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

黄盛墇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农业考古 2005/1
　

一、西瓜起源非洲、埃及最早栽培，与在东西二路发展鸟瞰

(一)西瓜(Citrullus Vulgaris Schrad)属西瓜属，葫芦科，原产地一般都认为在非洲，今北非撒哈拉沙漠，与南非卡拉哈里半沙漠，及非洲赤道附近至今仍有野生西瓜，据近代著名学者茹考夫斯基实地调查研究，北非苏丹境内还长着大片大片野生西瓜，他认为是西瓜起源中心，现多依其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则据此说而将西瓜起源绘置于西非，古初当地土著人民采为现在成食物，而有苦有甜，至其熟时破瓜而尝，弃苦食甜，而留其瓜种，经栽培、繁殖，不断讲求、改进种植技术，从而成为栽培型西瓜。世界上最早栽培种植西瓜就是北非的古埃及人，十九世纪已在距今四千年前的古埃及墓葬壁画(浮雕)有绘西瓜茎蔓和果实的实像(1)，后来又传在古墓中发现西瓜子，因此断知埃及种植西瓜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

(二)古希腊、罗马先后领有地中海沿岸：埃及、西亚、小亚和欧洲一些地方，而地中海东岸包括今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河流域黎巴嫩等，公元前十五六世纪原属于古埃及第十八王朝，西瓜最早应传种至此，而后分为东西二路：西传欧洲，路线应由地中海南岸而东岸、北岸，经西亚小亚、向西传人欧洲希腊、罗马和所属沿岸一些地方，这是最早西传一支，约在公元前后分别统治埃及时期，十二、三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又从东方世界与南欧再传人欧洲腹地，十六、七世纪以后，欧洲各国才逐渐普及，先为英国，1500年开始种植。法国次之，由法传德、奥，再传波兰与南俄，1660年俄皇自奥京购种俄宫。英、法、德名称基本一样，都拼写为Melon(英、法)或Melone(德)，借用原出拉丁文甜瓜之名，证明得名之晚。最早只有甜瓜，美国由英国移民传去，1629年先种于马萨诸塞州，1664年又传种卡罗里达州，称为Watermelon，本世纪初，再传北美加拿大与南美巴西，开始少量种植。美、俄二十世纪皆发展为西瓜生产大国。

(三)东传亚洲，最早应为原属埃及而又毗连的地中海东岸之西臣，分为二支：一支向东传人中亚与中国新疆，一支分海、陆二路向东南引进印度，九世纪以前，皆无记载确考。干旱地区、沙漠地带中，唯一可供人类生存而开发出来的就是绿洲，沙地土壤、气候火热、日照时长，昼夜温差大，都适宜于西瓜种植，且为人们需要，凡此新疆与中亚情况基本一样，而中亚与波斯毗连，西亚与中亚西部一部分长期为其领属，但劳佛在《中国——伊朗编》称：他投有找到何时传种波斯和最早记载(2)，现我考明，中亚西瓜最早为花拉子模人与种于八、九世纪，西瓜波斯语Herbuz、中西波斯语Herbojina或Xarbuzak，突厥语Harpuz，Harbuz，维吾尔语Karpuz，必有一个共源，应即花拉子模语。新疆不是自波斯、而是自中亚引种，今伊朗些地方甚至自中亚传去。简括地说，大约在丝绸之路创通以后，逐渐随丝路上东西经济、文化交流，而先后传人西亚、次由经营国际贸易和粟特同源而别族之花拉子模带到中亚，再传新疆，《突厥语文辞典》名“阿吾兹”，作者Mohmud Kashgaria，为哈利汗朝汗族，生长于东都喀什噶尔，因取为名，其书最后于1083年10月呈献阿拨斯朝哈里发，其东哈刺汗朝，境内广泛种西瓜，包括东都哈什汗地区，为最早传人之地，最后在东部吐鲁番、哈密等地绿洲广泛发展而成为名瓜。

(四)敦煌为丝绸之路起点，《汉书地理志》敦煌下“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南北朝时《广志》列举当时名瓜，也有“瓜州瓜大如斛、出凉州”，汉杜林、晋杜预、北魏郦道元、唐杜佑都以为春秋“瓜州之戎”就是敦煌之瓜州，唐颜师古说：“其地出大瓜，长者狐入其中食之，首尾不出”，耶律楚材《西游绿》称寻思干/撒马尔干(西)“瓜大者如马首许，长可以容狐”，与颜说大瓜极似，过去分不清楚，多疑为西瓜，如此，岂不是西瓜很早传到敦煌；所以必须彻底查明。春秋时晋、秦疆域都去敦煌很远，前凉最早置沙州，因敦煌有鸣沙山而得名，北魏始改称瓜州，得名于敦煌产味美而大的瓜，实为甜瓜，非西瓜，我已考证，一直至唐所记瓜州敦煌之瓜皆为甜瓜，甜瓜有长二、三尺，如邱处机记“甘瓜如枕许”即甜瓜，随郑和下西洋，马欢、巩珍之书皆记忽鲁谟斯“甜瓜甚大，有高二尺者”，天方国“西瓜、甜瓜用二人抬一个”，西瓜于高昌回鹘统治时始传人新疆东部冬都吐鲁番，与夏都北庭，后来引进北方，就是辽太祖西征高昌回鹘，于新疆东部北庭地区而种得的，西瓜称“西”就是指来自西域，包括新疆，而新疆又自其西中亚直接引来，广义之“西”远包西亚、非洲，狭义就是指新疆。

西安郊区唐墓出一唐三彩之瓜，报道称为西瓜，《农业考古》1995年l期曾有专文介绍，现陈列于陕西博物馆展出，我两次观察，不类西瓜。唐代长安也不可能种。敦煌大量唐五代汉文书未发现本地种食西瓜，归义军安晏从无西瓜。唯有P3672(正面)高昌都统致沙州宋僧正、索判官、梁校(教)授信称：“今因履使薄礼书信，西地瓤桃三棵(颗)，同一袋子，人取一课(颗)”，远道送礼，人只一颗，必为希品，远大于桃，而又冠“西地”，除西瓜外，实在别无相当，森安孝夫已考，并定为十世纪后期数十年间(3)，今据官称与归义军沙州曹氏不合，应为张氏，即九世纪末与十世纪之间。此时西瓜开始传种高昌，而为沙州与河西所缺，不能超越敦煌而传人长安，因而全可否定为西瓜。汉初召平“种瓜长安城东”之五色“东陵瓜”，就是甜瓜，王维诗“路旁时卖故侯瓜”就是甜瓜，证明唐时关中与长安甜瓜之盛行。《新唐书·房杜传》：“它日食瓜美，辍其中奠焉”，或云为西瓜，唐初尚未传人新疆、故知亦为甜瓜，不是西瓜。但此三彩瓜，并非经考古发掘出土，本身已有问题，实为伪造，陕西历史博物馆，现已撤去。
二、西瓜最早引种北方的时间、地域和瓜种来源地

属于葫芦科之瓜，种类繁多，元王祯《农书》分为果瓜、菜瓜二类，此外还有观赏瓜，如木瓜，《诗经》皆有，如《木瓜》“投我以木瓜”，应即今观赏之木瓜，《信南山》“剥之以为菹(腌)”，应为菜瓜，《七月》“七月食瓜”，应为果瓜。西瓜为果瓜，而前加“西”字，说明原非中国所产，而与之不同。凡古籍记载中单称之瓜，或有专名，如甜瓜、冬瓜、黄瓜、越瓜等等都不是西瓜。

(二)《本草纲目》说：“西瓜一名寒瓜，寒瓜最早见于晋陶弘景(451—536年)《本草注》瓜蒂下说：“永嘉(今温州)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者”，李时珍引之以为就是西瓜“五代之先，瓜种已入浙东，但无西瓜之名，未遍中国尔”。但梁沈约《行园》诗：“寒瓜方卧垄，秋菰已满陂”，是秋后才长出的瓜，不是西瓜；而李白诗也有“寒瓜蔓东篱”，攀种于家垣竹篱上，肯定不是西瓜，六朝时《神异经》已说：“寒瓜、冬瓜也”，《永嘉记》“永嘉出襄(瓤)瓜，八月熟，至十一月肉青瓤赤，香甜清快，瓜之胜”，永嘉之寒瓜应是甜瓜，亦即《南史·滕恭传》为母患热病而求得之寒瓜，“土俗(南昌)所不产”者。近年有些文章以为就是西瓜，六朝时江南已经种植，现已医药学化验证明，《本草》之瓜蒂为甜瓜蒂，一名苦丁香、含甜瓜蒂毒素，可为催吐剂，今中药仍名苦丁香，其他瓜蒂包括西瓜都不能用，当前不少论著都以为是西瓜，现已查明真像，今后不能再以讹传讹。

(三)玄奘《大唐西域记》所经新疆、中亚与印度各地，都没有发现西瓜，例如印度土产之果列举梵名十一种，没有西瓜。凡玄奘用汉名单称之瓜，未说不同，应与中土无大殊异，如举印度“蔬菜姜、芥、瓜、瓠”，下出“华陀菜”为印度特产，故用梵名，余用汉文应皆同中国所产，下文紧接“葱蒜虽少，敢食亦罕，家有食者骗令出郭”，印度不食中国葱蒜，虽少也予交代，如此所记新疆阿耆尼《焉耆》、屈支(龟兹，库车)、乌铩(莎车)、怯沙(喀什)等处之“瓜果”也都不是西瓜。

(四)中亚之西瓜最早出穆斯林和家塞阿里比(Tha’aliba，al—，961—1038)所记，时为九世纪前半，花刺子模苏丹，将西瓜装于特制铅模，中塞冰雪，献于遥远之巴格达麦蒙(813—833在位)与瓦西格(842—847)两哈利发，每个西瓜在巴格达要卖700迪尔汗银币(4)，此时即使在伊斯兰世界，西瓜也属珍贵、希罕异常，反映在花刺子模初兴，由此东传领地布哈尔，与撒马尔干，皆为西瓜著名产地，但《伊本·白国泰游记》、乌马里《眼历诸国记》都说，远比不上花刺子模，后者“西瓜是世界上从东到西独一无二的”(5)，而后又东传人新疆。高昌故城摩尼寺遗址出土彩绘祭供国，最上黄金盘中专置瓜纹和形状如同西瓜几颗，表明最贵。Hatrer／Yaldiz与森安孝夫都认为是西瓜(6)，与上引P3672(正)信时代相合，应皆属高昌鹘回前期偏早，即九、十世纪之际。《突厥语大辞典》有“阿吾兹”称西瓜，最早当在哈刺汗朝东疆以哈什为东都时，由西部中亚传人南疆西部。

(五)西瓜第一次见于五代胡峤《陷虏记》：

“自上京东去四十(赵翼误为千)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数十里遂人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新五代史》73《四夷附录》)。

辽上京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厅旗南林东镇南一公里，古城仍存。胡峤于周广顺三年(953年)亡归中国，二日约行七、八十里上下，即在巴林左旗东南、乌里吉木伦河东岸，此处地仍寒，故以牛粪覆棚而种，实是最早引种于此，利用温室栽培法，还不能露天种植。《辽史太祖纪》确载：“天赞三年(924年)，太祖大举兵征伐西北，十月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浮图城即庭州之可汗浮图城，为高昌回鹘之夏都，“西鄙诸部”指在辽西境外，故皆属于回纥，“契丹破回纥”就是此次，故瓜种得自拔庭州，而取和州回纥夏都境内诸部，在今新疆东部。归路时曾“获甘州回鹘都督军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近年有人认为西瓜种得于甘州回纥，但此次大举兵由北转西，循阴山北麓，最后“逾流沙”即进入和州回纥境内，征伐对象明确，不是甘州回纥，亦未交战，更非是“破”，所采路线即后来成吉思汗1218年大举西征，与耶律楚材、丘处机所走之北庭道；归路“射虎于乌刺邪思山，抵霸室山六百里，且行且猎”，霸室山与来路之霸离思山可能皆 Bars(虎)的不同音译，在巴里坤(Barkul，虎湖)东北，合于六百里数，否则也当为同一山脉绵延，仍循天山与阴山北麓，同于来路，在甘州回纥北境之外，所获甘州回鹘都督，实因此人出巡边境内外，为偶然与附带之收获，和所得瓜种无关，根本走不到甘州回纥境内，事关瓜种来源，应予明辨，以正是非。

(六)明人杨慎(1488—1559年)《丹铅总录》，引胡峤《陷虏记》，而误称为“峤于回纥得瓜种”，从而得出“则西瓜由峤入中国也”；李时珍又再误称为“峤征回纥得瓜种归，名曰西瓜，则西瓜自五代始入中国，”清赵翼《陔余业考》卷33有《西瓜始于五代》条件，作为定论，清代通行此说，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瓜字下：“五代始有西瓜”，一直至今，仍作为西瓜传入中国内地之一说，今查明胡峤并未随征回纥，更未将瓜种带回，他仅于辽上京郊外东南七、八十里见到，胡峤原为同州阳县令，阳位于黄河西岸，至少当时黄、渭河中下游、关中地区，包括西安都未种西瓜，否则西瓜已为人所习知，就无需记载这些了，《辽史地理志》称：上京南城南门之东有“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契丹国志》称和州等处回鹘例三年遣使朝贡契丹，而实为贸易，最多至四百余人，多为商人，“得其种”，还必须“得其法”，最初引种限于首都，此地已冷，所以不在城外，而在其东南七、八十里之外，应皆和回鹘人留居上京传授，甚至最初直接利用他们栽培西瓜，有密切关系，否则不在其南较暖完全可以露天种植之处，而要用温室法栽培，就不能理解。自924年破契丹得种，至953年胡峤回归经此，已二十九年，还限于此一处复棚而种，可见最初引进发展缓滞，凡此皆为栽培技术与人限制的确证。五代时根本未传入中国内地。

三、最早引种江南的时间、地域与瓜种来源地方
(一)第一次记载西瓜自金携归，引种于长江流域者，为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使金，绍兴十三年(1143年)回临安(杭州)的洪皓(1088—1155年)，所著《松漠纪闻》(下)有明确交代：

“西瓜形如扁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年则变黄，其瓞类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录》云：‘以牛粪复棚种之’，予携归，今禁圃、乡囿皆有。亦可留数月，但不能经岁仍不变黄色。”

禁圃指在杭州皇家御园，乡囿指农村之果菜园，既云“皆有”，则已引种多地，紧接下文即称：“鄱阳有久苦目疾者，曝干服之而愈，盖其性冷故也”，洪皓饶州番阳人，绍兴十三年回临安后，因忤秦桧，出知饶州，后居母丧，终丧，除饶州通判，番阳种植西瓜，用之以愈目疾，只能为洪皓携归引种于故乡，在绍兴十三年后至十六年(1143—1146年)前。

(二)绍兴十七年，洪皓又被秦桧安置英州九年(1147年—1155年)，居住最久，《松漠纪闻》就是他在英州口授洪适，未完而止。“乡囿皆有”，至少包括英州农村。他至英州后，因无俸粟，只得在英州东七十里东乡买良田百亩，使季子景徐为经营，以供自食，更不应不种食西瓜，广东引种西瓜始于英州此时，过去不知，特首揭于此。

(三)洪皓书引《五代史附录》即胡峤《陷虏记》，而紧接称“予携以归”，确证胡峤并未带回，引种江南皆洪皓携归之种。皓至云中，即“流冷山，云中至冷山六十日，冷山距金主所都二百余里”，“地苦寒，四月生草，八月已雪”，金都上京故城在今哈尔滨市南，皓居冷山达十年之久，绍兴十年前至燕京即今北京，十三年自燕京放还，冷山不能种西瓜，洪皓肯定是从燕京携归。辽初疆域限于北部，936年得石敬塘所献燕云十六州，始向南扩展至大清河，以白沟河为界河，938年于今北京设置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地区全包在内，可以露天引种，无须覆棚，更为简便适宜。不必也不需要等到为金灭之后，辽时应已传种至此。金初洪皓使金，自此处传种已有确证，故北京为西瓜自燕北引种最早地区之一。明王世懋1587年《瓜蔬疏》已经指出：“西瓜古无称，金主征西域得之，洪皓自燕中携归”，“燕中”指的就是燕京，但误辽主为金主。明人著书往往不检原文，仅凭记忆，上引杨慎、李时珍皆由此致误。

(四)金之疆域南至淮河与南宋为界，范成大(1126—1193年)，《石湖居士集》卷15《西瓜园》诗：“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涛题下自注：“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河南指黄河以南，为金之南部，金灭辽后，将大批猛安谋克，移居中原屯田，西瓜也随之发展至黄河流域，范诗更证明是由燕北一带引至黄河以南，成大于乾道六年(1170年)使金，八月戊午十一日渡淮，即入金境，此诗为第10首，在陈留与宜春苑之间，盖为汴京开封郊外，时为八月丙寅即十九日，后即经宋故都东京(开封)，北渡黄河，十月至燕京，共作诗七十二首，收于《石湖居士诗集》，皆为穿经淮河、黄河流域。金人从燕北引种于黄河南北，应在1153年金迁都燕京称中都，而以宋汴京为南京后，尚为时不久，1161年金主迁都汴京，范成大所经西瓜园在汴京宜春苑外，开辟不过十年前后，金引种黄河南北始于1153年后，也晚于洪皓携种江南十年，故“味淡而多液”，而诗最后两句也有“形模濩落淡如水，未可葡萄苜蓿诗”，还不能和引种西域之葡萄、苜蓿同，这是引种西域，栽培不久的确证。“河南皆种”，为成大沿途亲见之事，“本燕北种”则必从本地问知，而后又在燕京从金人获得的信息，否则成大为南方吴郡(苏州)人，就不会知道这些事了。“燕北”包括辽都上京一带，“燕北种”就是辽自回纥所种，而向南引种于弱京以至黄河以南，和洪皓自燕牛携归，都是同出一源，无可置疑。

(五)《西瓜园》诗作于入金境后第八日，如此“年来处处食西瓜”，主要包括成大出使前在杭州所食，与出使途中穿经两浙东路，与淮南东路、运河两岸一些地主；西瓜碑文“淮南”应为淮南西路，再过十几年，由淮南东路西传西路，最为合理。
四、恩施西瓜碑所记南宋境内后期扩种与再引种
(一)《农业考古》1986年1期邓辉《鄂西南西瓜种植史小考》最早介绍此碑，《中国文物报》1997年7月20日与8月31日又先后刊布《恩施发现南宋西瓜碑》，与郭伯南《商榷》文，再次校录碑文，但皆无考证。按民国七年郑永禧《施州考古录》已收录碑文，记载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郡守秦将军引种西瓜四种：“内一种云头蝉儿(?)瓜，一种圆西瓜，一种细子儿，名曰御西瓜”，此三种在淮南种植八十余年矣，八十余年按八十五年上推应为1184年前后，淮南宋分为淮南西路、东路，即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今江苏、安徽北、中部兼名湖北、河南相接的一部，江之南就是鄱阳湖，而时间去洪皓引种于饶州番阳约四十年，而第三种“御西瓜”无疑就是洪皓携归引种于杭州御园者，清以前西瓜不作贡品，“御”只能指南宋皇家之御园，其余二种既同时种食于淮南，也只能为洪皓携归引种者，一则所携瓜子不能限于一种，再则因土壤、气候与栽培之不同，也可以产生变易，而由饶州越江而北就是淮南西路，种食淮南三种西瓜，可以不是同时，其中一次由此一路线，也非不可能，至少也不能排除。总之皆为洪皓传种杭州，包括“御西瓜”在内，时间、地域、瓜种，全可落实。

(二)此碑立于思施东六、七公里里州城村，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郡守谢元昌将施州移于今恩施东十五里倚子山，又名州基山，可能为业州之旧基，至于山名柳州城山，村名州城村，皆因施州在此得名，本地"旧”土音柳，柳州即旧州，下距咸淳五年，只有十年，所以此碑就是立于当时施州城。碑文没有明确交代此三种西瓜自何处引来，但紧接说：“在淮南种食八十余年”，当引自此处，否则岂能无缘无故说此一句与施州毫无关系的话?两地相距较远，地域隔着长江，时间又相隔八十余年，但引种主要靠人，洪皓自金燕京播种于江南，就是很好例证。从碑文紧接这一句话，应可肯定引自淮南。

(三)碑文“又一种回回瓜，其身长大，自庚子嘉熙北边带过种来”，庚子为嘉熙四年(1240年)。“北边”不管为何地，但“回回瓜”仍指其原种来自西域，“其身长大”，和一般圆西瓜不同。据我《“回回源流”考证《北宋中叶，四回尚为民间对西迁回鹘俗称，后来扩大，指西域阿拉伯、波斯等人，混合称之，又因这些人多信奉伊斯兰教，于是称伊斯兰教为回回教(简称回教)，信其教皆称回回，而回鹘信奉佛教，后来两者不能互混，但这是元代及其以后，回回作为教名才判分为二。在未定为伊斯兰教名前，仅指人与国或地，因为皆在西域，南宋回回可以指回鹘。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中之回回国就是指和州回鹘，回回人与汉人对称，指畏吾儿人。《本草纲目》“豌豆”下：“《饮食正要》作回回豆，回回即回鹘国也。”而南宋《松漠纪闻》、《契丹回志》正作回鹘豆，此时的回回国指高昌回鹘，“回回瓜”为回鹘西瓜，来源于高昌回鹘国，即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可以肯定。
五、元明清西瓜在南北方普遍发展

古农书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中《种瓜》篇，瓜都不是西瓜，第一次出现“种西瓜法”为元至元十年官修《农桑辑》“新添西瓜”，而为王桢《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引用。第一次以西瓜入药的为元吴瑞《日用本草》，以前皆不见用，确证传种内地之晚，赵翼《西瓜始于五代》头一句就说“或谓西瓜自元世时始入中国”而未指名，现查明出于1378年明初叶子奇《草木子》，则又说得太晚，走向另一极端，越翼已引元初淳安方《食西瓜》诗，证明不是元初传人，按宋末文天祥也有咏西瓜诗，较方诗更早。南宁产晚期境内已经广泛种植。但南方是从北方引来，北京较南方早而普遍，范成大《西瓜园》诗注，说明北方金国境内黄河以南皆种，比南宋普遍，上引吴瑞《日用本草》“西瓜”条最后也说：“北处多有之”，是元时北方比南方多。直到《本草纲目》卷33"西瓜”条最后也说：“今则南北皆有，而南方者，味稍不及”。到了清代，不仅南北遍种，而且各皆有名瓜，就没有南北区别了。

(二)中国境内最东引种，也是最后发展地区是台湾，赵翼《西瓜始于五代》最后称：“今西瓜已遍天下，而台湾则并种于秋，至十月采取贡入京，以备腊月庙祭之用，台湾在闽海之东，则西瓜又可称东瓜矣”，台湾的西瓜自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自福建沿海地区引种，随着该处人民移往而一同带过去。

(三)清代西瓜已遍于天下，一是南北地区普遍发展，二是栽培技术不断提高，各地都培育出许多名瓜和不同熟期的品种，现在中国西瓜除高寒、荒漠和不能栽培地区外，几乎无处没有，无县不食，成为最为人民喜爱、最普遍的夏季消暑果品，种植面积、产量居世界第一，这些基础都是清代开始铺奠起来的。
六、考古发现被称为史前、两汉之西瓜子，经鉴定断属误认
考古发掘出土之西瓜子，已发表的有六处：

(一)两处为浙江新石器时代遗址，即余姚河姆渡文化(《中国栽培发展史》147页)、与杭州水田畈良渚文化遗址，但前一处鉴定为葫芦于，后一处不是西瓜而是葫芦子。杨鼎新鉴定，曾引起正反两方辨论，见《考古》1987年3期，《农业考古》1983．2，1988．1，认为西瓜子，皆为相似误认，单凭瓜子也不能确定栽培或野生。

(二)四处皆为汉代，一处为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初墓，已经广西植物研究所与广西农学院鉴定。与甜瓜、黄瓜、木瓜等二十多种植物同出墓中，应皆为栽培(《考古》1978．7．23)，但《中国农业考古图》97页重印，“二粒西瓜子(?)”，表示疑问，很像葫芦或瓠瓜子，后经确切鉴定为粉皮冬瓜子。三处皆为长江下游江苏与上海地区：一是邗江胡场五号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墓，盛于漆盒内，作为墓主地下食用象征，但未经鉴定(《文物》1981．11)，后又粉灭，无可为证。二是高邮邵家沟东汉晚期灰沟所出，有人目验为西瓜子(《农业考古》，1988．1)，后与广西省县所出一同鉴定为冬瓜子。三是上海金山县汉井所出，上海博物馆提供照片，1989年7期，《简报》11、J4二井所出为葫芦子与甜瓜子。

总 结
此文论证中国现所种西瓜来源，与引种主要之处的时间、经过等情况，西瓜“种出西域”，924年由契丹破和州加纥得种，引种于上京东南。1143年洪皓自金燕京(北京)携种归，先后种于杭州、饶州、英州等地，1170年范成大使金称金境“河南皆种”，应始于1153年金迁都后，在洪皓携种后约十年，而宋境内两浙与淮南两东路，运河沿岸“处处食西瓜”，也应早于金1161年迁都汴京后，宜春苑东开辟西瓜园约十多年，1184年前后，淮南(恩施)，此前1240年还自北边(吐鲁番)引种一种“回回瓜”。以上为我已经查明，考古发掘史前遗址与汉代墓葬遗址出土被称之为西瓜子，几经鉴定皆为误，应如实列出，以免疑惑。

注释：

(1)德·康道尔《农艺植物考源》，俞德浚等译，商务印书馆，1940年。

(2)T．Laufer，Sino—Iranica，Chicago，1919；The water melon(西瓜)，PP．438-445。

(3)森安孝夫《敦煌与民西回鹘王国——寄自吐鲁番的书信和礼物》，《东方学》74，1987。

(4)P．K．Hitti，History of the Arabs，10th．ed．，New York，Vol．I，p．350，马坚译《阿拉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上册，411页；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lnvansion，3rd ed，London，1968，p．237。

(5)《伊本·白园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296页。

(6)森安孝夫《回鹘摩尼教史研究》，大阪大学刊，1991，81页，H．Harter，and M．Yaldiz，ALongthe Silk Routes，Central AsiaArts from the West，Berlin State Museums，New Yark，1982，p．177。

(7)Geoffery Barralough，ed．The Time Atlos of World History，tondon，1979．，p．39．中文版《泰唔大世界历史地图集》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后记：此文原分上《世界篇》与下《中国篇》。世界各国西瓜早期来源、传播，国际争议多待查明落实，留在最后，分为二文，先完成此中国篇，初稿已写出数年，深恐疏漏不周，造成误失，曾送有关研究者匡谬补缺，并请暂不能引用写文，以最后定稿刊布为凭；屡经修改，如扫落叶，下列几项为定稿打印后，查证落实。解决文中疑难。

一、邵国田《敖汉旗1—2号辽墓清理简报》报导1995年四家子镇辽墓清*[姑]，l号墓壁画“宴饮图”，墓主前置小方桌上圆盘盛西瓜“3个”(《内蒙古文物》1999年1期18页)，敖汉旗在上京正南稍东约200公里，属中京道，东、武安州西，上京北去愈寒，南方愈暖，愈宜西瓜传种，上文论证洪皓经燕京返宋临安，携种以归，必自燕京，辽于938年设南京析津府于今北京，露天可种无须复棚，最早必为辽自上京向南传种，而为辽境主要西瓜产区，不待为金灭后，自燕京将“燕北种”传种黄河南北，所谓“燕北种”明指北京北部之辽种，最早只能为辽自燕北传种燕京而非金人，只是当时对辽自上京南传至南京缺乏中间地区，路线证据，尚凭推断，今由辽后期墓葬壁画西瓜，由上京南传，经中京到南京中间地区、路线予以补出，推断完全证实。

二、李璠书图28，未收河姆渡之瓜子，而有“上海金山汉井所出瓜子”照片小而看不清，我也问过李老，说是上海博物馆提供，不是实物。最近我找到《上海青浦县金山坟墓址试掘》与游修龄所作《种子实的鉴定意见》#J1—5出土为葫芦子与甜瓜子皆与宋陶片陶同出，时代是宋非汉，游修龄鉴定再次提到河姆渡所出为葫芦子，杭州水田坂所出也是葫芦子而被误为西瓜子，即使农业专家鉴定也有失误，如广西贵县罗泊湾与高邮邵家沟所出鉴定之西瓜子，后经南京农大叶静渊、俞为洁再查验，皆为粉皮冬瓜子，他们在《汉墓出土“西瓜子”再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l期)最后指出：“五代以前的遗址中也没有发现有关西瓜的确切遗存”。西安发现之三彩瓜，不仅不是西瓜，且属伪造，今后应皆不必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