湖南按察使”徐有榘，在1834年编辑了一部《种薯谱》，曾征引了1765年
某朝鲜大员派人赴日本引进甘薯时所作的一首诗。前两句：“万历番茄始人闽，如今天下少
饥人。”这首诗虽稍有夸张，但最能说明甘薯的历史作用。直至今日，甘薯是我国最重要的
辅助食粮之一。由下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甘薯的产量在世界上占有压倒的优势。

表二 世界甘薯生产概况(1973年)

地区| 播种面积(公顷)|公顷平均产量(公斤)| 总产量(公吨)
全世界| 15069000| 8850| 133366000
中国| 28100130| 9399| 111000000
日本| 90000| 22222| 2000000
美国| 51000| 10932| 561000

资料来源：同表一。
(三)玉蜀黍

早在1906年西方著名汉学家和人类学家洛佛(Berthold Laufer)，初露头角，撰了一篇《玉蜀黍传人东亚考》。这篇文章不是他成熟之作，主要的史料是根据陈元龙所辑，1735年问世的《格致镜原》。《格致镜原》所引最重要的原始史料是明代杭州学人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序作于隆庆1572年)。此书，卷二十六，“御麦”：

“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洛佛所用西文资料，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士厄拉达(Martin de Herrada)的追忆录。厄拉达曾于1575年随中国访菲官员匆匆访闽，途经漳州、泉州和福州。据厄拉达，当时中国政府每年所征的玉蜀黍实物租税已超过两千万hanegs(每一haneg略等于1．6英国bushels蒲式耳)①。

少壮的洛佛虽对中国原始史料尚不熟悉，虽尚不能洞悉厄拉达所言玉蜀黍实物税额的荒谬，但对《留青日札》中“出于西番”一语非常重视。因此，他又征引了几种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年西方人对西藏、西康、云南、海南岛的游记。洛佛最后的结论是玉蜀黍是在16世纪经缅甸输入云南和中国内地的；在作物传播的历史上，一般而言，陆路传播优于海路传播。此文虽史料不足，不免错误和偏激之见，但已呈现出洛佛治学的魄力和权衡轻重的能力。

上节讨论甘薯传华所引嘉靖1563年《大理府志》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卷二提到：“来麰之属五：大麦、小麦、玉麦、燕麦、秃麦。”李元阳另撰的万历1574年《云南通志》，卷二，已经种植“玉蜀黍”的地区有云南府、大理府、腾越州、蒙化府、鹤庆府、姚安府、景东府、顺宁州和北腾州。其中六个地区同时已种植甘薯(红、白、紫蓣)。不用说，“御”字很早就被同音的“玉”代替，而且在明代正式植物学名称，是玉蜀黍，也离开了原来的“御”。鉴于葡人远洋航行对食物作物的极端注意，在亚洲拓殖的积极，和当时滇缅商务交通的频繁，玉蜀黍先传进云南是非常合理的。

初看令人惊异的是，据我遍检北美各馆所藏中国方志之后，玉蜀黍最早的记录是在嘉靖1555年的河南《巩县志》，卷三，页一下。“谷类”列有：“黍、稷、稻、粱、粟、麻、菽麦、荞麦、秫、麰、稗、豆。”在“谷类”的最后才是“玉麦”。巩县位于洛阳与郑州之间，距云南边徼和闽粤沿海都很远。要了解玉蜀黍在巩县留下了最早的纪录决非偶然，我们有必要简单讨论明廷和西方的关系。

《明史》卷三百三十：“西番即西羌，种类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案明代的陕西就是清代的陕甘，包括陕西、甘肃两省。《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茶法”：“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明]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佘里。”换言之，从甘肃中南部兰州、巩昌(府治在今陇西)南越岷山，顺四川盆地的西缘南下进云南境。茶马市北方的重点在甘肃的秦州和青海的西宁，南方的重点在成都西南的雅安、荣经、汉源。再往西即是朵甘，朵甘就是西康，更西南就是乌斯藏。《明史》卷三百卅一最后小结：“初，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辄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案：清代曾改为塔门县，属雅州府]，令以马市，而人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这种制度化的、专为西番而设的茶马市是玉蜀黍向京师和中国内地输进的可能媒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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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在Berthold Laufer，“The Introduction of Maize into East Asia”，《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Americanistes，xve session》，1906．


另一更大可能传进的媒介是明代云南诸土司。真正的“西番”算是“西域”的一部分，“西域”在明代算是“外国”。而云南诸土司却是明帝国的一部分，决不是“外国”。《明史》卷三百十三《云南土司一》：“盖滇省所属多蛮夷杂处，即正印为流官，亦以土司佐之。……永乐以后，云南诸土官州县，率按期人贡，进马及方物，朝廷赐予如制。”按前代定例，土司们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明代官书中，除注明某些土司进贡“驯象”、“象牙”、和“金银器”外，对经常所贡的“方物”从不列举。康藏的西番仍以游牧为主，高原苦寒，种植不外青稞(高原大麦)，偶尔辅以荞麦、燕麦之类，而且距滇缅大道较远。云南的少数民族大都早巳从事农耕，而且经常与缅甸、印度交换物资。气候又较温暖，适宜玉蜀黍的生长。所以我认为玉蜀黍传播的最合理的媒介是云南各族人民。由于土官照例的小贡和大贡大都是“方物”，所以明代官方记载没有留下进贡“御麦”的精确史实与年份。孟养土司，今腾冲以西缅甸东北部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在嘉靖七年(1528年)结束了变乱，“愿贡象牙、土锦、金银器，退地赎罪”①。孟养是控制滇缅大道最西端的土司，想像中，非常可能就是在孟养平静以后，滇缅商业交通畅通无阻之际，“御麦”甫自印缅引进，立即由云南土司向北京进贡。

康、藏的西番必须沿四川盆地西缘北上。云南诸土司可能经过贵州北上，也可能大体沿着现在的成昆铁路北上。但半途以后，西番和土司都只有沿嘉陵江北上到陕西的风翔、宝鸡，然后再沿着八百里秦川，出潼关，经洛阳、郑州再北折以达京师。巩县正是西番和土司进贡必经之地。所以在巩县留下了有关玉蜀黍最早的纪录绝不是偶然的。按理玉蜀黍传到巩县以后，至少还要经过一段时期才会见于著录。玉蜀黍初传到巩县的年份，应当大体相当1528年孟养的平定和滇缅大道的畅通。

综合所有早期史料，玉蜀黍应系由滇缅陆路及闽浙沿海两路传进。尽管西番或云南土司进贡“御麦”可能早到嘉靖初叶，但田艺蘅《留青日札》在隆庆1572年已经撰就，玉蜀黍必在若干年前已经传人杭州附近的低丘和浙江沿海某些地点。西班牙教士厄拉达于1575年在漳、泉、福州新见玉蜀黍的种植，更证明田艺蘅纪事之正确。洛佛因轻信厄拉达玉米大量充田赋之说，遂不得不强行假设玉米在16世纪从云南很快就传遍大部分中国省份。玉米在中国的传布事实上是逐渐的。16世纪的方志记有玉米者极少，即17世纪前半叶的志书之列有玉米者亦屈指可数。由于一般士大夫对农事不感兴趣，这种“默证”当然有它的限度，但无论如何，近代学人对以下两种晚明著作不得不得视。(一)李时珍《本草纲目》的第三次稿在1578年已经撰就，万历1603年版，卷三十三，页十一下：

“玉蜀黍
释名：玉高粱
集解：时珍曰：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

洛佛为自圆其说，文中征引《本草纲目》时故意不引“种者亦罕”这极重要的一句。 (二)徐光启在崇祯元年(1628年)撰就《农政全书》，进呈御览。徐氏对农事极为注意，对番薯的推广极为热心，但在这农业“百科全书”，中正文里根本没有提到玉蜀黍，只在底注中附带一提(见《农政全书》，道光1843年版，卷二十五，页十四下)。

玉蜀黍见于大量方志及其他记载，短短两三周内，将所有纪录一一列出是决不可能的。为便利起见，先列出康熙末以前有关玉蜀黍的记录，然后再讨论文献上重要的遗漏，最后详列它的各种俗名。

康熙末(1722年)以前记有玉蜀黍的方志与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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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卷三百十五，页八一五四。


(一)嘉靖1555年河南《巩县志》，“玉麦”。
(二)嘉靖1563年云南《大理府志》，“玉麦”。
(三)隆庆1572年《留青日札》，“御麦”，“番麦”。
(四)万历1574年《云南通志》，八个府、州均有“玉麦”。
(五)万历1594年河南《原武县志》，“玉麦”。
(六)万历1604年江苏《崇明县志》，“御麦”。：
(七)崇祯1640年山东《历城县志》，“玉麦”。
(八)崇祯1642年江苏《吴县志》，“西番麦”。
(九)顺治1648年河南《鄢陵县志》，此在同治1862年《鄢陵文献志》，“御麦”。
(十)顺治1650年福建《浦城县志》，“珍珠粟”。
(十一)顺治1659年河南《封邱县志》，“玉麦”。
(十二)顺治1660年山东《招远县志》，“玉蜀黍”。
(十三)康熙1672年山西《河津县志》，“玉麦”。
(十四)康熙1677年河北《清苑县志》，“玉麦”。
(十五)康熙1683年浙江《天台县志》，“玉芦”，“广东芦”。
(十六)康熙1695年云南《宁州志》，“玉秫”，“玉膏粱”。
(十七)屈大均《广东新语》(序1700年)，“御高梁”，“玉膏黍”。
(十八)康熙1711年《盛京通志》：“玉蜀黍，今土人呼为包子米。”

玉蜀黍在我国早期传播历史中最大的漏洞是四川和贵州。明代南部西番的最重要的茶马市在成都西南的雅安、荣经、汉源一带；云南很多土司经常贡方物也要北上经过四川。不幸地，万历1619年和康熙1671年的《四川总志》，物产之部根本不提谷属。明清之际，张献忠在四川的活动，当然严重地影响到四川人口的锐减，地方志大批的编纂当然更提不到了。四川稳定之后，若干地方志书仍受《四川总志》的坏影响，忽略谷类。我们可以肯定玉蜀黍明亡以前已经在四川四周丘陵、高山的边缘扎下了根。明末以勤王著名的女土司秦良玉的根据地石柱(位于四川的东南角落)，便以玉蜀黍为主要新的粮食作物①。

在文献中，乾隆1741年的《贵州通志》当然要算相当晚的资料了。此书的物产部分对玉蜀黍、甘薯、落花生依然一字不提。爱必达在他的《黔南识略》(1749年)，卷一，“贵阳府”，页十二下，才说明：“山坡硗确之地，宜包谷。”道光1841年《遵义府志》，除在物产卷中列有玉蜀黍、甘薯和落花生外，另有一段追叙(卷十六，页十四上)：“‘明绥阳知县毋扬祖利民条例’：‘……县中平地居民只知种稻，山间民只种秋禾、玉米、粱、稗、菽豆、大麦等物。……”’可见在贵州北部玉米在明代早已是山地的杂粮之一。这部《遵义府志》，卷十七，页二下，续论道光年间玉蜀黍在当地农作物中的地位：“玉蜀黍：俗呼包谷。……岁视此为丰歉。此丰，稻不丰，亦无损。价视米贱而耐食，食之又省便，富人所唾弃，农家之性命也。”事实上，玉蜀黍在贵州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到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前半叶，已成为全省山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贵州诗人郑珍(1806—1864年)的《玉蜀黍歌》就是最足说明玉蜀黍在贵州农业生产上居有支配地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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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廿余年前翻阅《清代笔记从刊》，遇此纪事，印象甚深。惜撰稿匆匆，遍检旧笑，一时未能寻获。
② 全歌引在道光1845年《黎平府志》，卷十。


雍正1732年《广西通志》，卷八十九，桂林府记有玉蜀黍，卷九十二，浔州府“玉米各州县出”。雍正1734年《山西通志》和雍正1735年《陕西通志》都以“玉蜀秫”为常产。西北早期方志较少，但乾隆1736年《陇西志》和乾隆1788年《皋兰县志》都有“玉麦”。道光1832年《兰州府志》，卷五，页卅上，更进一步说明： “玉麦……则处处产焉。”康熙1711年的《盛京通志》即已载有玉蜀黍，乾隆1781年的《热河志》中的“包儿米”决不是新引进的，而是已有一段种植的历史。从玉蜀黍在全国传播的概况看来，四川在明末清初的一大空白，完全是由于文献的疏缺。

兹将各地玉蜀黍俗名列举如下：

(一)玉蜀黍(正式植物学名称，始于《本草纲目》。)
(二)御麦
(三)玉麦
(四)番麦
(五)西番麦
(六)包谷
(七)玉芦 康熙1683年浙江《天台县志》。
(八)玉芦穄 乾隆1750年江苏《如皋县志》。
(九)玉芦秫 乾隆1748年江苏《淮安府志》。
(十)广东芦 康熙1683年浙江《天台县志》。
(十一)御高粱 屈大均，《广东新语》。
(十二)玉膏黍 同上。
(十三)珠穄 光绪1892年浙江《永康县志》。
(十四)玉豆 光绪1885年山东《日照县志》。
(十五)玉粒 咸丰1851年贵州《安顺府志》。
(十六)玉粟 道光1847年贵州《广顺州志》。
(十七)玉秫 康熙1695年云南《宁州志》。
(十八)玉秫麦 嘉庆1814年四川《犍为县志》。
(十九)玉黍 乾隆1768年江西《南安府志》。
(二十)须粟 乾隆1784年江西《萍乡县志》。
(二十一)米囊子 同上。
(二十二)罂子粟 同上。
(二十三)象谷 同上。
(二十四)珍珠粟 顺治1650年福建《浦城县志》。浙江不少州县亦称玉蜀黍珍珠粟。
(二十五)宝珠粟 同治1872年江西《瑞金县志》。
(二十六)玉包谷 乾隆1773年湖北《郧西县志》。
(二十七)玉谷 康熙1678年河北《香河县志》。河北景州、沧州诸处同。
(二十八)御蕉籽(玉茭子) 同治1872年山西《河曲县志》。其他不少山西州县亦作此称。
(二十九)玉稻黍 山西《河曲县志》。
(三十)舜王谷 同治1863年山西《稷山县志》。
(三十一)禹谷 同治1866年山西《河津县志》。
(三十二)六(陆、稑)谷 乾隆1788年浙江《鄞县志》。
(三十三)饭包粟 光绪1889年广东《高州府志》。
(三十四)包菽 嘉庆1820年湖南《郴州总志》。
(三十五)包谷豆 同治1870年四川《营山县志》。
(三十六)番菽 嘉庆《郴州总志》。
(三十七)粟包 光绪1876年广西《上林县志》。
(三十八)苞粟 郭柏苍，《闽产录异》。
(三十九)番豆 同上。
(四十)包萝 嘉庆1819年安徽《怀远县志》。
(四十一)观音豆 民国1929年福建《建瓯县志》。
(四十二)观音粟 同治1874年浙江《湖州府志》。浙江、江西及福建若干州县有此俗称。
(四十三)鹿角黍 同上。
(四十四)鹿角米 同上。
(四十五)意粟 同治1860年浙江《嵊县志》。
(四十六)腰粟 同上。
(四十七)包稻 乾隆1762年福建《福宁府志》。
(四十八)金钗粟 同治1871年江西《建昌府志》。
(四十九)金稻黍 光绪1895年陕西《米脂县志》。
(五十)珠粟 同治1872年江西《南城县志》。
(五十一)金豆 同治1871年江西《南昌府志》。
(五十二)珍珠芦粟 嘉庆1799年江苏《宜兴县志》。
(五十三)天方粟 嘉庆1811年四川《金堂县志》。
(五十四)西天麦 乾隆1762年甘肃《肃州志》。
(五十五)番大麦 乾隆1763年福建《泉州志》。
(五十六)回回大麦 乾隆1762年甘肃《肃州志》。
(五十七)包(苞)米 道光1839年山东《蓬莱县志》。
(五十八)包子米 康熙1711年《盛京通志》。
(五十九)包儿米 乾隆1781年《热河志》。
(六十)棒儿米 嘉庆1808年山东《禹城县志》。
(六十一)棒子 道光1840年山东《济南府志》。
(六十二)木谷 道光1848年四川《通江县志》。
(六十三)木禾 光绪1906年四川《越雋厅志》。
(六十四)玉米 近代最普通俗称。
(六十五)苞芦 道光1829年《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页四十二上下。

最怪的俗名是福建某县志所列的“腰边豹”，可惜匆忙之中未能重新查到。

至于最近一个多世纪玉蜀黍在华北平原上不时代替有些旧有低产的旱地粮食作物，18世纪末与19世纪前半叶玉蜀黍集中传播到川、陕、鄂三省边境山区和所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下节讨论马铃薯时将作部分的讨论，较有系统的讨论将留到全文的结论。

玉蜀黍传播四百余年对我国农产的影响，部分地可由下表反映出来。

表三 世界玉蜀黍生产概况(1973年)

地区| 收获面积(公顷)|公顷平均产量(公斤)| 总产量(公吨)
全世界| 110924000| 2810| 311780000
美国| 24993000| 5735| 143344000
中国| 10634000| 2849| 30300000
巴西| 2000000| 1327| 14600000
苏联| 4031000| 3334| 13440000
法国| 1953000| 5465| 10600000

资料来源：同表一。

(四)马铃薯

葡、西两国海外拓殖历史中，对马铃薯的传播远不如对玉蜀黍和甘薯热心。马铃薯原生
在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热带高原地带和智利北部南回归线南北的高原地带。马铃薯在
近百余年内虽成为西方世界及其文化圈内各国人民最主要的辅助食物，但历史上曾遭欧亚人
民的长期“歧视”。因此，马铃薯在中国的早期历史，远较其他三种新大陆作物的早期历史
为模糊①。

最早提到马铃薯传人中国的是荷兰人斯特儒斯Henry Struys，他曾于1650年访问过荷兰占领下的台湾。他已注意到荷兰人引进的马铃薯已经在台湾种植②。证以日本资料，此说可信。案马铃薯于庆长(1596—1614年)期间，由荷兰人传人长崎，因此长崎一带的人呼之曰“咬[口+留]吧薯”(Jagatara imo)或“和兰薯”(Oranda imo)。Jagatara即Jakarta，亦即爪哇首府巴塔维亚③。乾隆1760年《台湾府志》，卷十七，页四上，列有“荷兰豆”，这就是距此百余年前荷兰人引进马铃薯所留下的“痕迹”。另有西方人曾于康熙1700年或1701年去过舟山岛的定海县，也亲见马铃薯的栽种④。

由于马铃薯味淡，长期不为人所欢迎，因此早期记载很少。中国本部最早记有马铃薯的
是康熙1700年福建《松溪县志》。松溪现改为松政，在建瓯之北，松溪之上，隔山即浙江处
州府庆元县。马铃薯好像自始即是高寒山区或贫瘠土壤的作物，长期受人忽视。18世纪的
方志之中，记载有马铃薯的还是很少。因为方志中有关马铃薯的资料远比其他三种美洲作物
的资料为少，我们不妨部分地按照年代，部分地按照地区，将种植马铃薯的各省、府、州、
县全部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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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erthold Laufer，《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Part I：The Potato》(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Chicago，1938)．此系洛佛氏晚年成熟之作，卒后四年，始行刊印。所用原料比较翔实，然亦不免错误及遗漏。所引西文资料，颇可补中国文献之不足。
②引在William Campbell，《Formosa under the Dutch》(London，1903)，p．254．
③Laufer，《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Part I：The Potato》，p．81．
④Laufer，《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Part I：The Potato》，p．70．


(一)乾隆1755年河北《祁州志》，卷三，页三十六下，物产中列有山药之外，并有
“土豆”。因无其他描写和解释，无法肯定是否即是马铃薯。案甘薯俗名中有土瓜与地瓜，但未有称为土豆者。鉴于近代河北省，包括北京，多俗称马铃薯为土豆，此志中的“土豆”很可能就是马铃薯。
(二)乾隆1773年湖北《郧西县志》，卷五，列有“芋、毛芋、鬼头芋、山药、红薯”
之外，尚有“土豆”。芋、薯种类如此之多，“土豆”应系马铃薯。因湖北西北部汉水流域稍
晚志书中多记有马铃薯，此区且为马铃薯主要集中种植区之一，“土豆”似可肯定为马铃薯。
(三)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稿成于1848年，卷六，“阳芋”条：“阳芋，黔、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尤硕大，花色白。闻终南山氓种植尤繁，富者岁收数百石云。”案吴其濬为嘉庆1817年状元，宦游之余，毕生研究植物，“黔、滇有之”一语，
最足以补文献之遗漏。“山西种之为田”，亦极有参考价值。以下大批方志证明吴氏所云陕南
广种马铃薯观察记载均极正确。
(四)法人罗喜Enile Rocher，《La province chinoise du Yun-nan》，2 vols(Paris，1879—80)Vol．II，p．11，亦谓云南当光绪初年已相当普遍种植马铃薯。
(五)道光1847年贵州《平远州志》，“洋芋”。
(六)光绪1879年贵州《毕节县志》，“羊芋”。
案：贵州志书一般对马铃薯极忽略。廿余年前遍检北美各馆所藏方志，黔省仅获此两
条。
(七)道光1849年湖南《宝庆府志》，“洋芋”。
(八)同治1871年湖南《新化县志》，“洋芋”。
(九)同治1870年湖南《江华县志》，“洋芋”。
(十)道光1846年新疆《哈密志》(1937年铅印本)，卷一，页一上，蔬类中有“洋芋”。

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志书对马铃薯记载较多，山区尤为密集。

(十一)嘉庆1812年四川《江油县志》，“羊芋”。
(十二)道光1825年四川《绥靖屯志》，“羊芋”。
(十三)道光1843年四川《石柱厅志》，卷九，页三下： “芋，水陆两种。近又出二种，
色分红白，土人呼曰洋芋。”
(十四)道光1844年四川《城口厅志》，卷十八，页七十三上至七十四上：“洋芋，厅境
嘉庆十二三年(1807~1808年)始有之，贫民悉以为食。”亦多饲猪。
(十五)咸丰1857年四川《冕宁县志》，“洋芋”。
(十六)同治1866年四川《理番厅志》，“洋芋”。
(十七)同治1867年四川《彰明县志》，“阳芋”。
(十八)同治1870年四川《会理州志》，“洋芋”。
(十九)同治1870年四川《涪州志》，卷一，页三十二下： “懋迁、武隆多高山，产洋
芋、红薯。”
(二十)光绪1844年川《雷波厅志》，“扬芋”。
(二十一)光绪1885年四川《大宁县志》，卷一，页三下至四上：“羊芋……邑高山多种
此，土人赖以为粮。邻县贫民来就食者甚众。”
(二十二)光绪1892年四川《名山县志》，“洋芋”。
(二十三)光绪1893年四川《太平县志》，“洋芋”。
(二十四)光绪1893年四川《奉节县志》，卷十五，页一下：“案：包谷、洋芋、红薯三
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产此物，然犹有高低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
此矣。”
(二十五)光绪1894年四川《黔江县志》，“洋芋”。
(二十六)光绪1903年四川《江油县志》，“洋芋”。
(二十七)光绪1906年四川《越雋厅志》，卷三之二，页一下： “羊芋，出夷地，可作
粉。”
(二十八)民国1915年四川《峨边县志》，“洋芋”。
(二十九)民国1922年四川《南江县志》，卷二，页七下：“北部多山地，以包谷、麻、
豆为大宗，间种荞麦、燕麦。而洋芋，即马铃薯，尤为山民食料所资。……山坡地一亩尝挖
芋十余石。番薯，俗名红苕，惟低地种之。”
(三十)民国1924年四川《松潘县志》，“羊芋”。
(三十一)民国1926年四川《南川县志》，卷四，页十九上：“山田产稻。山土产前独产
洋芋，今已绝种，下地亦多腐于地中。”
(三十二)民国1928年四川《大竹县志》，“马铃薯”。
(三十三)民国1931年四川《宣汉县志》，“洋芋”。
(三十四)民国1931年四川《武胜县志》，“洋芋”。
(以上四川)

(三十五)道光1829年陕西《宁陕厅志》，卷一，页二十一下：“洋芋，此种不知所自
来。山多种之，山民藉以济饥者甚众。”
(三十六)道光1832年陕西《宁羌州志》，“羊芋”。
(三十七)道光1842年陕西《留坝厅志》，“洋芋”。
(三十八)道光1843年陕西《紫阳县志》，“洋芋”。
(三十九)光绪1879年陕西《定远厅志》，“洋芋”。
(四十)光绪1883年陕西《孝义厅志》，卷三，页八下：“洋芋，俗传此种系嘉庆时杨大
人(遇春)自西洋带来。高山民以此为主食。”
(四十一)光绪1892年陕西《凤县志》，卷八，页十下：“高山险僻宜洋芋。”
(四十二)民国1921年《南郑县志》，卷五，“物产”，列有包谷、番薯及“爪哇薯”。
案：爪哇薯即长崎原称“咬[口+留]吧薯”之别称。民国间若干县份有自日本引进马铃薯者。但南郑之称爪哇薯，不足以证明必自日本引进。
(以上陕西)

(四十三)咸丰1852年湖北《长乐县志》，卷八，“物产”，及卷十二，“风俗”。“风俗”，页十下至十一上：“羊芋有红乌二种。红宜高荒，乌宜下隰。高荒二月种，六月收。下隰腊月种，四月收。窖在土中。……向无此种，近平处处有之。土人以之作粮，又可作粉，卖出境外，换布购衣。”
(四十四)同治1864年湖北《宜昌府志》，卷五，“赋役”，页一下：“山居者……所人甚微，岁丰以玉黍、羊芋代粱稻。”
(四十五)同治1865年湖北《宜都县志》，卷一，页二十三上下：“山田多种玉黍，俗称
包谷。其深山苦寒之区，稻麦不生，即玉黍亦不殖者，则以红薯、洋芋代饭。”
(四十六)同治1866年湖北《保康县志》，“羊芋粉”。
(四十七)同治1866年湖北《巴东县志》，“洋芋”。
(四十八)同治1866年湖北《长阳县志》，“地理志”，卷一，页一下：“羊芋有黄、白、
乌三种。”
(四十九)同治1866年湖北《恩施县志》，卷六，页十三上：“洋芋，种时用草薪，经火
烧，则大获。夏种秋收，春种夏收。”
(五十)同治1866年湖北《建始县志》，“羊芋”。
(五十一)同治1866年湖北《房县志》，卷十一，页十一上：“洋芋产西南山中。……至
深山处，包谷不多得，惟烧洋芋为食。”
(五十二)同治1871年湖北《施南府志》，卷十，“风俗”，页三下至四上：“郡在万山
中。……近城之膏腴沃野，多水宜稻。……乡民居高者，恃包谷为正粮，居下者恃甘薯为救
济正粮。……郡中最高之山，地气苦寒，居民多种洋芋。……各邑年岁，以高山收成定丰
歉。民食稻者十之三，食杂粮者十之七。”
(五十三)光绪1880年湖北《荆州府志》，“洋芋”。
(五十四)光绪1884年湖北《兴山县志》，“洋芋”。
(以上湖北)

(五十五)光绪1892年《山西通志》，卷一，页十八下至十九上：“阳芋，植尤广，边县
以为粮。……俗呼山药蛋。”
(五十六)宣统1909年《甘肃通志》，卷十二，页三下：“羊芋，生坡地，可作谷食。”
(五十七)民国1919年甘肃《大通县志》：“土芋，俗名洋芋，一名土卵，一名土豆。”
(五十八)民国1926年甘肃《崇信县志》，“洋芋”。
(五十九)民国1935年《察哈尔通志》，卷八，页廿九上：“马铃薯，宣化、赤城、阳
原、沽源、商都、龙关，涿鹿、宝昌、张北均产。”
(六十)民国1934年《奉天通志》(伪满编辑)，卷一零九，页廿五下：“马铃薯，俗呼
地豆。种类极多，本境种者有红白二种。……红者为纽约种，味较逊，然块茎特大，种者尤
多。”又引民国1927年《辽阳志》：“近因日本人用为佐餐常品，种者益多。”
(六十一)民国1930年《吉林通志》，卷三十三，页十一下：“近有海外土豆，皮淡红
色，大于中产。又高丽土豆，黄、白色，但其味均不甚美耳。”
(六十二)民国1933年《黑龙江志稿》(伪满编辑)，卷十四，页十下：“土豆，其形如
芋，钜者类芋魁。……一名马铃薯，红白黄三种，邑多白者。……立夏种，八月掘食。”

再以下清末民国福建方志数种，内中叙事，似隐示西方传教士往往一再引进马铃薯种。
(六十三)光绪1903年福建《闽县乡土志》，第四册，页三二三下：“洋薯，种自欧洲
到。苦竹等处广种之。状圆，不甚甜，颇可获利。”
(六十四)民国1919年福建《政和县志》，“马铃薯”。
(六十五)民国1929年福建《霞浦县志》，卷十一，页一下：“近有自法国来薯种，百日
熟，年可二获。”
(六十六)民国1929年福建《建瓯县志》，“马铃薯”。

综观以上方志及其他记载，凡土壤贫瘠，气温较低，其他粮食作物不易生长的高寒山区，却成了马铃薯传播繁衍之区。它自始即是分晓民的食品，三百余年内对我国瘠土的利用，发生很大的功效，这功效部分地可从下表中反映出来。

表四 世界马铃薯生产概况(1973年)

地区| 收获面积(公顷)|公顷平均产量(公斤)| 总产量(公吨)
全世界| 23010000| 14356| 315988000
苏联| 8017000| 13428| 10655000
中国| 3752000| 9602| 36025000
西德| 481000| 28432| 13676000
美国| 582000| 25575| 13493000
日本| 141000| 23418| 3302000

资料来源：同表一。

(五)结 论

二十余年前因多方面治中国近古人口史，我在研究的较早阶段已经发现，近千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长期的“革命”。第一个革命开始于北宋真宗1012年后，较耐旱、较早熟的占城稻在江淮以南逐步传播。“早稻”，“籼稻”的品种越来越多，水源比较充足的丘陵辟为梯田的面积越来越广。这不但增加全国稻米的生产，并因早熟之故，不断地提高了稻作区的复种指数。虽然农业生产的进步经常是逐渐、缓慢的，但是早熟稻在近千年中对粮食生产积累影响深而且钜，不愧生产“革命”之称①。

我所认为近千年来，我国第二个长期粮食生产的革命，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对象。这个革命的开始是16世纪，比第一个革命要晚六百年。美洲四种农作物，花生、甘薯、玉蜀黍、马铃薯传华四百余年来，对沙地、瘠壤、不能灌溉的丘陵、甚至高寒的山区的利用，作出很大的贡献力量。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产国，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是仅次次于美国的玉蜀黍生产国；是仅于苏联的马铃薯生产国；是仅次于印度的花生生产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花生产量已超过六百万吨，越印度居世界首位。我国玉米产量超过三千万公吨，是次于稻米和小麦的第三重要粮食作物。解放后薯芋以四斤折算粮食一斤，近年好像每五斤才折成一斤②。以新率折算，甘薯的产量相当二千二三百万公吨粮食，马铃薯相当七百几十万吨粮食。这三种美洲种的杂粮作物总共相当六千万吨粮食，占全国广义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1973年花生产量是二百七十万吨，比油菜籽的产量多一倍多，花生与大豆同为我国最主要的食油来源。这四种美洲作物长期间对我国农业生产的积累影响，不得不谓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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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早稻对中国粮食生产的长期影响，详见Ping-ti Ho，“Early-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Economic History Review》，2d Series，Vol．9，No．2，December，1956．
② 《马铃薯育种和良种繁育》(北京：农业出版社，1976年)，页五，南方“利用冬闲地种植两季马铃薯平均亩产5 230斤，折合粮食1 046斤……”所以五斤折粮一斤。


二十几年前当我逐步写撰时，我已观察到这两个长期的粮食生产革命至今仍未终止。事实上，比较高产的玉蜀黍，自18、19世纪，在华北平原上即不断顶替了较低产的，如各种小米、高粱之类的旧作物。甘薯也是不断地顶替了中国土生的山药和他种薯芋。另外，特别是解放以后，随着水利的兴建，水稻的种植面积也不断地扩大。美洲作物中，甘薯的种植面积近年来可能已接近“饱和”，但马铃薯的种植近年来推广相当快，尤其是在东北和北方边疆省区①。所以本文所讨论中国粮食生产史的这一篇章，还没有结果。

回到本文的历史重点，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尤其是自1683年平定台湾完成统一到1796年川陕白莲教起义这一百多年，确是一个鸡犬相闻的太平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康乐”时代，也就是耶稣会士和当时欧洲哲人所盛称的“仁慈的专制”时代。这种“仁政”和当时较有利的粮食生产与经济条件配合的结果，就是人口爆炸。1683年左右人口的总数不易精估，应在1亿与1．5亿之间。到了1800年全中国的人口已达到3亿，经济条件早已开始恶化，但人口的动量还是把人口提增到1850年的4．3亿。正是当人口开始爆炸的时期，东南沿海“过剩”的人口便逐步西移，先后开发了长江流域腹地的丘陵，随即集中向湖北西南部山区，自陕甘边境往东秦岭以南整个汉水流域的山区，和四川盆地边缘的山区迁徙。这些山区大面积的开发，主要是仰赖玉蜀黍和甘薯不断的传播。“大抵山之阳宜于苞粟，山之阴宜于番薯。”②于是长江腹地大片的原始森林被砍伐，大片的处女山地被辟为玉米田和甘薯田。

新开的山田，土壤肥沃，连年丰收，但迟早要引起水土流失的问题。江西西北部多山的武宁县，就是较早的例子。余腾蛟(乾隆1745年进士)，在18世纪60年代退休还乡后，曾讨论山地问题的严重(同治1870年《武宁县志》，卷八，页三上下；卷二十二，页二十上)：

“棚民垦山，深者至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堙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今……诸处，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皖南徽州一带，到晚从乾隆年间起，已有上万的“棚民”来自本省的怀宁、潜江、太湖、宿松、桐城，甚至来自浙江的温、台两府。此外还有“随时短雇帮伙工人，春来秋去，往返无定，多少不一”。

道光1829年《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页四十二上下：

“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其初租山者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民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骛。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余至三十年，迨山膏已竭，又复别租他山。以致沙土冲泻，淤塞河边农田。”从1806年官方即下令禁止垦山，最后到1824年两江总督陶澍决定棚民租满退山之后，“不得仍种苞芦，改种茶杉，培蓄柴薪，以免坍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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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前页注②，全书。
② 同治1873年江西《玉山县志》，卷一下，页二十四下。这个综述最简练，最有代表性。
③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无刊印年份)，卷二十六，全卷。


由于人口压力不断地增加，数百万的各省“游民”，自乾隆年间起，特别是在嘉道之际。蜂拥进入鄂西、川、陕边境及整个汉水流域的山区。因为对这些被挤到生活边缘的广大群众而言，这个辽阔险峻的区域是中国内地最后的农业边疆了。这区域主要的粮食作物先是玉米，辅之以甘薯，不久又增加了马铃薯，因为只有马铃薯才可以部分地“征服”贫瘠苦寒的高山地带。马铃薯在中国粮食作物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无疑义地是最接近绝对“边缘”的粮食作物了。

在武宁和徽州发生的较早的水土流失现象，在这个跨越三省的山区不知重现了多少次。同治1866年湖北《建始县志》，卷四，页八下至十上：

“迨改土(归流)以来[棣案：改土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流人麋至，穷岩邃谷，尽行耕垦。砂石之区，土薄水浅。数十年后，山水冲塌，半类石田，尚有何物产之有?!……建邑山多田少，居民倍增，稻谷不给，则于山上种包谷、羊芋，或蕨、蒿之类。深山幽谷，开辟无遗。”

再如道光1843年陕西《紫阳县志》，卷三：

“紫阳皆山，稻田不多。……浅山低坡，尽种包谷、麻豆。包谷即玉蜀黍，有象牙白、间子黄、火坑子诸类。又高山所种有野鸡啄，苗长二三尺许，结包谷至低，鸡可啄食，故名。……洋芋……每根约芋子一二斤不等，有黑白二色，味甘而淡。又红芋山间亦种以助粮。……但迩来民生日繁，地日硗薄，各粮所出，渐见减少。嗟我斯民，困苦将何所底极也!”

以上两则和此区方志中大量的类似观察和案语，有力地说明在当时的技术水平，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都已达到了极限。由于水土流失，“报酬递减律”已经在新农垦区充分发挥作用了。川、陕、鄂山区居民的流动性和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治安的问题姑且不谈①。白莲教徒于1796年在这山区起义六年之久，起义结束之后此区仍处在长期动荡之中，实与此新辟农垦区的“报酬递减律”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全文小结：美洲作物传华四百余年来，对中国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确实引起了一个长期的革命。粮食生产革命和人口爆炸确是互为因果的。至晚在19世纪初叶，美洲作物已经推展到中国传统粮食生产的“极限”。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达到或接近“极限”之后，全国经济民生的脆弱和危险，自不待言。诚然，所谓的“极限”随着科技、组织、计划、执行的水准的提高而改变。无疑义地，新中国科技、组织、计划、执行的水准与嘉道之际的水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今日人口的压力(据某些方面的观察与报道已达到九亿有半)较道光末年却也加了一倍以上。因此，本文所提供的大量历史资料，多少还应有些“古为今鉴”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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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道光间川、陕、鄂山区数百万移民的生活与治安问题，讨论最详细的是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道光1840年刊本)，卷八十二，全卷，尤有系统。




出处：中国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