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先民对甘薯的收储食用方式，最早的明确记载是西晋稽含的《南方草木状》：“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圌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在苏东坡生活的北宋时代，情况是否仍然如此？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苏东坡说：“海南以藷为粮，几米之十六”（《苏东坡年谱》元符元年戊寅引《记藷说》，《农政全书》和《广东通志》都引用了它）。他在《和（陶）劝农六首》诗序中又说：“海南多荒田，……所产秔稌不足于食，乃以藷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诗中还谈到“芋羹”“藷糜”。从这些记载看，宋代海南人主要不是直接吃蒸红薯或烤薯块；也不是食用零余子（宋代海南人是否食零余子，未见明确记载，即使食用也不可能普遍，而且，大概不会直接用零余子做粥。现在市场上间或有卖零余子——山药豆的，虽然并不需要去毒，但它比较细小，一般是蒸熟后剥皮食用，比较费事，作为粮食，远没有利用薯蓣属植物块茎方便），而是用“藷粮”“杂米作粥糜”，“蒸晒切如米粒”的收储食用方式应是延续下来的。所以，《广东通志》卷52引苏东坡的话径作“海南以藷米为粮，几米之十六”。

    《南方草木状》这条史料，西晋以后到清代，一直被人广泛引用。清代吴震方的《南越杂记》、屈大钧的《广东新语》都提到“甘薯”（甜薯）的这种收储食用方式。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丁颖、戚经文的《中国之甘薯》仍有如下之记载：“（甘薯）自珠江西江迤南，西至高州、钦廉及广西南边，南至雷州、琼崖，仍为春秋期间之普通旱作物。……至成熟收获之量多者，仍切晒仓圌，与古代同。”可知历代转述《南方草木状》者，乃反映甘薯收储食用方式延续之实况，并非只是作文抄公而已。

    甘薯的这种收储食用方式之所以千余年延续不变，绝非偶然，这是海南等地的先民在长期的实践中，适应甘薯的特性和当地自然条件而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们之所以在食用甘薯前作如此处理，我想，一是防腐，二是便藏，三是保持风味，四是便于长期随时取食。讨论宋代海南人收储食用甘薯（甜薯）方式，无疑要充分考虑这些经验。撇开这些记载另立新说应十分慎重。

    具体到苏诗的第五六句，诚如游修龄先生指出的，瓮盎可以储藏零余子，而不宜储藏薯块。但薯块加工成“藷米”（薯粮）以后，却是很适合用瓮盎储藏的。游修龄先生的文章说：“淇上白玉延，能复过此不？”白玉延即山药是苏轼的自注。如果“穷冬出瓮盎”吃的是薯粮，白玉延也是薯粮，变成诗中重复两次提到吃薯粮，却没有提到吃零余子，是没有完整理解全诗。我觉得这里可能存在某些误解。从《南方草木状》记载看，“薯粮”是甘薯加工后的专称，山药不采取这种加工方法，是否也称“薯粮”？如上所述，山药和甜薯（红薯）是两个不同的种。则苏诗也可以解释为：海南红薯的风味不亚于以至胜过淇上的白山药。从当时薯粮（藷米）仍然是海南的主粮之一，而零余子未见记载看，后一种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至于“磊落胜农畴”句，“磊落”形容其众多貎，苏东坡是在庭院栽种“红薯”的，而收获不比大田差，故曰“胜农畴”。

曾雄生先生说，红薯可以留在野地里隨吃随掘，这诚然十分简便“理想”，如果行得通的话，我想海南等地先民是不会如此的不惮烦、千余年如一日地“蒸切晒收”的。作物生长期间和停止生长以后显然是不一样的。前者自身有防止腐败的能力，后者一般丧失了这种能动的力量，需要采取人工保护措施。成熟后的薯块短期留在地里是可以的，长期则难免腐烂受损，这恐怕不需要作繁复的论证。至于曾文又立新说——苏东坡是利用瓮盎进行山药的盆栽，我就更疑惑了。宋代仍然如此荒凉、用来作贬谪罪臣之地的海南岛，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实行这种集约化的生产方式？无论如何，要证成此说，需要拿出起码的证据来，否则，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假说”罢了。

在这里，我还需要作自我批评。在仓促成文的《也谈“红薯与紫芋”》中，由于我的粗心大意，在批评蒋星煜把“山芋羹”当作番薯羹的同时，竟说游修龄先生主张以“山芋羹”为山药羹。其实，游先生在文章中已经明确说过：“到宋时则是芋艿的同物异名。”这个错误实在有点离谱。虽然游先生宽容地没有公开点出我的错误，而我是不能不自责和引以为戒的。

                                                                                    李根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