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桃的栽培起源及其发展V

罗桂环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我国是世界上果树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故苏联著名植物地理学家，栽培植物起源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瓦维洛夫曾经指出：“就目前野生和栽培的果树构成而言，中国的确在世界上首屈一指。”[i]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桃树属蔷薇科，这是发源于我国的植物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温带。我国是蔷薇科现代分布和分化的中心。这个科的植物全世界约有100个属，我国有个60属；全世界共有约2000种，我国就有900种[ii]。蔷薇科中包括着众多今天栽培的果树，如苹果、梨、桃、李、杏、樱桃、梅、枇杷等等。除现代栽培的苹果的主要种类外，上述水果基本都起源于我国。而其中最具中华文化特征的果树之一就是桃树。

1.关于桃的起源考察

桃（Prunus persica）是我国当今最重要的果树之一，同时它也是除苹果和梨以外最重要的温带果树。有文献记载，我国年产量在80年代末为64万多吨[iii]。自19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已经公认它原产我国。但对于桃这种果树具体起源什么地方，及其分化发展的历史的探讨还很少有人比较系统的进行过。在此笔者不揣谫陋，尝试着做些研究，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结果。

桃这种温带落叶果树起源于我国最重要的植物地理学证据之一，是我国各地分布有大量的野生桃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华北和西北的甘肃和陕西至今还分布着大量的野生桃树。主要种类包括山桃(P. davidiana)、甘肃桃(P. potaninii)、新疆桃(P. ferganensis)。在我国西南的四川和西藏则分布着光核桃（也叫西藏桃P. mira）等。笔者曾在甘肃天水秦岭西端的小陇山采集过甘肃桃的标本，其外形与栽培种极为相似。已故著名植物学家（蔷薇科专家）俞德浚先生曾指出，栽培桃和甘肃桃的差别在于后者冬芽无毛[iv]。山桃的野生种也分布在甘南的岷山山地。通过这些情况具体分析，我们不难推测桃当是起源于我国西北的甘肃和陕西等地。其直接祖先最有可能是甘肃桃。

从考古发现的有关资料可以看出，桃显然是我国利用最早的果树之一。距今约8000—9000年的湖南临澧胡家屋场[v]、7000年前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江苏海安青敦、河南新郑峨沟北岗新石器遗址都出土过桃核，不过那大多还不是栽培的果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桃的栽培是非常早的。原因在于这种果树的种子很容易繁殖。在农村的人都知道，随处扔的桃核非常容易长出新苗。凭人类的智慧，是很容易受这种现象的启发而有意识栽培这种果树的。在河北的藁城台西村曾经出土过距今约3000多年的栽培桃的桃核[vi]。而甲骨文中的果字很可能就是桃的本字[vii]。从这些情况分析，桃在我国的栽培史应当远在3000年以前。

从古代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桃树也是我国最古老的果树之一。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经有很多篇章提到桃花和桃。其中《诗经·魏风》中有“园有桃，其实之殽”清楚地表明桃在当时的魏国（今山西南部安邑附近）是栽培的果树，《诗经·国风·周南》有这样的诗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蕡其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对桃的花、果实的神态作了很生动的刻划。说明桃这种果树是周代洛阳一带（周南产生所在区域）的居民所非常熟悉的。

在《诗经·召南》中有“何彼穠矣，华如桃李”。表明当时渭水流域一带的人们已把桃花当作重要的观赏对象。在《卫风》中则有“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在《大雅·抑》中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就是后人浓缩为“投桃报李”成语的由来。后两首诗表明中原等地区的人们已经把桃当作往来的重要礼品。

《诗经》的诗句表明，当时黄河中下游的人们对桃这种果树是非常熟悉的。从这些史实出发，并结合现在野生桃树的分布来看，桃很可能起源于我国西北秦岭山区靠近渭水流域上游的地方，然后逐渐向东传播发展的。另外，从诗中常用桃作比喻这一点来看，它早为人所熟知，因此它的栽培实际肯定要比文献所记要早得多。上述诗篇《抑》是周厉王时代的作品，距今约为2900年左右，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判定栽培必定在3000年以上。很有可能出土商代桃核的河北不是最早栽培桃树的地方。

我国另一古老文献《夏小正》中也有桃的记载。其一是在正月的物候中有“梅、杏、杝桃则华”；另一是在六月的物候中有“煮桃”。从书中“囿有见杏”可以判定杏是栽培的果树，将桃与杏并列，桃很可能也是栽培的果树。而且由于它很常见，所以被人们当作物候观测的对象。关于《夏小正》产生的年代，现在还不能肯定。已故的夏纬英先生推测有可能产生于夏朝末年[viii]。他的这种说法曾得到某些历史学家的赞同[ix]。另外有学者认为，从天象的角度看，《夏小正》应是一部从夏至周都可以用的历法[x]。这说明夏纬英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他的推测成立，那么桃在我国的栽培历史就在四五千年以前。

桃在我国春秋时期就是很受人们重视的一种水果，《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提到：“孔子御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书中还记载，孔子说桃是当时六种主要瓜果之一。不仅如此，根据《韩非子·外储说》和《吕氏春秋》等书记载，桃李是当时人们用于美化环境的重要树木种类。桃作为一种古老的水果，人们对它的认识也非常充分。在我国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桃仁等已经被记载为药物。书中写道：“桃核仁，味苦平，主瘀血。……桃花，……令人好颜色……桃毛，主下血瘕。”[xi]至今中医仍把它当作一种常用的活血和利尿通淋的药物。

2 桃的品种的分化

因为桃很早就是颇受人们喜爱的一种水果，对它的精心经营和改良自然是人们热衷的事务。它的品种也随之不断增多。根据战国时期资料汇编的《尔雅·释木》中提到：“旄，冬桃。”东晋时著名的博物学家郭璞注：“子冬熟”。这表明，现今陕西一带栽培较多的冬桃已经形成。另外《尔雅》还记有“榹桃，山桃”。郭璞注说：“实如桃而小，不解核。”表明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品种。

在汉代桃的品种已经不少，据有关文献记载：汉代“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桃十：秦桃、榹桃、缃桃、金城桃、绮叶桃、紫文桃、霜桃、胡桃、樱桃、含桃”[xii]。尽管后面三种可以认定不是桃，但也足以证明汉代各地具有桃的优良品种还是很多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秦桃、金城桃大概都是陕甘一带的优良品种。

另外，晋代《广志》记载：“桃有冬桃，夏白桃，秋白桃，襄桃，其桃美也，有秋赤桃。”[xiii]这里除冬桃外，其它品种都是新的。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我国北方桃的育种有了很大的进展。《邺中记》载：“石虎苑中有钩鼻桃，重二斤半。”[xiv]当时能有如此大个的桃，表明桃的品种是非常优良的。另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的卫州白桃和南京金桃都很有名。

桃有三个变种，即蟠桃（P. percica var. Compressa）、油桃(P. percica var. Nectarina)和寿星桃(P. percica var. Densa)。蟠桃的名称出现得比较早，《山海经》中记载：“东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树，曲盘三千里，曰蟠桃”。当然，这里的蟠桃是一种传说的仙桃。不过，至迟在宋代的时候，油桃(P. Persica var. Nectarina )和蟠桃(P. Persica var. Compressa)已经广为人知。宋初陶谷的《清录异》提到邺中有一种环桃特异，这里的环桃可能就是蟠桃。宋代寇宗奭在其《本草衍义》中对这两个变种有很明确的记载。他写道： “汴中有油桃，小于众桃，光如涂油”；很显然他记载的就是如今的油桃。书中是这样记载蟠桃的：“又有饼子桃，状如香饼子，其味皆佳”。就是说寇宗奭已经知道有野桃、油桃和蟠桃。此外，他也知道野桃的存在，提到 “山中一种桃”。明代慎懋官的《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中也记载了：“京畿油桃小于众桃，有赤斑点，而光如涂油”。这表明油桃可能也是首先出现在北方的。

桃的另一变种寿星桃（P. persica var. Compressa）似乎出现得比较晚。明代王世懋《学圃杂疏·花疏》记载：“寿星桃矮而花，能结大桃，亦奇可玩，桃殊不中食”。说明它是一种盆栽的观赏变种，它的出现年代应当在此之前，但具体年代还有待查考。

3 桃在古代文化的重要意义

大约由于桃品质好而被广泛食用，同时又被当作审美对象的缘故，加上它起源于封建社会早期我国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栽培范围扩展很快。桃子本身的价值加上它广泛的地理适应性，使它成为古人生活中重要的生活资源，并逐渐称为中华文明中最具神韵的果树之一。由于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它不但被认为是多食有益的水果，更被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夸饰为寿桃、仙桃和蟠桃等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果。这种情况至迟在汉代已经出现，《汉武内传》记载：“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令寺女更索桃。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子，形圆色青，以盛王母。王母以四颗与帝，三枚自食。”[xv]后来人们不但在祝寿时常用米或面的桃形制品作供品，桃的花果也是这一主题绘画的不朽题材。

从《诗经》的有关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对这种果树所呈现的秀丽多姿的推崇和激赏。古人常把它当作美好的象征。《史记》中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经成为后人譬喻实至名归的常用语。另外，自从《诗·召南》中出现：“何彼浓矣，华若桃李。”这种以桃李花形容美女的诗句后，后代一直保持这样一种传统，如三国著名诗人曹植《杂诗之四》有所谓“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 后世人们因此把美丽的女子形容为“艳若桃李”。更值得一提的是，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因不满当时社会的黑暗，就根据自己的理想，编出一个理想的生活乐园——“桃花源”。成为后世人们向往的乌托邦。

可能因为桃在古代被作为美好的象征，它进而又逐渐被当作镇邪驱恶的神物。这种观念产生很早。《庄子》中有：“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从这里不难看出，在先秦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用桃枝“距鬼于门外”。这种情况在汉以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汉旧仪》记载：“东海之内度朔山上，有桃，屈蟠三千里。其卑枝间，曰东北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二曰‘郁灅（木三田土），主领万鬼，鬼之恶害人者，执以苇索，以食虎。黄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梗于门户，上画荼、郁垒持苇索以御凶鬼；画虎于门，当食鬼也。”[xvi]后来，人们又将上述做法演化为在在门前悬挂桃符阻止鬼怪进入住宅，从而导致春联的产生。

桃与我国古代艺术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它是古代绘画的重要题材，也是园林的常见栽培花卉。著名的有碧桃等花色非常漂亮的品种。桃的树皮在古代还被制成乐器，叫桃皮管（隋书·音乐志下）。古代还有一种叫“桃叶歌”的诗。

附：李

李

蔷薇科的另一种果树——李（这里指的是中国李Prunus simonii）是我国古代与桃并称的一种果树，同时也是当今温带地区最重要的果树之一。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李字[xvii]。上述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也曾出土过郁李或欧李的核仁。从《诗经》的有关记载中桃李并称这一实际情形来看，它是与桃一样受人重视的一种果树。除《召南》、《抑》外，《卫风》还有“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等体现李作为礼物和审美对象的诗句。《王风·丘中有李》则反映了李和麻、麦一样是受人们重视的栽培植物。《小雅·南山有台》中的“北山有李”诗句，似乎也是当时人们在山坡种植李树的佐证。它与桃有相似的生态分布，有大体相当的栽培历史，它很可能也起源于我国的西北和华北。李的野生种现在在我国的西北山区[1]和西南四川的山地都有分布。

战国时期，李是我国北方地区受重视的一种果树。《管子·地员》篇曾记载：“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大约在那一时期，李的育种已有较大的成就。《而雅·释木》中记有“休，无实李”。郭璞注：“一名赵李”。《尔雅》还记载了“痤，椄虑李；驳，赤李”两种李。郭璞认为其中的痤是麦李。从《尔雅》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栽培的李可能不止一种，而且还出现了没有种子的品种。

《春秋运斗枢》记载：“玉衡星散为李”[2]李的名称来源，南宋的《尔雅翼》认为：“李乃木之多子者，故从木、从子”。当然他的这种解释只是聊备一说。后来又有嘉庆子这样的名称。据唐代韦述《两京记》记载：“东都（洛阳）嘉庆坊有美李，人称嘉庆子”这个名称就是因此得来的。

《西京杂记》记载，汉代扩修上林苑的时候，“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其中记载有“李十五：紫李、绿李、黄李……”[3]。说明当时的品种已经非常多了。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记载当时“李类又多，京口有麦李，麦秀时熟，小而甜脆。……姑熟所出南居李，解核如杏子者为佳”。宋代的时候，李出了很多的优良品种，《开宝本草》记载“李类甚多，有绿李、黄李、紫李、生李、水李并堪食，味极甘美。”这里例举的是些优良品种，如绿李、黄李和水李至今仍为人们栽培。《图经本草》中也说：“今处处有之，李之类甚多”。《本草衍义》还记载有一种御李子，说它：“子如樱桃许大，红黄色，先诸李熟”。《东京梦华录》则提到当时市面上有“海红嘉庆子”[4]。看来御李是一种早熟的品种。

在宋代的时候，人们还将桃李进行种间嫁接，冒苏轼之名编写的《格物粗谈》记载：“李接桃，则为李桃”。南宋时期，范成大在其《桂海虞衡志》中记载广西有一种“绵李”，这种李果肉和果核相分离，“味甘美胜常品”。当是一个很优良的品种。

到了明代，李的栽培种类更多。《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记载一种均亭李，“李紫色，极肥大，味甘如蜜，南方之李，此实为最。”李时珍说：“李，绿叶白花，树能耐久，其种近百。其子大者如杯如卵，小者如弹如樱。其味有甘、酸苦涩数种。其色有青、绿、紫、朱、黄、赤、缥绮、胭脂、青皮、紫灰之殊。其形有牛心、马肝、柰李、水李、离核、合核、无核、匾缝之异。其产有武陵、房陵诸李。早则麦李、郁李、四月熟。迟则晚李、冬李，十月、十一月熟。又有季春李，冬花春实也。”[5]可见中国李的红色、紫红、黄色、黄绿的数个品种群皆已形成。

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李属的植物被栽培的还有一些。《诗经·小雅·常棣》有：“常棣之华，鄂不韡韡”；《诗经·豳风·七月》中有“六月食郁及薁”。《尔雅·释木》中有“常棣，棣。”郭璞注：“今山中有棣树，子如樱桃，可食”。在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中曾记有郁李，并说一名爵李。《名医别录》进一步解释郁李道：“一名车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及丘陵”[xviii]。从上面的史料看，常棣和郁很可能是郁李（P. japonica），其果也为人们食用。

李核仁在《名医别录》中记载是一种药物。现在一般用的是郁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