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发展史表明，它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地区辐射的。中国农业在其发生期即巳分布在广阔的地域上，黄河流域是一个中心，长江流域也是一个中心，面貌不同，各有千秋，同为中华文化的摇篮。事实证明，我国农业是从若干地区同时或先后发生，因生活条件的差异而逐步形成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这种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又是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并通过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汇合为中华农业文化的洪流。这种现象，贯穿在我国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全过程中，我们称之为“多元交汇”。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列。它们大体以长城为界，在地区上相互分立，在经济上却相互依存。两大农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碰撞，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以至政治史的主要线索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农耕文化始终占主导地位，而牧区对农区存在着较大的经济上的依赖性。游牧民族虽然多次入主中原，但结局无一例外地被农耕文化所融合。而随着土地的垦辟。总趋势是农区不断扩大，牧区不断缩小。

在农业文化内部，又有北方的旱地农业和南方的水田农业两大类型。其形成以秦岭、淮河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其发展则有赖于相互的交流和融汇。中唐以前，华北旱地农业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这既是由于黄河流域土壤、地形、植被等条件有利于农业的早期开发，又与这里地处中原，便于吸收融汇各地区各民族先进的农业文化因素有关。事实上，黄河流域的农业是在华夏族先民创造的粟作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方的稻作文化、西方的麦作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充实发展起来的。南方水田农业起源甚早，但长时期停留在“火耕水耨”阶段，至中唐以后，形成自有特色的水田精耕细作体系，并终于后来居上超过北方旱地农业。这既由于这里的自然条件需要社会经济条件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在优势，同时也是南北农业文化交流融汇的结果。这两种农业文化的形成、发展，它们彼此的交流及地位的消长，是我国农业史的又一主要线索。

除了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交流外，还存在着与国外农业文化的交流。这在我国动植物的驯化、引种和利用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

我国传统农业的另一个特点是精耕细作。这是指我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主要方面和发展方向而言的。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强调“深耕疾耰”、“深耕易耨”，但这并不等同于精耕细作。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业精华的一种概括，指的是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

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是精耕细作的基础。从先秦诸子到贾思勰、陈旉，到明淸时代的农学家，无不强调集约经营、少种多收。这种主张的产生不单纯因为人口增加，耕地紧缺和小农经济力量薄弱；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集约经营、少种多收，比之粗放经营、广种薄收，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人力财力的使用上，都是更为节省的。明末《沈氏农书》引老农的话说：“三担也是田，两担也是田，五担也是田，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气力又省田。”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夏、商、商周，休闲制代替了原始农业的撂荒制，出现了畎亩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连种制取代了休闲制，并创造了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和间作套种方式；隋唐宋元，水稻与麦类等水旱轮作一年两熟的的复种有了初步的发展；明淸，除了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继续发展以外，又出现了建立在综合利用水土资源基础上的立体农业的雏形。上述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次进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各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农业是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我国传统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多熟种植和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一方面尽量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植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至于在水土资源综合利用基础上多种生物共处和多层次配置的“立体农业”，对土地、资源和太阳能的利用就更为充分，而单位农用地产出的数量、质量和品种也更为丰富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攻方向，也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基础和总目标。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精耕细作是互为表里的。中国传统农业的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无疑达到了古代世界农业的最高水平。

从农业的总体来分析，农业技术措施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产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踫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我国踫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包括这两方面的技术措施。

气候条件，即古人所谓“天时”，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要。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对农时的掌握，由此推动了历法的进步，形成中国所特有的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但由于人们还不能控制和改变气候条件，中国古代对“天时”只是强调自觉地适应它和充分地利用它（局部人工小气候，如园艺和花卉业中的温室栽培除外），改造农业环境侧重在土地上。主要措施是耕作、施肥和灌溉。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北方旱地耕作技术，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是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中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区别于西欧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中国农田施肥起源很早，而且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到了“惜粪如惜金”的地步。肥料来源除天然肥和绿肥以外，包括人们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废弃物。《沈氏农书》说：“作家第一要勤耕多雍，少种多收。”简明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中的若干基本特点。用地养地相结合是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土地之所以利用率不断提高而地力长久不衰，重视施肥、精细的耕作和合理的轮作倒茬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古代农业又很重视发展农田灌溉，不同于古代欧洲收成取决于天气好坏。合理排灌也是改善土壤环境的重要措施，这方面有先秦的农田沟洫、战国以后的灌淤压碱，南方稻作的烤田技术等。我国古代人民运用耕作、施肥、排灌以及生物方面的措施，把大量条件差、产量低的土地改造成良田。

在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方面，我国传统农业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人民很早就认识到采用良种是最经济的增产方法，并形成类似后世种子田的选种、繁种和防杂保纯相结合的制度。又重视种子的保藏和播前处理（水选、晒种、药物拌种和浸种催芽等），以提高种子的生命力。在园艺、花卉、植桑和林业以及部分大田作物生产中普遍采取扦插、分根、压条、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在畜牧业生产中则广泛实行杂交育种。中国古代农业在长期发展中培育和积累了丰富的作物与畜禽品种资源，成为最可宝贵的农业遗产之一。农业生物的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之间，各个不同生长部位和生长时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中国古代人民巳懂得按照自己的不同需要去利用它。园艺中的摘心打杈、修剪定型、疏花疏果，畜牧生产中的阉割术都属这类。中国古代人民又善于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之间彼此依存和制约的关系，使其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例如在种植业方面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混套作的方式，就是建立在对作物种间互利或互抑关系的深刻认识上。在畜牧业方面，利用人类不能直接食用的农作物秸秆糠秕饲畜，畜产品除供人类食用外，其粪溺皮毛骨羽用于肥田，还利用畜力耕作，这巳是基干农牧互养关系的多层次的循环利用，虽然属于比较低级的形式。稻田养鱼，鱼吃杂草，鱼屎肥田，鱼稻两利，亦属此例。在池塘养鱼中，我国古代普遍实行草鱼、鲢鱼等鱼类混养，是对某些鱼类共生优势的利用。至于各种类型的“立体农业”，则是利用多种农业生物之间互养关系的更为高级的形式。生物间的互抑，也可以化害为利，使之造福于人。例如鱼类的天敌水獭、鸬鹚，人们饲养它们来捕鱼。中国传统农业中颇有特色的生物防治，也是据此而创造的。以上种种生物技术措施，比之土壤耕作措施，意义可能更为重大，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局限于单纯经验的范围，而是形成自己的农学理论。这种农学理论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若干富于哲理性的指导原则，因而又可称为农学思想，“三才”理论是它的核心和总纲。中国古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立论的依据。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例如土脉论、地力常新壮论、有风土而不唯风土论、三宜原则等，都是从“三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这一生育阶段与那一生育阶段之间的关联，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农业重视农业系统中废弃物质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论系统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的身份出现的，它是自决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因而产生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人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有了主动权，可以“盗天地之时利”，可以“人定胜天”。“三才”理论是精耕细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精耕细作的基本要求是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条件的有利方面，克服其不利方面，以争取高产。精耕细作重视人的劳动（“力”），更重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知”）。上文谈到一系列精耕细作技术，都是建立在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环境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更多典型的了。“三才”理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晶。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升华。它是在我国古代农业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农业实践向前发展的。

精耕细作技术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的，在大田生产和园艺生产中表现尤为突出。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精神也贯彻到农业生产的其他领域中。畜牧、蚕桑、养鱼、林木等生产各有特点，但集约经营、精细管理，通过改善农业环境提高农业生物品质的途径、尽量增加每个生产单位的产出量，则是一致的。至于园艺中分化出来的花卉、园林、盆景和观赏鱼培育等，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艺术化了。

中国古代农业多元交汇、精耕细作的特点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知道，农业生产以动植物为对象，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环境如何，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不过，农业生产的主体是人；而人并非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所谓自然条件的优劣是相对而言的；它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是正是反、是大是小，往往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为转移。我国的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发展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甚至是严峻的一面。我国历史上以自然灾害频仍著称。土地条件也是利害参半。我国现有耕地中不少是原来的低产田，外国人视为不宜耕作的“边际土地”。不过，过于“优厚”的自然条件（如天然食品库过于丰裕）往往助长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而相对严峻的自然条件，反而会激发人们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才智。因此，对农业生产发展更有意义的，不是自然条件的“优厚”，而是它的多样性。中国古代农业实得益于这种多样性。它不象某些古代文明那样局促于一隅，而是发生在一个十分宽广的地域内。它跨越寒温热三带，在辽阔的平原盆地，连绵的高山丘陵，众多的河流湖泊，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这是任何古代文明起源地，不论是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还是古希腊，都是无法比拟的。在这样一个宽广的舞台上，中国古代人民的农业实践，无论广度和深度，在古代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而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就此文化在经常的交流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构成多元交汇、博大恢宏的体系。

在中国人民丰富的农业实践中，又产生了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精耕细作本质上中国人民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克服其不利因素，发扬有利因素而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精耕细作农业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并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精耕细作是多元交汇农业体系的产物。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产生还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关。我国自战国以降，土地可以买卖，自耕农始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地主则主要采取租佃制方式经营，而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要比份地制下农奴对地主的依附轻些。无论自耕农和佃农，都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因此，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欧洲中世纪农奴要高得多。我们知道，农业生产归根结底要靠人，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至关重要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正是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前提的。同时，由于个体农民经济力量薄弱，由于他们生产条件不稳定，经常受土地兼并和地主夺佃增租的威胁，扩大生产规模是很难的，一般只能在小块土地上，用多投劳力和改进农艺的方法，尽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解决一家数口的生计问题。这也是精耕细作传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以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作为主要特点的我国古代农业，不但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成果，而且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遇到不少困难和挫折。频繁的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以至诱发大规模战乱，使农业生产难以正常进行。战乱又往往和天灾纠结在一起，象一张血盆大口，无情地吞噬掉多少年积累的农业生产成果。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天灾人祸相继发生造成赤地千里的惨况是屡见不鲜的。淸代，我国农业又面临人口膨胀所造成的巨大压力。然而，这些困难和挫折虽然给我国古代农业造成严重破坏，但却不能终止它前进的步伐。这是因为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下，我国农业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而且回旋余地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黒了北方有南方”，这使得它在整体上有极强的抗御灾害、克服困难、涉险前进的能力。北方打烂了，南方照样发展。精耕细作也是我国古代农业能渡过一个个难关的重要保证。我国古代农业尽管遇到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但从来没有由于技术指导的错误引起重大的失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精耕细作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且，正是这种传统成为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困难中复苏的重要契机。北魏时，在长期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的黄河流域农业亟待恢复，这时出现了《齐民要术》；元统一前后，又一次面临振兴因游牧人蹂躏而残破的农业经济的任务，这时出现了《农桑辑要》和王桢《农书》，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一方面说明精耕细作传统延綿不断，另一方面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发扬精耕细作传统作为克服困难、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具有多元交汇的博大体系和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我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断了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新的史记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

中国传统农业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它毕竟主要是在小农分散孤立经营条件下形成的，是建立在手工操作、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的。由于传统农具明淸后没有继续获得改进，由于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由于经营规模的狭小和分散，劳动生产率低下，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极大地限制了其他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规模。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的思想，尽管在一定地区和一定范围内形成各业综合发展的良性农业生态体系，但在旧的制度和分散经营的条件下，不可能在更大规模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不可能在生产结构的总体上建立农林牧副渔各业协调发展的关系。由于盲目开发导致森林、牧场和水资源的破坏，以及农林牧比例失调等现象确实发生了。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进程看，传统农业巳落伍于时代，它必然要被现代农业所替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农业直至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农业的范畴。用现代科学和现代装备改造我国农业，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仍然是今天的主要任务。

但要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并非要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农业。我们只能抛弃传统农业中落后的东西，对其中合理的成分则应该继承和发扬。精耕细作的科学技术体系正是我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和合理内核，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今天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例如它集约经营、主攻单产，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比较经济，这无疑适合我国人多地少、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且世界上土地资源有限，人口却不断增长，人类总是要向有限的土地索取越来越多的产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因此，从长远看，人类也只能走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道路。

上文说过，我国传统农学理论长期停留在抽象的哲理原则，缺乏实验科学的精确依据，没有深入生物体内部研究其物质结构和生命过程，以致落后于西方的近代农学。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学习外国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但应看到，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成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西方近代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孤立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总的联系注意不够。因此，西方现代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西方现代农业出现的环境污染、水土流失、能量“投入—产出比”随着投入量的增长而日益下降等问题，不能说与此无关。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农业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体系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向能动作用，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综合性科学日益发展的今天，我国传统农学的这一特点，应该说更符合农业的发展方向。

总之，现代科学现代装备与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相结合，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将在中国未来的农业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