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鱼简史
●胡興華(台湾漁業署署長)
漁獵是人類最古老的求生方式，早在距今20～170
萬年以前，中國大陸舊石器時代的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已經使用粗製的石器及木器從事漁獵，同時也知道用火。淮南子：「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果，食螺蚌之肉；韓非子：「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人類使用火以後，由採食植物性食物，進而採挖螺貝，獵捕魚獸為食。新石器時代以後，網漁具、釣漁具、箔筌漁具等都已經有了雛型，當採取或撈捕之魚貝食而有餘時，魚貝之蓄養也就無可避免地自然形成。
中國養魚最早的書載見於殷墟卜辭中之“在圃魚”，卜辭之中多次記載商王在秋冬之期在圃捕魚，圃是殷王畜養魚鱉的地方。左傳記載有園圃（囿）中放牧各種走獸，也放養大魚。太平御覽：「囿者，畜魚鱉之處也。囿，育也」。殷王室十分重視祭祀祖先，為了配合祭祀經常需要，所以在園圃之中放養許多天然捕撈之魚類，隨時供應所需。殷代養魚也和畜牧業發展有關，當時畜牧業已經有相當的經驗，馬、牛、羊、雞、狗、豬都有牧養，同樣的飼養概念，也用之於魚類，故許多早期文獻之中，將養魚稱之為「水畜」。到了周朝人工養魚已經有明確的記載，詩經‧大雅：「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靈台是周文王的苑囿，在其中挖鑿靈沼，周文王遊靈台發現許多魚在靈沼中跳躍。春秋戰國時期，養魚業進一步發展，孟子：「有饋生魚于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而太平御覽：「宋城門失火，因汲取池中水以灌溉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也顯示當時養魚普遍的事實。
春秋戰國時代，民間養魚也十分興盛，吳國及越國都從事養魚生產，越國大夫范蠡更養魚致富。吳越春秋載：「越王既棲會稽，范蠡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濱之流，九溪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民臣，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
」越國滅吳以後，范蠡離越抵齊“耕於海畔”齊國田常向范蠡請教養魚的事。范蠡定居於陶（山東定陶）稱朱公。
「范蠡養魚經
」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養魚著作，原作已經遺失，經賈思勰著的「齊民要術」之載錄，方得以留傳，所載錄的是原全文或僅是摘要，都有待查證。這篇養魚經全文不足
500字，但是文意簡賅，內容豐富，對於鯉魚養殖的概念及方法，十分完整詳明，雖然其中仍不免有些迷信、神奇迷離的說法，但是其養鯉魚的許多正確觀念，到現在還在利用。例如「以六畝地為池，池有九洲」，在小面積的養殖池中填圍水道，致魚能循水道而游泳不覺小，且又有洲曲做為隱藏掩蔽之所；「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特別點明親魚的大小為三尺，古尺較現尺為小，三尺約有60公分達
3kg以上，正是最適當的繁殖體型，種魚20雌，4雄，雌雄比為5:1，雖然雄魚數目較現行繁殖雌雄比4:1
為低，但是就一個繁殖期來看，雌魚排卵時間並非同時，雄魚可在排精以後再次第成熟，所以應並無大影響；「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不但掌握了春天氣候開始變暖，為種魚繁殖的季節，並且知道要保持安靜使種魚不受干擾，順利產卵。最令吾人讚嘆的是，養魚經中已經考慮到鯉魚的生態習性而加以利用，且以經濟的觀點，永續的概念來經營，「來年二月得魚一尺者一萬五千，三尺者…。至明年一尺者十萬枚，二尺者…留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貨，得錢…俟明年，不可勝計。」對於鯉魚之生長、經濟價值、收入等均敘明，留下種做為來年繁殖魚苗及養殖之用，更具永續經營的概念，值得後人欽佩。1986年，大陸中國水產學會，中國漁業史研究會曾將「范蠡養魚經」以中、英、日、俄、法、西班牙等五種文字，連同說明翻印成冊，供國際人士參閱。
「齊民要術」中所載「范蠡養魚經」原文如下：
古時鯉魚可謂領袖群倫，「爾雅」將其列為魚類之首，「本草綱目」也將它列為三十一種魚之冠。古代，有人把鯉魚當為佳餚美味，所謂「金盤鱠鯉魚」，也有視鯉魚為靈物，所謂「鯉魚躍龍門」，或為祭祀「獺祭魚」用魚，且常為文人筆下的寵物。
秦漢以後，鯉魚養殖更為發展。唐代，皮日休的種魚詩云：「移土湖岸邊，一半和魚子。池中得春雨，點點活如蟻。一月便翠鱗，終年必赤尾。借問兩緩人，誰知種魚利。」十分貼切生動地描繪出湖畔漁家在春天將要來臨的時候，把和有魚卵（推測為鯉卵）的泥土移入湖內，隨著春雨魚
苗孵化出後競游岸邊，一個月以後魚苗盈寸，可見新鱗長出，一年即長至上市體型，盤算可以售多少錢。唐代後期，嶺南已出現專門培養魚苗出售的魚販，段公路著之北戶錄‧魚種云：「南海諸郡，郡人至八九月，於池塘間採苗子著草上者，懸於灶煙上（魚八九月多於水韭上放子，水西菜上放子，水西菜即水草也，土人呼之，未詳）。至二月，春雷發時，收草浸於池塘間，旬日內如蝦蟆子狀，悉成細魚，其大如髮。土人乃編織籐竹籠子，塗以禹糧，或遍泥蠣灰，收水以貯魚兒。鬻於市者，號為魚種。魚即鈴鯉之屬，育於池塘間，一年內可供口腹也。」所謂南海諸郡乃福建、廣東沿海地區，把黏有魚卵的草懸掛在煙灶之上，而兼具保溫及保濕的效果，春天來臨後轉放於湖中孵化。以竹編製的籠子，塗上一層防水的礦土（禹糧）或牡蠣泥，輕便、不易碎，可以貯水蓄養魚苗出售。鈴鯉可能包括鯪、鯉，養殖一年可以捕食。唐朝，朝廷因「鯉」與皇帝姓「李」同音而尊鯉，制定魚符制度，稱鯉魚為「赤魚軍公」，並且規定禁止食鯉、捕鯉、賣鯉，否則均要受罰，漁民養鯉魚因此無利可圖，間接鼓勵養殖業者朝向其他魚種養殖發展。唐宋以後，鰱、草魚類等其他淡水魚，因為魚苗可以從江河取得及混養技術的進步，而成為江南地區最普遍的水產養殖產業。
草、鰱、魚庸、青養殖起於晚唐，北宋時發展，而逐漸在長江流域、珠江流域興盛。唐朝末年已經從大江中撈取魚卵、魚苗出售養殖，其中也包括草、鰱、魚庸、青魚的魚苗，魚苗來源穩定，周密(1232～1298)的「癸辛雜誌」載有魚苗裝盛的工具（魚籮），運輸的方法（換水、激水）、篩選（挑出長出黑鱗的大苗）、大池中兜布育苗等，魚苗撈捕、運輸、蓄養、販賣已經趨向專業化，而草、鰱、魚庸、青四種淡水魚，也成為農家魚塘中的主要魚種，亦有稱之為中國淡水養殖的四大家魚。
宋朝在中國養殖漁業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養殖漁業的重心移到了長江、太湖流域及沿海地區，淡水魚養殖有很大的進展，四大家魚混養成為主流，養殖技術大進，觀賞金魚及人工育珠也是在此時期出現。如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有：「金魚有鯉、鯽、鰍、鱉數種，鰍、鱉尤難得，
獨金鯽耐久，前古罕知」並轉載述異記：「晉桓沖遊遊山，見湖中有赤鱗魚，即此也。自宋始有畜者，今則處處人家玩矣。」，岳珂撰程史：「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為上，鯉次之。…余考蘇子美詩曰：『沿橋待金鯽，竟日獨流連』，東坡詩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顯示宋時觀賞魚已是十分普遍，而當為文人詩客吟詠之題材。北宋龐元英著之文昌雜錄：「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開口，急以珠投入，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玩此，經兩秋，即成真珠矣。」此文也是世界最早的珍珠養殖記載。蘇軾「魚瘦而生白點者名虱，用楓樹皮投水中即愈。」也顯示當時已有魚病防治處理。宋朝時許多海水貝類也有所發展，北宋泉州太守蔡襄造萬安石穚，「取蠣房散置石基上，歲久延蔓相粘，基益膠固也。」梅堯臣的食蚝詩：「亦復有佃，並海施竹牢，採掇種其間，沖激恣風濤，鹼滷日興滋，蕃息依江皋。」及三山志：「有海田一千二百三十頃」用於養蟶。
明清時期中國大陸水產養殖迅速發展，珠江三角洲、太湖流域養魚大量出現，海水養殖種類增多。明清時期養魚在江南十分盛行，珠江三角洲及太湖流域養魚已從農家副業轉為專業經營，進入商業性生產。許多農家利用桑果畜禽與養魚結合，發展成農、漁、牧綜合經營，這種農、牧、漁間資源之共用或循環再利用之方式，使得整體生產的經濟效率大為提升。例如桑基養魚，在太湖及珠江三角洲蠶桑地區，以魚糞肥桑→桑葉飼蠶→蠶糞飼魚的循環利用。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引述「高明縣志」：「將窪田挖深，取泥覆四週為基，中凹下為塘，基六塘四。基種桑，塘蓄魚，桑飼蠶，蠶屎飼魚，兩利俱全，十倍禾稼。」又如蘇南之蓄基魚塘乃是以魚糞肥田→糧食飼畜→畜糞養魚之形式，如徐光啟著農政全書中「江西養魚法」有：「作羊圈於塘岸上，安羊，每早掃其糞於塘中，以飼草魚，而草魚之糞又可飼鰱魚，如是可以省人打草」。明人李詡著之戒庵老人漫筆中有：「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為梁為舍，皆畜豕，謂豕涼處，而魚食豕下，皆易肥也。」而果基魚塘則在荔枝等果木基下掘池以畜魚。此等綜合經營至今仍是鄉間農村的主要方式。
明清之時，養殖技術更大幅提高，江南地區特別是太湖、珠江一帶，草魚及鰱魚混養是混合養殖的基本型式。徐光啟之農政全書：「畜水至清明前後，出時買鰱、鰱魚苗長一寸上下者，每池鰱六百、鯇二百，每日以水荇帶草餵之。」屈大均廣東新語：「廣州多池塘，所畜者鰱、魚庸、鯇
、魚會、鯽」。淡水混養魚種的配放，以草鰱混養為基礎再加上其他魚種搭配。乾隆時「湖洲府志」中引用湖錄：「有花鰱、黃鰱、白鯇三種。鯇魚即草魚，因其食草也，鄉人多畜之池中，與青魚俱稱池魚。青魚飼之以螺螄，草魚飼之以草，鰱獨受肥，間飼以糞。蓋一池中畜青魚、草魚七分，則鰱魚二分、鯽魚、魚扁魚一分，未有不長養者。」據吳縣志明清時「其畜之也有池，養之也有道，食之也有時。魚有巨細，以池大小位置之。時有寒暖，視水清濁調和之。食有精粗，審魚之種類飼養之。」這都反應當時養魚的經營管理有了相當的水準。
明清時海水養殖種類增加，經濟性也大為提高，尤其廣東、福建地區海水魚、牡蠣、蚶、貝及紫菜等都有養殖。明‧屈大鈞的打蠔歌：「一歲蠔田兩種蠔，蠔田片片在波濤；蠔生每每生陽火，相疊成山十丈高。」馮時可的雨航雜錄：「漁者於淺海處植竹滬，竹入水累累而生，斫取之，名
曰竹蠣。」明朝時中國西南沿海養殖牡蠣已十分普遍，石塊法及插竹式養蠔均有。廣東新語：「番禺海中有白蜆塘，自獅子塔至西江口，凡二百餘里，皆產白蜆」「蜆之利以白蜆塘為最，豪右家擅奪海中深墺以為塘。」
「粵故有虫雷田，在番禺之南。春秋取小虫雷種之，至冬乃取，故曰虫雷田。田在鹹海中，亦曰虫雷塘」「虫雷與蠔、白蜆、螄、蚶雖生於天，亦恆生於人。」本草綱目：「閩、粵人以田種之，侯潮泥壅沃，謂之蟶田。」今浙東以近海田種之，謂之蚶田。」可見沿海之貝類養殖已十分發達。
海水魚養殖方面，廣東、福建沿海，利用沿海港灣河口，海岸低窪地築堤建閘蓄水養殖，藉由潮水漲落帶入海中的魚苗、蝦苗，進行粗放養殖。廣東的海豐、汕頭、湛江等地，二、三百年以前即有許多海水魚塭。光緒三年潮州總兵方耀即圍建魚塭6,200
畝，養殖之魚蝦有數十種之多，主
要養殖魚種是鯔科及鯛科魚類。明清以後，大陸移民台灣的人數增加，這些移民主要來自福建、廣東沿海地帶，他們也同時把當地的農漁業移植到台灣。所以台灣明清之時是以在沿岸地區，從事鹹水魚貝養殖為主的養殖產業。
原载：http://www.fa.gov.tw/tfb5/153/fe153e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