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
——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
李根蟠
提
要：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不但是中国农业史上的重要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唐宋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价。本文批评了中外一些学者在稻麦复种制研究中对唐代估计过高、对宋代估计过低的倾向，对主张长江流域稻麦复种制形成和推广于唐代的各种论据逐一予以辨析，翔实而细致地论证到了宋代（主要是南宋）稻麦复种制才有较大的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江南平原在这一发展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文章还深入讨论了宋代稻麦复种中与冬麦搭配的主要是晚稻还是早稻，唐宋稻作品种主要是晚稻还是早稻的问题，从而解开了导致对宋代稻麦复种估计偏低的认识上的两个"死结"。
关键词：稻麦复种制 长江下游 早稻 晚稻
长江下游[2] 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耕作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前我在一篇题为《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的文章[3]
中探讨过这一问题，限于篇幅，有些问题没有展开，又由于不是刊登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看到的人可能不多。最近我看了一些文章和材料，感到这个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于是有了本文的写作。前文的主旨是批评对唐宋稻麦复种制研究中拔高的倾向；本文在继续反对这种倾向的同时，也批评了低估宋代稻麦复种制发展的倾向。我的基本看法是：认为唐代长江流域稻麦复种制已形成或推广，根据尚不充分；长江下游的稻麦复种到宋代、尤其南宋才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形成一种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长江三角洲在这一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
上篇：唐代长江流域稻麦复种制是否已经形成和推广
中外学术界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长江流域（主要是江南）的稻麦复种制在唐代已经形成并获得推广，李伯重在中外学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证[4]
。鉴于李文基本上归纳和发展了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的各种论证，为了讨论方便，兹根据李文提出的论据辨析如下。
论据一：《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关于南诏境内稻麦复种制的记述[5]
。南诏受内地影响至钜，此复种技术可能是从唐朝统治下的剑南或其他地方传入的；当时的南诏耕具和耕法比较落后，尚可产生稻麦复种，生产水平更高的长江流域地区更有可能实行了。
按，我们迄今没有发现唐代或唐代以前剑南或其他与云南毗邻地区实行稻麦复种的记载，剑南传入说仅仅是一种推测。而且即使是在剑南传入，江南是否实行稻麦复种仍须论证。实际上，云南地区较早实行稻麦复种是由这里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所决定的，不能简单地与江南类比。关于自然条件，韩茂莉论之最详：
云南与江南有着明显不同的雨量季节变化规律。从十一月至四月，云南全区均为干季，这时云量稀少，日照丰富，气温较高，降水不多，从而明显构成干季气候特点。干季的出现，解决了许多水田改旱地而带来的耕作技艺上的麻烦，因而云南人民是有可能率先采用稻麦两熟制的。江南与云南不同的是四季都有雨水的浇淋，从现代气候资料来看，上海秋冬两季降水量占全年总量的34.9%，九江占30.5%，南昌占25.1%，南京30.5%。在这种降水季节分布规律下，由水田转旱地的耕作技艺就要复杂得多，江南人民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才能在生产上实施水旱轮作的制度，因此，江南实行这种耕作方式可能要比云南滞后一些。[6]
这一分析，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关于历史传统，我曾经指出：
为什么稻麦复种制首先发生在这里呢？除气候和自然条件外，还由于这里有种麦的传统。西部民族是我国最早的麦作民，小麦是通过新疆、河湟这一途径传入中原的，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大麦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在距今三千多年的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中，在发现栽培稻的同时发现了麦穗。这里种麦的历史和种稻的历史一样悠久，生息在这里的民族首先把稻和麦这两种作物结合成一种耕作制，是不足为奇的。[7]
由此可见，云南之所以较早实行稻麦复种制，是由特定条件所决定的；根据唐代云南实行稻麦复种推断唐代江南也实行稻麦复种，理由是不充分的。
论据二：《吴郡图经续记》有关于北宋苏州实行稻麦复种的明确记载，北宋去唐未远，且宋元丰以前苏州户口尚不及唐元和时，其生产水平当不会超过中晚唐太远，故唐代苏州也可能实行稻麦复种。
按，这只是一种推论，不足以作为唐代苏州已经实行稻麦复种制的确证。正如李氏自己说的，"宋毕竟非唐，仅作此推证，仍不足以服人"。
论据三：唐诗中的有关记载。如白居易《答白太守行》："去年到郡日（查《白氏长庆集》原文，"日"作"时"），麦穗黄离离。今年去郡日，稻穗白霏霏。"李氏指出：白氏于宝历元年五月五日到苏州任，次年八月离任。在八月扬花的水稻，应在麦收后的六月插秧，这种生产安排若非稻麦复种难以解释。李氏又指出："在元和和乾符之间的宝历时代，苏州每单位面积土地所负载的人口数，不会少于元和时代浙西地区的平均数，亦即每户平均占有耕地的数量，当在18.5亩（约合14.8市亩）以下。在这种人地比例条件下，不实行复种是不行的。"又元稹《竞舟》："年年四五月，茧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写岳州农村情况，把麦熟与插秧联系起来，可见二者当有一定关系。
按，既然苏州的稻麦复种北宋已有明确记载，则其历史追溯到唐代不无可能。但白居易的诗却不能证明这一点。张泽咸已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指出：江南一般小满前后（四月中下旬）收麦，白氏宝历元年五月之所以还看到"麦穗黄离离"的景象，是因为当年闰七月，节气偏晚。又据《白居易集》记载，宝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白氏还在苏州以"前苏州刺史"的身份给"华严经社石"写题记，因此他离开苏州最早也是九月底，而不是李文说的八月[8]
，这时看到"稻花白霏霏"，则这些稻田插秧应已入秋。稻麦复种一般是四五月间麦收后立即耕田插秧，不应拖到七月。因此，白诗描述的现象不可能是稻麦复种[9]
。其实，即使季节上没有矛盾，白诗也不可能成为唐代苏州实行稻麦复种的确证，因为复种是在同一块田上实行的，而白诗是泛指苏州的情况，不是讲发生在同一田块上的事情。不过光指出这一点，辩者还会说：白氏诚然是泛指，但也可能包括了同一田块的情况；张氏的分析则把可能辩解的口子给堵死了。关于元稹的岳州诗，张氏指出这是元稹路过岳州时写的，"全诗40句，只有两句提及'麦秋'和'拔秧'，诗篇赞美贤刺史对那些不事生产争相竞度的人加以节制，这怎么能证明是描写稻麦连作的呢？""岳州不同于苏州，唐宋人的论著包括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等在内，并不见有稻麦复种的记事，甚至在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除洞庭湖岸圩田外，岳阳一般田地也未见有复种，说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岳阳稻麦复种恐怕是望文生义的事。"[10]
论据四：唐代关于官员替代时职田收获物处理办法的变化。李氏指出，职田收获物一般归"耕种时在职者"；开元年间的规定的期限分别是：陆田3月30日，稻田4月30日，麦田9月30日，与粟、稻、麦三大谷物播种期的后限一致。大中元年屯田的奏文引述开元令后说："据今条，其元阙职田，并限六月三十日，宿麦限十二月三十日，以前上者入新人，以后上者入旧人。"这个"今条"，大概是对开元旧令的补充规定。以六月三十日为断的田应是五六月栽插的中晚稻田，以十二月三十日为断的宿麦田，是由于在稻田种麦，使麦类的播种期延后。"因此'今条'所提到的六月三十日为断的田和以十二月三十日为断的田，实即同一块田--一块实行了稻麦复种的田。宣宗对该奏书而发出的诏书明确地提到了'二稔职田'（即一年二熟田），即是指这种稻麦复种田。"而"仅有在长江流域的稻麦复种区，才存在二稔之田"。李氏认为，这是唐代长江流域实行稻麦复种的"更为有力的证据"。
按，这一"证据"，常为主张稻麦复种产生于唐代的学者所援引[11]
，但尚未见到对"稻麦复种产生于唐代"质疑者对此"证据"的正面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论据，我们不能不详加分析。为了讨论的方便，兹把《唐会要》中的有关记载迻录于下：
大中元年十月屯田奏：应内外官请职田，陆田限三月三十日，水田限四月三十日，麦田限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后人；已后上者，入前人。伏以令式之中，并不该闰月，每遇闰月，交替者即公牒纷纭。有司即无定条，莫知所守。伏以公田给使，须准期程，时限未明，实恐遗阙。今请至前件月，遇闰即以十五日为定式，十五日以前上者，入后人；已后上者，入前人。据今条，其元阙职田，并限六月三十日，春麦限三月三十日，宿麦限十二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新人，已后上者，并入旧人。今亦请至前件月，遇闰即以十五日为定式。所冀给受有制，永无诉论。敕曰。五岁再闰，固在不刊；二稔职田，须有定制。自此已后，宜依屯田所奏，永为常式。--唐会要卷
谷物成熟曰"稔"；"二稔职田"应指职田中一年收获两次者。但"二稔职田"是否专指实行稻麦复种制之田，"今条"是否专门为这种"二稔职田"规定的，则大有疑问。李氏引用"今条"时，把"春麦限三月三十日"一语漏掉了[12]
。实际上"今条"规定的是三个期限，而不是两个期限；因而不能与"二稔职田"直接挂钩。"今条"有"并限六月三十日"的规定，为什么要说"并"呢？把"今条"与开元令
对照一下即可发现，"并"是兼指陆田和水田而言的。可见，"六月三十日"的期限並非专指水田，更非专指中晚稻田。"今条"在把陆田和水田合并规定同一期限外，又把麦田分解为两种情况，即种春麦的田和种冬麦（"宿麦"）的田，从而规定了两个期限。
这些规定意味着什么呢？说"今条"是开元令的补充规定大概是正确的[14] ，但需要补充的是什么呢？
从开元令规定的期限看，它主要是根据黄河中下游的情况做出的，如水田的期限是根据北方水稻的播种期制定的，陆田则似乎只考虑了北方早谷子（稙禾）的播种期[15]
。对中原以外的情况，如南方稻作区、西方春麦区的情况，没有充分予以考虑。从开元到大中，一百多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不少变化，经济重心已经逐渐向南方（主要是江南地区）转移，麦作和轮作复种制都有新发展，原来的规定已不完全适应这种情况，因此需要有所补充。"今条"中6月30日的期限，充分照顾了南方稻作区的情况。因为唐代南方（尤其是江南）稻作以晚稻为主[16]
，有的稻田插秧是相当晩的。如杜甫《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云："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云已，引溜加溉灌。"六月份插秧才刚完。张籍《江村行》："南塘水深芦笋齐，下田种稻不作畦。……桑林椹黑蚕再眠，妇姑采桑不向田。江南热旱天气毒，雨中移秧颜色鲜。"插秧时已入炎夏。由于插秧晩，插秧作业可以安排在麦收后进行，有利于实行稻麦复种；不能排除晩插田中已有麦收后复种晚稻的可能性，但不能说这些晚稻田都是由于实行稻麦复种才晩插的。例如有些"下田"，要避开春水，只能种晩插的稻，肯定与稻麦复种无涉。"今条"中6月30日的期限，也充分考虑到旱地（"陆田"）耕作的复杂情况。例如，《齐民要术·种谷第三》就已经指出，有二、三月种的稙禾（早谷子），有四、五月种的穉禾（晩谷子）。而且"岁道宜晚者，五、六月初亦得"[17]
。"今条"分别规定春麦田和冬麦田的期限，反映了麦作的发展和受到重视。3月30日这个期限，可能主要是适用于西部春麦区。12月30日这个期限，则全面考虑了南方麦类生产的情况。江南种冬麦一般在八九月，陈旉《农书》仍然强调"麦经两社"，要求在"八月社前"种麦；实际上冬麦的播种期往往延后，若晚稻收割后复种冬麦更是如此，不过也不至于到十二月。但岭南地区晚稻收获后复种冬麦，冬麦的播种期就可能要到十二月了。
对"今条"作了以上分析以后，让我们回到"二稔职田"的问题上去。唐宣宗对屯田奏文的批示提到的"二稔职田"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它说明当时确实出现了一年可以收获两次的田，反映了唐中叶以后轮作复种制的发展。不过，尽管"今条"所作的规定应该包括了对"二稔职田"这种新情况的考虑在内，但不能说，"今条"是专为"二稔职田"制定的，也不能把"二稔职田"和实行稻麦复种的田等同起来。"二稔职田"这个词，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仅此一见，我们很难对它的性质、范围作进一步的判断。"二稔"诚然指一年中收获两次，但是否年年如此的稳定的一年两熟制，尚有待证明。我们很难说这种"二稔"田有多么普遍。张泽咸说："唐代的'二稔职田'，地无分南北，'二稔'也不限于复种，举凡一年能收两次的如轮作、套种、间作、复种诸方式都包括在内，因此，只以两税与二稔职田以证明唐代江南推行稻麦复种，恐怕不是很妥贴的吧！"[19]
这一意见值得考虑。
论据五：两税法的实行。在引证了"今条"的"二稔职田"后，李氏进一步推断："大致说来，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种植制度（而不是稻麦复种技术本身），稻麦复种至少应在大中以前。确切地说，当在开元与建中之间（713-780）。正是因为这种夏秋两熟的复种制已经形成于长江流域，因此，以长江流域为主要征税地区、以夏秋两征为主要特点的两税法，才能颁布于建中元年，并一直实行下去。"李氏认为，两税法之所以规定"夏税勿过六月，秋税勿过十一月"，是因为"六月份，农民已收上麦，插下秧；十一月份，农民已割完稻，种毕麦"正是封建国家征税的有利时机。"因此，两税法的颁布与施行，正是长江流域稻麦二作制已经形成的反映。"
按，夏秋两征是两税法的特点之一，它是以全国各地麦作有大的发展，以致夏收和秋收一样成为重要的收获季节这一事实为前提的。但不能说，两税法是以稻麦两熟的复种制为基础的。因为两税法中户税是按户赀计征的，地税虽然是按地亩多少计征，但也落实到户，并非一块地一块地地征税，因此不必实行稻麦复种才能实施夏秋两征。两税法是全国性的税收制度，即使长江流域真的普遍实行稻麦复种制，也不可能只根据一个地区的耕作制度制定全国性的赋税制度。就夏秋两征时间的确定而言，也是綜合考虑了全国各地情况的。具体说，夏征最后期限定在六月底，主要照顾了北方情况，因为长江流域一般四月下旬或五月初收麦，黄河流域五月份收麦，北方有些地方更晚一些；秋征最后期限定在十一月底，主要照顾了南方情况，因为黄河流域秋收在七、八月份，长江流域晚稻收割在九、十月份，岭南晚稻收割在十、十一月份。假如稻麦复种确是两税法的基础，这也要以稻麦复种的普遍实行为前提。李氏是先用"二稔职田"论证江南稻麦复种制的普遍性，然后指出这种普遍实行的稻麦复种是两税法的基础，再反过来说两税法的施行是稻麦复种制形成的反映。我们已经分析了用"二稔职田"论证稻麦复种制普遍实行之不可靠，对"两税法反映稻麦复种的形成"这一观点的评议也就不用多费口舌了。近年，李氏提出江南的稻麦复种制即使在宋代也并不普遍[19]
，实际上已经自己否定了以前的观点了。
对于李氏的观点，我们在撰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认真地考虑过，并做出"主张唐代长江下游已普遍实行稻麦两熟制""论据尚嫌不足"的判断[20]
。我在《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中也曾经说过："唐代江南尽管很可能已有稻麦复种，但说那时稻麦复种已获得推广，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基本看法。
注释
[1]
本文承吴承明、游修龄、吴慧、董恺忱、闵宗殿、王曾瑜、叶坦、姜锡东、曾雄生诸先生审阅，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尤其是游修龄先生纠正了初稿中的某些错误，王曾瑜先生提供了资料线索，特此志谢。本文即将
脱稿时，笔者得阅台湾学者梁庚尧先生的大作《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获益良多，并吸收了其中的若干资料和观点，然亦有所讨论。
[2]
本文使用的"长江下游"的概念与广义的"江南"接近，包括宋代行政区域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诸路的全部或大部。这一地区的中心是长江三角洲的太湖地区，亦即江南平原。包括现在的苏南、浙北，过去的苏、松、常、杭、嘉、湖六府。
[3] 刊登在中国农业博物馆内部刊物《古今农业》1989年第1期上。
[4]
李伯重：《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作者的结论是："稻麦复种技术，大约在高宗武后时期，在长江流域少数最发达的地方已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制度，则大約形成于盛唐中唐时代，实行的地域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到晚唐以后，更加进一步扩大。"
本节引李氏观点均出自此文。
[5] 原文是："自曲靖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业水田。……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
[6] 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第213-214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7]
李根蟠：《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古今农业》，1989年第1期。文中还指出："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新疆的吐鲁番。当中原禾麦复种还处于偶发和散在阶段时，那里禾麦复种已经普遍化。《魏书·高昌传》说当地'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在吐鲁番出土的汉晋文书中，亦有关于麦粟两作的明确记载，有的租佃契约规定了夏秋两季交租。吐鲁番自古也是盛产麦类的。由此可见，耕作制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有自然因素，有社会经济因素，其中还包括生产传统和民族习惯，应该联系起来对它们进行综合的考察。"需要补充的是，在制约耕作制发展的诸因素中，还有属于消费范畴的饮食习惯等。
[8]
其实古人已有见及此。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宝历"二年丙午"条下云："公之去苏盖在秋冬之交，有《自问行何迟》诗，除日有《答梦得同发楚州》诗。"见汪立名编《白香山诗集·年谱旧本》。
[9]
水稻从插秧到开花大概两个月左右，由此推断，白居易去苏时所见之稻插秧已届初秋，张氏疑为双季稻的晚稻。按，宋代江南少量的双季稻是可能存在的。《宝祐琴川志》载有"乌口稻"，是"再莳晚熟"的品种。此品种又见于明黄省曾《稻品》和清道光《苏州府志》；后者称它"晚熟，秋初亦可莳，以备潦余补种，下品也"。
[10]
张泽咸：《中国魏晋隋唐时期粮食作物的复种及其他》，《高敏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张氏又说："关于人口密集问题，《新唐书·地理志》记唐代320余直属州中，苏州人口数位居全国第32位，岳州是第183位，说苏州岳州的人口密集而发展复种，说服力恐怕不够强。"
[11] 例如吴存浩《中国农业史》就主要以此为据论证稻麦复种产生于唐代，参见该书的第673页，警官学校出版社，1996年。
[12] 吴存浩《中国农业史》也沿用了李氏的这一错误。
[13]
所谓"开元令"是指开元七年和开元二十五年对职分田收获物归属的交接断限的规定，上引《唐会要》文开头对陆田、水田、麦田断限的规定即属开元令的内容。此外，《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注，《通典·食货二·田制下》、《通典·职官十七职田公廨田》、《册府元龟·邦计部·俸禄》等，都记载了有关内容。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田令"部分比较全面地搜集和整理了有关记述。
[14] "今条"是针对"元阙职田"的，"阙"通"缺"，"元阙职田"似指对职田中原本没有考虑到的情况的补充规定。
[15]
《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种者为中时，四月中旬种者为下时。"《齐民要术·种谷第三》："二月、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五月种者为下时。"
[16]
李文说："据这个规定，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南方水稻尚以一年一作为主，而且多为早稻，故在四月底以前已将稻田耕种完毕。"事实上，唐代南方稻作是以晚稻为主的（本篇第四节还将详论），有的插秧较晩，四月底以前已种稻完毕是北方情形。
[17]
夏谷子可以在麦收后播种，现在一般要在阳历6月15日左右播种，最晚可至7月1日。如果这和"今条"6月30日这个期限不是巧合，那么，这个期限可能意味着北方禾麦复种的发展。唐代关中已有禾（粟）收获后种麦的记载；不过，迄今还没有发现麦收后种禾--夏谷子的记载。
[18] 张泽咸：《中国魏晋隋唐时期粮食作物的复种及其他》。
[19] 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二》，《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
[20]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341页注②，农业出版社，1989年。
下篇：如何估价宋代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发展
宋代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比前代有所发展，这大概没人反对，但发展程度如何，中外学者估计很不一致。近来，这一问题的讨论已和对宋代农业发展的总体估计联系在一起[1]
。需要辨析的问题是：宋代，尤其是南宋长江下游的稻麦复种是否已形成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稳定的耕作制度，从而使中国复种制度的发展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宋代与冬麦复种的是早稻还是晚稻？唐宋江南稻作以早稻为主还是以晚稻为主？如何估计宋代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制的推广程度等。下面，我们分别进行一些探讨。
一、 宋代稻麦复种的发展简况
江南稻麦复种最早的明确记载见于《吴郡图经续记》和《吴郡志》引述的赵霖奏。它们反映的都是北宋神宗时吴郡的情况。这些记载表明，宋代苏南稻麦复种确实出现了，已不是零星的现象，但它的实行仍受人力、土宜条件的制约，不能说已经普及了。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淮南东路的泰州（详后表）。事实上，北宋时代江南种麦并不普遍，苏东坡甚至有"浙中无麦"之说[2]
。类似的议论延续到南宋初年[3]
。江南冬麦和稻麦复种较大的发展是在南宋时期。由于两宋之际习惯面食的北方人大批流寓江南，麦价陡涨，加上当时租佃农民若实行稻麦复种，可以只纳秋课，不交麦租，在这样刺激之下，人们"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4]
。这些"春稼"，显然包括与水稻复种的冬麦。南宋有关稻麦复种的记载明显多了起来。王曾瑜曾搜集有关记载论证稻麦复种制在南宋时的长江流域已"处于稳定的成熟的发展阶段"[5]
。兹根据王文的例证并补充其他资料列表如下（按：因表格形式上网受到限制，兹把该表格转换成文字）：
宋代稻麦复种资料表
材料1：
时间：熙宁四年（1071年）
地点：两浙西路吴郡昆山
内容：熙宁四年大水，众田皆没，独长洲尤甚，昆山陈新、顾晏、淘湛数家之圩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此亦筑岸之验。
出处：范成大《吴郡志》卷19引赵霖奏
说明：吴郡包括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5邑，是现在的苏南一带。冬麦与水稻复种的技术前提之一是水田的排水，质量较好的圩田可排可灌，具备实行稻麦复种的条件，故能做到稻麦两熟。
材料2：
时间：元丰（1078-1085年）年间
地点：两浙西路吴郡
内容：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其名品甚繁。农夫隨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此种焉。
出处：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1084年）卷上
材料3：
时间：绍圣（1094--1098年）初
地点：淮南东路泰州
内容：谪守海陵，逮麦禾之两熟
出处：陆佃《陶山集》卷13《海州到任谢二府启》
说明：陆佃于北宋哲宗绍圣（1094-1097年）初谪泰州，旋改海州，文中海陵即属泰州（今江苏泰州），均为淮南东路地。北宋时淮南各州经济发达，水田占耕地十分之五六，宋人诗文中常见对当地稻花陂水的描写。参见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第78-79页，第218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尤其是海陵，是有名的粮仓，宋人有"吴地海陵之仓，天下莫及"（苏籀《双溪集》卷9《务农劄子》）之说。这里"麦禾两熟"的"禾"应指水稻。
材料4：
时间：建炎（1127-1130年）之后
地点：江、浙、湖、湘、闽、广
内容：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出处：庄绰《鸡肋编》卷上
说明：庄绰，生卒年不详，他经历了北宋和南宋初期的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五朝，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鸡肋编》成书于绍兴年间，作者根据他的亲见亲闻记述和保留了宋代珍贵的历史资料。表引材料不但记述了南宋初年麦作的推广，而且反映了稻麦复种的发展；"种麦之利，独归客户"，是指佃户在租种地主的稻田中所种麦子归佃户所有，这种麦子显然是与水稻复种的。南宋政府为鼓励种麦实行的这种优惠政策，确是延续下来了。例如黄震《咸淳七年（1271年）中秋劝种麦文》说："唯是种麦，不用还租，种得一石是一石，种得十石是十石。"（《黄氏日钞》卷78）方大琮《将邑丙戍（宝庆二年，1226年）秋劝种麦》说："故禾则主佃分之，而麦则农专其利。"（《铁庵集》卷30）元初方回在《续古今考》中谈到宋末情形："今民贫耕主家田，田佃户率中分……大小谷麻粟豆不等，惟种麦、荞麦则佃户自得。"（该书卷18"附论秦力役三十倍于古……"）这种政策的制定和延续是与稻麦复种的推广相表里的。
材料5：
时间：南宋初年
地点：长江下游地区：淮南东路扬州或位处两浙西路的杭州
内容：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
出处：陈旉《农书》（1149年）卷上《耕耨之宜篇》
说明：陈旉自称"西山隐居全真子"，"躬耕西山"，以七十四岁高龄携农书至仪征访真州知府洪兴祖，其躬耕之地当在附近，推断是扬州西山；也有人因南宋淮南屡被金兵骚扰，难以安居写书，从而推断陈旉所居是杭州西山。前者属淮南东路，后者处两浙西路。农书写成于绍兴十七年（1149年），其内容当系较长时期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主要反映长江下游、尤其当地的丘陵山区的农业生产情况。
材料6：
时间：绍兴初（1131-1138年之间）
地点：江南东路
内容：……粗已耕垦，趁种早禾了当，唯有二麦收刈后，合重行耕犁，再种晩禾。今已将毕，约于六月终周遍。
出处：叶梦得《石林奏议》卷11《奏措置买牛租赁与民耕种利害状》
说明：绍兴八年至十三年（1138-1143年），叶梦得再度任江南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其间，淮西、江东牛疫，叶梦得奉旨措置买牛租赁与民耕种，他在奏书中谈到采取各种措施以后江东路的农作情况，奏文应写于五月，其时早稻已插完，麦收和插晚稻也将要完成。
材料7：
时间：绍兴年间
地点：淮南西路庐州（今合肥）
内容：土豪大姓、诸色人就耕淮南，开垦荒闲田地归官庄者，岁收谷麦两熟，欲只理一熟。如稻田又种麦，仍只理稻，其麦佃户得收。
出处：《宋会要》食货63之117
说明：这是绍兴十六年（1146年）淮南庐州知府吴逵的奏文。他讲的情况在淮南应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材料8：
时间：南宋初
地点：两浙西路的杭州或两浙东路金华
内容：雨余乾鹊报新晴，晓风清。……麦垅黄云堆万顷，收刈处，有人耕。
出处：曹冠《燕喜词》《江神子·南园》
说明：曹冠，南宋婺州东阳（今浙江金华）人，活动在高宗、孝宗朝，曾被秦桧延为诸孙师。该诗的地点未详，可能是杭州或金华。诗中写到麦收后马上耕田，无疑是为了复种晚稻；这和杨万里诗"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描写的是同一情景。
材料9：
时间：南宋初
地点：两浙西路嘉兴
内容：晚禾未割云样黄，荞麦花开雪能白，田家秋日胜春时，原隰高低分景色。……牧童牧童罢吹笛，领牛下山急归吃，菜本未移麦未种，尔与耕牛闲未得。
出处：许纶《涉斋集》卷4《田家秋日词》
说明：许纶，嘉禾（两浙西路嘉兴府）人，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该诗描述在晚稻黄熟待割的秋日，田家呼唤牧童赶快领牛回家，以便饲牛备耕，因为晚稻收割后马上就要移菜种麦了--这正是晚稻与冬菜或冬麦复种的情景。诗中谈到的荞麦则可能是早稻收获后种植的。
材料10：
时间：乾道四年（1168年）左右
地点：两浙东路台州
内容：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晩禾亦云竟，冬菜碧相连。收割不闲手，垄亩无空阡。家畜千指客，始知有丰年。
出处：曹勋《松隐文集》卷21《山居杂诗》
说明：曹勋（1098-1174年），河南阳翟人。《山居杂诗》是其晚年的作品，诗中有"休宦伏畎亩，农事未历览"，"吾年今七十，非杖或能行，食罢散步武，欲与跛鼈争"等句，老态龙钟的形象跃然纸上。以此推断，该诗写于1168年左右。诗中反映的地区不可能是河南，因为当地的气候和耕作习惯不可能实行稻麦复种。《山居杂诗》中有"年来则知喜，岁歌颇不鉴。螟蜮则曰蠖，不实乃言冇"句，自注："台州方言禾黍不实曰冇，音喊上声。"当地村民庆丰收时唱的歌，作者有些听不大懂，故特在诗中记述并注明这些方言的含义。曹勋在孝宗朝曾以三朝元老加太尉、提举皇城司、开府仪同三司，因河南已沦于金兵，故在台州置有山庄别墅，晚年休官后在此闲养，《山居杂诗》应写于此。
材料11：
时间：乾道七年（1171年）
地点：江浙一带/近日雨暘尤好，麦已登场，稻亦下种矣。
出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0载宋孝宗语
说明：引自王曾瑜《宋代的复种制度》，王氏认为，孝宗说的应是江浙一带的情况。
材料12：
时间：乾道八年（1172年）
地点：两浙西路吴郡
内容：梅花开时我种麦，桃李花飞麦丛碧。多病经旬不出门，东陂已作黄云色。腰镰刈熟趁晴归，明朝雨来麦沾泥。犁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麨。
出处：范成大《石湖诗集》卷11《刈麦行》。
说明：诗中"梅花开时我种麦"不大好理解，因为梅花开花在腊月或早春，腊月种冬麦显然太晚，我曾疑为顶凌播种春麦。后游修龄先生的来信释我疑团，信中指出："范成大诗之'梅花'是可疑的，'桃李花飞麦丛碧'是阳历四月，这是去年秋播麦的生长情况。若是春播麦，没有经历冬季冷冻期(即春化作用)，是不会抽穗开花结实的。……即使梅花时节春播可以结实，那将迟至阳历六月以后才收获，哪有在六月底、七月初才犁田种晚稻的？我以为'梅'当是'菊'之误，则可以通解。但我不敢随便攺古人诗的误传误刻。"又，承曾雄生告我，他看到的一个版本"梅花"作"黄花"，与游先生推测正相吻合。在诗集中，该诗前后诗均为壬辰年（乾道八年，1172年）作品，推断本诗亦写于此年。
材料13：
时间：乾道（1165-1173年）年间
地点：四川地区
内容：四川田土无不种麦，今岁气候颇早，大麦约三月半间收获，小麦须至四月初间方熟。
出处：汪应辰《文定集》卷4《御札再问蜀中旱歉》
说明：汪应辰乾道年间（1165-1173年）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王曾瑜说："所谓'四川田土无不种麦'，当然也包括水田种麦、稻麦复种制在内的。"
材料14：
时间：南宋中期
地点：淮南西路？
内容：1、秧欲雨，麦欲晴，补疮割肉望两熟，家家昂首心征营。
2、麦上场，蚕出筐，此时只有田家忙。半月天晴一夜雨，前日麦地皆青秧。
出处：陈造《江湖长翁文集》卷9《田家叹》、《田家谣》
说明：陈造（1133-1203年），高邮人，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进土，官至淮南西路安抚司参议，自号江湖长翁。《田家叹》写麦子黄熟，也正是晚稻育秧之时，它们对雨暘有不同要求，农民则在这种矛盾中冀求两熟。《田家谣》写趁晴收麦后紧接着趁雨插秧，以致"前日麦地皆青秧"；只有实行稻麦复种，才要这样抓紧农事季节。
材料15：
时间：淳熙六年（1179年）
地点：两浙东路衢州/黄云割露几肩归，紫玉炊香一饭肥。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
内容：杨万里《诚斋集》卷13《西归集·江山道中蚕麦大熟》
材料16：
时间：淳熙十三年（1186）
地点：两浙西路吴郡
内容：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
出处：范成大《石湖诗集》卷27《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
说明：范氏《石湖诗集》卷26《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云："一庵湿蛰似龟藏，深夏暄寒未可常。昨日蒙絺今挟纩，莫嗔门外有炎凉。梅黄时节怯衣单，五月江吴麦秀寒。香篆吐云生暖热，从敎窓外雨漫漫。梅霖倾泻九河翻，百渎交流海面寛。良苦吴农田下湿，年年披絮插秧寒（昆山农人梅雨时着毳絮以耘秧，歳以为常）。"描述的是同一现象，这里的"麦秀"指小麦黄熟，紧接着讲的"插秧"当然是在收获后的麦田进行的。
材料17：
时间：绍熙元年（1190年）
地点：两浙西路吴郡
内容：树围平野合，水隔别村孤。……小麦田田种，杨柳岸岸栽。……乱港交穿市，高桥过得桅。
出处：杨万里《诚斋集》卷28《朝天续集·过平望》
说明：这是作者绍熙元年（1190年）路过平望镇所作。平望镇在吴郡吴江县西南运河西岸，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故作者看到"树围平野合，水隔别村孤"、"杨柳岸岸栽……乱港交穿市"的景色。时值冬季，秋播的麦子已经出苗，故诗中有"麦苗染不就"句。"小麦田田种"，则亟言种麦之广；这些"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部分也应是稻田，而且多为低田。
材料18：
时间：绍熙二年（1191年）
地点：江南东路建康府
内容：金陵六月晓犹寒，近北天时较少暄……九郡报来都雨足，插秧收麦喜村村。
出处：杨万里《诚斋集》卷31《江东集·夏日杂兴》
说明：该诗作于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当时杨万里出任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作者在建康等地修圩筑堤，发展水利，著名的《圩丁词十解》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时江东路辖两府（建康府、宁国府）、五州（徽州、池州、信州、饶州、太平州）和两军（南康军、广德军），故称"九郡"。现实农业生产的顺序是收麦插秧，为了符合诗词格律而倒置为"插秧收麦"（《景定建康志》卷37载此诗作"播秧收麦"）；"九郡"之内"喜村村"，则表明这种稻麦复种的方式相当普遍。
材料19：
时间：绍熙（1190-1194年）年间
地点：两浙西路湖州
内容：腰镰刈晩禾，荷锄种新麦。田家竟作苦，羔豕劳岁夕。
出处：虞俦《尊白堂集》卷1《和姜总管喜民间种麦》。
说明：虞俦，宁国人，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知湖州，推行荒政，全活甚众。该诗可能是作者在湖州任内所作。其中明确谈到晚稻收割后种麦的情况。《尊白堂集》又有《喜雨》（卷1）："梅雨知时节，农家喜若何。积薪蚕下箔，锄水稻分窠。绿有笋成竹，黄无麦作蛾。"《五月四日过西山道院田间记老农语》（卷4）："老尽吾蚕桑自绿，化残胡蝶麦犹黄，迎梅已过三旬雨，秧稻初齐五月凉……"两诗都描述了初夏时节水稻趁梅雨插秧，已经黄熟收割的麦子的残粒却在梅雨天气中化作飞蛾，反映麦收后复种晚稻的情景。这两则材料可与陈造的《田家叹》相互参照，可以看出南宋初赵鼎所说的"大抵江浙须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种麦"的情形，已有很大改变。
材料20：
时间：绍熙年间（1190-1194年）
地点：两浙西路华亭（松江）
内容：今华亭稼穑之利，田宜麦禾，陆宜麻豆，其在嘉禾之邑又最腴者也。
出处：杨潜：《绍熙云间志》
说明：此据《委宛藏书》。杨潜，南宋人。"云间"即华亭县，今之松江，元代置华亭府，旋改称松江府。《云间志》成书于绍熙四年（1193年）。"田宜麦禾"与"陆宜麻豆"并提，前者指水田，后者指旱地。水田种麦，应是与水稻复种。
材料21：
时间：绍熙前后
地点：浙西吴郡
内容1、小麦连湖熟……妇姑插秧归……
2、麦地宜秧谷
出处：周南《山房集》卷1《山家》、《山居》
说明：周南，吴郡人，绍熙元年（1190年）进士，著有《山居集》。该诗反映的应是其家居时看到家乡的情况。
材料22：
时间：嘉定（1208-1224年）年间
地点：浙西太湖平原
内容：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
出处：吴泳《鹤林集》卷39《兴隆府劝农文》
说明：吴泳，嘉定二年（1210年）进士，长期在南宋中央政府任职，后以中央官员身份出任地方官。兴隆府（今南昌，时属江南西路）劝农文可能写于端平年间（1234-1236年）。文中对吴中与豫章的农业生产情况作了比较。吴中泛指太湖地区。
材料23：
时间：咸淳7年、8年（1271年、1272年）
地点：江南西路抚州
内容：1、每年春夏之间，旧谷既尽，新谷未种，天特生麦以济缺乏，使尔人民吃此麦饭，种此禾稻，循环接续，常得饱足。……
2、收麦在四月，种禾在五月初，不因麦迟了种禾。
出处：黄震《黄氏日钞》卷78《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咸淳八年中秋劝种麦文》
说明：黄震（1213--？年），浙东慈溪人，宝祐进士，他的仕宦生涯是从担任吴县（今苏州）尉开始的，后权知华亭县（松江）、长洲县（今苏州，近代并入吴县），均属江南平原。可见他在江西抚州劝农时所依据的，主要还是在江南平原做官时获得的经验。
材料24：
时间：绍熙庆元间（1194或1195年）
地点：两浙东路山阴
内容：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
出处：陆游《剑南诗稿》卷27《五月一日作》
说明：陆游，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名爱国诗人。绍熙三年（1192年）致仕，赋闲在家，该诗应写于这一期间，作者已经年届七十。
材料25：
时间：淳熙十年（1183年）
地点：荊湖北路鄂州
内容：蚕沙麦种，四月收贮……月建在午（五月），秧苗入土。
出处：罗愿《罗鄂州小集》卷1《鄂州劝农》
说明：罗愿，徽州歙县人，乾道二年（1166年）进士。淳熙年间知鄂州（今湖北武汉），有治绩，卒于官。古诗《鄂州劝农》以四言诗的形式叙述一年四季农业生产的安排，其适应范围当不以鄂州为限。
材料26：
时间：南宋晚期
地点：长江下游地区
内容：今禾既登场，所至告稔……乃季秋以来，雨不时至，高田之麦，欲种而无水以耕；下田之麦，已种而无水以溉，此农夫之所甚忧。
出处：真德秀《西山文集》卷52《诸庙祈雨祝文》
说明：真德秀（1178-1235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庆元进士，历任江东转运副使，知泉州、潭州、福州。该文具体写于何时何地，未详。但不出南宋晚期和长江下游的范围。文中所说的麦子，无论高田、下田，巳种、未种，都是在水稻收获后复种的。早在早期淳熙年间，朱熹巡视浙东地区灾情时，谈到绍兴府灾情特别严重，存粮维持不到新麦登场，而"下田之麦，亦有遭雨浸损去处，已无复食新之望"（《晦庵集》卷17《乞给降官会等事仍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秋苗丁钱并行住催状》）。均说明宋代与水稻复种的麦子不但种在高田，也种在低田。
材料27：
时间：南宋末
地点：泛指南宋各地
内容：后世大水大旱，田全无收……民间不敢报水旱者有之。假如报官，水则不敢车戽，旱则不敢翻耕，或以存所浸之水，或以留旱苗之根，查以待官府差吏核实，则秋冬不敢种麦，而来年失种矣。
出处：方回《续古今考》卷19《附论汉文帝复田租不及无田之民》
说明：方回（1227-1307年），宋末元初人徽州歙县人。文中分析了当时民间不敢呈报受灾情况的原因，是怕因需要保留受灾现场待官核实而影响秋冬种麦。这些原来必定是种有水稻等作物的，否则谈不上受灾，可见冬麦是与水稻等作物复种的，而且有一定的普遍性。（《朱文公文集》卷21《乞赈粜赈济合行五事状》谈到绍兴府受灾，有人"状诉检放秋苗不尽不实"，朱熹调查以后称："本府诸县检放委有不实去处，但今田土多是巳种二麦，及为饥民采取鳬茈，锄掘殆遍，无复禾稻根查可见荒熟分数。"这里谈到原来种"秋苗"的田土（大部分当为稻田）普遍种上二麦，虽然是受灾以后的情况，但在正常年景下，"秋苗"收后种麦的也不应鲜见。--2002年6月22日补记。）
材料28：
时间：未详
地点：广南东路潮州
内容：秋成之后为园，若田半值大小麦，踰岁而后熟，盖亦于一熟者种耳。
出处：《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引《三阳志》
说明：该材料转引自梁庚尧《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载《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4期，2001年6月。梁氏指出："所谓'盖亦于一熟者种耳'，应指潮州的稻作有每年两熟的情形，两熟的稻田即无必要轮作麦类。"从这一记载看，当时潮州既有双季稻，也有稻麦复种制。
上表收集的材料虽然还不全面，但已能反映宋代稻麦复种制发展的大势。表中收录材料28则，材料14、21和23实际上各包含两则材料，材料4、19、26的注中分别补充了3、2、1则材料以资参证，因为它们反映的是同时同地的事或同类的事，所以归并在一起。28则材料中，属于北宋时代的3则，涉及两浙西路（苏州）的两则（材料1、2），涉及淮南东路（泰州）的一则（材料3），均在长江下游的范围内。属于南宋时代的25则，涉及的地区有长江下游的两浙西路、两浙东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和长江中游的荆湖北路（鄂州），长江上游的四川，韩江流域的广南东路（潮州）；其中属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占了21则。
就其反映稻麦复种的明确程度看，上述材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地明确地谈及稻麦复种，多数属于这一类，如材料1、2、3、4、5、6、7、9、10、12、14、15、16、17、18、19、21、23、26、27、28，情况很清楚，毋庸辞费；另一类没有直接谈及稻麦复种，但从它描述的情况分析，应该是稻麦复种或包含稻麦复种，材料8、11、13、20、22、24、25属于这一类。如陆游诗"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虽然没有直接说麦收后种稻，但从诗中描述收麦与分秧的密切联系及其普遍性看，应该包含了稻麦复种在内。宋代诗词中把麦和秧联系在一起的描写相当多，一定程度上也是稻麦复种的反映[6]
。又，赵鼎《泊柴家湾风物宛如北上》："雨过平田陇麦青，春深桑柘暖烟生。"[7]
这些种在"平田"中的麦恐怕起码有一部分是与水稻复种的吧。但由于尚欠明确，我们没有把它们列进表中。
应该指出，南宋稻麦复种制的发展是与麦作的推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麦作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大量北方移民引起的饮食习惯的变化以及对麦类需求的相应增长，另一方面来自南宋政府的大力推广和相关的优惠政策。表引庄绰《鸡肋编》的记述已透露了有关信息。南宋皇帝推广种麦的诏令，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三次[8]
。长江下游以水稻生产为主，水田多，旱地少，麦作扩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平原发展，向水田发展，必然要走稻麦复种的道路。吴泳在温州劝农时说"古之劝农者一（按指劝种稻），今之劝农者二（按指既劝种稻又劝种麦）"，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向也涂泥之地，宜种粳稻，罕种麰麦，今则弥村布垄，其苗幪幪，无不种之麦矣。"[9]
这些涂泥宜稻之地种麦，自然是要与水稻复种了。表引黄震在抚州的《劝种麦文》，其中讲到天下皆种麦，江西十州也都种麦，唯独抚州不种麦，虽其抑扬意在劝导，亦见南宋种麦之广。他宣传种麦的好处是稻麦复种、"循环接续"，而农民可全获种麦之利，说明稻麦复种是推广麦作的题中应有之义。针对部分地主对推广麦作的疑虑[10]
，他大谈"主佃相依"，种麦在季节上不妨碍种稻的道理后说："纵使田土不愿多种，抚州无限山坡高地，又因何不种了？"可见，南宋麦作的推广主要是在水田里与水稻复种，其次才考虑开荒种麦。因此，从南宋时代麦作的扩展中也可以折射出稻麦复种制的发展。[11]
总之，南宋时代的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已经不是偶发的零散的现象，而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一种耕作制度了。
中国的复种起源很早，但在很长时期内，它或者只是零星和散在的现象，或者只是存在于个别部门和个别地区中。就部门而言，蔬菜种植中较早实行复种，见于《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齐民要术》还记载了禾谷类与绿肥作物的复种，但最有实质的经济意义的是粮食作物复种制，却告阙如[12]
。从地区看，南方由于气候比较温暖，具有发展复种制的优越的条件，岭南的双季稻、云南的稻麦复种制，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粟麦复种制，出现都相当早，但它们对全国的农业经济影响不大。长江下游地区的稻麦复种制则不然，它不仅是主要粮食作物的复种制，而且发生在全国经济重心所在的地区，因而对全国农业经济发生重大影响、标志着复种制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对宋代复种制度的发展，既不宜拔高，也不宜低估。有的学者把唐代复种制的发展估计过高，明清的发展也估计较高，宋代的发展却估计较低，顶多是唐代发展的一种延续，这样，唐宋至明清的稻麦复种制发展曲线似乎成了两头高中间低的倒马鞍形。实际上，宋代稻麦复种制的发展大大超越了唐代，形成中国历史上复种制度发展中的第一个高峰。
注释
[1]
近年，李伯重引人注目地连续撰文批评宋代"农业革命"说，其中涉及对宋代稻麦复种实行程度的估计。这些文章是："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一至四：《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变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分别刊载于《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1998年第1、2、3期；《"革命"乎？"虚像"乎？--宋代江南农业的时空变化》，《九州》第2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2] 《杭州上执政书二首》，《苏东坡全集·后集》。
[3]
南宋初的赵鼎说："大抵江浙须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种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0"绍兴六年四月壬子"）董煟也说："今江浙水田种麦不广。"（《救荒活民书》卷2《义仓》）董煟是绍煕五年（1194）进士，巳接近南宋中期。董氏强调冬麦的救荒作用，期望麦作有更大的推广。他所谓"水田种麦不广"是相对于水稻而言的，带有比较性和期望性，参见梁庚尧《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的分析（载《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4期第22页，2001年6月）。
[4] 庄绰《鸡肋编》卷上。
[5] 王曾瑜：《宋代的复种制》，《平准学刊》第3辑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本文的写作请教了王曾瑜先生，并参阅和利用了此文。
[6]
如范成大《寺庄》："大麦成苞小麦深，秧田水满绿浮针。"陆游《丰年行》："稻陂正满緑針密，麦陇无边黄云平。"方岳《农谣》："春雨初晴水拍堤，村南村北鹁鸪啼。含风宿麦青相接，刺水柔秧绿未齐。""小麦青青大麦黄，护田沙径绕羊肠。秋畦岸岸水初饱，尘甑家家饭已香。"
孙觌《分宜道中》："老牯挽犁泥没膝，剡剡青挟针水出，大麦登场小麦黄，桑柘叶大蚕满筐。"洪咨夔《沁园春·寿淮东制置》："麦摇熏吹，黄迷断垄，秧涵朝雨，绿遍平畴。"黄机《诉衷情·宿琴圻江上》："秧田车水，麦陇腰镰，总是关心。"
等等。
[7] 《忠正德文集》卷5。
[8] 孝宗隆兴七年、淳熙七年、宁宗嘉定八年；分别见于《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卷39《宁宗本纪》。
[9] 吴泳：《鹤林集》卷39《温州劝农文》。
[10] 根据政府规定，南宋佃农在稻田种麦不用上租，收成全归佃户，地主认为这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又怕稻田种麦消耗地力，所以对推广种麦采取消极态度。
[11]
关于南宋麦作的推广，可参见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第八章第三节第一小节"小麦的推广及其地理分布"，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韩著指出：南宋时小麦的种植范围逐渐由原来的坡地、旱地、高亢冈地扩展到平原地带；北宋时期被一些人目为"无麦"或"少麦"的两浙地区，南宋时州州种麦。
[12]
在北方，要发展复种制，冬麦处于枢纽的地位。但从《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到《齐民要术》都强调种麦的田夏天要"暵地"。例如，《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明确指出："大小麦皆须五六月暵地"，因为"不暵地而种者，其收倍薄"。由于麦类需水量较大，在北方一般安排在比较潮湿的"下地"，因此需要在夏天翻耕曝晒（"暵地"）。麦地必须在五六月份翻耕曝晒，这种情况决定了冬麦一般不可能与其他禾谷类作物复种。
二、陈旉《农书》对复种制度的有关论述
南宋时代，以长江下游地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为标志的复种制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农学中已有所反映。陈旉《农书》不但记载了稻麦复种等技术方法，而且在理论上有所总结。"六种之宜篇"云：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
这里讲的是按时宜安排种植次序，在作物可以生长的季节中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之"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其中就包括稻麦复种在内。这是对当时以稻麦复种为代表的复种轮作等农业生产经验崭新的理论概括，在中国农学史上是空前的。《吕氏春秋》、《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都没有谈大田复种问题，唯有陈旉《农书》谈了这个问题，并概括出精彩的理论。这是耕作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陈旉虽然对稻麦复种等新鲜经验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总结，但他总结的技术仍然带有一定地区的和时代的局限性。
从复种的内容看，当时复种的主茬可能是收获较早的晚稻（关于这一问题，下文还要作比较详细的论述）。此外，其他的旱作物也可能作为前茬；据"六种之宜篇"所述，麻枲（正月种，五、六月收获）、粟（二月种，七月收获）、早油麻（三月种，七月收获）、早豆（四月种，七月收获）收获以后都可能再种一季庄稼。后作则是"豆麦蔬茹"，并不完全是麦类。从"六种之宜篇"看，所谓"蔬茹"，主要可能是是萝蔔和菘菜。这种情况在其他材料中也有反映，如曹勋《山居杂咏》："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晩禾亦云竟，冬菜碧相连。"讲的是冬麦收获后种晚稻，晚稻收获后种冬菜。总之，不是每年都刈稻种麦，不是严格的"稻-麦"一年两熟制。
从复种的范围看，陈旉《农书·耕耨之宜篇》提到各类土地耕作方法："平坡易野"耕翻后冬浸；"山川原隰多寒"之地，冬耕晒垡；"晚田"冬闲，准备春耕；只有"早田"才在收获后复种。可见，当时只有一部分土地种植越冬作物。
从水改旱的技术措施看，陈旉《农书》指出这种复种制的好处是："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按指免去明年的春耕工夫）；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把"熟土壤而肥沃之"放在首位，可见作者对水旱轮作培肥土壤的作用有相当深入的认识。但是，水改旱如何进行？陈旉只提到"耕治晒暴，加粪壅培"，没有提到后来广泛采用的起垄开沟等技术措施。如果是"低田"种麦，光是"耕治晒暴，加粪壅培"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陈旉《农书》用作复种的"早田"，应是一种地势较高的田。它基本上没有接触和反映"低田"水改旱的技术，这是陈旉《农书》的局限性之一。
总之，陈旉《农书》不但记载了当时大田复种的方式，而且从理论上作了概括，这在中国农学史上是空前的，是复种制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但陈旉《农书》所载仍属稻麦复种制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没有充分反映低田稻麦复种的技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 宋代与冬麦复种的是早稻还是晚稻？
陈旉《农书》的"早田"指什么？有的学者把"早田"等同于"早稻田"或"早稻"，据此判断宋代稻麦复种中与麦类复种的是早稻，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划分稻麦复种的发展阶段。如日本学者北田英人提出宋代江南的"旧二作制"是早稻与冬麦复种，种在高田；明清的"新二作制"是晚稻与冬麦复种，种在低田[1]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也把从早稻与冬麦复种转变为晚稻与冬麦复种作为明清时代太湖地区稻麦复种进入新阶段的标志[2]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其实，在稻麦复种中，早稻是很难与冬麦搭配的。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大体是按成熟期区分的。由于各地气候不同，所据历法也不完全一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不过也有某些共同点或相似点，大体说来：早稻六月或七月成熟，以七月成熟的较多[3]
；晚稻九月乃至十月收获，早熟的可在八月收获。兹略举数例：
早禾收以六月，中禾收以七月，晚禾收以八月。（《宋会要》"食货"58之24）
大率西昌俗以立春、芒种节种[4] ，小暑、大暑节（六月）刈为早稻；清明（三月上旬）节种，寒露、霜降节（九月）刈为晚稻。（曾安止：《禾谱》）
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沈括：《梦溪笔谈》卷26）
明之谷，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早禾以立秋（农历七月初）成，中禾以处暑（农历七月底）成，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绍定《四明志》）
由于当时的中稻实际上是成熟较晚的早稻，所以有的人仅作早晚稻的区分，把中稻归为早稻一类了[5]
。宋代水稻的生育期一般偏长，若按北宋曾安止《禾谱》所载，水稻的全生育期，早稻为150-165天，晚稻为180-200天。陈旉《农书》说："高田早稻[6]
，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亦大体一致[7]
。我们取其最低标准--姑把早稻生育期设为五个月。若收获期为七月下旬，则播种期应在二月下旬（春分）；当时育秧期较长，设为一个半月或更长些，则四月上旬或中旬就要开始插秧了。宋陆游《代乡邻作插秧歌》说："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讲的也是早稻。当时的长江流域大扺八九月种麦，次年四月中下旬（即小满前后）收获，所以黄震说"收麦在四月"（材料23），嘉泰《会稽志》说早熟的小麦在小满前可以收获；但也有迟至五月收获的，如范成大说"五月江吴麦秀寒"（材料16）。早稻收获后种植冬麦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稻麦复种最紧张是收麦插秧季节，麦收后插早稻，除了早熟的大麦（三月下旬即可收获），季节上是安排不下来的。由于看到了早稻与冬麦大田生长期重合给复种带来的困难，日本学者大泽正昭设想宋代有一些大田生长期非常短促（如一个半月）的早稻品种与冬麦复种[8]
。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载有黄绿谷，芒种节（五月上旬）后种，"自下种至收刈，不过六七十日"，还不到半月，属于大泽氏所说的水稻类型。从季节上看，安排与冬麦复种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当时一般是用于在春水过后的湖滩地抢种一茬，"亦以避水溢之患也"；是否用于与冬麦复种未详。宋代还有其他可以安排与冬麦复种的生长期短的早稻品种。如嘉泰《会稽志》载录名为"八十日"的"秋初乃熟"的早稻品种（属占城稻系统），顾名思义，其大田生长期只需80天（暂时排除因强调其生长期短而可能有的某种虚夸成分，实际上不一定刚好80天，可能是80多天），假如七月中下旬收获，插秧期当在五月初或四月底，可以安排在麦收之后，虽然比较紧张。类似的品种应该还有。不过，在稻麦复种制中水稻是主茬，农家主要向水稻要产量，其次才是冬麦。姑勿论大泽氏所说的只能作救荒作物的速生早稻品种，一般而论，生长期短的早稻产量远不及晚稻；速生早稻加冬麦的的产量也未必抵得上一茬好晚稻。农家是不会因种麦而牺牲水稻产量的。所以，在稻麦复种中，只要晚稻能够与冬麦搭配，一般是不会选择生长期短的早稻的。
那么，晚稻是否能与冬麦复种呢？晚稻插秧较晩，一般在五月进行（唐代已如此，见上文），完全可以安排在麦收后进行。所以黄震说："收麦在四月，种禾在五月初，不因麦迟了种禾。"（材料23）。这不会有争议，但晚稻收获后能否安排种麦，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认为应该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根据上面列举的材料，早熟的晚稻可在八月收获，收获后种麦是来得及的（有关早熟晚稻品种增加的情况，详见本篇的第四节）。或谓陈旉《农书》上卷《六种之宜篇》说："七月治地，屡加粪鉏转，八月社前，即可种麦，麦经两社，即倍收而子颗坚实。"[9]
如是，则即使晚稻八月收获，收获后要排水整地才能种麦，仍然是来不及的；麦子只能安排在早稻收获后播种。这种看法，把"麦经两社"的记载绝对化了。我们知道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是讲旱作物种植安排的[10]
，未可与水田的稻麦复种机械地联系在一起。而且"麦经两社"是从北方的生产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此说早已见于《齐民要术》，它随着麦作本身一起从北方传到江南，又与容易使人产生某种神秘感的"麦备四时之气"的说法相结合，成为某些人心目中的教条。但这种经验并不适合南方的情况，因为南方温暖，种麦过早反而会因出现冬前旺长等一系列问题而影响产量。所以在实际生产中人们并不刻板地遵从"麦经两社"的教条，而往往把播种期延后。例如，嘉泰《会稽志》说："浙东艺麦晚，有至九月者。"黄震在抚州的劝种麦文选择在中秋节发布，他当然会把宣传贯彻的时间计算进去，实际上种麦要到九月份了（材料23）。真德秀的祈雨文谈到季秋（九月）以来少雨，下田已种之麦（因下田墒情较好）和高田未种之麦（因高田墒情更差）均受干旱的威胁，则种麦也在九月以至更晚（材料26）。方回谈到南宋末年民间因担心影响秋冬种麦而不敢呈报所受水旱灾害，虽然是泛指各地情况，也可说明晚宋南方一般是在秋冬之际种麦的（材料27）。所以当时早熟晚稻收获后种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明人万表说："按《四时纂要》及诸家种艺书云：八月三卯日种麦全收。但江南地暖，八月种麦，麦芽初抽，为地蚕所食，至立冬后方无此患。吾乡近来种麦不为不广，但妨早禾，纵有早麦，亦至四月中方可收获，只及中禾，若六七月旱，中禾多受伤，不若径种晩禾。"[11]
他明白地告诉我们：一，江南种麦宜晚不宜早；二，在稻麦复种中麦收后种早稻是安排不了的，早麦收获后可勉强安排"中禾"，但又容易受旱，所以一般安排晚稻与冬麦复种。这话虽出于明人之口，但应视为江南地区农业生产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谈。
总之，冬麦的收获期是相对"刚性"的，难以提前，它的播种期则是相对"弹性"的，可以延后；晚稻与冬麦复种季节上大致没有问题，早稻与冬麦复种季节上矛盾却很大；而晚稻产量远高于生长期短的早稻--由于以上原因，冬麦一般安排与晚稻复种，而难以安排与早稻复种。[12]
从上表所引宋代稻麦复种的实际材料看，也确实是如此的。能够判断水稻类型的几乎都是晚稻。如曹勋《山居杂咏》："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晩禾亦云竟，冬菜碧相连。"（材料10）杨万里《江山道中麦熟》："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材料15）范成大《刈麦行》："犂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麨。"（材料12）
明白无误地表明当时麦收后复种的是晚稻。尤其是叶梦得《奏措置买牛租赁与民耕种利害状》中说："……粗已耕垦，趁种早禾了当，唯有二麦收刈后，合重行耕犁，再种晩禾。"（材料6）清楚地指出早稻在麦收前已经插秧，只有晚稻才是在麦收后犂地插秧的。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如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就描写了麦收前的插秧（早稻）。苏轼《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田间决水鸣幽幽，插秧未遍麦已秋。"[13]
也说明早稻插秧在麦收之前。可见，材料中凡是五六月收麦插秧的，都应该判断为晚稻。晚稻收获后可继续播种冬麦（如虞俦《和姜总管喜民间种麦》"腰镰刈晩禾，荷锄种新麦"，材料19）或冬菜（如材料9、10所显示的那样）。
持早稻与冬麦复种观点的论者，能够拿得出来的证据主要就是陈旉《农书》中关于"早田"的记载。我在《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曾说，认为"早田"指早稻，"有望文生义之嫌"。这话说得可能有些绝对化，因为在宋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早田"指早稻田的根据。如陆九渊就说过："江东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种早禾，晩田者种晩大禾。"[14]
但"早田""晚田"的含义是随着时代变化的，陆氏毕竟比陈旉晚生63年[15]
，陈旉讲的"早田"未必就是陆氏讲的"早田"。就我接触的材料看，"早田""晚田"之称最早出现在《齐民要术》，分别指早熟的"谷（粟）田"和晚熟的"谷（粟）田"[16]
。唐代的"晚田"似乎泛指种植各种大秋作物的田，而不是专指谷田[17]
。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宋代南方不少地方把水田（水稻田）称为"田"，把旱地称为"地"；"早田"主要种早稻，"晚田"主要种晚稻的区分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的。但陈旉《农书》却是"高田"与"下地"并称，这里的"地"当然不可能是专种旱作物的，则"田"也并非专指水稻田。陆九渊关于"早田"和"晚田"划分的标准，似乎不能机械地套用到陈旉《农书》上。而且，如果把陈旉《农书》的"早田"理解为"早稻田"，从而认定与麦类复种的是早稻，那么，就会与陈旉《农书》关于早稻生育期的记载直接发生冲突。因此，我仍然不打算采用"早田"即"早稻田"的解释，而对陈旉《农书》的"早田"作比较宽泛的理解，即理解为种植成熟较早的水稻或其他旱作物的田。这里虽然不完全排除早稻的种植，但与冬麦复种的主要恐怕还是成熟较早的晚稻。事实上，宋人早稻晚稻的概念并不很严格，他们往往把成熟较早的晚稻称之为"早熟"稻种甚至称为"早稻"，下一节还将论及此事，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对"早田"的这种解释是有根据的。去宋未远的王桢《农书》谈到"高田早熟"实行稻麦复种的"再熟田"，所谓"早熟"，只能理解为早熟晚稻；王桢的"高田早熟"实际上与陈旉的"早田"一脉相承，这也可以反过来印证我们对陈旉《农书》"早田"的理解。当然，不应该把这一论断绝对化。在两种情况下，早稻是可能参加到这一复种制度的行列中来的；在大麦或某些冬菜收获后可以复种早稻，此其一；由于早稻是对光照钝感的类型，它也可以当晚稻种植，此其二。但后者只是晚稻权宜的替代物。这些都不能改变主要是晚稻与麦类复种的事实。[18]
或以《便民图纂》"早稻收割毕，将田锄成垄，令四畔沟洫通水。下种（按指麦种），灰粪盖之"的记载，作为明末以前的稻麦复种是早稻与冬麦复种的证据[19]
。按，《便民图纂》虽然谈到"早稻"与大麦的复种，但《便民图纂》中的"早稻"是清明前（三月）浸种，寒露前（九月）收获的[20]
，生育期近六个月，所以名为"早稻"，但不是现在科学意义上的早稻，只是早熟的晚稻而已。因此，把它作为早稻与冬麦复种的证据也是不能成立的。[21]
梁嘉尧《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以丰富的史料论证了宋代的稻麦复种有可观的发展，与本文论述的主旨是一致的。梁氏为了回答李伯重关于"早稻与冬麦生长期有重叠之时，因而占城稻的推广不可能导致稻麦复种制的普及"的问题，在分析了水稻和冬麦的播种期、收获期以后提出，宋代麦作与早、晚稻可以互相配合、交替种植：早稻收成后，接续以麦作，次年麦子收成时，虽来不及种早稻，却可以种晚稻，晚稻九十月间成熟，巳无法种麦，于是次年再种早稻，形成两年三作制，梁氏称之为"稻麦轮作"。在这里，梁氏试图突破"在稻麦复种中，冬麦主要与早稻配合"的框框，但由于对晚稻收获后复种冬麦的可能性和好处估计不足，实际上没有能够完全摆脱这种传统观点的影响。梁氏设想的制度在理论上似乎可以说得通，也不排除实际生产可能存在类似的安排，即在稻麦复种的链条中的某个环节插进早稻种植，但我们毕竟看不到关于这种规整制度的记载。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早稻和晚稻对水土条件有不同的要求，人们往往把它们安排在不同的田块上种植（有的地方甚至以此区分"早田"和"晚田"），因而难以和麦作结合成规整的种植制度。因此，在实际生产中所实行的，只能是一种以晚稻与冬麦复种为中心的制度，如同我们在上文分析和列举的资料中所展示的那样。
注释
[1]
北田英人《宋明清时期江南三角洲农业の进化と农村手工业に关发展する研究》第1章，1986-198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高崎，1988。
[2] 《太湖地区农业史稿》第123-124页，农业出版社，1990年。
[3]
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苏东坡《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说："浙中无麦，须七月初乃见新谷。"（《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1）陆游诗云："东吴七月暑未艾……早禾玉粒自天泻，村北村南喧地堆。"（《剑南诗稿》卷67《秋词》）《宋史》卷176《食货上四屯田》载：北宋时何承矩在河北沿边引淀水种稻，"初年种稻，值霜不成。懋（指闽人黄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气迟，江东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岁八月，稻熟。"江西也是"七月早禾才熟、"
（黄震《乞借旧和籴赈籴及宽减将来和籴申省状》，《黄氏日钞》卷75）。
[4]
正月"立春"播种，似乎太早；芒种播种，又似乎大迟，游修龄怀疑记载有误，曾雄生则把"立春芒种"视为"秧期"，不过，这秧期也太长了。但二月播种早稻，在唐诗中可以找到例证。例如：元稹《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中分春一半，分日半春徂……新雨草芽苏，薅余秧渐长。"春分时秧田已经经过除草，可见播种一定在春分之前，可能是惊蛰。
[5]
宋代关于早稻晚稻的概念与现代农业科学关于早稻晚稻的概念不完全一样，但两者是可以吻合的。现代讲的早稻晚稻主要是依据其对光照长度的反应区分的，早稻是钝感型或无感型，晚稻是敏感型。早种早熟的品种一般属于钝感型，晚种晚熟的品种一般属于敏感型。
[6] 《知不足斋丛书》本作"旱稻"，万国鼎校改为"早稻"，因为下文明确提到灌溉，讲的是水田。万氏的意见是正确的。
[7]
曾雄生认为，《禾谱》和陈旉《农书》所载的"早稻"并非真正的早稻，说见《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第1期。我们还看到一些出自低纬度地区的早稻品种引进长江流域后生育期变长的现象。例如，岭南的"蝉鸣稻"是一种插秧后60日成熟的早熟稻，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已引进中原；但唐代江南种植的蝉鸣稻成熟时已届晚秋。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五之问》诗云："蝉鸣稻叶秋，雁起芦花晩。晩秋云日明，亭皋风雾清。"又，占城稻是从占城国引进的有名的早稻品种，但宋真宗在江南、淮南、两浙路推广占城稻时，据《宋会要》食货农田部所载，从浸种到收获长达180天；后来各地才培育出生育期长短不等的各种占城稻种。
[8]
转见李伯重《宋末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第22页。大泽氏认为这种水稻是原始粗野的，只能充当救荒作物。由于认定冬麦只能与这类速生早稻搭配，这也成为他论证宋代稻麦复种不可能普及的依据之一。
[9] 秋社为立秋后的第五个戌日，一般在八月中旬，但有时也会在八月上旬或下旬。
[10] 曾雄生指出，"六种"即"陆种"；从《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的具体内容看，也是讲旱作物的。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有关篇章。
[11]
《灼艾余集》卷2《郊外农谈》。万表（1498-1556），明安徽定远人，曾任都指挥，督全浙粮道，官至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文中所说的"中禾"，若按元末《吴门事类》关于早、中、晚稻的划分标准，应该包括宋代的早熟晚稻。
[12]
首先提出宋代与冬麦复种的是晚稻这一观点的并不是我。王曾瑜在1986年出版的《平准学刊》第3辑上册发表的《宋代的复种制》中，已明确指出宋代稻麦复种的基本形式是晚稻与冬麦的复种；并以此作为宋代复种制臻于稳定和成熟阶段的标志。我在1989年写作《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时还没有看到此文。
[13] 《苏轼集》卷3
[14] 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16《与章德茂》
[15] 陈旉生年为公元1076年，《农书》写成于1149年；陆九渊的生卒年为公元1139-1173年。
[16] 《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17]
《全唐文》卷414常衮《减征京畿夏麦制》："其京兆府今年所率夏麦，宜於七万硕内。五万硕放不徵，二万硕容至晚田熟後取杂色斛斗续纳。"可见"晚田"的生产物包括"杂色斛斗"。
[18]
对于陈旉《农书》的上述记载，王曾瑜先生有另一种解释。他认为；"陈旉此处介绍的应是早稻与麦类轮作，或是可早在三月半收获的大麦与早稻复种。据前引的不少诗文，稻麦复种的基本形式，仍应是晚稻与冬麦的连作。陈旉对此不作介绍，正是农书的缺陷，也说明此项复种技术的发展和推广，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王氏的这种解释亦可通，尤其是他指出陈旉《农书》有缺陷这一点，是很有启发性的。
[19] 《太湖地区农业史稿》第124页。
[20] 《便民图纂》卷三："浸稻种"--"早稻清明前，晚稻谷雨前"；"收稻"--"寒露以前收早稻，霜降以前收晚稻"。
[21]
最近我将拙文初求教于游修龄先生时，他对宋代晚稻与冬麦复种的观点作了肯定。他说："宋代稻麦两熟之稻，是晚稻，明清以来直至现在也还如此。原先的晚稻田是冬季休闲过冬，把小麦下到稻田冬种，便成了稻麦两熟。宋代还有早稻和中稻，通常是在稻子收获后，再种一点蔬菜、葧荠、荞麦之类生长期短的小作物。南宋一些较详细的方志中有提及。历史上的水稻都以晚稻为主，因晚稻是短日照植物，南方是短日照地区，野生稻的短日性最为严格，从野生稻驯化的当然是晚稻。早稻对日照不敏感，是人工选择出来的，黄河流域夏天是长日照，只有早稻能适应。徐光启首次在天津推行种稻，请南方农民带了稻种去，结果不能抽穗而失败，即因南方稻种要求严格的短日照，北方不能满足之故。反之，北方稻种引到南方种植，则提早抽穗结实，产量极低，也没有引种价值。"
四、唐宋江南稻作以早稻为主还是晚稻为主？
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这就是唐宋时代的长江下游究竟是种早稻为主，还是种晚稻为主？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唐宋及其以前江南的稻作以早稻为主[1]
。如果这一观点能够成立，又承认早稻很难与冬麦复种，那么，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宋代江南的稻麦复种少之又少。这一观点是日本学者加籐繁有关研究的延伸。加籐繁认为唐宋以前中国水稻品种一般是七月左右收获的早稻，中晚稻品种是唐代至南宋末年逐渐形成的[2]
。李伯重进一步指出南宋江南水稻品种仍以早稻为主，因为南宋江南的一些方志所载水稻品种以早稻为多[3]
。加籐繁做出魏晋水稻品种主要是早稻的判断，其根据是《齐民要术》和《初学记》引《广志》的材料，但他的论证颇多牵强之处[4]
，而且《广志》并非经过调查制订的全国性品种名录，而是对各地品种尤其是中原以外的品种摭拾与登录。个别地方志的记载品种名称更不足以代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种植和推广的实际情况；因为某一类型品种在某一地区是否占主要地位，不是决定于该类型品种数量的多少，而是决定于该类型品种种植面积的大小[5]
。因此，我们考察某时代某地区某作物的品种类型时，更应注意文献中反映的该品种类型种植的普遍情况。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考察，中国唐宋及其以前稻作以早稻为主的观点是很难得到证实的。
我们知道，《诗经·七月》已有"十月获稻"的记载。《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所述稻作是三月（或四月）种稻，"霜降获之"。东晋陶潜有题为《庚戌岁九月中於西田获早稻》的诗[6]
，这是"早稻"一词见于古文献之最早者。但这并非真正的早稻，只是较为早熟的晚稻；所谓"早"，是相对于"十月获稻"而言的[7]
。长沙走马楼吴简《吏民田家蔀》记录租佃官田的农民交纳租米，一般在十一月，说明当时种植的是十月左右收获的晚稻，交租米最早的是九月十五，种的大概就是八月底九月初收获的"早稻"吧。真正的早稻是从晚稻分化出来的一种对短日照不敏感的生态型，在中国出现也很早。据《国语·吴语》载，春秋末年，吴国"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这"赤米"就是耐旱的早稻[8]
。《广志》也登录了不少早稻品种，主要是岭南和巴蜀地区的。但《诗经》、《齐民要术》所载的十月或九月获稻，应该是反映了当时稻作的一般情形。
唐代的稻作普遍是七、八月扬花，九、十月成熟收获，唐诗中有大量反映，兹试举数例：
江南孟秋天，稻花白如毡。（郑概：《状江南·孟秋》）
稻花秋雨气，江石夜滩声。（元稹：《遣行十首》）
江亭感秋至……粳稻秀晚川（李德裕：《早秋龙兴寺江亭闲眺忆龙门山居寄张旧从事》）
粳稻远弥秀，栗芋秋新熟。（宋之问：《游陆浑南山自歇马岭至枫香林，以诗代答李舍人适》）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顷间。（杜甫：《茅堂检校收稻二首》）
秋暮天高稻穟成。（徐铉：《九日星落山登高》）
秋雨几家红稻熟，野塘何处锦鳞肥。（韦庄：《鄠杜旧居二首》）
疏野林亭震泽西，朗吟闲步喜相携。时时风折芦花乱，处处霜摧稻穗低。（张贲：《奉和袭美题褚家林亭》）
烟霜栖野日，粳稻熟天风。（杜甫：《自瀼西荆扉移居东屯茅屋四首》）
万木已清霜，江边村事忙。故溪黄稻熟，一夜梦中香。（钱起：《江行无题一百首》）
秋深橡子熟，……拾之践晨霜……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皮日休：《正乐府十首·橡媪叹》）
楚俗不事事……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元稹：《赛神》）
白杨萧萧悲故柯，黄雀啾啾争晚禾。（刘长卿：《登吴故城歌》）
岸草连荒色，村声乐稔年。晚晴初获稻，闲却采莲船。（钱起：《江行无题一百首》）
场黄堆晚稻，篱落见冬菁。（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
湖田十月清霜坠，晚稻初香蟹如虎。（唐彦谋：《蟹》）
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陆龟蒙：《别墅怀归》）
霜落牛归屋，禾收雀满田。（李建勋：《田家三首》）
稻获空云水，川平对石门。寒风疏落木，旭日散鸡豚。（杜甫：《刈稻了咏怀》）
以上诗句所述稻作无疑是晚稻，与《诗经》"十月获稻"、《齐民要术》"霜降获之"的记载是一致的。它们所反映的不限于某个品种或某个地区，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情况。唐代也种早稻，其成熟和收获已进入秋天，在唐诗中仅检出两例；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才遮亩。（陆龟蒙：《五歌·刈获》）
欲羡农家子，秋新看刈禾。（崔道融：《过农家》）
唐诗中谈及早稻与谈及晚稻的诗句数量相差悬殊，反映唐代晚稻的种植要比早稻普遍得多。
这种情况延续至宋代，在北宋初年尤为明显。我们知道，稻有粳籼之分，而粳稻多为晚稻[9]
，故粳稻的分布大致反映了晚稻的分布。江南历来盛产粳稻。杜甫诗云："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0] 宋初甚至有人说"江南专种粳稻"[11]
。《宋史》卷88《地理二》称："两浙路……有鱼盐、布帛、粳稻之产。""江南东、西路……茗苑、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这些粳稻一般收获较晚，时人称"江东霜晩，稻常九月熟"[12]
。宋行两税法，宋初规定"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后根据江南等地实际情况，作了补充："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福建土多粳稻，须霜降成实，自十月一日始收租。"[13]
但宋代情况在发展中又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早稻有较大的发展。宋真宗大中符祥五年（1012年）在江、淮、浙引进和推广早熟的占城稻种，由于种它能早熟救饥并避开秋旱，在此后的二百多年间获得迅速的推广，其种植遍及江、淮、浙及闽、粤等地，它甚至成为早稻的代称，早稻在全国的稻作中所占的比例也因而相应地扩大。但早稻的扩展（主要表现为占城稻的传播）在各地是不平衡的。江南西路占城稻推广最快，南宋初江西路安抚制置大使李纲说，洪州境内"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早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14]
。江东诸州早稻亦占主要地位。两浙路的浙东由于山地较多，占城稻推广也颇快。由于早稻的推广，以早稻为主的籼米成为不少地方人民大众的主要粮食。但这是宋代稻作发展新出现的现象，而非旧格局的延续，而且各地情况不完全一致。例如，作为宋代主要粮食产区的浙西则基本上仍是粳稻为主。南宋初年曹勋说："浙西纯种晩秋禾。"[15]
乾道（1165-1173年）时知湖州的王炎说其"管内，多系晩田，少有早稻"[16]
。南宋中期的吴泳指出："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而豫章所种，占米为多。"[17]
曾雄生说："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无论是占城稻引进前，还是引进后都是以一季晚粳为主，直到近代才提出农业改制问题，即晚稻改早稻，单季改双季。"[18]
这一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以前在有些学者中存在一个误区：即认定宋代与冬麦复种的是早稻。由于占城稻是早稻，有些人就强调占城稻推广对稻麦复种制发展的意义，并夸大占城稻普及的程度。当占城稻普及的程度受到质疑的时候，有些人又据此否定宋代稻麦复种获得了推广。两种貎似对立的观点，实际上都掉到了"冬麦与早稻复种"的陷阱中。如前所述，与冬麦复种的主要是晚稻。占城稻的作用主要是耐旱御灾和早熟救饥，它推广的意义不是为稻麦复种提供适宜的品种，倒是为后来明清双季稻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据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所载，鸦片战争前夕，宋代占城稻发展最快的今江西、安徽、浙江中南部等地，"岁种再熟田占其大半"，原来的稻麦复种的地盘多被双季稻所挤占，而继续保持以晚粳为主格局的苏南（苏、松、常）、浙北（杭、嘉、湖），仍然普遍实行稻麦复种。[19]
又由此可见，明清的复种指数诚然超越宋代，但就稻麦复种而言则未必；宋代的稻麦复种，无疑是历史上的一个高峰。
二是晚稻品种多样化，尤其是早熟晚稻品种增多。前面谈到，唐代以前的晚稻多为九、十月收获，八月收获的晚稻可能有[20]
，但非主流。而宋代八月收获的晚稻，已占有比较显著的地位。常为人们引用的绍定《四明志》就有"晚禾以八月成"[21]
的记载。由于它与传统的九、十月获稻的记载相悖，有人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但八月收晚稻的记载不但见于《四明志》，《宋会要》"食货"58之24也说"早禾收以六月，中禾收以七月，晚禾收以八月"。如果说前者还可能理解为某一个地方的特殊现象，那么后者已经毋庸置疑地表明这种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因为后者是在淳熙元年尚书省臣僚批评"歉灾救济手续繁琐，十二月份才能发放，离收晚稻已四阅月"的时候说的。臣僚们为了强调其论点，只提及早熟的晚稻，其实并非所有的晚稻都是八月成熟和收获的。《梦溪笔谈》说："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这就比较全面。宋代保存至今的地方志12种，共收录水稻品种213个[22]
，其中就包含了八月收获的晚稻品种。如宝祐《重修琴川志》卷9载有"闪西风"，注明为"八月熟"；该品种又见于淳祐《玉峰志》，属"稻米之早者"。嘉泰《吴兴志》载有"八月白"、"八月乌"。"八月白"亦见于《嘉定赤城志》，又，方岳《田头》诗云："秧田多种八月白，草树初开九月花。"[23]
这些就是八月成熟的晚稻品种。宝祐《重修琴川志》所载稻种不少注明"有早晚二种"，如红莲、白稻、野稻、稻公拣等。这些稻种或见于唐诗：如"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陆龟蒙：《别墅怀归》），
"水满寒塘菊满篱……南亩清风白稻肥"（韦庄：《题汧阳县马跑泉李学士别业》）等，均属晚稻；"禾罷禾亚"，《琴川志》谓系"熟最早"者，但在唐诗中，"罢亚百顷稻，西风吹正黄"（杜牧：《郡斋独酌》），也是晚稻。这样看来，宋代在原有的晚稻品种中培育出了新的早熟类型；而所谓"八月白"，很可能就是从传统的晚稻"白稻"中分化出来的[24]
。嘉泰《会稽志》把水稻品种按熟期分为"早熟"、"其次"、"得霜即熟"三类，"其次"类中既包括"白婢暴"等"初秋乃熟"的3个品种，也包括"八月白、红禾畾、红莲子、上秆青（一名中秋白）……"
等20个品种，前者应该是早稻，后者则是中秋前后至霜降以前成熟的早熟晚稻品种。
这些早熟晚稻品种种植范围有多大呢？可以从宋代诗词中作些窥测。苏州人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有获稻诗："秋来只怕雨垂垂，甲子无云万事宜，获稻毕工随晒谷，直须晴到入仓时。"这首诗安排在中秋诗之前，中秋诗之后则是脱粒诗。在这里，晚稻的收获显然是在八月上中旬。范成大诗只写了八月的获稻诗，不等于没有七月收获的早稻和和九、十月收获的晚稻，[25]
但无论如何，八月收获的稻谷已在苏州稻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诗人要着重加以表现。范成大的同乡、与他同时代而稍晚的周南也明确谈到"八月登秔稻"26]
。陆游《秋词》则是七、八、九月都有获稻的描写："东吴七月暑未艾……早禾玉粒自天泻"，"八月暑退凉风生，家家场上打稻声"，九月则是"万顷黄云收晚稼"[27]
。八月获稻起码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这是绍兴的情况。如果说，八月收获的晚稻在四明（宁波）仍然数量有限（"视早益罕"），那么，在绍兴，尤其是苏州已是稻作中的荦荦大端了。[28]
前面已经说过，宋代南方种麦在九月或八月下旬，所以中秋前后收获的稻田并不耽误种麦的季节。因此，这种早熟晚稻为稻麦复种制实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它是适应稻麦复种的需要而发展起来是的。游修龄先生指出，"太湖地区晚稻品种的多样化，同宋以后稻麦复种两熟制的发展有密切关系"[29]
，是很有见地的。在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八九月种麦的这种生产安排在明清时代发生了变化，收稻和种麦的期限后延了。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从实践中发现，冬麦种早了容易冬前旺长和发生虫害[30]
，从晚明《沈氏农书》的记载看，明代江南复种冬麦的播种期已延至十月立冬以后了。晚稻的收获期也相应延至九月底以至十月初。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宋代有八月收获的晚稻，并进而怀疑宋代晚稻收获后在八九月种麦的可能性。
五、如何估计宋代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制的推广程度？
日本学者足二启立、大泽正昭、北田英人等人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宋代江南的稻麦复种主要实行于西部的河谷丘陵地区（即所谓"河谷平原"区域或"高田地带"），作为江南地区主体部分的江南平原（即所谓"三角洲"区域或"低田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一年一作甚至二年一作的"强湿地农法"，至明清之际，稻麦复种才占主导地位，其普及过程的完成，则要到19世纪的中叶[31]
。大泽正昭氏也在《中国农史》上发表文章，指称有关宋代生产力的发展存在许多"虚像"，宋代生产力的先进区域依然是"河谷平原"区域，而不是以前人们漠然地所认为的"三角洲"区域；其中也谈到宋代"二作"（按指稻麦复种制）只能行于"高田"[32]
。这种理论对"宋代革命论"、"江南先进论"等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它涉及问题很多，本文难以具论；兹仅就如何估计宋代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制推广程度提出一些简单的看法，因为这是正确评价宋代稻麦复种制的发展和把握其时空特点所不能回避的。
大泽等人的这一理论注意到了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指出长江"三角洲"低田地带的开发，不但要兴修水利，而且要实现"干田化"，在"干田化"完成以前，难以摆脱生产不稳定状况；因此，这一地区稻麦复种（他们习惯称为"二作"）的推广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些观点对深入研究稻麦复种的形成发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它可以帮助人们纠正那种把稻麦复种制视为一蹴而就的直线发展过程的思维定势。
对于中国的中原地区，麦类是引进作物而非原产，它的发展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遇到不同的问题。黄河流域干旱，麦类要种在比较潮湿的低地，故有"小麦宜下田"之说。古歌中还有"高田种小麦，稴穇不成穗"的句子[33]
。江南下湿，麦类最初种在山阜旱地，后来进入了水田与水稻复种，但仍优先选择在排水良好的"高田"，并须配合以起垄开沟等耕作措施。由于排水的困难，低田实行稻麦复种制要比高田复杂得多，要求更高的生产技术和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这种情况当然会成为低田稻麦复种发展的制约因素。王桢《农书·农桑通诀·垦耕篇》说："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熯之，以种二麦。其法，起坺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绝其疄，洩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谓再熟田也。"而"低田熟晚"，则实行冬耕休闲。元代如此，宋代的情况也应基本上是这样。实际上直到明清以至近世，江南有些渍水的下田仍然无法实行稻麦复种。如清康熙年间的《昆山县志》，就有"高乡有麦"、"水乡无麦"之说。所以，我们不应对宋代稻麦复种的比例估计过高。但是不能把上述认识绝对化，认为宋代低田都不能种麦。其实，宋代不乏低田种麦的记载，例如表中材料1、16、17、22和26及注所列举的材料即足以说明低田种麦的存在。罗愿甚至说"今小麦例须下田"[34]
。
由此可见，把王桢《农书》关于"高田早熟"的"两熟田"的记载绝对化，从而得出宋代稻麦复种制主要在河谷丘陵"高田地带"发展，难以在江南平原的"低田地带"发展的结论（姑称之为"江南平原落后论"），是很值得商榷的。
"江南平原落后论"之所以难以成立，首先是因为它与宋代文献反映的事实不符合。从本文搜集的材料（见上表）看，稻麦复种制首先是在属于"三角洲"的苏州地区发展起来的。在南宋的有关材料中，亦以直接或间接涉及长江三角洲及其毗邻地区的最多（如材料4、5、8、9、11、12、16、17、19、20、21、22等）；稻麦复种不但见于现今苏南的苏州、松江地区，而且见于浙北的杭嘉湖地区[35]
。有些材料虽然讲的是其他地方情况，但也与江南平原有关。例如，黄震在抚州劝农，推广麦作和稻麦复种，实际上是以他在江南平原任职时积累的经验为基础的（材料23及注）。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宋代稻麦复种制的发展中长江三角洲是落后的。上文谈到，在宋代以占城稻为代表的早稻的推广浪潮中，太湖平原所在的两浙西路却保持了以晚粳为主的格局，之所以如此，除了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与稻麦复种的推广也有很大关系；因为麦收以后以种晚稻为宜，这就强化了该地区稻作以晚稻为主的格局[36]
。反过来说，这种格局的保持和延续，也可以作为宋代太湖流域稻麦复种制得到推广的一个佐证。事实证明，宋代江南平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37]
，也是稻麦复种制推广的先进地区。
为什么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发展较早较快，这是因为它具有实行稻麦复种制的综合优势。稻麦复种的发展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水田排水改旱技术只是其条件之一。例如，需要解决水稻与冬麦大田生长期重叠的问题，中唐以后盛行的育秧移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需要适合稻麦复种的品种，唐宋以来水稻品种的多样化，尤其是宋代早熟晚稻的增多，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又需要肥沃的土地、充足的肥料、丰裕的劳动力资源等等，这些对稻麦复种制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而在这些方面，所谓"低田地带"的江南平原显然要比"高田地带"优越。宋代江南圩田水利相当发达，在圩田实行稻麦复种水旱轮作也是有条件的。宋代不但确实有"下田"种麦的记载，而且已知时代最早（北宋熙宁年间）的稻麦复种材料正是属于江南平原（所谓"低田地区"）的昆山圩田的"稻麦两熟"（材料1）。至于圩田中稻麦复种时水改旱排水技术具体如何解决，陈旉《农书》没有记载，这正是它的局限性所在。我们同意大泽正昭等日本学者关于陈旉《农书》所载技术不是以江南平原农业为基础的判断，但不能认为陈旉《农书》没有记载的技术就不存在，陈旉《农书》没有反映的地区就是落后的--这正是"江南落后论"者思想上的误区之一[38]
。陈旉《农书》既有先进性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它并没有囊括了当时现实生活中所有先进技术。既然存在圩田稻麦复种的事实已经存在，就一定会有相应的技术。王桢《农书》中稻麦复种"起坺为疄"的技术，也不应视为元代才有的，很可能南宋以至北宋即已出现，它可能有一个发展过程，到了元代才见于文字记载。同时，王桢说稻麦复种的"再熟田"主要在"高田早熟"的条件下发展，不等于说稻麦复种只能在所谓"高田地带"中发展。模糊"高田"和"高田地带"界限，甚至把它们混同起来，是"江南落后论"者思想上的又一个误区。事实上，"高田"和"高田地带"，"低田"和"低田地带"应是相关而又不同的两个概念，被称为"低田地带"的江南平原中同样也有"高田"，即使不算经过改造可以复种小麦的"低田"，这些"高田"也已经提供了江南平原发展稻麦复种制的广阔的空间。
苏州是宋代稻麦复种的先进地区。宋人郏亶说："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莫过于苏州。"[39]
苏州水田之所以"美"，实行稻麦复种应是其原因之一。范成大是苏州人，晚年在家养病时写了脍炙人口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是被誉为"字字有来历"[40]
、"曲尽吴中农圃故事"[41] 的写实作品，从中也可以窥见当地稻麦复种制发展之一斑：
"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春日田园杂兴》）--"高田"的"田"应指水田，水田种麦，自然是与水稻复种。看来，宋代苏州地区稻麦复种主要在高田实行，而相当一部分低田只种单季稻。
"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夏日田园杂兴》）--范诗中吟咏插秧的有两个地方：《晚春田园杂兴》有"新绿园林晓风凉，晨炊早出看移秧"（在谷雨诗前）句，讲的是麦收前的早稻移秧；这里讲的则是麦收后的晚稻移秧。"江吴"，周汝昌解释为"吴地水乡"[42]
，可从。可见稻麦复种不止在高田实行，在低田也有实行的。吴泳说："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它所指的，也应包括低洼水田粳稻与菜、麦、豆的复种在内。在典型的江南水乡平望镇，杨万里看到的是"小麦田田种"的景象，其中应该包含了相当数量的低田。认为宋代江南平原很少稻麦复种，占主导地位的种植制度是水稻的一年一作以至二年一作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证据。
"胡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晚春田园杂兴》），"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夏日田园杂兴》）。--当时已经种植油菜，故晚春初夏时节，菜花飘香，梅杏累累；油菜也是越冬作物，可能已参加到水旱轮作的行列中来了[43]
。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秋日田园杂兴》）--前已论及，此诗安排在获稻和中秋诗之后，说明当时种的多为适应稻麦复种要求的早熟晚稻。可注意的是诗中提到的脱粒农具。曾雄生指出，不同水稻品种对脱粒农具有不同的选择，粳稻较难脱粒，一般用连耞，籼稻较易脱粒，一般用禾桶；因此，从脱粒农具的选择也可判别水稻品种。这里用连耞脱粒，与楼璹《耕织图诗》"连枷声乱发"一致，表明太湖流域多种适于与冬麦复种的晚粳[44]
。
"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丰年。饼炉饭甑无饥色，接到西风稻熟天。"（《夏日田园杂兴》）--二麦收获后可以吃到八、九月晚稻收割之时，麦价便宜到每斗百钱[45]
。上文谈到，南宋初年北方人南迁引起的麦价陡涨（一斛至万二千钱），刺激了麦作的发展。据《宋史》卷373《洪皓附子遵传》载，绍兴三十年（1160年），"平江、湖、秀三州（按，平江就是苏州，秀州就是嘉兴，这三州均在江南平原上）水，无以输秋苗，有司抑令输麦"。说明该地麦作已有相当的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替代办法；但当时麦价尚贵，所以洪遵对"有司"的举措提出异议。26年后，范成大写《田园杂兴》时（淳熙十三年，1186年），情形已大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麦价由高而低，相差踰百倍，反映了麦作推广之快，收获之丰。梁庚尧指出，宋高宗后期都城驻军马料"岁用大麦七十万斛，其半令浙西郡民以苗米折纳"[46]
，苏州就在折纳范围之内。临安府赡军酒库造曲用麦动辄以万斛的麦子，也都在浙西军州采购。[47]
这既是浙西地区麦作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是以麦作的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麦作的相应发展，是不可能承担这样的任务的。浙西水田面积很广，如苏州水田占全部耕地的九成以上[48]
，这样多的麦，自然不可能只种在旱地上，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种在水田上，也不会把原有的主要作物水稻挤掉，而是在水稻田里实行稻麦复种水旱轮作。也就是说，麦作在江南地区的这种发展，必然伴随着稻麦复种制的相应发展。
总的来说，我们虽然不能把宋代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制的发展估计过高，不必轻易地做出"取得支配地位"、"成为主导性种植方式"这样的判断。不过，无论如何，宋代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已有了颇大的发展，而且在当时全国各地稻麦复种制的发展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注释
[1] 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变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四》，载《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
[2] 加籐繁：《中国稻作的发展--特别是品种的发展》，《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
[3] 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二》，《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
[4]
《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引《广志》云："有虎掌稻、紫芒稻、赤芒稻、白米。南方有蝉鸣稻，七月熟。……"清楚地把蝉鸣稻与虎掌稻等区别开来。加氏却根据后出的类书《初学记》的引文（"有虎掌稻、紫芒稻、赤芒稻，蝉鸣稻，七月熟"），判断虎掌稻等均为七月成熟，显然是不恰当的。把宋以前的水稻品种都说成是早稻，明显与《诗经·豳风·七月》"十月获稻"相抵牾，为此，加氏又把"十月获稻"解释为豳地的特殊现象，也是很难站住脚的。
[5]
李氏所举的例证有二：其一是淳祐《玉峰志》所载稻种，早稻有12种，"常稻"有11种。按，实际上淳祐《玉峰志》将所载水稻品种分为6类：一、"稻米之上色者"7品；二、"稻禾之早者"8品；三、"稻米之最晚者"1品；四、"稻米之常种者"10品；五、"糯米之早者"2品；六、"糯米之常种者"8品。"常种"之稻是普遍种植的"当家品种"，从该志的分类看，主要应是晚稻。"稻米之早者"包括真正的早稻（如
"六十日稻、百日稻、半夏稻、金城稻"等）
和晚稻之早熟者（如"闪西风"等）。因此，该志中的水稻品种统计不能证明当时玉峰（今江苏常熟）的稻作以早稻为主。其二是嘉泰《会稽志》所收的早中稻品种有29个，晚稻仅有5个。按，嘉泰《会稽志》将粳籼稻品种分为3类："早熟"5，"其次"25，"得霜乃熟"5，共35个。（加上"稻之美者"7、"再熟"1、"糯之属"16，合计59种。原志说"凡五十六品"，与我们的点计数有出入）"其次"类中包括初秋成熟的品种3个，中秋至霜降前成熟的品种22个。按宋人早晚稻划分的标准，前者属早稻，后者属早熟晚稻。因此，不能说当时会稽（今浙江绍兴）早中稻品种占主要地位。何以判定为早熟晚稻，详见下文。
[6] 《陶渊明集》卷三。
[7]
把比较早熟的晚稻当作"早稻"的情况，直到近古仍有所见，上文提到的《便民图纂》把所说的"早稻"就是一例。曾雄生根据曾安止《禾谱》所载指出：北宋时早稻全生育期为150-165天，晚稻为180-200天。这种"早稻"并非真正的早稻。早稻不仅要求成实早，在大暑前收获，而且要求生育期短，90到120天之间。占城稻引进前，中国没有真正的早稻。（见《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第1期）这一说法似乎有些绝对化，但对我们认识宋以前文献记载的"早稻"是很有启发的。
[8]
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云："按赤米，今有之……田之高仰者乃以种之，以其早熟，且耐旱也。"引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编《中国稻作学》第21页及注12，农业出版社，1986年。
[9] 明人黄省曾《理生玉镜稻品》云："稻之小者谓之籼，籼之熟也早，故曰早稻。粳之熟也晚，故曰晚稻。"
[10] 《后出塞五首》
[11] 《宋史》卷173《食货上一》。司马光也说过："臣闻江，淮之南……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尽。"（《宋史》卷175《食货上三》）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993年）三月壬子。
[13] 《宋史》卷174《食货上二·赋税》。
[14]
李纲：《申省乞施行籴纳晚米状》，《梁溪全集》卷106。占城稻引进江淮浙以后，该地原有的粳稻被称为"大禾谷"，占城稻则被称为"小禾谷"。见舒璘：《与陈仓论常平》，《舒文靖集》卷下。
[15] 曹勋《松隐文集》卷20《浙西刈禾以高竹叉在水田中望之如群驼》。
[16] 《王双溪先生集》卷12《申省状》。
[17] 吴泳《兴隆府劝农文》，《鹤林集》卷39。
[18]
曾雄生：《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第1期（1991年）。关于宋代早晚稻的地区分布，可参阅曾氏《宋代的早稻和晚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
[19] 《江南催耕课稻编·林则徐叙》说："吴民终岁树艺一麦一稻，麦毕刈，田始除，秧于夏，秀于秋及冬乃获。"
[20] 《齐民要术》引《杂阴阳书》："稻生于柳或杨，八十日秀，秀后七十日成。"生长期为150天。又说种水稻三月为上时，如果三月种稻，正好八月收获。
[21] 此记载亦见于南宋宝庆《昌国县志》。四明即今浙江宁波，昌国即今浙江定海，两地相邻，同属浙东路。
[22] 游修龄对有关记载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参见《中国稻作史》第3章"中国水稻品种资源"，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
[23] 方岳《秋厓先生小稾》卷之七。
[24]
白稻这一水稻品种最早见于《管子·地员篇》，这一品种延续到唐宋和明清，并相当早就传到日本；日本《会津农书》载录该品种，并明确说它是晚稻。这说明白稻原来是晚稻，后来才分化出早熟种；它传到日本的时间当在宋代以前。
[25]
范诗谈到早稻的插秧，其收获应该在初秋。晚秋收获的水稻也应该存在，南宋诗人吴文英"重到苏州"时，就曾看到"雨过中秋……看黄云，还委西畴"的现象（吴文英《声声慢》，《梦窗丙稿》卷3）。
[26]
周南《山房集》卷1《偕滔中过书坞归二十韵》。值得注意的是周南的《山房集》有"麦地宜秧谷"的明确记载，种的应该就是这种八月收获的粳稻，而这种粳稻八月收获后，是可以继续播种冬麦的。
[27] 《剑南诗稿》卷67。《秋词》三首，第一、二首诗中分别指明是写"七月"和"八月"，第三首虽未指明时间，但按时序当系九月无疑。
[28]
由于看到了早稻的插秧期在冬麦的收获期以前，李伯重设想宋代与冬麦复种的是中稻，又说："从现有文献来看，这些品种究竟是哪些？难以得知。由此可以推断即使有这样的品种，其种植也决不会很多。"（见《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二》，《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第22页）按，如前所述，宋代与冬麦复种的主要是八月收获的水稻，如按元末《吴门事类》"春分节后种，大暑节后刈，为早稻；芒种节后及夏至节种，白露节后刈，为中稻；夏至节种，寒露节后刈，为晚稻"的划分标准，这些八月收获的水稻可称为中稻，但在宋代，它属于早熟的晚稻；而且并非象李氏所说的"其种植也决不会很多"。
[29] 《宋代的水稻生产》，载《稻作史论文集》，农业出版社，1993年。
[30] 参见前引明万表《灼艾余集》卷2《郊外农谈》。
[31]
足二启立：《宋代两浙にぉける水稻作の生产力水准》，载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17号，1985；大泽正昭《陈旉农书の研究》第245-248页；北田英人《宋明清时期江南三角洲农业の进化と农村手工业に关发展する研究》第1章，1986-198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高崎，1988。转见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二》，《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
[32] （日）大泽正昭著、刘瑞芝译《关于宋代"江南"的生产力水准的评价》，《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
[33] 《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秦汉以来即有"下田宜稻麦"之说，主要是针对北方而言的。有的学者把它作为唐代已实行稻麦复种的证据，把时代和地区都搞错了。
[34]
《尔雅翼》卷1"麦"。上文谈到，麦类在南方首先种植在高亢的旱地，然后逐步向水田、低地发展，到了罗愿的时代，已经是"小麦例须下田"，反映了改造自然的巨大进步。在该文中，罗愿用反映黄河流域情况的"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的古说来论证"今小麦例须下田"，是不妥当的。
[35] 《太湖地区农业史稿》认为宋代实行稻麦复种的只有苏南（苏州）和浙东（绍兴、衢州），浙北的杭嘉湖地区不见实行稻麦复种的材料，不确。
[36] 游修龄：《宋代的水稻生产》，载《稻作史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年；曾雄生：《宋代的早稻和晚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
[37]
宋代的太湖地区（即大泽正昭氏所说的"三角洲"区域）是全国的粮仓，不但是国家财赋之源，首都（杭州）粮食的主要供应地，而且其粮食运销到浙东的宁绍平原、温台沿海平原和福建、淮南等地，甚至运销到金国。水田在耕地中的比例，浙西也高于浙东。江南平原的发达和先进是事实，称之为"虛像"难以令人信服。参阅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第四章第二节。
[38]
持此论的学者认为江南平原不能实行稻麦复种的论据之一，是他们认定陈旉《农书》中与麦类复种的是早稻--占城稻，而占城稻是耐旱的品种，不能在低田地带种植。（见《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大泽正昭文）如前所述，宋代与麦类复种的稻主要是晚稻，而非早稻；即使陈旉《农书》中与麦类复种的是占城稻，为什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是占城稻、而不能是其他稻种呢？谁给了陈旉《农书》这种垄断地位呢？如果一方面主观上视陈旉《农书》为宋代农业技术的最高代表，另一方面又多方压低陈旉《农书》所载技术的先进性，难怪见到的只是一片低迷景象了。
[39] 郏亶：《吴门水利书》，载明·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1。
[40] 《永乐大典》卷900"诗"字引顾世名《梅山集·题吴闲僧白云注范石湖田园杂兴诗》云："一卷田园杂兴诗，世人传颂已多时，其中字字有来历，不是笺来不得知。"
[41]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30《范文穆吴中田园杂兴一卷》。
[42] 周汝昌：《范成大诗选》第2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43]
宋代诗词中述及"菜花"或"油菜"者不少。如郑熏初《乌夜啼·题月海星天观，即宋武所居故地》："无限青青麦里、菜花黄。"可见当时的"春稼"中是包含了菜花的。
[44] 参阅曾雄生：《农具的选择：也稻谷脱粒农具为例》，载"农业历史与文化"网站，2002年3月下旬上网。
[45] 陆游《剑南诗稿》卷18《明州》诗云："丰年满路吴歌声，蚕麦俱收谷价平。"这里所描述的情况与范诗相似。
[4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2"绍兴二十九年六月丁未"。
[47] 《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4期第21页。
[48] 据鲍廉《琴川志》卷6，苏州常熟县有水田2 919 842亩，旱地208
038亩，水田在总田亩中占92%。苏州其他各邑应该相似。转见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第111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2002年6月15日修定于京南枫叶居
[作者李根蟠，1940年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原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