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列宁对美国农业道路的认识与选择

Discuss Liening for Cognition and Cho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griculture Road

李典军

〖内容提要〗列宁对美国农业道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他从十月革命前的主张借鉴美国经验改造俄国农业，到十月革命初期美国农业道路的被否定，再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美国农政指向的重新被确定。其演变的史实充分展现了列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求实精神。

〖关键词〗列宁　俄罗斯与美国　农业发展　

〖作者简介〗李典军，1959年5月7日生，经济学硕士，现为武汉市汉南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兼体改办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武汉　430090）　

20世纪的美国农业，在充分吸取了欧洲资本主义农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发达先进的农业。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自己的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在70年间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史上，不断面临着如何学习和借鉴美国农业经验的问题。而唯有列宁是在深层次地研究了美国农业的基础上，积极主张学习和借鉴美国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领袖。回顾和研究列宁对美国农业发展道路的认识与选择，不仅对于总结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曲折历程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于当前俄罗斯进行的农业变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列宁对美国农业道路认识与选择的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一、借鉴美国的经验改造俄国农业

二十世纪初期至十月革命前，列宁是在主张发展俄国资本主义，制定俄国土地纲领的前提下，开始探索变革俄国农业道路的。而当时与俄国条件相似，又具有世界最先进农业的美国无疑成为列宁最重要的选择目标。

（一）用美国道路变革俄国土地制度的构想

列宁在分析俄国土地问题过程中，对世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消灭农奴制度、发展资本主义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改造地主经济的道路，即农奴制地主经济慢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大批农民遭受剥夺和盘剥，变成贫农和雇工，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富农，这就是普鲁士式的道路；另一条是消灭地主大地产的道路，即用革命的手段没收地主土地，消灭地主经济，农民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经营，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这就是美国式的道路。列宁认为，这一条道路同前一条道路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要广阔得多、迅速得多，农民群众由此能获得商品生产条件许可范围内的最好的生活条件，它对无产阶级也最为有利。因此，列宁提出，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纲领就是支持农民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道路，反对地主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的道路，并极力主张按照美国道路变革俄国的土地制度，在没收地主土地的基础上实施土地国有化。

为了实现以美国道路变革俄国农业的构想，列宁在经过1905年俄国农民运动的洗礼后，改变了早期只提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进一步提出了实行土地国有化的纲领，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开始的革命中，必须“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必须尽最大的可能保证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块，建立新的自由的协作社来代替陈旧的带纳税性质的村社。”[1]

这一要求明显地带有浓厚的美国资本主义农业道路的色彩。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除列宁为争取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考虑外，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列宁通过比较分析俄国与美国两国的土地形态，总结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后得出的新结论。列宁同时还强调说，实施土地国有化的纲领对于俄国来说，是一条最好的道路，其理由是：（1）土地国有化，在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条件下，是最彻底的手段，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顶峰，它能够彻底消灭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一切中世纪关系，消灭土地上一切人为的屏障，使土地变成真正自由的土地，使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得到理想的、纯粹的发展，从而彻底地革新落后到半腐朽状态的农村；（2）土地国有化，消灭了地主，使农民免除了地主的盘剥，能够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经营，建立真正自由的农民农场主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使农民能够获得商品生产条件范围内的最好的生活条件；（3）土地国有化，消灭了私人对土地的垄断，因而在资产阶级社会可能做到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铲除了一切妨碍资本自由地投入农业、自由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障碍，这就便于资本的自由竞争，推动农艺过程的迅速进步；（4）实行土地国有化，把级差地租交给了国家，消灭了绝对地租，这能够降低农产品的价格，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国家的积累；（5）土地国有化可以促进对闲置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俄国国土辽阔，土耳其斯坦以及其他地区有数以百万俄亩计的待垦土地。只有实行了土地国有，才可以利用大量的待垦土地无代价地分配给农民，象美国一样自由发展农民的农场主经济。在列宁看来，俄国的农业大部分以粗放经营为主，如果土地国有化，消灭了土地的垄断权，经营者自然就会在土地上实行“继续投入劳动和资本”的集约化经济，这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全面学习和借鉴美国经验发展俄国农业

在列宁看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走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仅仅选择了美国式的土地制度变革俄国土地形态，制定一个土地国有化的纲领是不够的。为了全面把握美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形态，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走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依据，列宁于1912年开始了对美国农业经济状况的系统研究，并于1915年底在瑞士的伯尔尼城完成了这一研究任务，写成《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这一著作。

作为革命家的列宁，研究每一个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专题研究外国一个国家的农业形态，在列宁思想史上还是没有的事。如果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选择了美国形态发展俄国资本主义的战略目标，列宁是不可能对美国农业进行这样的专题研究的。对于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一般认为这一著作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不可逆转这一普遍规律，而美国农业的发展对于说明这一普遍规律具有特别意义。我们认为这只注意了这一著作的普遍意义，而忽视了它的真正地现实意义。

关于写作这一著作的目的，我们认为其重点是为布尔什维克党选择美国农业道路发展俄国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的理论分析。列宁在导言中即已明确指出：“无论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说，还是就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的最高程度来说，无论就根据各种不同的自然和历史条件采用最新科学技术的土地面积的广袤来说，还是就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和文化水平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榜样和理想。[2]”而作者之所以要研究美国的农业形态，“是因为美国是个幅员最广大、关系最复杂、资本主义农业的色彩和形式最繁多的国家。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奴隶制的——在这个场合也就是封建的——农业结构在向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结构过渡；另一方面，在这个最自由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广泛，特别迅速。同时，在这个国家中还进行着极其广泛的建立在民主－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垦殖开发。这里我们看到，既有早已是人烟稠密、工业极为发达、高度集约化、同文明的、老的资本主义西欧的大多数地区很相似的地区，也有进行原始粗放经营的农业和畜牧业、同俄国的某些边区或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很相似的地区。我们还看到形形色色、各种类型的大小农场：既有原先蓄奴的南部和垦殖开发中的西部的那种大地产和种植园，又有高度资本主义的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带的那种大地产和种植园；既有分成制黑人的小农场，又有资本主义的小农场；既有使用雇佣工人的‘小麦工厂’，又有满怀‘自食品力’的天真幻想的‘独立’小农的移民宅地。种种关系，包罗万象，既包含过去，又包含未来，既包含欧洲，又包含俄国。”因此，列宁认为“把美国和俄国作一个比较是特别有教益的。”既然美国是“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榜样和理想”，那么研究它的农业的目的，除了一般性的批判外，就是为布尔什维克党选定美国农业道路进行比较分析，为全面学习美国农业的先进经验提供依据。

第一，美国形成三个区域性经济格局对俄国农业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列宁认为，将“美国划成三大地区是极其重要的，非常必需的”，这就是“工业的北部、原先蓄奴的南部和垦殖开发中的西部。”对于美国西部来讲，整个区域是一个移民宅地的地区，全是无偿分发的无主的土地，这和俄国边远地区的强占土地类似，但在俄国需要借鉴的是，必须“通过民主的办法加以调整”土地，改变“由农奴制的国家来调整”土地的现状；对于俄国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应当借鉴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集约化农业；在美国南部，则有着“俄国式的”工役制即分成制，它“无论在美国或俄国，都是最停滞的地区，都是劳动群众受屈辱和压迫最厉害的地区。”因此，它的“居民纷纷逃往别的资本主义地区和城市去，正像俄国的农民纷纷从最落后和保留农奴制残余最多的中部农业省份、从土皇帝马尔柯夫之流的统治下，逃往俄国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区，逃往都市、各工业省份和南部去的情况一样”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第二，美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具有的借鉴意义。列宁批判了吉姆美尔的美国农业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农业”的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农业的两种经营形式——粗放性经营与集约化经营。列宁指出，在较大的耕地面积上可以采取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经营形式，在一定的较小的耕地面积上也可以实行资本主义雇佣工人的经营形式。从美国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过程来看，耕地面积虽小，而集约化程度很高的区域经营的规模实际上往往大于耕地面积虽大，而集约化程度较低的区域经营的规模。列宁在论证后指出，吉姆美尔的所谓“劳动农业”，其实是高度集约化的资本主义农业，吉姆美尔的错误不仅在于把粗放农业与集约化农业对立起来，而且他根本不了解农业集约化的区域的农艺上的进步不表现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表现于在耕地面积缩小的情况下对土地投资的增多；另外，他也不了解农业集约化经营的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路线，而这些对于俄国农业来说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第三，论证了美国农业发展规律的普遍意义。为了阐明美国农业的性质，列宁在本文中还深入地考察了美国农业发展的规律。他指出：“在美国农业中，不仅进行着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要比在工业中进行得更有规律，更有规则。”因此研究小农被剥夺的状况对于理解和估价农业资本主义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接着，列宁深刻地揭露了1900－1910年小农日益遭受剥夺的种种事实，充分证明了美国农业存在着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强大趋势。通过比较分析美国这一历史现象，列宁认为，俄国革命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和探讨小农经济破产的过程、形式、特征与原因，并尽可能地估计到它们发展的广度、深度和变化，考察它们与整个经济进程的联系，从而使俄国能够学习借鉴。

第四，对美国家庭农场发展估计不足。为了发展俄国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列宁还从俄国的状况立论，认为虽然家庭农场在美国历史上大量存在过，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迅速发展，家庭农场已经大量破产，它在农业中的地位早已为资本主义农业垄断企业所代替。为了论证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他根据马克思论农业基本特征的理论，提出了要根据适合于农业技术特点来比较分析大小农户的更精确的方法，这就是按照农户的产量、产值、使用雇佣劳动的状况和耕种面积等指标分类的方法，从农户生产成果的大小，使用雇佣劳动的多少，占用耕地面积的数量等方面，确定农户的经营规模与性质。而这一结论却未能得到美国农业发展的证实。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果不是从俄国革命的进程来考虑，也许列宁不会离题万里地得出这一并不符合美国历史的结论。

以美国道路改造俄国农业，成为列宁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俄国农业政策选择的最基本坐标。

二、十月革命时期美国道路被否定

现今的历史研究表明，十月革命的爆发具有很大的突发性，是俄国革命的领袖列宁及时抓住了这次机遇，将这次革命引向了社会主义。但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列宁的理论研究显然准备不足。在农业建设道路问题上，当时有两条高于俄国的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实践上已经过三百年发展起来的世界最为发达的，又得到列宁论证并确定的具有美国色彩的土地国有论基础上的农业市场化道路，但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另一条是理论上已经过四百年社会主义思想演变发展起来的具有英国特色的土地国有论基础上的农业有计划发展道路，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与法国、德国、俄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斗争中形成的，但它没有得到欧洲后起的社会主义者的认同，也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3]。

在选择哪一条道路问题上，列宁遇到了困难。以十月革命所确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性质，他当然要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引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一方面不被俄国农民所接受，更为资本主义世界所不容，依靠的力量只能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另一条是被自己所论证的美国农业道路，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布尔什维克党难以认同，这就取决于俄国农民的态度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对苏政策。但这两者的态度和表现，堵塞了通往美国道路的可能。

（一）农民的态度否定了选择美国道路的可能

十月革命爆发的前几个月，列宁仍坚持实践美国农业道路，但十月革命后农民的态度出乎列宁意料之外，他们既不赞成土地国有化，也不认同美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而是希望选择具有俄国特色的土地社会所有论基础上的农业半封建半市场化道路。列宁从当时革命的需要出发，满足了农民的要求，选择了曾被自己批判和否定过的土地平均分配的主张。在1917年11月8日发布的《土地法令》中，农业的土地国有化主张荡然无存，原来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块的主张都被代之以“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禁止买卖、出租、典押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转让土地。”[4]并明确规定：土地应当平均使用，即根据各地条件按劳动定额或消费定额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列宁在这里全盘采用了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土地纲领，选择了土地的平均分配，从而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列宁对这种转变选择的解释是，布尔什维克同意平均分配和使用土地的思想仅仅是为了照顾农民的情绪，是对农民的让步，并相信农民最终会抛弃这种思想。列宁曾指出：“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议，即使这个决议我们并不同意。”“当全体农民只想平均使用土地的时候，我们在1917年10月26日的法令中公开表示，我们要把农民委托书作为基础。”“我们等待农民自己放弃这种思想并向前迈进。”[5]

（二）西方的敌视打破了选择美国道路的幻想

列宁在他的理论著作中给予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以极高的评价，并试图选择美国道路来改造俄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即使在十月革命初期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美国政权主体在武装干涉苏俄中的表现却否定了这种可能。苏俄工农政权一成立，当时的国务卿蓝辛就首先草拟了支持白卫军卡列丁、阿力克赛夫等人的计划，从1918年开始便和日、英、法等国一起把军队开进了苏俄领土。5月3－4日，美国继日本登陆远东海参崴之后，把巡洋舰“奥林匹亚”号开进了摩尔曼斯克港口，6月9日海军陆战队又在同一地点登陆，威胁苏联北方的安全，并企图向内地进攻。7月8日，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了在远东和西伯利亚联合进行武装干涉的协定。9月1日，美国军队分别由格拉夫斯特和司徒华特率领，侵入西伯利亚和苏俄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一次大战结束后，美国又和英国、法国一起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干涉行动。第一次干涉中，美国等14国军队援助了盘踞在西伯利亚被他们公认为是俄国最高统治者的高尔察克，编制成装备精良的30万白卫军。但结果在短短几个月里便被苏俄红军打败。当第一次干涉在进行中时，美国又在南方开始了第二次武装行动，为叛军提供了足够装备10万人军队的武器，派遣了特别军事代表团，结果仍然是没撑多久便被打败了。美国仍不甘心，于1920年4月参加了第三次武装干涉，为波兰地主军队和白卫军提供大量军事装备，向波兰地主军队资助5000万美元的贷款，并宣布对苏俄停止商品输出，采取了封锁政策。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这种敌视与武装干涉政策，打破了列宁对美国的幻想，中断了苏维埃俄国学习和借鉴美国农业经验的进程，对苏俄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当时来看，它促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农业政策的彻底转变，导致了列宁农政方向的迅速调整，使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不得不改变了十月革命初期择定的道路，直接摧生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成为后来通向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农业道路的桥梁；就长远来看，它影响了斯大林的农业思想，坚定了斯大林贯彻实施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引的农业发展道路的信心。战争改变了曾直接指挥过这次反击武装干涉，又奋力组织过粮食供应的军事领袖斯大林的农业思想，使其完全抛弃了早期较之列宁更为美国化的农民土地平均分配基础上进行自主经营的主张，在他执政后又得以改变了具有美国色彩的新经济政策，彻底抛弃了美国方式，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土地国有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农业发展道路。应当说，西方这次武装干涉造成的伤害对斯大林刻骨铭心，斯大林执政时间之长，又彻底堵塞了美国方式的可能。走一条不同于美国资本主义农业道路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之路就成为斯大林终生奋斗的目标。这是今天我们这些常人所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事情。

（三）迫不得已的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

十月革命后至西方武装干涉前，列宁两个思想没有确定，一是认为苏俄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没有确定；二是如何解决俄国的农业问题，实施怎样的粮食政策没有确定，当时列宁的设想是：在对粮食生产实行最严格的、无所不包的全民计算和监督的基础上，构筑生产消费公社体系。与这种谨慎的探索性的步伐相适应，布尔什维克党当时的执行的主要农政举措是：一切地下矿藏和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都视为国家财产，实行国有化；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大部分土地无偿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一些大庄园则改为模范农场，保持原来的大生产形式，并规定逐步通过合作化的形式发展农民的集体经济。

从十月革命后苏俄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政策来看，找不出美国有干涉苏俄的理由。因为，第一，从大的方面来看，苏维埃俄国宣布实施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出于策略考虑，把建成社会主义放在了今后；第二，宣布一切地下矿藏和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都收归国有，是19世纪林肯时代以后美国主要的政策导向；第三，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大部分土地无偿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的政策，也正是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和独立革命中，坚决堵绝了封建地主所有制经济在美国建立的可能，通过争取无偿分配国有土地，小农无偿分配国有土地和将宗法式小农转变为农场主三个阶段，把国有土地改变为农场主经营的自由土地；第四，将大庄园改为国营农场，而不是均分给农民，则体现了美国式的大生产形式，并试图仿照美国农业已形成的合作经济发展农民的集体经济，应当说与美国经营方式相似[6]。

但是为什么一个新起的帝国对一个仿照自己农政举措以求壮大的新生国家实施不遗余力的武装干涉，仅用阶级斗争说和主义之争说是不能反映全貌的。我们认为与其说是美国及其西方对于工农政权的仇视，不如说是对列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借鉴美国方式将使苏维埃俄国有可能强大起来的恐惧。

因此，西方世界的战略目标始终就是中止苏维埃俄国的强国之路。他们在十月革命后所进行的武装干涉就达到了这一目的。它首先打断了苏俄有步骤的进行国家资本主义建设进程，占领了俄国四分之三的土地，苏维埃政权失去了乌克兰、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这些产粮地区，中断了主要的粮食来源，迫使苏维埃俄国实施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而使苏俄改变了既定的农政方向，在事实上将苏俄引向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又未经实践检验的农业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西方和美国政权主体逼出来的。

余粮收集制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和核心。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进行使粮食问题成为当时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时，列宁于1918年8月初拟定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提出了基本的粮食政策。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纲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在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随后又进一步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以保障红军和城市工人起码的口粮供应。1919年1月11日，列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向各产粮省收集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并颁布执行，余粮收集制正式开始推行。列宁拟定的粮食政策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1）苏维埃粮食政策业经证明是正确的和不可动摇的，这一政策包括：进行统计并依照阶级原则由国家分配；对食物中的主要品种实行垄断；把供应工作从个人手中转到国家手中。（2）在当时条件下，要合理地向居民供应食物，必须坚决实行已经明文规定的国家对主要食物品种（粮食、糖、茶、盐）的垄断，按照固定价格由国家大量收购其他一些主要品种。（3）强迫地方粮食机关协助收购组织行使这一权利。（4）为了加强收购工作和更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对于非垄断的食物品种采用派购的原则，对于替国家收购垄断的和非垄断的食物品种的合作社和其他组织实行奖励制度。（5）在收购和分配的工作中充分利用合作社机构。（6）责成工人在粮食人民委员部所组织的武装支队的协助下，监督食物运输条例的执行和垄断制度的贯彻。

上述粮食政策的六项基本原则，勾画了余粮收集制的基本轮廓。列宁在说明之所以要采取这种强调性的国家垄断政策时指出，因为最大的产粮区一一西伯利亚的顿涅茨区与我们隔绝了，现在一般民用和工业用的燃料、原料和各种谷物的供应都断绝了。在经济遭到破坏而苏维埃政权又缺少对所有食物进行合理分配的本领的情况下，要使全体居民少吃一些但还不致挨饿，用通常的办法是办不到的。如果在关系人民死活的食物明明不够的情况下准许贸易自由，就一定会造成疯狂的投机，使食物价格暴涨，以至出现所谓垄断价格或饥饿价格，这样，只有那些收入大大超过中等水平的少数上层分子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广大群众只能挨饿。列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上述粮食政策。

以粮食政策为基础，苏维埃俄国还决定，国家按严格的集中制管理一切工业生产；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和工业品；取消货币流通而代之以实物交换，免费供应食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使劳动军事化等。

这种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政策根本改变了十月革命初期的农政导向，是西方武装干涉造成的饥饿而导致的。就一个大国应对战争的粮食政策机制而言，它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威尔逊总统实施的战时政府粮食管制制度更具挑战性的政策，是一个弱国战胜众多强国最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其开创性仍然是世界农政史上极为难得的精神财富。

不仅如此，布尔什维克党在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践中，不得不否定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指向，确定了新的社会主义指向和建设原则。

第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指导思想成为影响苏俄社会主义建设重要的指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这就是“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这个指导思想是经列宁提出并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认同的。尽管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对这一思想有所否定，但布尔什维克党的众多领导人并没有彻底改变，其中的主要思想均被后来的斯大林所吸收。如果没有这场武装干涉的战争，就没有斯大林的军事经历，也没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洗礼。这是西方武装干涉者所未曾想到的事情。

第二，土地国有并归全同劳动人民集体共耕成为新的土地政策取向。首先，余粮收集制的普遍推行使农民丧失了对其产品的支配权利，因而也使农民在名义上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权变得毫无意义；其次，1918年夏天开始高涨的贫农委员会运动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对农民施加了政治压力，从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农民对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的自由选择；最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认为在农民内部阶级斗争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将土地的私人使用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营方式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列宁也认为“在大多数劳动农民当中已有建立共耕制的愿望。”因此，尽管法律上没有明文取消农民选择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的权利，但是党和政府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1919年2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社会主义土地整理条例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宣称：“所有私人使用土地的形式都应看作是过渡的和陈旧的形式”，并要求将“土地使用的个体形式过渡到集体形式”。

第三，提出余粮收集制等粮食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共产主义粮食政策的原则，要坚决贯彻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余粮收集制中的国家垄断、国家供应和国家分配原则，恰好切合了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的生产与分配原则，随后又得到了列宁的进一步发展。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集中统一领导的经济，而余粮收集制的强制性，即强迫地方坚决执行中央政权的指令，由中央实行由上而下的统一管理，两者几乎是一致的。按照列宁的思想，把粮食从投机者手中夺过来，“完全集中到国家手里”，用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向农民收集粮食，取消粮食的商品属性，从而改造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形成的农业生活的基础，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一条正确的道路。

第四，试图不通过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而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列宁在领导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似乎看到了这一点。当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观点是，否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使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可能性，试图不经过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关系过渡。而在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以余粮收集制的方式取得农民的粮食，用实物支付职工的劳动报酬、免费向居民发放粮食和日用品、企业不搞经济核算等等，都扩大了经济关系的实物化过程。这类措施恰恰与不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地直接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相吻合，于是便把这种在战争条件下被迫实行的措施，作为日常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它使不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成为—种社会规模的大实验，故而列宁把这种战时措施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常工作，把贸易自由的主张看作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倒退。

第五，产生了用“战时共产主义”办法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张。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产生的余粮收集制，对于解决战时困难，取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战争结束后，曾如列宁回顾所说，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因为“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7]当时以为只要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全面国有化、整个社会由一个中心（国家）进行产品的计划生产和分配、劳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强制分配等，就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

这种因了外国武装干涉而产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党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的产生。但是这些原则未能得到农民的认同。因而农民对此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以至反抗。农民的不满最初表现为生产兴趣减少，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随后则是农民的大范围暴动和暴乱。1921年春，西西伯利亚爆发了严重农民起义，切断了交通运输，中俄东部、唐波夫省和毗邻地区的情况也很严重。农民的反抗达到高潮时，共有二万起暴乱事件。由于农民的反抗，余粮征集制被迫在十三个省完全停止了。

三、新经济政策中的美国农政指向

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面对不断涌现的农民动乱，列宁力排众议，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入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提出以美国道路变革俄国封建土地制度构想遭到十月革命的否定，在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形式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之路改造俄国农业失利后，采取的另一条借鉴美国经验改造俄国农业的尝试，它与列宁应对美国的粮食武器论，重视美国农业生产与科学成果等举措一起，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对“美国道路”的学习与借鉴。

这一个层面的“美国道路”与列宁早期提出的“美国道路”是有区别的。列宁早期所说的“美国道路”通常与“普鲁士道路”相对，是指彻底否定（而不是保留）封建土地所有制前提下的资本主义农业改造之路，强调的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革命，属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层面；而后期的“美国道路”是指在苏维埃政权前提下利用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形式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建设之路，强调的是发展农业生产力，属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层面。

我们以为，列宁早期所说的“美国道路”是为了论证俄国改造封建主义这一历史任务时提出的，是当时革命策略的需要。与少有封建残余的美国相比，在具有深厚封建传统的俄国要学习这种“美国道路”仍然是十分困难的，也是走不通的，于是才有了列宁的第二次学习与借鉴。

那么，建设意义上的“美国道路”的精髓是什么？我们认为其关键的农政指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立国家对农民群体的轻徭薄赋，使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充分的积累，并造成向非农产业转化的条件；二是形成农产品的自由贸易，使农场主在充分的市场经济条件得以转化自己的劳动成果，并造成向其他产业输血的畅通渠道。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基本上就是在这种农政指向前提下展开的，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粮食税与自由贸易政策。

（一）以减轻农民负担为指向的粮食税政策

粮食税与自由贸易的政策，形成于1921年春天。但涉及这一政策的经济理论基础、前提，甚至某些个别的说法，早在1918年、1919年列宁的某些著述中已有所提示。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思想是不系统的，也没有上升到减轻农民负担这个层面上来，当然也不可能提出完整的政策。

从1921年3月到5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和《论粮食税》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粮食税政策。

首先，列宁从粮食税与余粮收集制的关系问题上，阐述了粮食税的实质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列宁指出，“粮食税是什么呢？粮食税是这样一种措施，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某些过去的东西，也可以看到某些未来的东西。”实行粮食税后（与余粮收集制相比）农民起码可以减轻一半的负担。假如说从前征集额为100％，那么现今则为50％。从绝对量上看，以前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为42300万普特，那么现在则下降为24000万普特。列宁指出，“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法令，……粮食税的税额大约比余粮收集额降低一半。”[8]

其次，列宁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阐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是对农民的妥协与让步。列宁指出，“我们开诚布公地、老老实实地对农民说：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将对你们农民同志实行一系列的让步，但是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以内，自然，范围和限度的大小要由我们来决定。……我们在经济上向他们让步；或者是斗争”。[9]

粮食税政策的实施达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第一，农民对土地利用的形式上的选择自由，使农民有了减轻负担的可能。为了顺利地有秩序地贯彻粮食税政策，苏维埃政府颁布了许多法令和法规，以促进农村和农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举措是规定农民在土地利用的形式上可以有选择的权利，如互助组、村社、独立田庄、农庄等，并赋予任何一个成员，任何一个小组在共同分配土地时带着土地退出其一组织的权利。法律上允许农民在经营中租赁、雇工，但同时指出这是从满足劳动农户经济和生活上的需求出发，排除任何奴役他人和任何偏离工农共和国土地法的牢固基础以及土地国家所有制的可能性。第二，农民纳税方式的调整，确保了农民负担的减轻。国家规定，除从每一农户中扣除一定量的黑麦或小麦外，交税者有权可以用一种产品代替另一种产品。国家把统一实物税的总数控制在3.4亿普特左右。这就避免了早期不仅把余粮，而且把口粮和种子粮都作为赋税上交国家的现象。为了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保证农民休养生息，列宁甚至还提出，必要时可以动用我们的黄金储备去购买外国的粮食和消费品，以保证苏维埃经济的正常进行。

（二）以满足农民利益需要为指向的自由贸易政策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贸易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旗帜，它与社会主义无缘；农民作为封建主义的遗产，与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因素，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允许有农民的特殊利益，当然更不允许有农民的自由贸易。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提出的以满足农民利益需求为指向的贸易政策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观点。

（1）列宁从当时苏维埃俄国社会的多层结构提出农民应当有自己的利益。列宁认为，自由贸易的基础在于苏俄社会20年代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和多层次的结构。他指出，“中国存在着从宗法式的半野蛮的直到社会主义的所有五种经济结构的全部五层阶梯”。因此，“在一个小农国家内，不言而喻是小农‘结构’，即一部分是宗法式的‘结构’，另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结构’占着优势。”要实现这几者的利益，就必须有农产品的周转自由，在当时苏俄苦于产品极端缺乏，苦于极端贫困的时期，如果“没有相当的周转自由，没有与此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关系，农民……这种小农经济就绝对不能得到巩固”[10]，其利益就得不到满足。

列宁同时还看到，从十月革命到20年代初，俄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特点就是农村中农化。在列宁看来，中农是无产阶级国家联盟中的团结对象和重要方面。因此，他提出了要满足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和需要的问题。列宁当时提出的方案，“一是需要有一定的周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经营自由。二是需要供应商品和产品。”列宁强调指出，“如果没有什么可以周转，那还算什么周转自由；如果没有什么可以交易，那还算什么贸易自由”。[11]

（2）农民的利益不仅需要社会主义国家有计划的完成，也需要农民依靠商品交换来自发地实现。新经济政策一改过去鄙视和轻视商品货币关系的传统观念，认为必须通过迅速发展（并加以适当控制）的商品经济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农业方面就是主张发展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统一的国家计划，但是改变了实现计划的方法，即以价值规律和市场行情为制定和修正经济计划的客观基础，这样，通过国家统一计划原则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形式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新经济政策还主张通过市场竞争的方法，通过经济手段排挤和限制以至最后战胜城乡资本主义经济，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新经济政策方法。

（3）通过合作社的途径来实现和满足农民的利益。列宁通过创造性地探索如何把个人利益（私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如何使前者服从于后者，从而把包括农民群众在内的俄国居民中所有的劳动阶层都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确信必须重新审视合作社。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只划分出一种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国有企业（合作社是小商品经济成分），后期则实际上提出了两种社会主义成分：国有成分和合作社成分。劳动合作社就其社会经济特性而言“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这类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当然，实现居民合作化还不是建成了社会主义，但列宁认为，这是“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12]

按照列宁的设想，社会主义作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制度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和劳动集体所有制）的多样性，因而也就承认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但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多样性要求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把指令性计划、合同计划、预测性计划等这样一些形式结合在一起是完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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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提出的以上新经济政策，最终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完成的。它实质上是按照美国的农政指向解决苏俄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一次探索性的实践。作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面临危机过程中的一项新的选择，对于缓和当时的工农紧张关系和农民阶层的矛盾，克服农业危机、改善农民困难的生活状况，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都具有指导性意义。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象我们今天许多学者所理想化的那样，是一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康庄大道，斯大林农业集体化对它的否定，是否是犯了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方向和路线上的错误。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论述，我们将在其他著作中作出，而在这里只根据当时列宁的思想和苏俄的国情指出两点：

第一，列宁从来没有把新经济政策作为布维什维尔党的长久性政策。新经济政策就其实质来讲，它仅仅是按照美国的农政指向解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一项特殊的经济政策，它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全部经济政策。列宁曾反复指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让步”、“改良主义”的措施，“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部政策上，实行了特殊的过渡办法。”就是说，新经济政策并不包括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全部”经济政策，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政策。列宁自己都没有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长久之计的新经济政策，我们有什么理由将其理想化，赋予如此多的玫瑰色彩。

第二，美国农业道路对苏维埃俄国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世界源源不断的移民，英国乃至欧洲用之不竭的资本，广阔无垠的天然优质土地资源，农民不纳税少纳税前提下的农业补贴政策等等。所有这些条件苏维埃俄国都不具备。苏联如果仍然要坚持这条道路，其前进的方向只能是：农民通过轻徭薄赋和自由贸易积累更多财富购买西方消费品而成为外国实际上的殖民地；国家在没有集聚农业积累武装重工业的前提下而使二战中战胜纳粹德国极端困难。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调整，我们认为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的伟大民族英雄所采取的极为英明的战略性选择。否则无以解释当时千百万苏联人民为什么跟随着斯大林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