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掩盖下的落伍
——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一些看法
李根蟠
作者按：2001年12月7日“中国经济史论坛”以“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为主题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会上介绍了西方学者近年来对中国前近代经济评价的一些变化，对明清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展开了讨论。本文是作者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纲要，主要根据游修龄先生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明清部分的有关观点和材料。文中谈到的问题牵涉到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认识和评价，在农史界也存在争论。兹整理成文，在贵坛刊发，希望有助于该问题讨论的深入。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用很尖锐的方式提出了从世界整体史的视角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问题。弗兰克的主要论点是：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他主要从白银贸易论证这一问题，指出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 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对弗氏提到的白银贸易问题，我很生疏，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但我总觉得把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估计得太高，很难解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落后挨打的事实。传统农业是传统经济的基础。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估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和问题。例如，农史学会曾组织编撰《中国农业通史》，负责编写《明清（前期）卷》的作者认为：明清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当时，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水平要比西欧高得多。这种观点马上受到编写《近代卷》的作者的质疑。——你这样讲，我这卷就没法写了；如果中国农业一直保持先进，晚清以来朝野人士痛感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引进西方的农业技术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农业很长时期内在土地利用率、土地生产率和农业技术等方面领先于世界。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中国的前夕，中国传统农业的这种优势是否继续保持？或者说，在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农业的发展是否有差距，如果有差距，这些差距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与我们会议的主题——传统经济的再评价密切相关，也是研究明清农业史和经济史不能回避的。在这里，我根据农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尝试作一个简单的解答。
说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能说没有根据；外国人也有这样的。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中比较了中国和法国18世纪的农业，他说：
中国农业十八世纪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代欧洲的许多地区的农业可能显得特别落后，雍正时代和乾隆时代前期的中国农民普遍地比路易十五执政期间的法国同行们，生活得更为舒适和更为安居乐业，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普遍更为高一些。
18世纪的欧洲人也是这样看的。著名的启蒙学者伏尔泰在1764年编成的《哲学词典》中说：
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传授给他们的；但是在道德、政治经济、农业、技艺这方面，我们却应该做他们的学生了。
伏尔泰承认当时中国的农业比西欧先进，但他已经看到其他方面中国和西欧已经有了差距。
我认为，他们说18世纪中国农业比西方先进，主要是从农艺和产量的层面着眼的，这大体上是事实。但在这种“先进”的背后，当时中国的传统农业已经隐藏着落后的因素，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农学基础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手段的落后；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以下分别做些简单的说明。
关于第一个问题，游修龄在《清代农学的成就和问题》一文中指出：
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王朝，其农业又有新的发展，表现在农书的大量增加……在生产技术方面精耕细作和复种套种更见充实丰富，农学理论也较宋明以来有所发展。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而能始终保持地力于不衰。但清代重文轻理较前代尤甚，农业赖以发展的生物学基础理论与同期欧洲相比，差距甚大，如在动植物两性繁殖和受精作用以及植物营养、病原微生物的知识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同期的欧洲。尽管清末以后大量引人西方农业科学，但给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滞后影响，至今尚有待消除。
明清时代，中国传统农业在土地利用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精耕细作技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在农学理论上也有些新的东西，但进展不大，没有质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学理论基本上是停滞的。从马一龙到杨屾，试图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阐述农业生产的机理，解释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过程。这种理论强调了农作物生长和环境条件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了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存在相互依存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一定程度反映作物的生长规律，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笼统的原则，没有深入到生物体内部，完全没有涉及农作物从开花到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因而不可能对农作物的生命过程做出科学的解释。所以，这种理论虽然能较好地揭示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但难以具体深入地反映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又由于它本身的模糊性和包容性，甚至出现“什么都能解释，什么具体问题都不能解决、什么都不用深究”的情况。但同时代的欧洲，却出现了新的突破。1628年（明崇桢元年），德国的C.Schsiner用两块凸透镜制成最早的复式显微镜。1665年（清康煕4年），英国的R.Hooke用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胞，从此打开了解动植物生命结构的奥秘之门，植物授精的概念、动物授精的概念、植物营养的概念、病原微生物的概念出现，农业生物学获得飞跃的发展。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没有生物学的领先，农业技术的创造改进就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中国传统农学和传统农业，恰恰是从这里开始落后于西方的。伏尔泰说西欧当时已经有许多可传授给中国的知识，其中就应该包含了后来实验农学赖以发展一些基础学科。
不过，中国的这种落伍和西欧的这种进步不是一下子显露出来的。在科学的各个门类的发展中，生物学是相对滞后的；它的进步在相当程度上仰赖于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亚·沃尔夫在《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中说：“科学的进展不是在整个战线上同时取得的，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在不同时期取得的。带头的是天文学，继而是十六世纪的物理学。化学在十八世纪得到发展。尽管维萨留斯（1543年）和哈维已带了头，但生物科学仍落在后面，直到十九世纪才取得发展。”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也说：“十七世纪后期的生物学研究，在实际上，对农业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科学性的农业要到十八世纪后期才来临，而工业生物学还要迟到十九世纪中叶。”
现在再谈第二点。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一直领先于世界，但劳动生产率就很难这么说。据宁可先生的研究，中国传统农业与西欧中世纪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不远。从中国传统农业自身的发展看，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过程，转折点有的认为是在唐宋，有的认为是在清前期。学界判断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主要依据是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这里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是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减少使人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在人均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农民会增加粮食生产之外的副业生产。如果按人均占有农副业产值计算，情形可能与按人均占有粮食数量计算的情形有所不同。不过，封建社会晚期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以至下降的趋势恐怕是难以否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靠生产工具的改进。中国传统农具的发展在宋元时代达到高峰（这在王桢《农书》中获得反映）后，就基本上停滞不前。《农政全书》所载农具是抄王桢《农书》的，没有新创造。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如水力连磨，明清反而罕见了。在王桢《农书》时代，“北方收麦，多用钐刃麦绰……一日可收十余亩，较之南方以镰刈者，其速十倍”。但这种麦钐，明清时代基本上不用了。有些农书谈到使用麦钐收割时谷物抛洒太多，所以不能用。一种高效的新农具总会有缺点的，如何对待，有两种选择，一是改进它，二是抛弃它。明清时对待麦钐这样的高效配套农具，看来是采取后一种态度。我们还看到，有的地方从牛耕退回人耕。以上这些，都可以找出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原因来解释，但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小农经济和人多地少的状况缺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郑学檬先生曾经指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很早就采用齿轮传动的装置，冶铁业也相当发达，但为什么始终没有用铁来制作齿轮？我想原因之一恐怕是在使用人畜力和自然力为动力的情况下，用木制齿轮就够了，而多劳集约的传统农业本身，还提不出使用更高级的动力的要求。总的来看，中国明清以后农业生产工具基本上还是老一套，甚或有所倒退，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可能提高的。
西欧的情况与中国有所不同。如圈地运动以后18世纪的英国，城市人口增多，农村人口减少，为了增加农产品的供应，既有改进技术、提高集约化程度的要求，也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在推行诺克福轮栽制的同时，各种以畜力、水力或蒸汽为动力的农业机械陆续出现。如1701年塔尔发明的马拉谷物条播机，1828年贝尔发明的马拉收割机，以蒸汽为动力的饲料粉碎机、干草切割机、甜菜切片机等等。当然，这些只能算是半机械化；欧美真正的农业机械化是20世纪初的事情。但农业发展中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在18世纪已经相当明显，这和中国当时的情形是迥然不同的。
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经济发展更根本的是看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但在近现代国际竞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具有决定意义；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是劳动生产率的比拼，中国在这种比拼中显然是处于下风的。
近现代农业不是单纯由传统农业技术自身发展而来的，它用科学改造传统农业、用工业武装传统农业的结果。在西欧，18世纪的传统农业技术虽然仍落后于中国，但当时已形成近代科学，已发生产业革命，用近代科学和近代工业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已经开始。在中国，18世纪既没有形成近代的实验科学，也没有发生近代的产业革命，传统农业自身的还不具备向更高的形态发展的条件。在农业技术继续领先的表象下面，它与西欧农业的差距正在形成和发展，只是尚未显露出来和被人们认识罢了。
中西农业的这种差距，中国农业落后的事实，中国人是在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以后才猛然省悟的。当时，中国丝、茶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失利，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朝野许多人士痛感改革和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工具设施，从此迈向了农业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国农业这种落伍当然不时一个早上发生的，而是长期“积渐所至”。
但中国传统农业的这种落后只是相对的。中国传统农业强调农业的整体性，注意农业与环境的协调，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这是它合理的内核，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前，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的弊端已经逐步显示出来，人们又回过头来从中国的传统农业中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途径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