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薯蓣盆栽的证据》读后

我在《“零余子”献疑》一文中指出，曾雄生先生想要证成苏诗“穷冬出瓮盎”系盆栽“红薯”的新说，需要拿出起码的证据。曾雄生先生不以为然，认为他已经拿出了起码的证据。在《薯蓣盆栽的证据》中，他全文引述了唐王旻《山居录》中“种薯蓣”一节，并用红字标出他在《“红薯”献疑（三）》中曾经引述的内容。他怀疑我是“有意回避”他的证据。因而需要作些解释。
曾文引述《山居录》中的文字我当然看到了，也没有任何必要去回避它。但这是什么证据呢？这是唐代中原已经出现藷蓣盆栽技术的证据，而不是宋代苏轼在海南盆栽“红薯”的证据。藷蓣并不等同于“红薯”，即使盆栽藷蓣的技术可以应用于红薯，未必苏轼就已掌握和实施这种技术。你当然可以根据某种迹象猜测苏东坡也在进行红薯的盆栽，从而建立你的假说。但假说不等于事实。要使假说获得证实，就需要证据。我说的证据是这种证据。我现在确实还没有看到曾文提供了这方面起码的证据。
如果苏诗果真是对红薯盆栽的描述，那规模着实不小。“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整个冬天都可以从瓮盎中获取红薯，收获胜过大田，这需要多少盆盎呢？又需要多少“肥沙土和牛粪及油麻稭”（按，王旻《山居录》要求用这些作盆栽藷蓣的材料）呢？光靠他父子俩恐怕未必能办到吧？而人力和财力的支持又来自何方呢？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们知道，苏东坡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他在海南写了不少诗文，也和一些文人墨客通信唱酬。在苏东坡的诗文中，连谁请他吃烧芋这样的小事都有记载。在海南引进中原盆栽技术这样的新鲜事、大事，是不可能不落痕迹的。可是，我们不但看不到苏东坡和他的朋友的有关记载，而且在海南的方志中也没有相应的消息。
那么，《酬刘柴桑》诗能否作为证据呢？我认为不能。如果是描写盆栽，诗中就应该交待把种苗移栽到瓮盎中这一关键环节。可是，诗中谈到红薯紫芋种在墙周，开出散发幽香的花，谈到整个冬天可从瓮盎中取出供食，唯独找不到种苗移栽瓮盎的描述！作为一个善于叙事状物的文豪，怎么可能出现这种疏漏呢？说“穷冬出瓮盎”是盆栽，仅仅是一种猜测罢了。
曾文说：“我找到了一条材料，证明‘穷冬出瓮盎’可能是一种盆栽法。”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是“可能”，表明作者也认为这是尚待证明的猜想或假说，如何又说“证明”了呢？唐代王旻的《山居录》能证明宋代苏轼在海南搞红薯盆栽吗？它充其量只能提供作者借以猜测和假说的线索而已。
我希望曾雄生先生能够找到证据证实他的假说，我将乐意看到我的上述分析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中国农学史却可以由此增添精彩的一筆！
 
                                                                             李根蟠2005/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