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晚清以来“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冲突与相互激荡，特别是经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史学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其标志就是“新史学”的建立。在“新史学”的建立过程中，清华大学起了特殊的作用。而1920年代的“清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也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

　　在西方，自19世纪中叶以后，史学发生重大变化，到了世纪之交，才出现史学革命的呼声。到1912年，鲁宾孙出版《新史学》，提出了史学也“需要一个革命”。此书就是鲁氏对当日国际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的总结，可以说体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史学也发生了颇大变化。然而与西方的情况不同的是，中国的传统史学受到不仅来自内部的疑古风气的挑战，而且更受到来自外部的西方史学的更加激烈的挑战。这些挑战使得史学界出现“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相互冲突和竞争的局面。在鲁宾孙推出《新史学》的前后，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对中国史学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也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里，我们从“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来看清华学派和当时史学“国际前沿”之间的关系。

　　无论中国还是欧美的传统史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研究领域狭窄，基本上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主体的政治史。鲁宾孙在《新史学》中，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当时的大多数历史家的通病是“专偏政治事实的记载”，历史已经成为了枯燥的帝王将相家谱。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也对“中国之旧史”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性，鲁氏强调新史学要脱去从前那种研究历史的限制，去研究经济、社会、思想、艺术等历史。而梁氏则更早提出“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和”。王国维和陈寅恪则在具体的研究体现了这一思想，因此他们的研究范围包括社会制度史、戏曲史、文化史、种族史，等等，远远超越了旧史学主要治政治史的传统。

　　传统史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方法单一，主要是依靠考据法。鲁宾孙和清华诸史家都非常明确地表述了同样的看法，即只有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才能胜任新史学提出的要求。鲁氏提出“要打破俗套，去利用各种新科学上的新学说，而且要使历史同入各种学问革命的潮流里去”。梁启超也明确指出史学必须求助于其他学科，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王国维躬行“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陈寅恪则在自己的研究中完美地运用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

　　因此，20世纪初期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

　　然而，传统史学虽然有种种缺失，也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也是20世纪初期国际史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西方，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已在西方史坛上取得重要地位。在中国，到了18世纪，传统史学在精密审定史料方面已有长足进步，特别是乾嘉学派更将此项工作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乾嘉学派与兰克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史料是史学的根本，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在对这些“旧史学”中的精华的认识方面，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显然比鲁宾孙深刻得多。梁启超虽然在早期对“旧史”的批判或有过火之处，但是到了1920年代，他对传统学术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重要著作，对清代史学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系统的总结。王国维和陈寅恪对传统史学的态度比梁氏更加积极。这种既积极吸收西方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又努力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的态度，最集中地表现在王国维的名言“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中。这种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治学态度，表现了清华学派在史学的方法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比鲁宾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走在更前面。

　　自清华学派出现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到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学已变得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新史学已经大获全胜。但时至今日，中国史坛又一次出现了“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相互冲突和竞争的局面。正如20世纪初期一样，我们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史学发展的机遇。因此我们要发扬清华学派那种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精神，尽取“西学”、“中学”、“新学”、“旧学”之精华为我所用，使得中国史学与时俱进，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再一次站在史学的“国际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