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后期农书中的水稻品种分析

朝鲜后期农书中的水稻品种分析

（韩国·庆北大学）
　

[摘要]：水稻的品种在朝鲜后期根据播种期分为早稻、中稻和晚稻。根据其栽培法和栽培地点又可以分为水稻、旱稻和干田稻。干田稻是一个源于中稻的混合的新品种。原始的水稻品种在多样性和数量方面快速地出现出了分化和差异。事实上，在朝鲜后期我们发现了更加大的差异与播种季节有关。新的秧苗移栽技术在朝鲜后期迅速地传播开来。为了控制风险，水稻品种具有抗旱、涝、倒伏和发芽早的特征。然而，当旱灾较严重时，用干田稻替代就是不可避免了。通过从中国引进一种早熟稻，解决了替代品种的弱点。朝鲜后期的水稻品种是一种非常适合当地气候和自然条件的，特别是降雨特点和习惯性干旱。但是现在真正的朝鲜水稻品种不复存在，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强行抛弃了它们，朝鲜的本地品种被认为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实际上，本地水稻品种是最适合于朝鲜自然条件的。如果发展其优点，克服其缺点，朝鲜后期的水稻品种对于农业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在那种意义上，尽管时代不同，但是朝鲜后期的水稻品种和栽培技术对于降低生产成本和从事低投入可持续农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关键词：朝鲜；农书、水稻品种；分析

一、序论

朝鲜后期农业经济以农业为中心开展起来，水稻种植占据了不小的比重。根据1919年土地调查工作结果表明，当时水田占据全部农田的34.2%，比1432年的比重（19%）增加了大约2倍。[1] 朝鲜后期如此发达的农业生产与水稻生产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移秧法的普及是朝鲜后期农业生产变化的核心。

为了进一步严密地再检讨朝鲜后期水稻技术发达的原因，首先必须对当时栽培的水稻品种进行严密的考察。因为，要研究朝鲜后期水稻技术，首先要了解朝鲜后期水稻农业中主要栽培的水稻品种是哪些，这些水稻品种又怎样被分化，其所具备的特性又是哪些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我们才能客观地把握好围绕朝鲜后期水稻耕作农业的自然的和社会经济的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维持朝鲜后期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更何况，这种探索将有助于我们摆脱所谓的“移秧法普及”的神话，能够更加客观地将朝鲜后期稻作农业的原貌展现出来。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文试图首先从数量上把握 “朝鲜后期水稻品种分化”的现象，再通过朝鲜后期的主要农书具体分析不同水稻品种的不同的栽培方法及其变迁。尤其是对当时的农学家们主张的新优良品种普及论和输入论进行多方面的重点检讨。

关于朝鲜水稻品种的最初的研究早在殖民地时代，由日本农学者初步尝试过。[2] 尽管由于现代生物科学知识较为缺乏，这些日本农学者片面地强调了日本水稻品种的优越性，而忽视和贬低了朝鲜水稻品种的优良性，但他们所进行的基础性调查研究不可否认地成为对朝鲜传统水稻品种及其栽培法的几乎唯一的记录。[3] 解放以后，有关朝鲜水稻品种的研究广泛展开。

但是，另一方面，解放后韩国的农业史研究主要偏重于日本的水稻品种的扩散过程上。[4] 作为对日帝殖民政策研究的一个环节，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日帝的优良品种的试验研究和普及政策上。在这个过程中，偶尔会附带地涉及到朝鲜的水稻品种研究。[5] 当然，也有部分研究关注朝鲜水稻品种自身问题，[6] 但还没有对朝鲜后期农业发展状况做出系统化的研究。

1948年，韩国的农学家金熙泰曾经以殖民地时期农学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了适应朝鲜稻作特点的水稻育种目标。[7] 现在看来，他所提出的育种目标有相当大的时代局限。但是，认真回顾朝鲜后期稻作农业中贯彻的育种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意在大概把握朝鲜后期水稻品种，并分析不同水稻的栽培方法和利用方式及其栽培期（播种期、移秧期），并最终探究这些水稻品种的分化过程。尤其，笔者想探求朝鲜后期农学家们的新优良品种普及论的背景下，当时水稻农业所追求的育种目标是什么？通过探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一方面反驳日本农学者对朝鲜水稻品种的过低评价，同时更重要的是想要通过丰富的水稻品种，再发现朝鲜传统遗传资源来开辟韩国农业特有的发展道路。

二、朝鲜后期水稻品种的分化

（一）朝鲜前期的水稻品种

《农事直说》是1429年由朝鲜官府编撰的最初的农书。此书在种稻编中将水稻以播种期为基准分为早稻和晚稻两大种类。（见材料A1）

A1 稻种有早有晚，耕种法有水耕（乡名水沙弥）有干耕（乡名干沙弥）又有播种（乡名苗种）除草之法大抵皆同（《农事直说》，种稻）

当时，早稻栽培为水耕法，而晚稻则要根据水利条件从水耕法和干耕法中任选其一。但是在《农事直说》中并没有言及即移秧法的情况下选用什么稻种。比《农事直说》晚 63年刊行的（1492年）《衿阳杂录》中，将稻种分为早稻、次早稻和晚稻三种，并介绍了当时常用的水稻品种共27种。但《衿阳杂录》中对移秧法却只字未题。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京畿道地区[8] 无论是什么稻种都只用水耕和干耕两种方法栽培的原因。

总之，《农事直说》中并没有明确记录用于移秧法的水稻品种。尽管没有直接记录，但写到用来移秧的水田必须在2月下旬和3月上旬之间结束初耕，并进行渍种发芽和播种。从此可推知这种水稻的播种期当在早稻和晚稻的中间时期。笔者曾推论《衿阳杂录》中提及的次早稻就是《农事直书》中用于移秧法的稻种。[9]

（二）鲜后期水稻品种的分化

进入朝鲜后期之后，由官方编撰的农书《农家集成（1655）》中保留了《农事直说》中有关早稻和晚稻的栽培技术，同时大幅度增加了有关移秧法技术的“早稻秧基”条目内容。[10] ]由此才知早稻即是由于移秧法的水稻品种。但此处所指早稻从播种期推测当与水耕法栽培的早稻系不同品种。[11] 对此，金容燮教授认为这类早稻就是《衿阳杂录》中提到的次早稻，也即是徐有榘在《林园经济志·本利志》中提出的早稻、晚稻、中稻三个品种当中的中稻。[12] 《农家集成》表面上虽然同《农事直说》一样，将水稻分为早稻和晚稻两个品种，但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用于移秧法的水稻品种。所以，可以说《农家集成》中已经使用的水稻品种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种类。

对于朝鲜后期水稻品种的理解与认识在这之后的各类农书中逐渐显现出来。

A2 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概为有三早熟而紧细者曰籼晚熟而香润者曰粳适中米白而粘者曰糯三者清明节同时布种。小满芒种之间分而莳之闲情录（《山林经济》）

A3 早稻；鸡鸣稻无芒色微黄耳聪寒食后即种之驱雀最难即今卢原人多种之。（《山林经济》）

A4 凡稻类极多难以胜记然盖种稻有早晚之别亦有水耕干耕或有插苗之不同者而治田除草之法大抵皆同（《增补山林经济》）

A5 吾东稻品无虑累十百种皆以方言相传一物也而古今殊号一类也而南北异称规俚凌杂转不可训今以姜希孟衿阳杂录柳重临增补山林经济所列稻种参考证正录之如在而问附以余之所得于老农者焉（《林园经济志》，本利志7，谷名故）

A6 我邦种稻之法早稻即一穑而不移……晚稻即播而移之（《林园经济志》）

A7 又有中稻一种其熟在于早稻之后晚稻之前此即或有移秧者或有不移者（《林园经济志》，本利志5）

18世纪初（1715年以前）的著作《山林经济》引用了中国的《闲情录（1610——1617）》，将水稻品种分为三类（见材料A2）。这三类即是：（中国）南方水稻中早熟而紧细的籼稻；晚熟而馨香有润泽的粳稻；介于早熟和晚熟之间的色白而有粘性的糯稻。这三种水稻都在清明节播种之后在小满和芒种之间分别移植，都属于移秧种类。《山林经济》中记载了（见材料A3）鸡鸣稻等新水稻品种。这类新品种比《衿阳杂录》中多出了九个品种，而且附加有“即今卢原人多种之”等说明，可见这种新品种都是当时实际耕种过的。[13]

而在《增补山林经济》（见材料A4）则有如下记录：水稻的种类极多，难以胜记。只是诸多的种类有早晚之别，其“水耕”“干耕”“移秧”等耕种法各有不同，治田和除草方法则大抵相同。

到19世纪前期，徐有榘的《林园经济志（1827）》本利志中（见材料A5）记录了当时朝鲜水稻品种大概有一百余种，除去重复记载的，介绍了大概69种水稻。[14] 徐有榘以《衿阳杂录（1492）和《增补山林经济（1766）》中收录的水稻品种为基础，追加了新的水稻品种。但是，材料A6记载了当时朝鲜的水稻栽培法中早稻只播种一次，而晚稻则要播种之后还要移植。这一材料说明，以早稻和次早稻（中稻）为中心的初期的移秧法到此时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到19世纪前半期，早稻只用于直播法，以晚稻为中心的移秧法作为新的水稻栽培法广泛普及。

比较不同时期成书的三本农书中的水稻品种，发现《山林经济》经《增补山林经济》到《林园经济志》的112年期间比《衿阳杂录》到《山林经济》的223年期间出现了更为丰富的水稻品种的分化。这一事实意味着18世纪以后水稻农业在急剧扩散。

虽然在《林园经济志》中介绍的水稻品种最多，但并没能包括当时农业中使用的所有的水稻品种。例如，参加正祖22年（1798）《劝农政求农书》编撰的公州幼学林博儒、生员柳镇穆、巡将郑道星等人的农书中就提及了在《林园经济志》中没有记载的新水稻品种。如黑粘禾、斗应水利禾、山于里禾、水不如禾、东宜禾、如术禾、正金禾、玉著光禾、黔不禾、赭葛禾、王山稻、景上禾、密多利唐鞋禾（以上品种出自林博儒的农书），正金稻、杜冲稻（这两个品种出自柳镇穆的农书），还有天上稻、斗于罗山稻、淳昌稻（这三种出自郑道星的农书）。以上水稻品种多数在当时其他类农书中都没有出现。所以，此时在不同地区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新水稻品种的分化。

日本学者滨田秀男认为1910年以前留存的朝鲜传统稻品种中，水稻有991品种，陆稻有167品种，总计达到1158品种。[15] 而1913年，朝鲜总督府劝业模范场发刊的《朝鲜稻品种一览》中记载了朝鲜传统水稻品种有1258品种，其中，粳稻占876种，糯稻占386种；陆稻有192品种，其中粳稻占117种，糯稻占75种[16] 。水稻和陆稻品种总计达到1450品种。但是，自从1912年日帝在朝鲜实施“在来稻废止，日本稻导入”政策之后，朝鲜的稻品种开始减少。到1930年，农事试验场进行的“在来水稻调查”结果发现水稻品种剧减了一半以上，只剩下581种。其中粳稻占388种，糯稻占193种。[17] 朝鲜固有稻种只在地形和气候特征明显的山区仍有栽培，到了1935年，只剩下水稻12品种，陆稻13品种，干田稻20品种仍有栽培。

同一水稻品种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所以，被统计出来的水稻品种数比实际品种数肯定有夸大的成份。但尽管如此，1450品种这一数目证明朝鲜后期水稻品种在分化，而朝鲜水稻农业技术适应了朝鲜特有的气候和地形，得到了发展。可以说，朝鲜水稻品种是我们认识朝鲜后期水稻农业情况的重要证据和重要资料。

朝鲜后期水稻“凡稻类极多，难以胜记”，这些水稻品种大体上有早稻，晚稻，中稻三类早晚之别，而且各自已经具备了不同的栽培法和技术体系。例如，在朝鲜前期主要用于水耕栽培的早稻到17世纪的农书《农家集成》中记载为主要利用于移秧法，而到了19世纪则又专用于水耕（水播，水付种）法；晚稻在朝鲜前期用于水耕和干耕，到了朝鲜后期则主要用于移秧法。但可以确定的是，虽然所占比重很小，晚稻在朝鲜后期仍有用于干耕（干播，干付种）法的情况；另外，在朝鲜前期和17世纪主要用于移秧的中稻，到了朝鲜后期仍用于移秧，但有时也用于水耕。

三、栽培法的变化，引发的水稻品种分化及其利用方式

（一）、水稻品种分化及干田稻

前面所提及的朝鲜的稻品种到了朝鲜后期在既有的水稻和旱稻（陆稻）的基础上发展分化为水稻、旱稻、干田稻三个种类。

B8 稻种甚多大抵皆同别有一种曰旱稻乡名山稻（《农事直说》种植附旱稻）

从材料B8考察《农事直说》中所记载的稻品种，可以明确朝鲜前期稻品种大体分为水稻和旱稻（山稻、陆稻）两大种类。而此时的水稻又分为旱稻和晚稻（早晚二种），其中只有晚稻可用于水耕和干耕两种栽培法。所以，从材料A1可以看到，此时还没有出现专用于干耕（干田直播）的稻品种。

但到了19世纪后半期的很多材料中都可以得到确认，干田稻是与水稻、陆稻相区别相并列的一个新的稻品种。从当时的农书可以推断干田稻在朝鲜前期是属于水稻中的晚稻一种类，但适应了朝鲜西北地区的气候，逐渐发展变异成与水稻或陆稻有明显区别的特异稻品种。以下是1928年8月份在朝鲜平安南道用于干田的代表性稻品种。[18]

荒租（稻）为本道的本土稻，现在几乎不再栽培

龙川租（稻）相传为100年前从平安北道来的渠流长携带而来，也有认为是200年前带来的。

大邱租（稻）为水稻品种，相传于数十年前从庆尚北道大邱附近移入。

牟租（稻）相传为数百年前本道观察使李某（一名五厘先生）从中国携带来的。

芮租（稻）相传从中国被称为颖泽的芮国传入，其时代不明。

从这些材料看，首先，由来最久的当是数百年前从中国传入的“牟稻”。虽然记录时汉字有所不同，但在此所指五厘先生恐怕应该是梧里李元翼先生，[19] 他是1592年倭乱时平安道观察使。从此可推测至少在17世纪，已经开始形成干田稻这一独特的稻品种。而龙川稻或大邱稻最长不过1—2百年的历史。所以，干田稻确定其作为一个新稻品种的地位应该是在18—19世纪。日帝殖民统治时期，在以上干田稻品种中，栽培使用得最多的是龙川稻和大邱稻，其次为牟稻、荒稻，再次为龙稻、金稻、黑稻等。总之，这些干田稻品种原来超过100种，而且具有抗旱抗病能力强，发芽率高，叶面粗硬，收量在反当一石或一石以上，米粒瘠细等特征[20] 。

滨田秀男[21] 总结出这些干田稻品种的特点：大邱稻、芮稻、牟稻等显现出水稻的发芽器官成长倾向；龙川稻、海稻及米稻则显现出陆稻的发芽器官成长倾向。这说明干田稻就是从耐旱性强的水稻或陆稻发展变异来的。对此，菱本长次[22] 则认为：大邱稻、龙川稻、牟稻、龙稻等品种原是作为水稻栽培的，作为干田稻栽培时则表现了更强的耐旱性。这一主张说明干田稻主要是由水稻发展变化成的。菱本长次还认为，陆稻品种几乎没有用于干田的，而把用于干田栽培的品种称之为干田稻是因为这一品种无论与水稻或陆稻都有差异。

总之，到了朝鲜后期，专用于干田直播法的干田稻，与水稻及陆稻相并列成为世界稻作农业中一个特殊的存在。水稻、陆稻、干田稻的区分法的根据是其不同的栽培法。早在数千年前开始，水稻是主要用于移秧法或水耕法的品种，陆稻是主要用于旱田和旱田作物栽培法的品种。相比之下，干田稻作为新的稻品种得到确认是因为在传统的稻干耕法的基础上发展完成了独特的干田直播法。

2．不同稻种的消费及贮藏等利用方式

曾经访问过韩国的西方人著作中对朝鲜的三种稻品种，有如下记载：
B9 “韩国有三种类稻。一种在水中栽培，另一种在普通旱田栽培，还有一种在山坡上栽培。最后一种较小较硬，不容易被损坏，可以保存8年至9年时间，所以多用于军仓贮藏当中。”[23]

B10 “韩国有具有多种亚种（SUB—SPECIES）的三种稻品种。第一种在一般的水田栽培。这一种被称为（TAP-KOK AND PADDY FIELD RICE），专用于做饭（PAP）；第二种为（ CHUN-KOK FIELD RICE），即所谓旱田稻（UPLAND RICE）比第一种要干燥，主要用于做米粉或酿酒；第三种专在山坡栽培，为野生稻（WILD RICE），比其种类要小且硬，所以多用于军粮，这类稻对气候的抵抗力强。在低洼地带栽培的稻子（LOWLAND RICE）一般可贮藏五年，而在山地栽培的稻子（MOUNTAIN RICE）可保存十年而完好不变质。”[24]

材料B9是胡尔伯特的观察记录，B10是汉密尔顿的观察记录。这两人观察记录的三种类稻中，（TAP-KOK）即指水稻，田谷（CHUN-KOK）即指干田稻，山坡上栽培的种类（MOUNTAIN RICE）即指陆稻（即《农事直说》中的山稻）。在他们的观察内容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类稻种各自有不同的使用消费领域。它们分别被用于食用（水稻），制粉及酿酒（干田稻）和贮藏（陆稻）。

另外，材料B10中汉密尔顿特别将陆稻（山稻，MOUNTAIN RICE）和低地栽培的稻子（LOWLAND RICE）进行对比，说明了这两种稻子的贮藏问题。从贮藏的立场上看，低地栽培的稻种即水稻和干田稻（田谷）最长也只能贮存五年，而在山地栽培的陆稻（MOUNTAIN RICE）则能贮存十年而完好不变质。对此，HULBERT也认为较小而不变的陆稻种类可以。保存8—9年而不受损坏，可以作为军粮。总之，这三种稻子在贮藏方面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朝鲜后期的稻种根据栽培法的不同而分为三大种类。到19世纪，这三种稻子从生产到消费贮藏都具备了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一事实证明，朝鲜后期稻种根据播种期可分为早稻、中稻、晚稻三种；根据栽培法则可分为水稻、干田稻、陆稻（旱稻=山稻）三种。其中，干田稻原是属于晚稻的一种，在适应朝鲜西北地区气候和风土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朝鲜特有的，新的稻品种。而且，这三种稻品种各自有不同的消费方式：水稻主要用于食用；干田稻主要用于制粉及酿造；陆稻主要用于贮藏。

四、播种期和移秧期的分化及其变化

朝鲜前期比较单一的稻品种到了朝鲜后期，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和扩大也更加分化和多样化了。这样的变化过程可以从朝鲜后期稻品种的播种期和移秧期的变化中略窥其前后。基于以上想法对比了朝鲜前期和朝鲜后期的播种期和移秧期。兹列表<1>。在此比较了著于19世纪，被奉为牧民官的指针书《居官大要》和著于1429年的《农事直说》中记载水稻播种期和移秧期。

表 <1>《农事直说》和《居官大要》期间水稻播种期变化

资料早稻水耕（早稻）移秧晚稻水耕（水付）
秧坂移种
《农事直说》（1429）《衿阳杂录》（1492）《四时纂要抄》（1492？） ——— 2月上旬 2月下—3月上旬 — 3月上—芒种节
3月上旬（清明） — — —
2月春分 — — 清明
《居官大要》19世纪初早种中种晚种最晚谷雨前谷雨前芒种时谷雨后
谷雨后 — 夏至时 —
— 立夏前后夏至后立夏后
— — 小暑初伏间 —

首先，整理了朝鲜前期农书中记载的早稻的播种期：《农事直说》记为2月上旬，《衿阳杂录》记为3月上旬（清明），《四时纂要抄》记为2月春分。相比之下，19世纪的《居官大要》中将早稻分为早种和中种两类，并记播种期分别为谷雨前和谷雨后。其中，早稻的早种情况和朝鲜前期大概类似，但早稻的中种情况在朝鲜前期农书中却根本没有提及。所以，可以说早稻中种是朝鲜后期新分化的早稻品种之一。

其次，朝鲜前后农书中对晚稻水耕的播种期也有不同的记载。《农事直说》和《四时纂要抄》中记为“3月上旬到芒种”或“3月清明”。而在《居官大要》中则把晚稻水耕与早稻水耕区别开来，称之为“水付”，并又细分为谷雨后播种的早种和立夏时播种的晚种两类。其播种期跟朝鲜前期农书中的记载相比，大体一致，但时间更加具体化了。

比较朝鲜前后期的农书中对用于水耕的早稻和晚稻的播种期的记载，早种的情况前后没什么变化，而朝鲜后期新增加的中种和晚种则有很大的变化。即，在朝鲜前期早稻和晚稻的播种时差至少有一个月以上，而到朝鲜后期早稻的中种和晚稻的早种大致在同一时期进行播种。[25]

另外，所有农书中都没有提及晚稻干耕（干种）的播种期。因为晚稻干耕法是由于春旱时无法进行水耕或移秧时所采取的栽培法，所以没有什么特定的播种期。笔者推测晚稻干耕的播种期可能与晚稻水耕同时期。殖民地时代，朝鲜平安南北道平野地带干田稻的播种期在阳历5月上旬，尤其5月6日至22日期间是最适合播种的时期。[26] 这一时期正是在立夏和小满期间，与《居官大要》所记晚稻晚种时期相吻合。

表 <2>朝鲜后期农书中移秧期的变化

农书别秧坂的播种期移秧时期
早种晚种早种晚种
《农事直说》 1429年 2月下—3月上2月下—3月上3月2月下—3月上 3月 4月 5月芒种前后5月芒种前芒种后芒种后15日 4月 5月
《农家集成》 1655年
《穑经》 1676年
《山林经济》 18世纪初
《增补山林经济》1766年
《课农小抄》 1798年
《经世遗表》 1810年
《林圆经济志》 1842年

朝鲜后期播种期及移秧期引起最大变化的无疑是用于移秧的稻品种。为了分析这些稻品种，笔者整理了各种农书中所记载的秧坂的播种期和移秧期。兹列于表<2>。

首先，《农事直说》记载秧板的播种时期是2月下旬到3月上旬，《农家集成》照抄之。但是到《林园经济志》和《居官大要》中则记为早种在“3月谷雨前”，晚种在“4月立夏前后”。《农家集成》中所记秧坂为早稻秧基，所以其播种期大体相似于早种的情况，而晚种的情况直到19世纪的农书和著作中才有提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事直说》中对于移秧时期，没有任何说明。但是朝鲜后期代表性农书，如《穑经》《增补山林经济》《课农小抄》等农书中则记录了移秧当在“5月芒种前后。”另外，《经世遗表》中计算农忙期间兵卒的雇价，亦提到“芒种后十五日移秧之时也。”从此可知，移秧多在芒种至夏至期间进行。19世纪前期的农书《林园经济志》中亦提到“4月和5月之间移稻秧”。同一时期的牧民书《居官大要》，记录时将稻分为“早种、中种、晚种、最晚”四种情况，并记到这四种分别在“芒种时”“夏至时”“夏至后”“小暑一初伏间”四个时期进行移秧。

由此看来，至晚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移秧普遍在芒种和夏至期间进行。但也有在过了夏至之后（阳历6月22日）到小暑和初伏（阳历7月18日）期间移秧的特殊情况。这一事实说明，随着移秧法的广泛普及，遇到干旱情况时，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水源，经常会有等到小暑一初伏期间雨季到来后再将“最晚种”移秧的情况。[27]

分季节整理各种农书中出现的“秧坂播种期”和“移秧期”的变化，兹列于表<3>。但是这些节气是按阳历计算的，把它换算成阴历时每年都有不小的差异。《农事直说》到《山林经济》时期秧坂的播种期在“春分—清明”期间，而到19世纪的农书《林园经济志》以后，秧坂的播期延长到“清明—小满（阴历3—4月）”间。另外，考察移秧时期的变化发现《穑经》和《增补山林经济》中记载移秧时期在芒种前后，而在此之后，移秧期体现出延长扩散的倾向。18世纪末的《课农小抄》和《经世遗表》中移秧时期大概在小满到夏至之间，到19世纪的《林园经济志》中移秧期则在立夏到小暑之间，《居官大要》记录的移秧时期甚至延长到芒种和初伏之间。就这样，随着时代的发展，播种期和移秧期也延长扩散，这是因为有不少新的稻品种正在开发并得到推广的缘故。

表<3>朝鲜后期农书中的水稻播种期和移秧期的变化

节气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初伏
阳历日时（1995） 3/22 4/05 4/20 5/06 5/21 6/06 6/22 7/07 7/18
阴历日时（1985-1995） 2/012/22 2/163/06 3/013/21 3/164/07 4/024/22 4/185/09 5/055/25 5/206/10 6/016/21
秧坂播种期变化1）《农事直说》（1429）《山林经济》（18世纪初）2）《林园经济志》（1842）
移秧时期的变化1）《穑经》（ 1679）《增补山林经济》（1766）2）《课农小抄》（1798）《经世遗表》（1810）3）《林园经济志》（1842）4）《居官大要》（19世纪初）

1798年，响应朝庭颁布的“求农书纶音”而应旨进农书者有叫裴宜者，对移秧时期的变化有如下论述：

C11忠义衛裴宜疏曰臣本农夫略知为农之事有可裨于农者有三其一古今时差也古者以谷雨之际落种夏至之际移秧即为早矣今即落种必以谷雨之前移秧必以夏至之前乃为早不然即为晚早即虽或被灾犹有可食晚者或被灾即全无可食以是知种移之必以早为务可也——（《增补文献备考》，P147，田赋考7）

在此，农夫出身的裴宜首先指出农耕时节的“古今时差”。再提到以前“谷雨之际落种，夏至之际移秧即为早矣”，而现在必须在谷雨之前落种，夏至之前移秧才能做到即使受灾，也能将损害减小到最低程度。以此观点为前提，裴宜向皇帝建议必须将播种期和移秧期大为提前。

从此可以推知，朝鲜后期的移秧时期实际上比农书上记载的要提前许多。可能裴宜也是适应了这些变化才提出“早期移秧”的建议。

可以明确，无论直播法或移秧法，水稻的播种期更加多样化和更加扩散了。尤其，移秧时期在原则上体现了早期化的同时延长扩散到芒种至小暑的约两个月期间，说明朝鲜后期的水稻栽培范围大为扩大。水稻的播种期和移秧期如此多变，促进了稻品种的开发，反之，水稻播种期和移秧期多变又是新的稻品种开发的结果。

五、新优良水稻品种的普及论及输入论

（一）、新优良水稻品种普及论

1798年提出应旨进农书的18世纪末巡将郑道星的上书中反映了在当时众多的稻品种当中已经开发了多种优良稻品种。

D12 郑道成疏曰凡稻种有强者有柔者柔者遇旱即难茁而易枯强者于水于旱竝无害焉盖稻种之强者有三天上稻斗于罗山稻淳昌稻是也三稻之种其性最强枯水稻即注秧干田即付种而二月翻耕三月付种即晚移秧插之时比三色苗半已成长而结实亦早虽遇水旱少无所损者也。（《正祖实录》）

在以上疏文中郑道星认为稻种可分为强者和柔者，而强者即使遇到旱灾和水灾都不会受损害。郑道星还举出“稻种之强者”有天上稻、斗于罗山稻、淳昌稻等三个品种。这三个品种无论是移秧栽培或干付种栽培，其成熟结实都很早，所以即使遇到旱灾或水灾都不会有大的损害。

另有公州林博儒者则主张要区分峡地、野地、高处、低处、饶地、瘠地等土地条件和谷物的特性，主张应选择适地适种的稻品种。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哪些品种适合土品和谷性，而又有哪些品种是不适合土品和谷性的。[28]

另外，与林博儒同时代的柳镇穆提出当时农民多种的早熟品种正金稻，只要稍受一点风就会不结实，所以这一品种不适合多种。与之相比，十几年前从日本传入的杜冲稻（始种于湖西地方），即使刮风，其受灾程度也不严重，而且霜落后还能继续成熟，所以又不受早霜之害。[29]

到了18世纪，由农民自发地培育出了不少优良品种，随之当时农村的知识阶层则主张积极奖励开发优良品种并提出适地适种的营农方法。由这一批人开发和普及了晚植早熟种，适应峡地、高处、瘠地的品种，具有耐风性和耐寒性的优良品种。

2．代播和优良水稻品种输入论

在灌溉设施极其落后的时代，浅水田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所以，以上提到的优良品种无法都用于移秧栽培。于是巡将郑道星提出“水畬即注秧，干田即付种”的主张。[30] 从此可以说明当时的优良品种往往根据水利条件的不同而采取灵活可变的栽培法，尤其遇到旱灾时代播成为不可避免的一个选择。随之，各地都提出应该有效应对突发的农业环境变化，以克服灾害的主张。

D13 镇穆农书曰臣伏奉论音敢将训农治农害农者……一曰分田三等而付种移秧各随其宜也一曰沿野邑各仓储置杂谷种还以备代播也（《正祖实录》，正祖22年11月）

D14 林博儒亦进农书……一田分三等以为移秧付种代播也一沿邑各仓换置杂谷还以备代播也（《正祖实录》，正祖22年11月）

首先，材料D13中，柳镇穆提出应该“分田三等，而付种移秧”，而且应该在野邑各仓储置杂谷种还“以备代播”。材料D14中林博儒也提出应该将田分成三等份，各自作为移秧、付种、代播用，而且为备代播，沿邑各仓要“换置杂谷还”。林博儒和柳镇穆系同一地方的农村知识阶层，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提出应该根据水田的位置和水利条件分为三份，各自作移秧、付种、代播用，而且还提出应该在沿邑各仓储备杂谷“以备代播”。

当时，用于代播的杂谷主要是荞麦和绿豆两种，主要因为这两种杂谷即使晚播也能收获。而且这两种谷物“恶湿而喜燥，宜瘠而忌肥”，所以遇到大旱灾时，可将此两种杂谷直接代播在水田上，到秋还可以有所收获，由此将旱灾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1838年，大司宪徐有榘以他在1788年（正祖22年戊午）官任淳昌郡守时的经验为背景，提出了代播时的注意事项和应该引进优良品种的提案。

D15 在司宪徐有榘疏略曰……昔在正庙戊午插秧衍期朝令代播荞麦臣时守淳昌郡劝相其役未几淫劳南人告饥代播诚是也而所播之种未德其宜耳我东谷种各品虽繁其晚莳而可食者唯有荞麦与绿豆两种，而俱恶湿而喜燥宜瘠而忌肥以是种而播植暠湿之地旱极涝至无怪乎徒劳无功也臣闻中原通州等地有六十日稻初秋下种初冬收获上海青蒲等地有深水红稻六月播种九月成熟德安府有香籽晚稻耕田下子五六十日可以食实此皆晚时而可食者也臣谓每岁节使之行多方访求购来颁之八方传殖即不过一二年人享其利其于广嘉种而救灾荒岂云小补栽
（《宪宗实录》，宪宗4年 6月已卯）

D16 如稻一也而益州之青芉稻早熟而可避晚灾者也通州之六十日德安之香籽（耔）晚莳而可避旱灾者也西安之安南早太平之六十仙耐旱而可种者也松江之鸟口稻山阴之料白水耐水而可种者也惠安之鸟芒稻青州之海稻不畏咸卤而可种近海棣田者也（《拟上经界策》下）

材料D15记载，1792后遇到大旱，朝庭下令代播荞麦，却“旱极涝至”，植于“高湿之地”的荞麦大受损害。以此为经验，徐有榘建议应该从中国引进晚植早熟品种。他还特别提到了可代替“代播”使用的中国的稻种有通州六十日稻、上海青蒲深水红稻、德安府香籽晚稻等三种，并认为这些品种即使在初秋或六月时晚播，因其栽培期短（只有50—60天左右），也能有收获。所以，他认为“每岁节使之行，多方访求购来。颁之八方传植即不过一二年，人享其利。”

材料D16中，徐有榘进而详细介绍了引入朝鲜后能发挥重大作用的中国稻品种，其中有晚植早熟而能避晚灾的青芉稻；晚播而能避旱灾的六十日稻和香籽晚稻，耐旱性强的安南早稻和六十仙稻；耐水性强的鸟口稻和料白水稻；耐盐性强的鸟芒稻和海稻等四大类九个品种的稻种。

综上所述，19世纪前半期最有影响的农学家徐有榘认为当时朝鲜的水稻农业必须引进如下新新品，包括晚植早熟种、耐旱性、耐水性、耐盐性强的稻种等。特别是早熟而能避免晚灾和旱灾的品种的引入是当时最切实际的课题。尽管这时朝鲜已经确定了新的育种方向，并已经培育出像“天上稻”这种早熟早收获的新品种，而且还开发出了在初伏（7月8日左右）移秧也能收获的最晚种品种，但徐有榘还是坚持认为应该从中国引进更为优良的稻品种，从根本上解决代播时经常出现的诸问题和局限性。

六、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稻种的评价

日帝殖民地时代朝鲜稻作农业的发达并不是依存于殖民地社会内部的要求，而是依存于殖民宗主国的社会要求。所以，这一时期极端轻视朝鲜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强制推行了日本的试验技术成果。[31] 整个殖民地时代，朝鲜原有稻品种急剧减少，同时急剧展开了日本优良品种的“普及、交替、统一”。于是，朝鲜稻品种利用率由1912年的97.2%急剧减少到1935年的17.8%。

日本殖民统治者还多次收集了朝鲜后期的稻种，并调查研究了这些稻种的特性。[32] 即是由“劝业模范场”（1911—1913年经二次调查了各道府郡的稻种）和“农事试验场”（1930—1934）进行的“在来水稻调查”活动。但是，对朝鲜在来稻品种的研究越来越被忽视，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甚至被排除在品种对比对象范围之外。

当时，为日本农学者总结的朝鲜稻品种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33] 首先列举的缺点是“有芒种”“大体早熟”“分蘖数少而秆长”“易倒伏”“抗病性弱”“多有米粒粗的品种”“一穗粒数多”等。而优点则有“耐寒性强”“出穗到成熟期间短”“缺乏水分的土壤中亦能发芽”等等。另外，日本农学家滨田秀男也对朝鲜稻品种做了以下评价：“适应了朝鲜的气候，耐春旱、耐夏水、耐秋冷，而且可以无肥粗放栽培，谷粒食味佳良。”相反，也举出了朝鲜稻品种的缺陷，如“容易倒伏，抗病力弱，粒形瘠小，去壳时杂物多等，无论从品质上或从数量上都远不如日本米。”[34]

简言之，被日本农学者指出的朝鲜稻品种的缺陷是：不符合当时日帝的“多肥多收栽培”要求，也缺乏市场性、商品性和经济性。但日本农学家们的这种比较并非是在同一的农业环境（气候、水利及地形等风土）前提下的比较。日本稻品种只有在充分的水利灌溉设施和化学肥料的供给下才能提高其收获量，也只有在保障上述条件的前提下，才优越于朝鲜稻品种。如果考虑当时朝鲜的客观情况，如大部分水田仍为浅水田；频繁的旱情致使晚播和移秧成为普通使用的方法；严重的夏涝和秋早霜，加上化学肥料的极端缺乏等等，其比较结果必然会大相径庭。适应朝鲜自然环境的晚播早熟性品种，耐旱性、耐水性、耐寒性强的品种，无肥粗放栽培品种等品种在当时朝鲜的环境下，其生产能力或收获是反而比日本的所谓优良品种要强。

实际上，朝鲜后期稻作农业的发展方向与日本的“多肥多收”型方向截然不同。朝鲜后期稻作农业生产也试图提高单位面积生产量，曾经展开“多肥多收”农业方针，但是最主要的农业方针还是开发研究适应环境、克服气候制约、向不利条件地区扩散稻作农业的政策。所以，朝鲜后期的稻作农业与气候条件相对优越的日本农业相差较大。而完全不知客观情理的日本农学者对朝鲜1450种稻品种持有偏见，在根本没能收集齐全稻种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评价，所以没能予以科学的评价。因此，朝鲜的1450种稻品种遭到灭绝的不公平待遇。

从滨田秀男的研究中可以类推，日帝的消灭朝鲜本土稻种的做法无疑是消灭未来食粮遗传资源的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尽管对朝鲜的本土稻品种有着都是“日本型稻种”的先入为主的观点，但实际上朝鲜稻和日本型水稻、印度型水稻以及陆稻并列为稻种的四大系统之一，尤其“米稻”这一品种从形态和生物性角度来讲都是不同于日本型或印度型的特异品种。[35] 这一事实还说明朝鲜本土稻品种包含着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独特而丰富的遗传资源。

七、结论

综上所述，朝鲜后期稻种根据播种期可分为早稻、晚稻、中稻；根据栽培方法和栽培地点又可分为水稻、干田稻、陆稻等种类。其中的干田稻原属于晚稻一种，到朝鲜后期则发展成朝鲜特有的新品种。朝鲜固有的稻种进入朝鲜后期之后呈现出种类的多样性和品种数急速扩大、分化的特点。19世纪初的农学家徐有榘整理统计出朝鲜稻品种有69种，而他的统计肯定有不少遗漏之处。根据1910年的调查统计，朝鲜稻种总计达1158品种，甚至达到1450品种之多。

但是，实际上现有许多材料都可以证明朝鲜后期稻品种根据播种期进一步分化的事实。例如，19世纪初的《居官大要》记载了此时早稻已分化为早种和中种，而且晚稻也分化为早种和晚种。而移秧的情况则更细密地分化为早、中、晚、最晚四种稻种。当时在农政第一线为了指导农民而被著述的这些民政资料所记内容，比当时的农书更加如实地反映了稻品种的分化和多样化情况。另外，胡尔伯特和汉密尔顿指出水稻、干田稻、陆稻三类稻种不但各自的栽培法和播种地域有所不同，其消费领域和贮藏方式亦各不相同。

众所周知，在朝鲜后期，移秧法新技术广为普及。与之相应，为了将移秧的危险负担降至最低，移秧时期大为延长，而且，抗旱灾、抗水灾、抗风灾性的稻品种也广为普及。但是在遇到大旱灾情时，荞麦和绿豆的代播仍是不可避免的，为此，试图从中国引进晚植早熟和栽培期间短的稻种以克服代播的缺点。此外，还有引进耐寒性、耐水性、耐盐性品种的主张。
朝鲜后期稻品种的发展过程要放在浅水田占绝对多数和干旱缺水的朝鲜半岛的气候和风土背景中考察，才可能客观全面地理解。当时的稻品种无论移秧或直播，都朝着早熟方向得到育种发展。即，较晚移秧或直播都有可能收获的“晚植栽培适应性”是当时最重要的品种选择基准。其次，如金熙泰所指[36] ，早熟多收性、耐风耐寒性、耐病性（稻热病）耐寒性以及味道和品质也是重要的育种目标。

朝鲜后期稻品种的形成过程是在既定的自然环境下更能“适地适种”的过程，也即选择适应土品和谷性的品种的过程。因此，朝鲜后期育种方向与日本德川时代以“多肥多收性”为首要目的方向大相径庭。但是到目前为止，以日本官方农学家为先驱的研究都只在“多肥多收”的前提下研究朝鲜稻种，而对朝鲜稻种的固有特点完全忽视甚至视而不见。所以，这些研究者都无视朝鲜半岛非常不利的自然环境基础条件，毫不留情地指责了朝鲜稻品种的缺陷与局限性，并认为日本稻的强制移植是作为优良品种的引进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了。甚至试验朝鲜稻种的唯一的研究者滨田秀男也只重视对稻种特点的研究，但并不重视这些稻种具备的丰富的遗传资源问题。

当代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关注，为了减少农业生产成本，直播法越来越得到重视。因此，虽然有相当大的时代差异，朝鲜后期的稻品种和栽培法被赋予了重要的时代意义。因为朝鲜固有稻品种包含朝鲜半岛上四千年来所有的环境因子，只有基于这丰富的遗传资源，才是开发未来食粮资源的唯一手段。

注释

[1] 李镐澈，《第一章水田农法》，《朝鲜前期农业经济史》，韩吉社，1987，47页
[2] 朝鲜总督府劝业模范场，《朝鲜稻品种一览》（1913）；小早川九郎，《朝鲜农业发达史（政策编）》，朝鲜农会（1944）；盛永俊太郎，《朝鲜水稻种类和改良》（农业发达史调查会编，《日本农业发达史》第9卷，中央公论社（1959）；最近，在以下书籍中亦收录了相关研究成果（农林省热带农业中心，《对旧朝鲜的日本农业试验研究成果》农林统计协会（1976）。
[3] 朝鲜总督府殖产局农务课，《水稻的传统耕作法和改良耕作法的经济比较——根据大正十三、十四两年劝业模范场事业报告调查》（1928年，抄写本
[4] 李斗淳《日帝时水稻品种普及政策的性质研究》，《农业政策研究》17—1（1990，12）；李正行《韩国水稻品种变迁史》，农振研丛书，第14号（1945）；林茂相、金钟昊、崔铉玉《韩国水稻品种的变迁》，（李殷雄外，《韩国农业技术史》发刊委员会（1983）；林来敬、林茂相《韩国的稻作农业和稻品种的变迁》；许文会外《稻的遗传和育种》，汉城大学出版部，（1986）
[5] 苏淳烈《殖民地时期全罗北道的水稻品种变迁》，《全北大学校农大论文集》第3辑（1992.2）；苏淳烈《殖民地时期全罗北道水稻品种的试验研究及普及——为阐明殖民地农业技术的主体性》，《全罗文化论丛》第5辑（1992.11）。
[6] 滨田秀男《朝鲜传统水稻》，《朝鲜学报》5辑（1953.10
[7] 1948年，韩国的农学家金熙泰提出适应朝鲜米作特点的水稻育种目标：（1）适应水量不足的晚植栽培性，具有耐病性（稻热病），耐寒性的（2）适应一年二收的早熟多收性的（3）适应稻草袋生产的稻秸杆品质良好的（4）适应输往国外的，品质良好、味道好而且多收获量的。与今天相比，金熙泰所提出的育种目标当然存在着相当大的时代差异，但我们必须认真检讨他所提出的目标在朝鲜后期农业中有多少成分被坚持了下来。（金熙泰，《朝鲜米作研究》，正音社，1948年，169—170页。）
[8] 《衿阳杂录》中的衿阳县原指京畿道衿川县。太宗14年曾与果川县合并，数月后又与阳川县合并而称衿阳县。但过了一年又废除。世祖时也曾与果川县合并，后改为今用地名始兴。
[9] 笔者曾推论《衿阳杂录·谷品条》中记载的黄金子就是用于移秧法的水稻品种。因为这一水稻品种多为庆尚道人所栽培，而其播种期在庆尚道恰好是在2月下旬到3月中旬之间。（李镐澈，《第一章水田农法》，《朝鲜前期农业经济史》韩吉社，1987，47页。）
[10] 新增加的早稻秧基相关技术内容中多写道：“庆尚左道人行之”“右道人行之”，从此可知这种技术主要是采录了惯行于庆尚道的技术。（农家集成，农事直说，早稻秧基）
[11] 用于水耕的早稻一般在2月上旬时二次起耕和捡去土块后进行播种，而早稻秧基品种则在2月下旬到3月上旬之间制造秧基进行播种。
[12] 金荣燮《朝鲜后期农业史研究（2）——农业变动，农学思潮》，一潮阁。1974，7页。
[13] 另外，对柳稻则详细注明为“今卢原丰壤人多种之”，可知柳稻是当时卢原及丰壤地区实际栽培的新品种。但是，到《增补山林经济》的同一条目中已经没有详细的注明，可知到18世纪中期之后这些新品种已经向其他地区广泛扩散。
[14] 金荣镇的《农林水产古文献备要》69中叙述到《林园经济志》中记录了170种水稻品种。笔者认为多数研究者误以为这么多的水稻品种都是朝鲜的水稻品种。但是，详细研究《林园经济志》可知这本农书中提及的多数水稻都是当时中国的品种，其中朝鲜的水稻品种，不过为69种。（金荣镇，《农林水产古文献备要》，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研究丛书9号，1982）
[15] 滨田秀男，《朝鲜在米稻》，《朝鲜学报》5辑（1953.10），59页。
[16] 朝鲜总督府劝业模范场，《朝鲜稻品种一览》，1913。
[17] 农林省热带农业中心，《朝鲜的水稻品种改良》，《对旧朝鲜的日本农业试验研究成果》。农林统计协会
[18] 朝鲜总督府劝业模范场，《平安南道的干田》1928，4—5页。
[19] 刘鸿烈《国事大辞典》，（教育图书，1988），1090页。
[20] 滨田秀男，“朝鲜在米稻”，《朝鲜学报》5辑（1953.10）68—70页。
[21] 滨田秀男，“朝鲜在米稻”，《朝鲜学报》5辑（1953.10）69页。
[22] 菱本长次，《朝鲜米研究》，东京千仓书房1983。
[23] H. B. Hulbert, The Passing of Korea, (New York, 1906),PP. 15-16。
[24] A. Hamilton, KOREA，（Loudon, 1905）, PP.124。
[25] 对于水稻直播的播种期研究情况可参考以下文章：杉弘道，《关于水稻直报告团的适应期和最晚直播期限》，《朝鲜总督府农事试验场丛报》第4卷，第3号（1929.8.1）。
[26] 朝鲜总督府劝业模范场，《平安南道的干田》，1928，37页。
[27] 杉弘道外，《移植期不同的品种比较试验成绩》《朝鲜总督府农事试验场丛报》第4卷第3号（1929.8.1）。
[28] 《日省录》，正祖23年2月11日。
[29] 《日省录》，正祖23年2月11日。
[30] 《日省录》，正祖23年12月29日。
[31] 苏淳烈《殖民地时期全罗北道水稻品种的试验研究及普及——为阐明殖民地农业技术的主体性》，《全罗文化论丛》第5辑（1992.11）
[32] 朝鲜总督府殖产局农务课，《水稻的传统耕作法和改良耕作法的经济比较——根据大正十三、十四两年劝业模范场事业报告调查》（1928年，抄写本）。
[33] 苏淳烈《殖民地时期全罗北道的水稻品种变迁》，《全北大学校农大论文集》第23辑，（1992.2），126—127页。
[34] 滨田秀男《朝鲜在来稻》，《朝鲜学报》5辑（1953.10），61页。
[35] 滨田秀男《朝鲜在来稻》，《朝鲜学报》5辑（1953.10）66-68页。
[36] 金熙泰《朝鲜米作研究》，正音社，1948。

参考文献
[1] 滨田秀男《朝鲜在来稻》，《朝鲜学报》5辑（1953.10）
[2] 李斗淳《日帝时水稻品种普及政策的性质研究》《农业政策研究》17—1（1990.12）。
[3] 苏淳烈《殖民地时期全罗北道的水稻品种变迁》《全北大学校农大论文集》第23辑（1992.2）。
[4] 苏淳烈《殖民地时期全罗北道水稻品种的试验研究及普及——为阐明殖民地农业技术的主体性》《全罗文化论丛》第5辑（1992.11）。
[5] 朝鲜总督府殖产局农务课，《水稻的传统耕作法和改良耕作法的经济比较——根据大正十三、十四两年劝业模范场事业报告调查》（1928年，抄写本）。
[6] 朝鲜总督府劝业模范场，《平安南道的干田》1928。
[7] 金熙泰《朝鲜米作研究》，正音社，1948。
[8] 李正行《韩国水稻品种变迁史》，农振研丛书，第14号，1945。
[9] 林茂相、金钟昊、崔铉玉《韩国水稻品种的变迁》；李殷雄外，《韩国农业技术史》，韩国农业技术史发刊委员会（1983）。
[10] 朴来敬、林茂相《韩国的稻作农业和稻品种的变迁》；许文会外，《稻的遗传和育种》，汉城大学出版部（1986）。
[11] 盛永俊太郎《朝鲜稻的种类和改良》，农业发达史调查会编，《日本农业发达史》第9卷，中央公论社（1959）。
[12] 农林省热带农业中心，《对旧朝鲜的日本农业试验研究成果》，农林统计协会1976年。
[13] 河合和男《朝鲜的产米增殖计划》未来社，1986。
[14] 金荣镇《农林水产古文献备要》，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研究丛书9号，1982。
[15] 小早川九郎《朝鲜农业发达史（政策编）》，朝鲜农会，1944。
[16] 朝鲜总督府劝业模范场，《朝鲜稻品种一览》，1913。
[17] 李台钟《朝鲜在来水稻品种赵同知的起源（杂录）》，《朝鲜总督府农事试验场丛报》第2号（1926）。
[18] 许文会《关于1302年阿弥陀佛腹藏的水稻·米·大豆》，《1302年阿弥陀佛腹藏物调查研究》，温阳民俗博物馆，学术丛书2，1991。
[19] 杉弘道《关于水稻直播的适应期和最晚直播期限》，《朝鲜总督府农事试验场丛报》第4卷，第3号（1929.8.1）。
[20] 梅景修《20亿人的主食——米食民族的稻栽培和米利用》，1985。
[21] 李镐澈《第1章水田农法》，《朝鲜前期农业经济史》，韩吉社，1987。

A Study of Rice Varieties in Late Choson Dynasty

Hochol Lee Jaehong Park
（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 Kyungpook,Korea）

The varieties of rice in late Chosun dynasty were classified into Jodo, Mando, and Jungdo by sowing season, and classified into Sudo, Geondapdo, and Yukdo by method of cultivation sowing place. Especially, Geondapdo, which was derived from Mando, was fixed as a new variety at that period. Like this, original rice variety of Chosun exhibited rapid magnifi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diversity and number. In fact, we found heavier differentiation of rice variety related to seeding season in late Chosun dynasty. The new technology, transplantation of rice seedlings, was spread widely in late Chosun. To minimize the risk, the period of seeding was various. Also rice variety was strong for drought, flood, and wind damage and sprout early. However, when the drought damage was severe, the replacement rice with Kyomak and Nokdo was inevitable. By importing rice variety from China, which had short cultivation period, the weak point of replacement was covered. The process of rice variety in late Chosun was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Korean climate and nature that had many rice paddies that depend solely on rainfall for water and chronic water shortage. But now the genuine rice varieties of Chosun no longer existed. Japanese imperialists weed out them by force under judgment of the genuine rice varieties of Chosun could not satisfy their imperialistic needs. However, Korean genuine rice varieties were most suitable ones to Korean nature. If they attempted to develop its advantage and improve disadvantage, the genuine rice varieties of Chosun could contribute Korean agriculture. In that sense, even though there was a time gap, the rice varieties and method of cultivation in Chosun have a important meaning in times of the direct seeding of rice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 and LISA (Low Inpu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re requested.

《古今农业》2003/1

出处：《古今农业》编辑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