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全书》撰述过程及若干有关问题的探讨

梁家勉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在科学研究中许多方面的一方面，也同时是徐光启许多部农业科学著作中的一部，但无可置疑，这一书是他毕生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理由是它能恰当地体现他的中心思想，能具体地分别体现他治学治事的精神、方法以至主要实质。他致力方面相当广，《明史》本传就提到他所从事的有天文、历算、火器、兵机、屯田、盐筴、水利等科学。在这些科学中，他各有述作，且都达到一定造诣。看来是不名一家；实则殊途同归，都归本于“农”。例如：他治算学，特别重视“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为利钜为务急”①，自称“若乃山林畎亩有小人之事(学稼、学圃)，余亦得挟此(算书)往”②。他治历学、天文学同样作如是观，鉴于《管子》所谓“不知四时，乃失治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③，要求进一步做好观象授时以利农，使“农桑之节，以此占之，四时各有其务”④。他治兵机、火器，也联系到“农”一方面，认为“农”是战守的“根本至计”⑤。他治屯田，水利，目的当然更显而易见。看来，他所治的各种科学，其动机都跟“农”有关或为的就是“农”。所以，不妨这样说：徐光启从事研究的科学，不只一方面，“农”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方面。 徐光启关于“农”一方面的著作，本来不少。据他的儿子徐骥，孙徐尔默所述⑥。至少有如下各书：《农遗杂疏》、《屯盐疏》、《种棉花法》、《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农政全书》等七种。此外，见于其他著录的，还有《甘薯疏》⑦、《吉贝疏》⑧、《种竹图说》”等书。这些书，除《农政全书》留存外，其他都已佚。顾名思义，内容大部分是专述一物或一事或一方面情况；其中只《农遗杂疏》、《农辑》、《农政全书》三书较 ———————————————————— ① 徐氏《题测量法义》语。 ② 见所撰《刻同文算指序》。 ③ 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引。按：见《管子．四时篇》“乃失治国之基”句，原文无“治”字。 ④ 《农政全书》卷10引《农桑通诀》语。 ⑤ 见所撰《拟上安边御虏疏》。 ⑥ 见徐骥《先文定公行述》及徐尔默《文定公集引》。 ⑦ 见王象晋《群芳谱》引徐氏《甘薯疏序》。 ⑧ 此书似即《种棉花法》。惟据徐氏于《农政全书》卷35自述“余为《吉贝疏》说棉颇详，恐不能遍农家；兹刻宜可遍，或不逮知书者”等语，知他曾为《吉贝疏》，可能内容较详，篇幅较多，故云“恐不能遍农家”；他为了普及计，另刻《种棉花法》，内容较简易，故云“兹刻宜可遍”。果尔，则《吉贝疏》与《种棉花法》又似是不同的书。 ⑨ 见《农政全书》卷39。 全面且卷帙较多。前一书五卷，杂述栽培技术①，撰期刻期都最早②。次一书约“数”卷，内容“列五谷百卉种植畜牧暨救荒劝相诸方”③，撰期刻期都最后④。而《农政全书》数达六十卷，最多、最全，且只有它流传。所以，也不妨这样说：徐光启所撰农书不只一部，《农 政全书》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部。 由于这一书的最后定稿，非出自徐氏本人；徐氏亦无自撰序、跋、例言等遗留下来⑤；刊成不久，叠遭国变家难，徐氏所有著作，绝大部分散佚或遭禁毁。基于这种种原因。人们对这一偌大著作一一《农政全书》的撰述过程及若干有关问题，长期以来，都不尽明确或意见纷歧，甚至以讹传讹。为此，针对这些方面，分别予以探讨以至一再深入探讨，看来确有必要。这里，不忖谫陋，试图抛出“引玉之砖”，提出初步的不成熟意见。 一、撰述《农政全书》动机 徐光启撰述这一书的动机，由于没有明文可稽，这里只能联系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生活和思想，简单地作如下推想： 1．当他出生前后，即嘉靖年间前后，明代王朝先后迭遭来自各方面的外族侵害，情况相当严重。他出生前，有一次家乡“遭倭燹，邑未城，族里奔逃”。他母亲“左掖大母(光启祖母)，右持女兄(光启姊)，草行露宿，每休止丛薄，则抱女坐水深流急处，拟贼至便自溺”⑥。像这类故事，他幼时已听惯而且见惯。后来写信给他座师焦竑，还深刻地反映出“少尝感愤倭奴蹂践，梓里丘墟”的心情⑦。的确，在他的一生中，祖国遭遇的民族矛盾事件，是接二连三，不停地出现的。其中最主要、最严重的是日本海寇和东北女真族的入侵。他“幼读书”，好习兵书，连母亲也无法禁阻⑧，就是由于“国势衰弱”，觉得非“强兵”不可⑨的缘故。他一贯认为要强兵就要治赋，要治赋就要明农⑩。指出“古之强兵者……未有不从农 ———————————————————— ① 此书亦简称(农遗)，据后来诸书引用，知其内容主要系杂述农业栽培技术。又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等书箸录，知为“五卷”。 ② 据徐氏致亲家某函(《式古堂书画汇考》收录此函，题《夏初礼》)，述及刻印此书事。原函未署明在何年，我曾根据函中内容考证，认为应是万历四十年。此书刻期亦在是年，其撰期则可能更前一些时。 ③ 徐尔默《题农辑》语。 ④ 据徐尔默所题，知是书撰于崇祯六年即徐氏．陆卒的一年，病中犹“伏枕手录”。清顺治三年拟付刻而未果。又．此书卷数，尔默题词未说明，只云“一编”。今据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述及他在病中“草《农书》数卷”，所云《农书》疑指《农辑》。果尔，则此书篇幅当约为“数卷”。 ⑤ 按：所撰《农辑》其中一部分内容．似是为《农政全书》而写的“例言”和撰述者本人对该书的期望。 ⑥ 见所撰《先妣事略》。 ⑦ 见所撰《复太史焦座师》函。 ⑧ 见所撰(先妣事略)。 ⑨ 见所撰<复太史焦座师}函。 ⑩ 陈子龙《上张玉笥中丞》函，有云：“徐相国农书……治水明农，同源共贯。欲求强兵，必先治赋。”又徐氏《拟上安边御虏疏》，有云：“臣所谓战守……无一不需财。”“农者，生财者也。” 事起者”。痛心于“唐宋以来，国不设农官，官不庀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弊也久矣”。强调当时的战守工作，“根本之至计”只是在“农”①，“逢人开说”，要求重视“本业”②。于是，这便成为他撰述动机之一。 2。当时外患固严重，内政更腐朽不堪，特别是封建剥削程度愈来愈甚。皇庄、官庄、宗禄、官僚地主、大地主以至贪官污吏，层层剥削；种种苛捐杂税，巧立名称，无孔不入。例如‘‘矿税之外，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③，这些都由宫廷派内官额外滥收，其中尤以矿税为甚，蹂躏遍及山西、陕西、山东、河南、两浙、福建、云南、四川、湖广、广东等地，民怨沸腾。徐氏友人冯应京便以“反抗矿税”罪名被捕而引起民忿，杀官烧署④。类似如此事件，当时层见迭出。终于集中地表现为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这是阶级矛盾所种的果；但局限于阶级观点和历史条件的徐氏，看不到种果的因，只看到这些起义农民是饥寒所迫，从而肯定“国所患者贫”．致贫的原因是“不耕”，深慨“中原之民，不耕久矣”⑤。针对这种局面，主张以农“治本，悬方救病”⑥，认为不但要“设农官”，“庀农政”，“专农业”，同时读书人也要“言农学’⑦。拳拳一念，寄托在农书的撰述上，打算“若己不能行其言，当俟之知者”⑧。甚至临死前还“伏枕”写农书，“告君父”，“致同僚”⑨，念兹在兹。像他这种信念，应该说也是撰述动机之一。 3．当时自然灾害，发生极其频繁，特别由于人事不周或失措以至种种人为影响，尤其感到严重。计由徐氏生年至卒年即嘉靖四十一年至崇祯六年(1562—1633)凡72年间，据不完全纪录，水灾(包括淫雨、暴雨、积潦、海湓等)凡161地次，旱灾凡68地次。风灾凡8地次，雹灾凡23地次，地震灾凡20地次，蝗灾凡17地次。其他更不完全的纪录，如寒、霜雪灾凡4地次，螟灾一地次。此外，以“饥”告灾的凡57地次，以“疫”告灾的凡26地次⑩。这些虽然文献不完全，每次地域有广有狭，成灾程度有大有小，不很确切；但已略可窥见这些天灾对农业生产的损害程度多么严重!生活在当时的爱国科学家徐光启，对这些现象是不肯坐视的。他是一个坚强的向自然作斗争的战士，为了从自然灾害中保护农民劳动成果，千方百计探索和总结当时以至过去的，祖国以至外国的，自己以至别人的自然斗争经验和理论。因而，这也成为他的撰述动机之一。 —————————————————— ① 见所撰《拟上安边御虏疏》。 ② 徐光启《复太史焦座师》。 ③ 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 ④ 见《明史》卷237。 ⑤ 见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 ⑥ 张国维《农政全书序》语。 ⑦ 见所撰《拟上安边御虏疏》。 ⑧ 见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 ⑨ 见徐尔默《题农辑》。 ⑩ 据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统计。其资料来源，据称系以《明史》与《明纪》为主。 4．当时表现于广大知识分子中的学术思想，一般都竞趋浮夸，华而不实。有些是以文辞相尚，“搞藻华繁，飞辩云涌”①；有些是空谈心性，“娓娓玄谈”，“竞以旷达相矜夸”②；有些是评学论政，意气相争，“开玄黄水火之端”③，汇成一股忽视现实的风气。有姐马一龙指出：“知道者”(知识分子)们，都“不屑明农”④；而徐光启，却“卓尔不逐颓波流”⑤，举起他的实事求是思想进行科学研究，特别是对农业科学研究的旗帜。“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⑥。这是他一贯的学术思想体系，这方面，也成为他撰述动机之一。 5．徐氏本人出生于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家庭，当他幼年，祖遗田宅，逐渐鬻去，家境濒于破落，父亲弃商而农，“课农学圃自给”⑦。因而他从幼便习见农事生产，当“为诸生时，(家里)有田数弓，弗不治”。后来，“稍施疏凿功”，“因悟世无弃土，人病坐食”⑧。虽然他是脑力劳动者，长期以教书授徒糊口；但业余每参加劳动，“于农事尤所用心”⑨。逐步加强了他的劳动观点，加深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从而更进一步确立了他对农事和农学的爱好和信念，导致了他撰述这一书。这也是他撰述动机之一。 这里，有必要一说：徐尔默曾述及他祖父徐光启最后一部作品《农辑》的部分内容是“首述告君父之言与致同寅之语，次陈辑书之意”。所云“辑书”，疑是指辑《农政全书》而不是指辑《农辑》；所“告”所“致”，也疑是为了《农政全书》而不是为了《农辑》。理由是《农辑》篇幅不多，内容只是一些农业操作技术，而且是在病中“伏枕”“手录”而成。他似不会为此而特别“陈辑书之意”，更不会为此而“告君父”、“致同寅”。细玩徐尔默所述：既云“先文定留心农政，向有全书”；继云“由是而遍考全书，所谓祭海而先河”。他以“河”喻《农辑》，以“海”喻《农政全书》，并谓要由是(《农辑》)而遍考全书(《农政全书》)。似益可相信《农辑》中这部分就是徐氏自述其辑《农政全书》的动机。可惜早已亡佚，后人不及见了。 二、撰述期问题 从来对这一书的撰述期，颇欠明确。一般根据徐氏七世孙徐如璋在道光二十二年引《后乐堂集序》，谓“农书之成实在天启五年以后，崇祯元年之前”⑩今按：《后乐堂集序》已佚而不存。所云“书之成”期，若指原稿编成期说，当可信。他的孙徐尔默曾称“先文定公留心农政，向有全书，而以王事鞅掌，未克见诸施行”⑾，虽未确指其期，但反映出他在担 ———————————————— ① 徐光启《焦氏澹园续集序》语。 ② 徐光启《题陶士行运甓图诗》语。 ② 徐光启《衰病实深(人言波及)恳赐罢斥疏》语。 ④ 马一龙《农说序》，有云：“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按：马氏系与徐氏同时而年辈稍前。 ⑤ 徐光启《题陶士行运甓图诗》语。 ⑥ 见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 ⑦ 见所撰《先考事略》。 ⑧ 见张溥《农政全书序》。 ⑨ 见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 ⑩ 见曙海楼版《重印农政全书题词》。 ⑾ 见徐尔默《先文定公集引》。 任“鞅掌王事”前，就“向有”这一书。反过来说：他奉召回京后到死前①，一直是“王事鞅掌”，这一书必来不及编成，也不能称为“向有”。陈子龙述徐氏“以大宗伯掌詹”②时，曾谒徐氏于都下，徐氏“因言所辑农书，若己不能行其言，当俟之知者”③。李彦贞亦述及徐氏“拜詹事时，著《农政全书》成④。据这些纪录，可意味到：这一书原稿一一最后一次草稿，此时确已编成。考徐氏“拜詹事”系天启七年底⑤，任“大宗伯掌詹”，系崇祯三年中⑥。由崇祯元年初至三年中，徐氏职掌，包括日讲官、经筵讲官、修实录、管礼部事、修历、协理城守等事，非常繁重，果肯定其无余晷编此书，则益可反证此书最后一次草稿的编成，必在崇祯元年前，极可能在天启六年至七年间。 有人根据徐如璋引《后乐堂集序》，指出此书是作于“天启五年以后，崇祯元年之前”。并谓“那时候作者正在礼部右侍郎任上为魏忠贤党劾罢家居，因得从容从事撰述”⑦。意思是说：徐氏撰述《农政全书》自着手至脱稿都在这三数年内完成了。按：这可能不对。像偌大一部书，据他自述当时“疢疾不除，即欲沈酣典籍，栽莳花药亦靡膂力”的情况⑧，似不可能在短促的两三年内便“从容”地完成了“着手”至“脱稿”的全程。且徐氏在天启元年后，不待“劾罢”，早已在家闲居了⑨，其时正可“从容从事撰述”，何必待至“天启五年之后”才着手呢?这里，不妨说：这一书的撰述期必不始白天启五年后。事实上，徐氏在天启元年十月顷辞职回原籍前，这一书原来就已有了一定的雏型；不过他回原籍后，才因为较暇，可以重新把这一书系统地进行增广、审订、批点、编排等工夫。当时他眼见国家民族的敌人，由蜂虿变为豺狼，由豺狼变为虎豹，又有真虎豹耽耽其目于海隅⑩，忧时心切，力疾赓续这一书的撰述工夫，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他需要“杜门静摄”，同时又须兼治其他科学，不能全时全力以赴，也是可以理解到。所以当时这一书的撰述进度不会快，不会短期内完成。直到崇祯元年离家赴京之前，草稿虽告一段落，定稿还是有待。 可以相信：徐氏开始撰述这一书，决不在他辞职回原籍时以后。而是当其时以前，就已“雏型”早具。例如他在万历四十七年答复座师焦竑的信，提到“种艺书未及加广”。所云“种艺书”，当是他撰的农书。根据我们所知：徐氏作品属于这一类型的，只有《农遗杂疏》、《农政全书》、《农辑》等数种。前一种在前此万历四十年便已写成付刻且早已定了名，后一 ———————————————— ① 徐光启奉召回京在天启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即1628年1月23日)。估计他自家乡启程北上，最快要在崇祯元年旧历年初。又徐光启卒期在崇祯六年十月初七日(即1633年出11月8日)。 ② “大宗伯”即礼部尚书，“掌詹”谓“协理詹士府事”。 ③ 见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 ④ 见李彦贞《南吴旧话录》卷3。按：李彦贞系曾参与商榷整理《农政全书》的徐孚远的门生。 ⑤ 起徐光启为詹事，系天启七年十二月己酉日事，见《明实录》。 ⑥ 徐光启任礼部尚书系崇祯三年六月乙亥日，见《国榷》。但《徐氏家谱》载徐氏履历作六月二十四日 (即壬申日)，所差三日，当以“履历”所填为准。 ⑦ 见近人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 ⑧ 见所撰《与王无近端尹》函。 ⑨ 徐氏家居养病期间，曾于天启三年十月被任为礼部右侍郎，当时，他以阉党势盛，不赴任。至天启五年五月便被阉党论劾。他在这几年中，始终未离过家乡。 ⑩ 见所撰《复苏伯润柱史》函。 种在后此崇祯六年养病期间才着手写，都不可能是这里所称的“种艺书”。很有理由相信：《种艺书》就是《农政全书》的原始稿本，由于当时未加广，未定名，故暂作如此称。果尔，就可证明这一书确在徐氏辞职回原籍时以前便有了“未加广”的雏型，且当时已有人关心到他的撰述情况，驰函相询了。 此外，徐氏外曾孙许缵曾收藏徐氏墨迹多帧①，据称系“农书草稿”②。所云“农书”， 指《农政全书》。所云“草稿”，似非指这书原稿，而是备原稿采用的资料。其中，有些是他在天津调查施肥的记录，有些是他在天津试验稻作的记录。当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间，他在天津亲营田垦水利。据此，可说明他在这些年头，一面从事实践，一面已着手撰述这一书了。查继佐撰徐氏传③，认为徐氏草《农政全书》十二目，“本”自他“田于津门”时，亦足为证。查氏与徐氏同时而年辈稍晚，其言当有根据。但这一书的开始撰述期，是否就在他“田于津门”时?是否更要上溯?那就文献不足，未能肯定。 徐氏门人张溥为《农政全书》撰序，曾溯及徐氏为诸生时在家治田的体验。徐氏自己也述及为诸生时，“经行万里”，对农事资料，“随事谘询”④。虽并未说明这一书是否着手于这一时，但可设想：徐氏为诸生，即万历九年至二十五年间，由于奔驰衣食，既忙于授徒，又忙于应考和准备应考，且限于撰述条件，未必遽能着手；但很可能开始注意到或有所准备了。不妨这样说：徐氏蓄志且蓄资料准备撰述，就从他为诸生时起。 这里，简括地说，当徐光启为诸生时，已开始注意到撰述像《农政全书》那样的书。“通籍”以后，久在翰林院，撰述条件较具备，特别是万历四十一年他到天津经营农事以后，结合实践，已在着手撰述了。万历四十七年，初稿已成，当时未定名，只称为“种艺书”，篇幅可能不很大。天启元年冬季以后，辞官回到他的家乡上海，闲住六年多。在这期间，从新进行了增广、审订、批点、编排等一系列工夫。直到天启六、七年间，才告一段落，编成最后一次的草稿一一即今本《农政全书》原稿，可惜他未及亲自勒成定稿了。 三、撰述者的工作方法 徐光启撰述这一书的工作方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调查访问：他对农事，从少就喜欢到处调查访问。他曾自述：“少也游学，经行万里，随事咨询，颇有本末”⑤。他的儿子徐骥也述他“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⑥。他的友人茅元仪自述对他的印象，也说“布衣徒步”的他，跟人谈论问 —————————————————— ① 许缵曾系徐氏次女孙的长子。所藏徐氏墨迹，据称系得自徐氏四世孙(玄孙)徐向若。他择其“行楷数纸，涂改无多，易于成诵者装潢成帙”。其他未为许氏择取的徐氏墨迹，可能还不少，惜不及保存下来了。这一帙经过许氏装潢后，曾一度由重刻《农政全书》的王二如(王寿康)收藏。近人藏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② 见许缵曾跋。 ③ 见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1。 ④ 《农政全书》卷38。 ⑤ 《农政全书》卷38。 ⑥ 见《先文定公行述》。 题，往往“讲究精密，承问冲虚”(D。都反映出他是多么重视调查访问工夫。他对王祯认为兴修水利，“不必别求他访”的意见，表示反对。他说：“世有几处，古今有几人而不必别求他访乎?”②他认为“智巧日穷不尽”，一再强调要“虚访勤求”③。由于他如此认真，不消说是获得了不少活的蕴蓄在当时广大劳动人民手头的宝贵经验。例如为了施肥问题，经过他到处查问而记录在手稿的资料，最少包括有北京、永平、天津、东昌、真定、山西、山东、济南、沂州、新安、三吴、崇明、浙江、浙东、江西、闽广、广东等不下十余处，每处自一则至数则不等④，可以想见其不惮烦、不厌详的精神。类似这些资料，他掌握了而又融会贯通了它。贯串在全书中，特别在关于农事操作技术部分的章节中，随处都可见到。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方法，有如上述，既能做到不限人(“遇一人辄问”)，不限地(“至一地辄问”)，方面相当普遍(“广咨博讯”)；又能做到“讲究精密”，态度和气(冲)、虚心(虚)，且绝不沾沾自满。例如从查问所得，知树木可放养白蜡虫的有数种，他却说：“以意度之，当不止此。”⑤又见“饲蚕之树，世人皆知有桑柘”，但他根据查问所得，知有很多树木都可育山茧，从而认为“事理无穷，闻见之外，遗佚自多”，反对“坐井自拘”⑥。 2．劳动实践：他为诸生时，虽极少脱离读书、教书岗位而专搞劳动生产；但由于家境贫困，靠农圃自给，他曾将家里数弓田地，“稍施疏凿功”，收到一些成效①。可以想像到：那时，在业余，他很可能亲自参加一定的劳动实践。陈子龙在《农政全书凡例》中，述他“躬执耒耜之器”，这种习惯，相信由来已渐。计由20岁开始为诸生，到32岁赴广东、广西教学以前，在家乡时间相当长，业余参加劳动实践的机会不会少。后来，由通籍直到天启元年冬季告病回乡，大部分时间住北京，中间曾一次因丁父忧回乡，历时三年(万历三十五年夏至三十八年夏)。这一期间，除遵例守制和从事撰述、研究等工作外，最少有部分时间参加实际农作。当时，他曾托人自莆田引种番薯，“三致其种”⑧；又曾引种女贞树数百株，试养白蜡虫①。此外，先后四次告休在天津“营田事”。第一次历时两年九月(万历四十一年十月至四十四年七月)；第二次历时约八月(万历四十五年冬至四十六年夏)；第三次历时三月(天启元年三月至六月)；第四次只是部署所营的田事，事毕便挈眷回乡，估计不会超过两、三月(天启元年十月至年底前后)。这四次“营田事”期间，不消说他是亲自出力。此后，家居养病六年余。这时，年力向衰，但仍以“靡膂力”，不能亲自“栽花莳药”为憾⑩。可以设想：如果还有“膂力”的话，他一定不会放过任何出“膂力”的机会。他曾这样说过：人们所以不会利用他方的优良品种，原 ———————————————————— ① 是《石民四十集．与徐玄扈赞善书》。 ② 《农政全书》卷7。 ③ 《农政全书》卷25。 ④ 见《农事手稿．粪壅规则》。 ⑤ 《农政全书》卷38。 ⑥ 《农政全书》卷38。 ⑦ 见张溥《农政全书序》。 ⑧ 《甘薯疏序》语。 ⑨ 《农政全书》卷38。 ⑩ 见《与王无近端尹》函。 因是“种植力本人罕出”。认为推广良种，要择“力作人”为对象，才容易收效。“若力作人能相凭信，……必能补于生计”①。这里，反过来可说明他必曾跟“力作人”一道出过一定的“种植力”——参加劳动实践，所以对他方良种，能如此敏感。当然，他的参加，并非完全为着撰述这一书；但对这一书的撰述，肯定有其决定性作用。他利用从劳动实践所得的成果，检验或论证某些理论、方法、措施以至某些文献记录的得失，有时虽只一言数语，也极富启发性。 3。试验研究：他颇知抓紧试验研究这一环节，首先，对过去文献著录的或别地别人相传的经验，不遽信，不迷信。甚至对某些著称的农书如贾思勰《齐民要术》、王祯《农书》等所提出的说法，有时也表示怀疑或否定。贾氏种芜菁法，认为宜七月初种，六月、七月末种都不行。他根据试验，却提出异议②。王氏粪壤篇，对“积苔法”著录过粗疏，据他观察，认为“不精”，从而指出其农学逊于其诗学。有时，他发现书本上所述与现实所见有矛盾时，认为惟一的对策只是“试验”。例如“苧性畏寒”是事实；但从《诗经》获知“北方自古有之”。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宜试种为得”③。此外，对其他资料，经他指出认为可疑、或不妥、或误、或大谬的，不一而足。对一些素不为人注意的东西，例如“野菜”，他却注意到，亲自试验其性味、形态、生态以至利用方法。这些都可想见他是多么重视试验研究工夫。他对新事物极敏感，一有所知，便马上设法要求到手，从而进行试验研究。他对当地从来没有的番薯、白蜡虫等新物产，固然如此，甚至偶然一次在友人冯应京家里，听说有一种能容“五维”的棉纺车，觉得很新奇，急托冯氏转托他人从远方索取④。像这些事例，不少散见于全书中。同时他极注意实地观察和反复研究的手续，例如他引种自国外传人不久的番薯到上海试种，不是一次而是“三致其种”，反复试验⑤。后来引种北上，虽然解决了栽培问题，但当留种越冬问题未解决时，写信告诉家人认为“可闷”⑥。他自称“多方购得诸种，即手自树艺(不假手他人)，试有成效，乃广播之”⑦。即使只是局部性的或不大为人注意到的某些技术措施，也毫不放过，而且注意触类旁通。他“闻山中老圃云：臼(桕)树不须接，但于春间将树枝——捩转，碎其心无伤其肤即生子，与接博者同”，此法“农书未载，农家未闻”，他抓住这个经验，经过．一再试验，肯定了它，从而认为，“恐他树木亦然”，主张“宜逐一试之”⑧。他对某些较复杂的问题，尤其注意具体分析。例如他就“议者”所云棉花在上海早种多死，系由于天气冷一问题，反复研究，并跟纬度相距六度的山东作比较。觉得山东还较冷，却早种不死。上海反而早种多死；认为关键不在“冷”，从许多因素中，肯定由于栽培技术关系，最后提出“早种必是，晚种必非”的结论⑨。又如对放养白蜡虫问题，他分别 ———————————————— ① 《农政全书》卷38。 ② 《农政全书》卷28。 ③《农政全书》卷36。 ④ 《农政全书》卷35。 ⑤ 《甘薯疏序》语。 ⑥ 见《家书墨迹》。 ⑦ 《农政全书》卷25。 ⑧《农政全书》卷38。 ⑨《农政全书》卷35。 观察上海、金华、绍兴、台州、湖州、西充、嘉定、潼川等地情况，有些专靠“传子”(自繁)，有些专靠“鬻子”(引种)，有些“生花不生子”，有些“生子不生花”，情况相当错综复杂，初觉“此理殊不可晓”。通过多方面找矛盾，分析矛盾，知道由于所寄种的树，“以老少异，以高下异，以南北异”使然，从而得到“其理则一”的结论①。他试验研究的态度相当严肃，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便以疑存疑。例如对“楂”和“槠子”，因分辨不清， 便声明说：“不敢傅会，姑志之以俟再考。”②另一方面通过试验研究，如觉得肯定无疑的，却坚持到底。例如他对种植风土的看法，肯定人为因素重于自然因素，举出许多实例，明确指出：“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③。当时他积极向北推广番薯，受到不少“嗤笑”，被认为“迂”，为“固陋”，但他依然“持论颇益坚”④。绝不苟同。他对反对他的人们说：“试为之，无事空言抵捍”⑤。充分反映出他是一位坚持“试为”(试验)、反对“空言”的战士。 4。度数旁通：徐光启提出“度数旁通”的说法，认为“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于度数”，度数可以而且应该旁通于他事⑥。所谓“度数”，主要是指数理科学(包括测量和基础物理学等)，这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他利用度数，连同度数旁通的其他科学如历象、气象、水利、器械等有关的理论知识，直接为这一书的撰述工作服务，虽然还是相当初步，但应该指出：这一株新生事物的幼苗，值得特别注意。它不但对这一书直接与度数有关的某些部分有其作用；事实上度数为用，正如他所述，还有一种极普遍的功能，“习人之灵才，令细而确”①。他这套习于度数的“细而确”的方法，可以说在撰述过程中，广泛“旁通”到这一书的任何部分。不但如此，他还企图把当时西洋科学也“旁通”到祖国科学的领域中，把所译述的《泰西水法》直接作为这一书的一部分，就是一例。应该指出：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开风气之先”的做法。 5。杂采众家：这一书内容，部分是“杂采众家”，据统计：全书征引文献共225种⑧，此外，还有部分未注明征引来源的，未统计在内。徐光启的孙徐尔默追述他数十年来，对“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毫”⑨，通过这样辛勤工作，使这一书“杂采”的成果，累累可观，获得的“家”相当“众”。从内容分：有些是农业典制和行政措施方面的，有些是农业技术或理论方面的，有些是有关的历史、地理以至名物训诂等方面的。从时期分：有先秦的，有汉代至元代的，有明代的，就中以明代的即与撰述者同一朝代的占主要。从篇幅分：有些只征引一言数语以至部分章节，有些征引全章、全篇以至全书。如所周知，这些资料：有些是罕见或极罕见，有些虽较常见，但版本与今本不尽符，都值得 ———————————————— ① 《农政全书》卷38。 ② 《农政全书》卷38。 ③ 《农政全书》卷2。 ④ 《甘薯疏序》语。 ⑤ 《农政全书》卷2。 ⑥ 见所撰《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 ⑦ 《几何原本序》语。 ⑧ 见近人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 ⑨ 《先文定公集引》语。 重视。他所“杂采”到的文献，当时已分门别类，系统地“裒为十二目”，初步有其一定的编旨，但仍在随得随编，未勒成最后定稿。“杂采”所得，有些去取仍待定夺，有些未及收录或遗漏了。例如《家书墨迹》提到的“西洋种葡萄法”，《农事手稿》录出的袁了凡“熟粪法”，《二如亭群芳谱》著录的《甘薯疏序》等，都不见于今本《农政全书》，可能就是一时未及编人或偶尔遗漏。此外撰述者对杂采所得的文献，每每亲笔圈点，态度极认真。陈子龙在编订凡例中，声明“其评点俱仍旧观，恐有深意，不敢肊易”。可以相信，原稿的圈点，确是表达一定的“深意”的。今初刻本(平露堂本)尚可体现其本来面目，有些每句或每读(逗)的最后一字右下侧加一点或一圈，有些每句或每读或每词中每一字的右侧加点或加圈或加点和圈。撰述者虽未明言其用意，但玩其词，似都可体会其意。借助圈点，一般除表示句读外，同时可表示本文的着重点或表示采录者本人的观点，包括赞同或赞扬的意见。对读者肯定是有其启发作用的。这些圈点，后来有些刻本还保存着(例如曙海楼本)，有些刻本删去了(例如贵州粮署本)。1956年中华书局校刊本亦将之删去。原来除圈点外，徐光启还加有批注。有些是旁批式，以小字缀本文旁；有些是夹注式，以小字附本文下。其中：或解释，或补充，或引证，或记事，或总结，或评论得失，或触类旁通，内容不一而足。这些批注既可进一步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本文，也可随时、随事体现他本人见解，有其一定的作用。 6。兼出独见：陈子龙为这一书所撰凡例，指出它不但“杂采众家”，而且“兼出独见”。所谓“独见”就是指撰述者本人著作部分。据初步统计：这一部分篇幅，约有61 400字①。成卷的、成篇的、成段的以至零散记叙的都不少。其中：如垦田，用水，除蝗，种番薯、蔓菁、菊、棉、楂(油茶)、桕、竹、女贞和养白蜡虫、江西养鱼法等部分，尤其突出，有些颇详尽，有系统，有些在祖国历史文献上较新、较原始，而且大都切于实用，又较集中地体现他本人见解。其他见于各“目”中的较分散的记述，当然也不少同样是值得珍重的。 此外，附见于征引文献中的批注，可称为“独见”的相当多。紧接徐光启时代，以“负绝世之学”②、“其才极矣”③见称的刘献廷曾这样说过：“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绝千古”，“人间或一引先生(《农政全书》中)独得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④。这一位不轻许可的学者，对《农政全书》“兼出独见”部分，如此重视，应该说不是偶然。这一部分，可算全书的主要部分，原来是与“杂采众家”部分分厕各“目”中，其原稿可能都各冠有“余按”两字。这从现存手录袁了凡“熟粪法”一稿，尚可证明。后来，整理者陈子龙将这“余按”两字删去，改冠以“玄扈先生曰”五字以示别。就中，间有误冠，即不应冠而冠的；也有漏冠，即应冠而不冠的。通观全书，“漏冠”部分可不少，特别是征引文献中的批注。例如“农本”一目中，征引冯应京《国朝重农考》全文。其中批注十五则，玩其词意，全出徐光启手，但原文冠有“玄扈先生曰”的只一则，余均漏冠。又如所征引的王祯《农桑通诀．地利篇》，其中有原注，也有徐光启批注，由于漏冠“玄扈先生曰”，便令人淆混莫辨。忖其漏冠原因，固然是整理者一时疏忽，但也可能由于原稿未署“余按”两字，整理者不敢擅冠。这些须待后人逐一考证注明。 ———————————————— ① 见近人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 ② 王源《刘处士墓表》语。 ③ 全祖望《刘继庄传》语。 ④ 见《广阳杂记》卷3。 出处：《梁家勉农史文集》，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