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薯粮”与“玉糁羹”

 

——兼答《“红薯”献疑》

 

李根蟠

 

 

我写了《也谈“红薯与紫芋”》后,收到曾雄生先生来信,称其同意“红薯”乃藷蓣的观点,但不同意游修龄先生和我关于苏诗第五六句的解释。信中说:

 

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指的是,山薯在冬天成实,装在瓮盎中,满满的,胜过大田作物,比如水稻的收成。全诗写了山薯在春、秋、冬四季的生产周期,以及从播种到食用的全过程。确切地说,穷冬出瓮盎,是指山薯在冬季收获装入瓮盎中,而非用瓮盎储藏作为冬天食品。实际上,薯蓣等块茎和块根类作物最好的贮藏办法就是让它埋在地里。徐衷《南方草物状》曰:,二月,至十月乃成卵。大如鹅卵,小者如鸭卵。掘食蒸食,其味甘甜,经久,得风乃淡泊耳。十月乃成卵,指十月成实。此时已是冬天。掘食,指需要食用时挖出,这种吃法味甜,且可以保存很长时间。挖出来,见了风以后,味道就会变淡。由此看来,穷冬出瓮盎既非是指秋天采摘收藏的零余子,到冬天拿出来食用时,摆满了瓮盎,不亚于田间种植的收获,也非指储藏作为冬天食品供应的薯粮,而是指冬季可随吃随掘,用瓮盎装盛。(按曾雄生先生的这封信,已以文章的形式发表于“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网站,见本文附录)

 

红薯成熟后让它仍旧埋在地里,随吃随挖,此说很新颖,但未免使人疑惑。即使长期埋在野地里的成熟的红薯不会被别人挖走,南方气候这样潮湿多雨,野地里又有这么多的蛇虫鼠蚁之类,如何保证红薯不致腐败受损?这些问题如解决不了,又怎能在现实中推行这种从书斋中想出来的办法呢!从苏诗看,“出瓮盎”,应是从瓮盎中取出红薯,解释为从地里挖出红薯置于“瓮盎”中,是否有些别扭呢?且随吃随掘的红薯装在盆中就可以了,何以要把瓮盎也搬出来呢?须知瓮盎是储藏器,而不是食用时的盛器呀!

曾雄生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南方草物状》的有关记载,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片面地解释它,不能用《南方草物状》来否定《南方草木状》,而应该把这两者及其他史料联系起来作整体的分析。对《南方草物状》这段话,我的标点是:“甘藷,二月种,至十月乃成。卵大如鹅卵,小者如鸭卵。掘食,蒸食,其味甘甜,经久得风乃淡泊耳。”“十月乃成”,是指十月成熟,可以收获了,非指十月才形成块根。“十月”,从“理论”上讲是冬天,但在海南岛,仍然是秋天,这与《南方草木状》“秋熟收之”并不矛盾,而苏诗的“穷冬”也不包括这个“十月”在内。“掘食”,我以为不但指收获的方式,而且与“蒸食”为对文,指掘起来生吃,但不能解释为长时期的“随吃随掘”。甘薯“经久得风乃淡泊”,不等于说埋在土里就能长期保鲜。不能以此否定关于“薯粮”收储方式的明确记载。其实,正是鉴于甘藷的上述特点,海南人才对甘薯采取“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圌贮之”(《南方草木状》语)措施的。

 

关于“玉糁羹”,近日检得一些材料,兹提供作前文之补充。

苏东坡的“山芋玉糁羹”诗具体作于何时待考,可以确定的是被贬岭南以后的晚年作品。在《东坡全集》卷29中,它排在著名的“荔枝”诗之后。芋羹本是普通老百姓的食品,苏诗却亟言其妙,冠以美名。这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一样,表现了在逆境中超然自得的豁达情怀。这首诗在宋代已广为流行,许多诗人以不同方式提到它,其中不少把“玉糁羹”与芋联系起来。例如:

 

刘子《芋》:分得蹲鸱种,连根占地腴。晓吹黏玉糁,深啖模糊。(《屏山集》卷15)(按,“蹲鸱”乃大芋,下同)

王十朋《食芋》:我与瓜蔬味最宜,南来喜见大蹲鸱。归与传取东坡法,糁玉为羹且疗饥。(《梅溪集·后集》卷18)

陈藻《读东坡玉糁诗因成一,续去年芋茎后,寄丘林陈三友》:味有酥陀出自天,芋成玉糁却同然。此若使东坡见,尤怪枯茎化得偏。(《乐轩集》卷3)

郑清之《旧冬得蒌蒿数十根,植之舍旁,今春遂可采撷,辄持饷黄堂,拙语先之,聊发一笑》:玉糁羹芋称苏仙,天上酥酡能比肩。(《安晚堂集》卷2)

周紫芝《烧芋》:粪火拨灰聊效颦,玉糁夸羹未须尔。(《太仓米集》卷17)

徐瑞《田园》:屋山东南偏,手种一区芋。……寒夜羹玉糁,聊用娱岁暮。(《鄱阳五家集》卷8)

 

前文提及陆游诗多见“芋糁羹”,并推论“玉糁羹”即“芋糁羹”。其实,在陆诗中,“玉糁羹”亦多次出现,有些诗可以直接证明“玉糁羹”即“芋糁羹”。例如:

 

雅闻岷下多区芋,聊试寒炉玉糁羹。——《剑南诗稿》卷3《即事》(《宋诗纪事》卷21亦录此诗,而作者为蒋之奇)

西游携得蹲鸱种,且共山家玉糁羹。——《剑南诗稿》卷85《病中杂咏》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玉糁羹”是芋头羹,对于与苏东坡同一朝代的人来说,是十分清楚的,没有任何疑问和争议。其中,对“玉糁羹”描述得最为细致和传神的,应推刘子翚的诗句:“晓吹(炊?)黏玉糁,深椀啖模糊。”

游修龄先生文章谈到,蒋星煜引用宋人周文璞“哦诗礼塔作佛事,同吃地炉山芋羹” (《方泉诗集》卷2《尧章金铜佛塔歌》)的诗句,认为“山芋羹”即番薯羹,并以此作为苏诗“红薯”系番薯的佐证。我们不妨拿它和陆游的诗句 “松肪火暖眠僧榻,芋糁羮香拥地炉”(《剑南诗稿》卷13《正月二十八日大雪过若耶溪至云门山中》)比较一下,两者的意境和状物何其相似乃尔!“山芋羹”不就是“芋糁羮”吗!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196“东坡芋羹”条下云:“东坡山芋羮诗: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羊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虀脍,轻比东坡玉糁羮。”在这里,玉糁羮=山芋羮=芋羹,其间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把“玉糁羮”当作山药羹的,我只发现一条材料,那就是《浙江通志》卷120《湖州府》中,谓“山药”“兼作东坡玉糁羮”。但《陕西通志》卷43“物产一”称“芋……一名土芝,一名蹲鸱。栽田畔,可供玉糁羮。” 《广东通志》卷52“物产志”称“银芋,苗茎莹白,与叶并可生食,粤俗多用以为虀,其余芋种至多,亦号大米。苏过常以作玉糁羮云。”就以上三条材料看,我们也只好三占从二。后世浙江人可能有用山药做“玉糁羮”,但那是出于误解,是假“东坡玉糁羮”。因为,与苏东坡同时代的人都视“玉糁羹”为芋羹,迄今还没有发现任何反证。

 

李根蟠2005-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