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牛耕使用的变化

农牧关系是传统经济生产结构中最主要的关系之一。不少学者注意到中国和西方农牧关系的不同特点。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西欧农牧并重，中国重农轻牧——黄宗智在比较前近代中西经济时也强调这一点。这种观点早已有之。上世纪五十年代农史界的一些前辈学者就曾以“跛足农业”概括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七十年代末有人提出中国自春秋以来形成所谓“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它是中国几千年来贫穷、动乱、落后的总病根，把这种看法推向极端。我曾撰文批评这种观点之片面性，指出中国历史上不但有小农经营的小规模畜牧业，而且有规模较大地主经营的畜牧业和规模更大的国家经营的畜牧业；除了农区畜牧业以外，广大牧区又有发达的游牧经济。我用“两个并存”概括中国历史上农牧关系的特点，认为中国和西欧都是农牧结合，只是属于不同类型[1]。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一基本观点。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国历史上农区的民间畜牧业确实主要是以农业的副业的形式存在的，国营畜牧业不能说与经济没有关系，但主要是用于军事目的，国营畜牧业和民营畜牧业之间，农区畜牧业和牧区畜牧业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是脱节的。同时，从总体看，确实存在种植业排斥畜牧业、农田挤占牧地、农区蚕食牧区的长期趋势。这些因素制约了中国传统畜牧业的发展。中唐时，由于河西牧场沦于吐蕃，国营畜牧业极盛而衰，成为中国畜牧业走上下坡路的标志。不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牧区畜牧业、农区民间畜牧业并没有跟着衰落。元朝为了消弭汉族人民的反抗，多次大规模括马括畜，对民间畜牧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也说明前此的民间畜牧业仍有一定规模。随着元蒙帝国的覆灭，中国牧区游牧经济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明清时代，人口激增，耕地吃紧，传统牧区大片大片被垦辟为农田，农区内可供放牧的草山、滩涂和休闲地、农闲地大量减少，畜牧业萎缩，终于出现农牧结构畸重畸轻的格局[2]。

现在，让我们着重谈谈中国养牛业和牛耕的发展变化，它比较典型地表现出中国传统农牧关系的特点和局限性。

我国新石器时代开始养牛，在很长时期内，养牛业是相当发达的。《墨子·天志》云：“四海之内粒食人民，莫不刍牛羊，豢犬彘。”《荀子·荣辱篇》也说：“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刍，又畜牛羊。” 可见直至春秋战国时代，民间养牛仍然十分普遍。牛始供食用，继则牵挽——拉车和耕田。在黄河流域，春秋战国时牛耕已经习见，但当时的铁犁比较原始，汉代出现框形犁，牛耕才臻于成熟。所以，黄河流域牛耕的真正普及的过程，是从赵过作“耦犁”开始的。从此，中国养牛业走上主要为农业服务的轨道，肉用牛的发展却因而受到限制。

铁犁牛耕是中国封建地主制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耕作和运输都离不开牛，牛被称为“耕农之本”，农民和政府都很了解牛耕的重要性。但中国封建社会牛耕的推广，却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一是小农经济体制，二是农牧矛盾，因而呈现出倒“V”字形的发展曲线。

就在“耦犁”出现，政府大力予以推广的汉代，农户缺牛已经成为突出问题。赵过推广耦犁时，鉴于“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教民相与庸挽犁”[3]。东汉郫县残碑载犀浦地区农户的财产，在18户中有牛仅5户[4]。这和上引墨子和荀子所言老百姓“莫不刍牛羊”的情况显著有别。是畜牧业衰落了吗？不是的。据《史记·货殖列传》，从事商品性畜牧业的，若养牛达“蹄角千”（167头），贩牛达“千足”（250头），其收入就可比“千乘之家”。两汉史书中不乏牛马成群的大牧主，有的甚至“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5]。更别说农区国营牧业和牧区游牧族的庞大畜群了。问题出在封建地主制取代封建领主制以后，一般农户经营畜牧业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以前实行授田制，农民被授予份地，有相应的休闲田，村社又有可资利用的公共牧地，虽然依附性强，但生产条件稳定，饲养牛马等大牲畜较有保证。授田制废止后，土地买卖发展起来了，土地占有不均，一方面是占有大量耕地并往往控制大量公荒地的地主，另一方面是少地或缺地的农民，农民虽然人身相对自由些，经营的独立性加强，但生产条件不稳定，经济力量薄弱，饲养牛马等大牲畜缺乏必要的物质保证。南宋陈旉说：“古者分田之制，必有莱牧之地，称田而等差，故牧养得宜，博硕肥腯，不疾瘯蠡也”；“后世无刍牧之地，动失其宜”[6]。他看到了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一般农户发展畜牧业所受到的制约。

封建政府是在小农经济体制占主要地位的条件下推广牛耕的，为此，他们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例如：政府贷款农民买牛，或政府直接买牛借给或赐给农民使用；引导和鼓励农民发展其他家庭副业，积蓄资金购买耕牛；采取免税等优惠措施鼓励养牛，鼓励产牛区向缺牛区供应耕牛，活跃耕牛市场；组织有牛户与无牛户的互助——无牛户可以通过租借或换工的方式使用有牛户的耕牛；等等。应该说，封建国家的这些措施是有成效的，从秦汉到唐宋，牛耕被逐步推广到更多的农户和更广阔的地区。最近我看到厦门大学乜小红的博士论文《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她提出唐政府努力实现“农户都有耕牛”论断，举出不少事例，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唐政府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这一目标，但接近了这一目标。时人张廷珪说：“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7]。看来，耕牛是当时每个农户在正常情况下所必备的生产资料。正因为这样，陆贽在贞元九年(793)建议募民屯边时，把“至者家给牛一，耕耨水火之器毕具……”作为安置屯民的重要条件提出来[8]。唐玄宗开元廿二年（735）规定：“定户口之时，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将入货财数。”这是鼓励养牛、保护小农的政策，如果不是当时的农户像拥有自己的居宅那样普遍拥有耕牛，这种规定就毫无意义了。唐中叶以后，中国的国营牧业虽然由盛而衰，但宋代民间养牛业未见萎缩，耕牛市场依然活跃。京西是当时北方重要的产牛地。北宋时房州的焦氏养牛多达千头[9]，规模可与汉代的大牧主媲美。宋代经济重心已转移到南方，南方许多地方已开发为良田，但草山草坡尚多，养牛盛于北方，如浙东、福建和广西均盛产牛只；江西等地的农民，冬天往往到广西贩牛。宋代农户养牛的普及程度，从下面的事例可以窥见一斑。据《朱子语类》载，南宋初年，魏安行在京西计口括牛，“每四人共百亩田”仅留耕牛1头，民间因而“大扰”[10]。可见当时京西民间平均不到四“人”百亩即有一牛，比如说，每两三个劳力、五十来亩耕地就可能有一头牛[11]。果如此，则牛耕在京西地区的农户中基本上普及了。在南方，尤其是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农民养牛不会比京西地区少[12]。这比起上述汉代的情况，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在封建地主制度下，总有贫困缺地的农民存在，不可能百分之实现每个农户都有耕牛的目标，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估计，唐宋时代中等以上的农户基本上都拥有耕牛，而贫穷的下户也可能合养耕牛或租借耕牛使用？这种估计，虽不中，亦不远矣。

明清时代情况又有新的变化。由于人口不断增加，耕地的垦辟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农户占有的耕地缩减，经营规模更加细小，饲养耕牛也就更加困难。也就是说，在新的条件下，小农经济体制对牛耕普及的制约越益严重。而传统经济中农牧之间内在的矛盾经过长期的发展，到明清时期更为尖锐和显露了。

从唐宋至明清，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原来可供放牧的牧场、草山不断被转化为农田，原来农田中可供放牧的空间也不断被压缩。曾雄生指出，由于用于养牛的土地面积不断减少，中国的传统农区养牛方式经历了从“牧牛”到“放牛”再到“縻牛”的演变过程，从而导致传统农业跛足状态的出现[13]。“牧牛”是以有专门的牧地为前提的；牧地与农田分开，畜牧业和种植业不至于直接撞车。“放牛”是在秋冬收获后的农田或在农田的周围放养牛只，它以农田秋冬休闲、农田周围尚有较多可供放牧的空间为条件。当农田秋冬复种发展起来，而农田周围的边角地也种上庄稼以后，为了防止牛只伤害庄稼，就只好把牛拴起来，把牛只的活动限制在以树桩为中心、以牛绳为半径的范围内。这就是“縻牛”。“縻牛”导致了养牛业的萎缩。中国历史上多熟种植较大的发展始于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长江下游的稻麦复种制的推广，至明清，各种形式的多熟种植发展得更为普遍。北宋陈旉在其农田规划方案中，设计加宽陂塘堤岸和田堘，以供系牛放牛之用。至明清，耕地紧缺，田堘也被蚕食，或种上庄稼，如南方许多田堘都种上田堘豆，养牛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获取水草饲料更加困难了。这必然成为养牛业和牛耕发展的制约因素。明末宋应星说：“愚见贫农之家，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者半之。既已无牛，则秋获之后，田中无复刍牧之患，而菽、麦、麻、蔬诸种，纷纷可种，以再获偿半荒之亩，似亦相当也。”[14]从唐宋的有关诗文中可以看到，农民只要收成较好、手头较宽，总是尽量置办耕牛的。到了明清，放弃牛耕却成为贫苦农民的“理性”选择。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铁搭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耕犁，主要是由于养牛业萎缩的缘故[15]。

目前还没有找到清前期农户占有耕畜的数据资料，但清末的数据是有的。如据陆保善《望都县乡土图说》，光绪三十一年，望都县（今河北唐县）有耕地224066亩，役畜（注意：包括马、骡、牛、驴）2966头，平均75.5亩耕地有役畜1头。据记载，当地有田六七十亩为上户。也就是说，一般只有地主富农才养得起役畜。如孙家庄“居民虽有四十余户，可养牲者，不过四五家而巳”。丘庄村120户，耕地2400余亩，而所有牲畜不过20头。[16]这是晚清的情况，清前期情况估计相差不远。清代民间养牛业和农户拥有和使用耕牛，比起唐宋时代显然是后退了。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养牛业的萎缩和耕牛的紧缺，不但反映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而且是中国传统经济农牧关系的内在矛盾发展所致。其后果，既影响了人民肉食消费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也极大地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评价某一时代的经济，要作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要紧紧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基本的历史联系，否则，认识容易走偏。当我们把清代经济放在传统经济发展的长河中考察并与同时代的西欧比较的时候，不难发现以下一些基本的事实：清代经济总量比前代有较大的增长，土地生产率达到传统时代的最高峰，依靠传统农业自身力量养活了急剧增长的庞大人口，市场机制的作用有进一步的发挥，导致某种地区分工和商品经济超越前代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生产部门出现并缓慢发展，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清代的经济的确是向前发展的，也说明中国的传统农业具有很强的适应力和潜能。但清代经济的发展又遇到很大的制约：畜力不足，农具没有改进，精耕细作农业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滑行，劳动生产率停滞以至下降；传统农牧关系内在矛盾的发展导致农牧比例畸重畸轻局面的出现，人口压力下不合理的过度的土地垦辟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传统农学虽然仍在发展，但比起同时代的西欧，在基础理论和研究手段上均无新的突破，等等。这些制约是带有根本性的，它使得清代经济的发展的速度和势头不但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欧，而且逊于先前的战国秦汉和唐宋时代。清代的经济是发展与制约并存。不承认清代经济的发展是说不过去的，夸大清代经济发展的程度也是不妥当的。

作者附记：这是我在去年十一月东亚农史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其内容基本上是从《“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和我的思考》一文中抽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