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权威学者在父亲熏陶下踏入学界，晋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

^{没念过本科，却成了博士后，这样的故事可能只属于李伯重那个时代。实习生 高松 摄}

　　带一本《资治通鉴》去中缅边境

　　我的家庭背景比较特殊，父亲是个历史学家，当年是钱穆、陈寅恪的学生。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历史研究，除了在大学里教书，一辈子也没有做过别的。我的经历本来也很单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就是一直在学校里读书。我从小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虽然当时的风气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在学校里算是拔尖儿的学生，数理化学得也都比较好，但是对于历史的兴趣却是一直保持着。我十岁的时候，父亲送给我一个生日礼物———《三国演义》，当时是困难时期，书印得很坏，但是我保持了很久。在那段时间，我还读了《资治通鉴》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等书。读这一类的书，都是在业余时间凭兴趣来读的，并没有一种我将来就一定要做历史研究的想法。

　　文革后，父亲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我的书也读不成了。所谓的“封”就是传统，“资”就是西方文明，“修”就是苏联创造的文明，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们剩下的就只有虚无。我感到非常困惑，所以也就没有参加什么运动。

　　1969年知青开始下乡，我去了离昆明有六天汽车路的中缅边境小镇瑞丽，当时那个县除了有一千汉人，其他的都是傣族人，那些傣族人也不会说汉语，我们到了那个村子，等于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连话都不会说，和当地人根本无法沟通。虽然大家也关心国家大事，也经常在一起讨论，但是大家也觉得，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还是需要求知，还需要读书。这样的学生形成了一个网络，大家都带了一点书，为了交换看书，大家从这个县走到那个县，谈论一些问题。我当时带了一部《资治通鉴》，解放前世界书局的缩印本。那时候也没有电灯，我在油灯下把《资治通鉴》通读了几遍。同时我也很努力地学习傣语，我跟当地的傣族人相处得很好，我觉得那里的人们都很善良，不像政治运动中的内地人那么心灵扭曲。文革前傣族一直实行民族自治，没有搞过人民公社，也没有搞过合作社，民族政策也很好，我非常喜欢他们。

　　在那里，我们能够听到外台广播，也没有人管你。在广播里我们知道了阿波罗登月，看到了世界的变化。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俄语，当时学得还不错，后来可以读托尔斯泰的原文。想学英语，但第一没有课本，第二也不敢学。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本苏联人学习英语的课本，用俄语解释英语。因为发音没人教，所以后来很长时间我不敢讲英文，只能自己认。

　　过了几年之后，当地的知青闹得太厉害，很多跑到缅甸去了，上面没有办法，就用招工的办法把知青召回来，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也全被召回了昆明。

　　父亲指导下研究方腊起义

　　回到昆明之后，我没有工作，也没有人养我，父亲当时在农村。我只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活，比如挖防空洞、代课。我代课多一些，在一个工厂的子弟学校里。这样，生活倒是比在农村好了一些，至少有了电灯，不用在油灯下面看书了，而且找书也方便多了。我的一个同学，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一台非常破的手摇唱机，另外一个同学找到了一张英语唱片，我们三个就用那台破唱机一起听那张唱片，天天听，一直把唱片听坏了。我的英语发音，最初就得益于那张唱片。

　　文革后期，能读的书也逐渐多了起来，找书也比较容易了，特别是古书。我开始准备学着写一些东西，做一些研究。但在当时的气氛下，能写的只有阶级斗争、儒法斗争。

　　后来父亲回到了昆明，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家中的房子在文革中住进了别的人家，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很挤。我和弟弟自己做土坯，在院子里盖了一间房子自己住。父亲在这个时候开始指导我怎么做研究，父亲是宋史专家，他从宋朝的方腊起义开始指导我。当时，研究农民起义上面是鼓励的。我作为父亲的助手得以在云大的图书馆里自由地看宋代的史料，抄了很多笔记，有什么问题回来就可以问父亲。经过了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学习，我自己积累了很多资料。父亲在出版社做编辑的学生正好在组一部关于宋史的书稿，找到了云大历史系，系里就让父亲组织人撰写，父亲于是就让我写。虽然是本小册子，但是我写了很多遍，内容就是方腊起义。在书中我仔细地探讨了方腊起义为什么会发生、怎么发生、什么人参与、一起参与人的态度等问题。那本小册子在1975年出版了。当时不允许我写文章，我把重字拆开，用的是“千里”的笔名。那本小册子，是我从事历史研究的开始，也是我的处女作。让我高兴的是，20多年后，在浙江召开的关于方腊起义的学术会议上，我那本书居然被他们查到了，还找到了我，邀请我参加。

　　求学厦大，跳过本科，直上硕博

　　后来，我找到了正式工作，考上了昆明招考的中学教师。待遇很差，只有38块钱。当时大学生的工资是46块钱，还分有宿舍，但是这次招考的教师除了工资什么待遇都没有，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教书以后，生活跟以前比起来稳定了很多，毕竟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不像以前打零工，吃了今天明天就不知道吃什么。

　　1977年，开始高考招生，很多同学都去考大学。我也想去，但是当时中国社科院有个老先生，看到我写的书，就给我父亲写信，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应该再上大学了，应该直接去读研究生，考本科生从头读起是浪费时间。

　　但是这个选择是有风险的：我教书的那个学校，只允许考一次。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我考虑了再三，觉得自己应该有自信，决定考研究生。1978年，我直接参加了研究生的考试，最后考取了厦门大学的历史系，学习隋唐史。当时厦门大学的研究生一共只有18个人。我进去的时候已经28岁了，但算是最年轻的，我的一个师兄，杨继平，北大62届的，现在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比我大11岁。硕士就要读完的时候，国家开始设立博士学位。当时我已经转向了明清史，师从傅衣凌先生，他非常喜欢我，希望我考他的博士。学校也不允许我们去考别的学校，因为那时研究生很稀缺，学校都希望我们留在学校。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正好可以在历史领域做一个贯通。

　　1985年，我读完了博士课程，傅先生希望我留在厦门大学，但是我觉得在厦门已经住了六年半了，再加上我后来一直研究长江三角洲、江浙一带的经济，但是却一直没有去过那里，没有直接体验过那里的风土人情，总觉得有些隔靴搔痒，所以我一定要到那里去。当时浙江很缺博士，他们派了一个处长到了厦大，一方面动员我，一方面做学校的工作。

　　游学美国，入选国会威尔逊学术中心

　　到了浙江之后，我去了浙江省社科院，一去就做了那里的副所长。但是在那里待了几年，我发现那里跟中国社科院根本就是两回事，根本没有搞学术的氛围，只是一个政府机关。

　　1987年底，我去了一次美国，后来加州大学就邀请我去教书，1988年我就到了加州大学。但是我觉得我的英文还需要在西方磨砺一下，同时也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的学界状况，1991年，我就到了密歇根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当时我是那里惟一的中国历史学博士，那时候中国全国的历史学博士也不过六个人。

　　在密歇根大学我待了一年，期间我受邀担任了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的研究人员。美国有这样一个惯例，就是在总统退休之后为他建立一个图书馆。威尔逊是个特殊的总统，他原来是个学者，他觉得图书馆是个死的东西，所以他退休之后没有建图书馆，而是建了国际学术中心，每年在全世界邀请30位文科学者，在中心做为期一年的研究，一般有20位是美国人，其他的是外国人，我入选的那一年有780个候选人。在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那一年，条件非常好，我可以自由地在国会图书馆查阅资料，还有助手帮忙。

　　这段研究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当时国家劳动人事部的副部长章汉夫到美国去招聘人才，驻美大使馆觉得我们那些旅美学者是典型人物，推荐了我们去跟章副部长谈，谈了之后，章汉夫就邀请我们回来。我提出条件，不回原来的单位，因为那里没有学术研究的氛围。章汉夫问我想去哪里，我说想去中国社科院，他说可以。这样，1993年，我回到了中国，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做经济史研究。后来社科院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经济史不太重视，正好赶上清华大学发展文科，我觉得到学校来一方面可以做研究，还可以带学生，就来到了清华，一直到现在。

　　口述：李伯重

　　■人物

　　李伯重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权威学者，1949年出生于昆明，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分别于1981年和1985年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硕士、博士获得者之一。1991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1993年自美国归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1998年12月底转到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工作，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伯重先后主持过“16至18世纪的江南与荷兰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近千年来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历史考察”等大型课题研究，代表作有《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Agricultural 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英文）、《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2002年）、《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索》（2002年）、《多视角看历史：南宋后期至清代中期的江南经济》（2003年）等。

　　■记者手记：

　　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的“学贯中西”虽然仍不容易，但毕竟不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李伯重算得上是当得起这样一个称呼的学者。从“中”的方面讲，他算得上是陈寅恪先生的再传弟子，父亲李埏是史学家，有家学渊源；从西的方面讲，他曾经在众多西方名牌大学游历、讲学，喝过不少“洋墨水”，对西方学界非常了解。

　　李伯重学术上的发力是从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史研究开始的，那时候，这个领域还少有人关注，所以李伯重的研究成果一出世，就获得了“中国学坛上一颗上升之星”、“中国新一代经济史学家的代表人物”等称号。李伯重的研究路数，无意中暗合了西方新经济史的潮流，后来李伯重到西方游历，却对这种学术思路有了反思，他意识到这样的学术思路是一种“西方主导”的“西方中心论”。

　　有了这样的意识，才有了有意撇开“西方中心论”的认识。这样说，并不是简单地抛弃西方已有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方法，而是在学术研究中更加注重中国的问题和现实。李伯重的工作，在西方史学界部分学者中也得到了认同。

　　经济史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领域，但是在和李伯重交谈的过程当中，我隐约感受到一种大家的风范。在他的办公室里，悬挂着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碑文拓本，在那里，我依稀看到了中国传统的学术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