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


黄盛墇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农业考古 2005/1
 

一、西瓜起源非洲、埃及最早栽培,与在东西二路发展鸟瞰

(一)西瓜(Citrullus Vulgaris Schrad)属西瓜属,葫芦科,原产地一般都认为在非洲,今北非撒哈拉沙漠,与南非卡拉哈里半沙漠,及非洲赤道附近至今仍有野生西瓜,据近代著名学者茹考夫斯基实地调查研究,北非苏丹境内还长着大片大片野生西瓜,他认为是西瓜起源中心,现多依其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则据此说而将西瓜起源绘置于西非,古初当地土著人民采为现在成食物,而有苦有甜,至其熟时破瓜而尝,弃苦食甜,而留其瓜种,经栽培、繁殖,不断讲求、改进种植技术,从而成为栽培型西瓜。世界上最早栽培种植西瓜就是北非的古埃及人,十九世纪已在距今四千年前的古埃及墓葬壁画(浮雕)有绘西瓜茎蔓和果实的实像(1),后来又传在古墓中发现西瓜子,因此断知埃及种植西瓜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

(二)古希腊、罗马先后领有地中海沿岸:埃及、西亚、小亚和欧洲一些地方,而地中海东岸包括今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河流域黎巴嫩等,公元前十五六世纪原属于古埃及第十八王朝,西瓜最早应传种至此,而后分为东西二路:西传欧洲,路线应由地中海南岸而东岸、北岸,经西亚小亚、向西传人欧洲希腊、罗马和所属沿岸一些地方,这是最早西传一支,约在公元前后分别统治埃及时期,十二、三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又从东方世界与南欧再传人欧洲腹地,十六、七世纪以后,欧洲各国才逐渐普及,先为英国,1500年开始种植。法国次之,由法传德、奥,再传波兰与南俄,1660年俄皇自奥京购种俄宫。英、法、德名称基本一样,都拼写为Melon(英、法)或Melone(德),借用原出拉丁文甜瓜之名,证明得名之晚。最早只有甜瓜,美国由英国移民传去,1629年先种于马萨诸塞州,1664年又传种卡罗里达州,称为Watermelon,本世纪初,再传北美加拿大与南美巴西,开始少量种植。美、俄二十世纪皆发展为西瓜生产大国。

(三)东传亚洲,最早应为原属埃及而又毗连的地中海东岸之西臣,分为二支:一支向东传人中亚与中国新疆,一支分海、陆二路向东南引进印度,九世纪以前,皆无记载确考。干旱地区、沙漠地带中,唯一可供人类生存而开发出来的就是绿洲,沙地土壤、气候火热、日照时长,昼夜温差大,都适宜于西瓜种植,且为人们需要,凡此新疆与中亚情况基本一样,而中亚与波斯毗连,西亚与中亚西部一部分长期为其领属,但劳佛在《中国——伊朗编》称:他投有找到何时传种波斯和最早记载(2),现我考明,中亚西瓜最早为花拉子模人与种于八、九世纪,西瓜波斯语Herbuz、中西波斯语Herbojina或Xarbuzak,突厥语Harpuz,Harbuz,维吾尔语Karpuz,必有一个共源,应即花拉子模语。新疆不是自波斯、而是自中亚引种,今伊朗些地方甚至自中亚传去。简括地说,大约在丝绸之路创通以后,逐渐随丝路上东西经济、文化交流,而先后传人西亚、次由经营国际贸易和粟特同源而别族之花拉子模带到中亚,再传新疆,《突厥语文辞典》名“阿吾兹”,作者Mohmud Kashgaria,为哈利汗朝汗族,生长于东都喀什噶尔,因取为名,其书最后于1083年10月呈献阿拨斯朝哈里发,其东哈刺汗朝,境内广泛种西瓜,包括东都哈什汗地区,为最早传人之地,最后在东部吐鲁番、哈密等地绿洲广泛发展而成为名瓜。

(四)敦煌为丝绸之路起点,《汉书地理志》敦煌下“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南北朝时《广志》列举当时名瓜,也有“瓜州瓜大如斛、出凉州”,汉杜林、晋杜预、北魏郦道元、唐杜佑都以为春秋“瓜州之戎”就是敦煌之瓜州,唐颜师古说:“其地出大瓜,长者狐入其中食之,首尾不出”,耶律楚材《西游绿》称寻思干/撒马尔干(西)“瓜大者如马首许,长可以容狐”,与颜说大瓜极似,过去分不清楚,多疑为西瓜,如此,岂不是西瓜很早传到敦煌;所以必须彻底查明。春秋时晋、秦疆域都去敦煌很远,前凉最早置沙州,因敦煌有鸣沙山而得名,北魏始改称瓜州,得名于敦煌产味美而大的瓜,实为甜瓜,非西瓜,我已考证,一直至唐所记瓜州敦煌之瓜皆为甜瓜,甜瓜有长二、三尺,如邱处机记“甘瓜如枕许”即甜瓜,随郑和下西洋,马欢、巩珍之书皆记忽鲁谟斯“甜瓜甚大,有高二尺者”,天方国“西瓜、甜瓜用二人抬一个”,西瓜于高昌回鹘统治时始传人新疆东部冬都吐鲁番,与夏都北庭,后来引进北方,就是辽太祖西征高昌回鹘,于新疆东部北庭地区而种得的,西瓜称“西”就是指来自西域,包括新疆,而新疆又自其西中亚直接引来,广义之“西”远包西亚、非洲,狭义就是指新疆。

西安郊区唐墓出一唐三彩之瓜,报道称为西瓜,《农业考古》1995年l期曾有专文介绍,现陈列于陕西博物馆展出,我两次观察,不类西瓜。唐代长安也不可能种。敦煌大量唐五代汉文书未发现本地种食西瓜,归义军安晏从无西瓜。唯有P3672(正面)高昌都统致沙州宋僧正、索判官、梁校(教)授信称:“今因履使薄礼书信,西地瓤桃三棵(颗),同一袋子,人取一课(颗)”,远道送礼,人只一颗,必为希品,远大于桃,而又冠“西地”,除西瓜外,实在别无相当,森安孝夫已考,并定为十世纪后期数十年间(3),今据官称与归义军沙州曹氏不合,应为张氏,即九世纪末与十世纪之间。此时西瓜开始传种高昌,而为沙州与河西所缺,不能超越敦煌而传人长安,因而全可否定为西瓜。汉初召平“种瓜长安城东”之五色“东陵瓜”,就是甜瓜,王维诗“路旁时卖故侯瓜”就是甜瓜,证明唐时关中与长安甜瓜之盛行。《新唐书·房杜传》:“它日食瓜美,辍其中奠焉”,或云为西瓜,唐初尚未传人新疆、故知亦为甜瓜,不是西瓜。但此三彩瓜,并非经考古发掘出土,本身已有问题,实为伪造,陕西历史博物馆,现已撤去。
二、西瓜最早引种北方的时间、地域和瓜种来源地

属于葫芦科之瓜,种类繁多,元王祯《农书》分为果瓜、菜瓜二类,此外还有观赏瓜,如木瓜,《诗经》皆有,如《木瓜》“投我以木瓜”,应即今观赏之木瓜,《信南山》“剥之以为菹(腌)”,应为菜瓜,《七月》“七月食瓜”,应为果瓜。西瓜为果瓜,而前加“西”字,说明原非中国所产,而与之不同。凡古籍记载中单称之瓜,或有专名,如甜瓜、冬瓜、黄瓜、越瓜等等都不是西瓜。

(二)《本草纲目》说:“西瓜一名寒瓜,寒瓜最早见于晋陶弘景(451—536年)《本草注》瓜蒂下说:“永嘉(今温州)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者”,李时珍引之以为就是西瓜“五代之先,瓜种已入浙东,但无西瓜之名,未遍中国尔”。但梁沈约《行园》诗:“寒瓜方卧垄,秋菰已满陂”,是秋后才长出的瓜,不是西瓜;而李白诗也有“寒瓜蔓东篱”,攀种于家垣竹篱上,肯定不是西瓜,六朝时《神异经》已说:“寒瓜、冬瓜也”,《永嘉记》“永嘉出襄(瓤)瓜,八月熟,至十一月肉青瓤赤,香甜清快,瓜之胜”,永嘉之寒瓜应是甜瓜,亦即《南史·滕恭传》为母患热病而求得之寒瓜,“土俗(南昌)所不产”者。近年有些文章以为就是西瓜,六朝时江南已经种植,现已医药学化验证明,《本草》之瓜蒂为甜瓜蒂,一名苦丁香、含甜瓜蒂毒素,可为催吐剂,今中药仍名苦丁香,其他瓜蒂包括西瓜都不能用,当前不少论著都以为是西瓜,现已查明真像,今后不能再以讹传讹。

(三)玄奘《大唐西域记》所经新疆、中亚与印度各地,都没有发现西瓜,例如印度土产之果列举梵名十一种,没有西瓜。凡玄奘用汉名单称之瓜,未说不同,应与中土无大殊异,如举印度“蔬菜姜、芥、瓜、瓠”,下出“华陀菜”为印度特产,故用梵名,余用汉文应皆同中国所产,下文紧接“葱蒜虽少,敢食亦罕,家有食者骗令出郭”,印度不食中国葱蒜,虽少也予交代,如此所记新疆阿耆尼《焉耆》、屈支(龟兹,库车)、乌铩(莎车)、怯沙(喀什)等处之“瓜果”也都不是西瓜。

(四)中亚之西瓜最早出穆斯林和家塞阿里比(Tha’aliba,al—,961—1038)所记,时为九世纪前半,花刺子模苏丹,将西瓜装于特制铅模,中塞冰雪,献于遥远之巴格达麦蒙(813—833在位)与瓦西格(842—847)两哈利发,每个西瓜在巴格达要卖700迪尔汗银币(4),此时即使在伊斯兰世界,西瓜也属珍贵、希罕异常,反映在花刺子模初兴,由此东传领地布哈尔,与撒马尔干,皆为西瓜著名产地,但《伊本·白国泰游记》、乌马里《眼历诸国记》都说,远比不上花刺子模,后者“西瓜是世界上从东到西独一无二的”(5),而后又东传人新疆。高昌故城摩尼寺遗址出土彩绘祭供国,最上黄金盘中专置瓜纹和形状如同西瓜几颗,表明最贵。Hatrer/Yaldiz与森安孝夫都认为是西瓜(6),与上引P3672(正)信时代相合,应皆属高昌鹘回前期偏早,即九、十世纪之际。《突厥语大辞典》有“阿吾兹”称西瓜,最早当在哈刺汗朝东疆以哈什为东都时,由西部中亚传人南疆西部。

(五)西瓜第一次见于五代胡峤《陷虏记》:

“自上京东去四十(赵翼误为千)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数十里遂人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新五代史》73《四夷附录》)。

辽上京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厅旗南林东镇南一公里,古城仍存。胡峤于周广顺三年(953年)亡归中国,二日约行七、八十里上下,即在巴林左旗东南、乌里吉木伦河东岸,此处地仍寒,故以牛粪覆棚而种,实是最早引种于此,利用温室栽培法,还不能露天种植。《辽史太祖纪》确载:“天赞三年(924年),太祖大举兵征伐西北,十月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浮图城即庭州之可汗浮图城,为高昌回鹘之夏都,“西鄙诸部”指在辽西境外,故皆属于回纥,“契丹破回纥”就是此次,故瓜种得自拔庭州,而取和州回纥夏都境内诸部,在今新疆东部。归路时曾“获甘州回鹘都督军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近年有人认为西瓜种得于甘州回纥,但此次大举兵由北转西,循阴山北麓,最后“逾流沙”即进入和州回纥境内,征伐对象明确,不是甘州回纥,亦未交战,更非是“破”,所采路线即后来成吉思汗1218年大举西征,与耶律楚材、丘处机所走之北庭道;归路“射虎于乌刺邪思山,抵霸室山六百里,且行且猎”,霸室山与来路之霸离思山可能皆 Bars(虎)的不同音译,在巴里坤(Barkul,虎湖)东北,合于六百里数,否则也当为同一山脉绵延,仍循天山与阴山北麓,同于来路,在甘州回纥北境之外,所获甘州回鹘都督,实因此人出巡边境内外,为偶然与附带之收获,和所得瓜种无关,根本走不到甘州回纥境内,事关瓜种来源,应予明辨,以正是非。

(六)明人杨慎(1488—1559年)《丹铅总录》,引胡峤《陷虏记》,而误称为“峤于回纥得瓜种”,从而得出“则西瓜由峤入中国也”;李时珍又再误称为“峤征回纥得瓜种归,名曰西瓜,则西瓜自五代始入中国,”清赵翼《陔余业考》卷33有《西瓜始于五代》条件,作为定论,清代通行此说,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瓜字下:“五代始有西瓜”,一直至今,仍作为西瓜传入中国内地之一说,今查明胡峤并未随征回纥,更未将瓜种带回,他仅于辽上京郊外东南七、八十里见到,胡峤原为同州阳县令,阳位于黄河西岸,至少当时黄、渭河中下游、关中地区,包括西安都未种西瓜,否则西瓜已为人所习知,就无需记载这些了,《辽史地理志》称:上京南城南门之东有“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契丹国志》称和州等处回鹘例三年遣使朝贡契丹,而实为贸易,最多至四百余人,多为商人,“得其种”,还必须“得其法”,最初引种限于首都,此地已冷,所以不在城外,而在其东南七、八十里之外,应皆和回鹘人留居上京传授,甚至最初直接利用他们栽培西瓜,有密切关系,否则不在其南较暖完全可以露天种植之处,而要用温室法栽培,就不能理解。自924年破契丹得种,至953年胡峤回归经此,已二十九年,还限于此一处复棚而种,可见最初引进发展缓滞,凡此皆为栽培技术与人限制的确证。五代时根本未传入中国内地。

三、最早引种江南的时间、地域与瓜种来源地方
(一)第一次记载西瓜自金携归,引种于长江流域者,为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使金,绍兴十三年(1143年)回临安(杭州)的洪皓(1088—1155年),所著《松漠纪闻》(下)有明确交代:

“西瓜形如扁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年则变黄,其瓞类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录》云:‘以牛粪复棚种之’,予携归,今禁圃、乡囿皆有。亦可留数月,但不能经岁仍不变黄色。”

禁圃指在杭州皇家御园,乡囿指农村之果菜园,既云“皆有”,则已引种多地,紧接下文即称:“鄱阳有久苦目疾者,曝干服之而愈,盖其性冷故也”,洪皓饶州番阳人,绍兴十三年回临安后,因忤秦桧,出知饶州,后居母丧,终丧,除饶州通判,番阳种植西瓜,用之以愈目疾,只能为洪皓携归引种于故乡,在绍兴十三年后至十六年(1143—1146年)前。

(二)绍兴十七年,洪皓又被秦桧安置英州九年(1147年—1155年),居住最久,《松漠纪闻》就是他在英州口授洪适,未完而止。“乡囿皆有”,至少包括英州农村。他至英州后,因无俸粟,只得在英州东七十里东乡买良田百亩,使季子景徐为经营,以供自食,更不应不种食西瓜,广东引种西瓜始于英州此时,过去不知,特首揭于此。

(三)洪皓书引《五代史附录》即胡峤《陷虏记》,而紧接称“予携以归”,确证胡峤并未带回,引种江南皆洪皓携归之种。皓至云中,即“流冷山,云中至冷山六十日,冷山距金主所都二百余里”,“地苦寒,四月生草,八月已雪”,金都上京故城在今哈尔滨市南,皓居冷山达十年之久,绍兴十年前至燕京即今北京,十三年自燕京放还,冷山不能种西瓜,洪皓肯定是从燕京携归。辽初疆域限于北部,936年得石敬塘所献燕云十六州,始向南扩展至大清河,以白沟河为界河,938年于今北京设置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地区全包在内,可以露天引种,无须覆棚,更为简便适宜。不必也不需要等到为金灭之后,辽时应已传种至此。金初洪皓使金,自此处传种已有确证,故北京为西瓜自燕北引种最早地区之一。明王世懋1587年《瓜蔬疏》已经指出:“西瓜古无称,金主征西域得之,洪皓自燕中携归”,“燕中”指的就是燕京,但误辽主为金主。明人著书往往不检原文,仅凭记忆,上引杨慎、李时珍皆由此致误。

(四)金之疆域南至淮河与南宋为界,范成大(1126—1193年),《石湖居士集》卷15《西瓜园》诗:“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涛题下自注:“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河南指黄河以南,为金之南部,金灭辽后,将大批猛安谋克,移居中原屯田,西瓜也随之发展至黄河流域,范诗更证明是由燕北一带引至黄河以南,成大于乾道六年(1170年)使金,八月戊午十一日渡淮,即入金境,此诗为第10首,在陈留与宜春苑之间,盖为汴京开封郊外,时为八月丙寅即十九日,后即经宋故都东京(开封),北渡黄河,十月至燕京,共作诗七十二首,收于《石湖居士诗集》,皆为穿经淮河、黄河流域。金人从燕北引种于黄河南北,应在1153年金迁都燕京称中都,而以宋汴京为南京后,尚为时不久,1161年金主迁都汴京,范成大所经西瓜园在汴京宜春苑外,开辟不过十年前后,金引种黄河南北始于1153年后,也晚于洪皓携种江南十年,故“味淡而多液”,而诗最后两句也有“形模濩落淡如水,未可葡萄苜蓿诗”,还不能和引种西域之葡萄、苜蓿同,这是引种西域,栽培不久的确证。“河南皆种”,为成大沿途亲见之事,“本燕北种”则必从本地问知,而后又在燕京从金人获得的信息,否则成大为南方吴郡(苏州)人,就不会知道这些事了。“燕北”包括辽都上京一带,“燕北种”就是辽自回纥所种,而向南引种于弱京以至黄河以南,和洪皓自燕牛携归,都是同出一源,无可置疑。

(五)《西瓜园》诗作于入金境后第八日,如此“年来处处食西瓜”,主要包括成大出使前在杭州所食,与出使途中穿经两浙东路,与淮南东路、运河两岸一些地主;西瓜碑文“淮南”应为淮南西路,再过十几年,由淮南东路西传西路,最为合理。
四、恩施西瓜碑所记南宋境内后期扩种与再引种
(一)《农业考古》1986年1期邓辉《鄂西南西瓜种植史小考》最早介绍此碑,《中国文物报》1997年7月20日与8月31日又先后刊布《恩施发现南宋西瓜碑》,与郭伯南《商榷》文,再次校录碑文,但皆无考证。按民国七年郑永禧《施州考古录》已收录碑文,记载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郡守秦将军引种西瓜四种:“内一种云头蝉儿(?)瓜,一种圆西瓜,一种细子儿,名曰御西瓜”,此三种在淮南种植八十余年矣,八十余年按八十五年上推应为1184年前后,淮南宋分为淮南西路、东路,即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今江苏、安徽北、中部兼名湖北、河南相接的一部,江之南就是鄱阳湖,而时间去洪皓引种于饶州番阳约四十年,而第三种“御西瓜”无疑就是洪皓携归引种于杭州御园者,清以前西瓜不作贡品,“御”只能指南宋皇家之御园,其余二种既同时种食于淮南,也只能为洪皓携归引种者,一则所携瓜子不能限于一种,再则因土壤、气候与栽培之不同,也可以产生变易,而由饶州越江而北就是淮南西路,种食淮南三种西瓜,可以不是同时,其中一次由此一路线,也非不可能,至少也不能排除。总之皆为洪皓传种杭州,包括“御西瓜”在内,时间、地域、瓜种,全可落实。

(二)此碑立于思施东六、七公里里州城村,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郡守谢元昌将施州移于今恩施东十五里倚子山,又名州基山,可能为业州之旧基,至于山名柳州城山,村名州城村,皆因施州在此得名,本地"旧”土音柳,柳州即旧州,下距咸淳五年,只有十年,所以此碑就是立于当时施州城。碑文没有明确交代此三种西瓜自何处引来,但紧接说:“在淮南种食八十余年”,当引自此处,否则岂能无缘无故说此一句与施州毫无关系的话?两地相距较远,地域隔着长江,时间又相隔八十余年,但引种主要靠人,洪皓自金燕京播种于江南,就是很好例证。从碑文紧接这一句话,应可肯定引自淮南。

(三)碑文“又一种回回瓜,其身长大,自庚子嘉熙北边带过种来”,庚子为嘉熙四年(1240年)。“北边”不管为何地,但“回回瓜”仍指其原种来自西域,“其身长大”,和一般圆西瓜不同。据我《“回回源流”考证《北宋中叶,四回尚为民间对西迁回鹘俗称,后来扩大,指西域阿拉伯、波斯等人,混合称之,又因这些人多信奉伊斯兰教,于是称伊斯兰教为回回教(简称回教),信其教皆称回回,而回鹘信奉佛教,后来两者不能互混,但这是元代及其以后,回回作为教名才判分为二。在未定为伊斯兰教名前,仅指人与国或地,因为皆在西域,南宋回回可以指回鹘。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中之回回国就是指和州回鹘,回回人与汉人对称,指畏吾儿人。《本草纲目》“豌豆”下:“《饮食正要》作回回豆,回回即回鹘国也。”而南宋《松漠纪闻》、《契丹回志》正作回鹘豆,此时的回回国指高昌回鹘,“回回瓜”为回鹘西瓜,来源于高昌回鹘国,即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可以肯定。
五、元明清西瓜在南北方普遍发展

古农书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中《种瓜》篇,瓜都不是西瓜,第一次出现“种西瓜法”为元至元十年官修《农桑辑》“新添西瓜”,而为王桢《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引用。第一次以西瓜入药的为元吴瑞《日用本草》,以前皆不见用,确证传种内地之晚,赵翼《西瓜始于五代》头一句就说“或谓西瓜自元世时始入中国”而未指名,现查明出于1378年明初叶子奇《草木子》,则又说得太晚,走向另一极端,越翼已引元初淳安方《食西瓜》诗,证明不是元初传人,按宋末文天祥也有咏西瓜诗,较方诗更早。南宁产晚期境内已经广泛种植。但南方是从北方引来,北京较南方早而普遍,范成大《西瓜园》诗注,说明北方金国境内黄河以南皆种,比南宋普遍,上引吴瑞《日用本草》“西瓜”条最后也说:“北处多有之”,是元时北方比南方多。直到《本草纲目》卷33"西瓜”条最后也说:“今则南北皆有,而南方者,味稍不及”。到了清代,不仅南北遍种,而且各皆有名瓜,就没有南北区别了。

(二)中国境内最东引种,也是最后发展地区是台湾,赵翼《西瓜始于五代》最后称:“今西瓜已遍天下,而台湾则并种于秋,至十月采取贡入京,以备腊月庙祭之用,台湾在闽海之东,则西瓜又可称东瓜矣”,台湾的西瓜自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自福建沿海地区引种,随着该处人民移往而一同带过去。

(三)清代西瓜已遍于天下,一是南北地区普遍发展,二是栽培技术不断提高,各地都培育出许多名瓜和不同熟期的品种,现在中国西瓜除高寒、荒漠和不能栽培地区外,几乎无处没有,无县不食,成为最为人民喜爱、最普遍的夏季消暑果品,种植面积、产量居世界第一,这些基础都是清代开始铺奠起来的。
六、考古发现被称为史前、两汉之西瓜子,经鉴定断属误认
考古发掘出土之西瓜子,已发表的有六处:

(一)两处为浙江新石器时代遗址,即余姚河姆渡文化(《中国栽培发展史》147页)、与杭州水田畈良渚文化遗址,但前一处鉴定为葫芦于,后一处不是西瓜而是葫芦子。杨鼎新鉴定,曾引起正反两方辨论,见《考古》1987年3期,《农业考古》1983.2,1988.1,认为西瓜子,皆为相似误认,单凭瓜子也不能确定栽培或野生。

(二)四处皆为汉代,一处为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初墓,已经广西植物研究所与广西农学院鉴定。与甜瓜、黄瓜、木瓜等二十多种植物同出墓中,应皆为栽培(《考古》1978.7.23),但《中国农业考古图》97页重印,“二粒西瓜子(?)”,表示疑问,很像葫芦或瓠瓜子,后经确切鉴定为粉皮冬瓜子。三处皆为长江下游江苏与上海地区:一是邗江胡场五号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墓,盛于漆盒内,作为墓主地下食用象征,但未经鉴定(《文物》1981.11),后又粉灭,无可为证。二是高邮邵家沟东汉晚期灰沟所出,有人目验为西瓜子(《农业考古》,1988.1),后与广西省县所出一同鉴定为冬瓜子。三是上海金山县汉井所出,上海博物馆提供照片,1989年7期,《简报》11、J4二井所出为葫芦子与甜瓜子。

总 结
此文论证中国现所种西瓜来源,与引种主要之处的时间、经过等情况,西瓜“种出西域”,924年由契丹破和州加纥得种,引种于上京东南。1143年洪皓自金燕京(北京)携种归,先后种于杭州、饶州、英州等地,1170年范成大使金称金境“河南皆种”,应始于1153年金迁都后,在洪皓携种后约十年,而宋境内两浙与淮南两东路,运河沿岸“处处食西瓜”,也应早于金1161年迁都汴京后,宜春苑东开辟西瓜园约十多年,1184年前后,淮南(恩施),此前1240年还自北边(吐鲁番)引种一种“回回瓜”。以上为我已经查明,考古发掘史前遗址与汉代墓葬遗址出土被称之为西瓜子,几经鉴定皆为误,应如实列出,以免疑惑。

注释:

(1)德·康道尔《农艺植物考源》,俞德浚等译,商务印书馆,1940年。

(2)T.Laufer,Sino—Iranica,Chicago,1919;The water melon(西瓜),PP.438-445。

(3)森安孝夫《敦煌与民西回鹘王国——寄自吐鲁番的书信和礼物》,《东方学》74,1987。

(4)P.K.Hitti,History of the Arabs,10th.ed.,New York,Vol.I,p.350,马坚译《阿拉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上册,411页;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lnvansion,3rd ed,London,1968,p.237。

(5)《伊本·白园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296页。

(6)森安孝夫《回鹘摩尼教史研究》,大阪大学刊,1991,81页,H.Harter,and M.Yaldiz,ALongthe Silk Routes,Central AsiaArts from the West,Berlin State Museums,New Yark,1982,p.177。

(7)Geoffery Barralough,ed.The Time Atlos of World History,tondon,1979.,p.39.中文版《泰唔大世界历史地图集》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后记:此文原分上《世界篇》与下《中国篇》。世界各国西瓜早期来源、传播,国际争议多待查明落实,留在最后,分为二文,先完成此中国篇,初稿已写出数年,深恐疏漏不周,造成误失,曾送有关研究者匡谬补缺,并请暂不能引用写文,以最后定稿刊布为凭;屡经修改,如扫落叶,下列几项为定稿打印后,查证落实。解决文中疑难。

一、邵国田《敖汉旗1—2号辽墓清理简报》报导1995年四家子镇辽墓清*[姑],l号墓壁画“宴饮图”,墓主前置小方桌上圆盘盛西瓜“3个”(《内蒙古文物》1999年1期18页),敖汉旗在上京正南稍东约200公里,属中京道,东、武安州西,上京北去愈寒,南方愈暖,愈宜西瓜传种,上文论证洪皓经燕京返宋临安,携种以归,必自燕京,辽于938年设南京析津府于今北京,露天可种无须复棚,最早必为辽自上京向南传种,而为辽境主要西瓜产区,不待为金灭后,自燕京将“燕北种”传种黄河南北,所谓“燕北种”明指北京北部之辽种,最早只能为辽自燕北传种燕京而非金人,只是当时对辽自上京南传至南京缺乏中间地区,路线证据,尚凭推断,今由辽后期墓葬壁画西瓜,由上京南传,经中京到南京中间地区、路线予以补出,推断完全证实。

二、李璠书图28,未收河姆渡之瓜子,而有“上海金山汉井所出瓜子”照片小而看不清,我也问过李老,说是上海博物馆提供,不是实物。最近我找到《上海青浦县金山坟墓址试掘》与游修龄所作《种子实的鉴定意见》#J1—5出土为葫芦子与甜瓜子皆与宋陶片陶同出,时代是宋非汉,游修龄鉴定再次提到河姆渡所出为葫芦子,杭州水田坂所出也是葫芦子而被误为西瓜子,即使农业专家鉴定也有失误,如广西贵县罗泊湾与高邮邵家沟所出鉴定之西瓜子,后经南京农大叶静渊、俞为洁再查验,皆为粉皮冬瓜子,他们在《汉墓出土“西瓜子”再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l期)最后指出:“五代以前的遗址中也没有发现有关西瓜的确切遗存”。西安发现之三彩瓜,不仅不是西瓜,且属伪造,今后应皆不必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