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斯大林对美国农政道路的选择与扬弃
李典军
当苏联全面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美国正处于非农时代的危机阶段。在美国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大调整以前，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开始了以计划手段实施工业化为指向的农业强力跟进的战略性调整。这次调整是在否定具有美国资本主义农政指向的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重新选择。成就是巨大的。如果说罗斯福的新政调整挽救了世界资本主义，那么，斯大林的这次调整则可以说拯救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如果没有这次的调整，苏联根本不可能战胜德国法西斯。我们以为，这是世界20世纪历史上两个大国，两种不同制度最伟大的调整，都有可供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成为世界现代史的最重大课题而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问题在于，对于两个大国在同一时段的战略性调整，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各国许多史学工作者对苏联的评价大都失之公允，对斯大林在战前五年计划时期实施的农政方略的评价严重偏颇。为此我们试图就斯大林对美国农政道路的选择与扬弃问题提出我们不成熟的想法。
一、新经济政策不可能引导苏联走上强大的道路
在早先的西方世界，由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具有市场经济的原素而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赞誉与认同。这一学术观点被目前中国和俄罗斯的苏联研究的主流学者所承继。在中国最为著名的是沈志华同志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一书。这一著作几乎就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视作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如果我们仅仅治学经济，也许觉得这是高论。但是当我们走进历史这个更为宽广的大舞台场时，觉得此论纯粹是应证当前的应时之学，它在为列宁作无原则的赞扬时，却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我们不能认同上述观点。在《试论列宁对美国农业道路的认识与选择》一文中，我们提出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按照美国的农政指向解决苏俄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一次探索性的实践，它作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面临危机过程中的一项新的选择，对于缓和当时的工农紧张关系和农民阶层的矛盾，克服农业危机、改善农民困难的生活状况，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新经济政策不能解决苏联的强大的问题，其政策指向要想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没有理由赋予新经济政策更多的玫瑰色彩。因此，斯大林在农政指向上从如下两个方面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选择是正确的：一是确立了政权主体与农民群体关系上的垄断地位，通过控制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等农业组织作为实现国家建设目标的组织形式，从而改变了新经济政策的轻徭薄赋，使个体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充分的积累，并造成向非农产业转化的条件的政策取向；二是确立了政权主体与农民群体之间和农民群体相互之间农产品实现的计划机制，取消了政权主体与农民群体之间和农民群体相互之间农产品交换关系上的自由贸易，使农民群体通过国家计划安排实现工业化和改善农民自身福利待遇的目标，改变了新经济政策让农民在充分的市场经济条件得以转化自己的劳动成果，并造成向其他产业输血的畅通渠道的政策取向。我们认识问题只有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分析，而决不能把今天拾之无用的东西归之为先人。
以此立论，我们就可以看到与斯大林相对立的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农业理论，由于较之列宁具有更深厚的美国农政色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失败的命运不可避免，用不着我们中国学者来大唱挽歌。
二、斯大林开创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农政建设之路
斯大林是在苏联已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在对列宁两种农政指向进行创新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这次重大调整的。这部农政史是恢宏的，壮观的，可歌可泣的。如果说美国的农政模式是英国农政道路的升华，那么斯大林所开创的这一条完全不同于美国农政道路的新探索，前无古人，其创造性精神是一部美国农政史所无法比拟的。斯大林在罗斯福新政之前所进行的农政管理体制建设的创新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了明确的农业发展战略
1930年6月召开的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苏联农业的发展战略，这就是：在实行集体化、发展机器拖拉机站和建立国营农场的基础上，党不仅能够在工业方面，而且能够在农业方面开始实现“赶上并超过”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口号。据此制订了如下的农业发展战略方针：
第一，在农业发展与配置工作中，首先把谷物业的发展放在首位。斯大林认为：若不解决谷物问题，若不在养畜地区、棉花种植地区、甜菜种植地区、亚麻种植地区和烟草种植地区设立广泛的粮栈网，那就不能把养畜业和技术作物种植业向前推进，就不能保证全苏各地区按各种农作物和农业部门实行专业化。因此，当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建立之后，全面发展农业的第一个任务或前提，就是解决谷物问题。党的第16次代表大会要求“保证谷物托拉斯的播种面积在下一年度至少达到450万公顷，并准备到1932年扩大为900万公顷”，要求在整个苏联以及各主要地区使谷物业迅速高涨起来。主要办法是：①在非黑土地区，即过去消费地带，发展谷物业，保证这一地区商品谷物生产不少于伏尔加河中、下游所提供的数量；②消除苏联的消费地带与生产地带的划分；③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发展谷物业；④进一步巩固全苏谷仓－乌克兰及北高加索；⑤在东方建立谷物商品生产基地；⑤在每一省及共和国发展谷物业产。要求各地在扩大谷物播种面积的同时，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注意解决干旱问题。这些措施从战略上规定了各区建立谷物业基地的任务，它为在苏联土地上正确进行农业配置及专门化莫定了基础。
第二，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农业是全面发展的多部门农业，要求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各部门都有迅速的发展，以充分满足全国居民的生活需要，提供工业发展所需的各种原料。社会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农业片面发展单一作物根本不同，同时又与包罗万象的小农经济也根本不同，它是在全国范围内各经济区农业综合发展条件下，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多部门的农业；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苏联国民经济计划包括了农业计划，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所在；各农业企业的发展、专门化，必须在统一计划指导下实现。党的第16次代表大会根据这些思想，提出了彻底修改发展农业的五年计划，以便在集体化基础上除了迅速发展谷物和技术作物外，还要提高并加紧发展畜牧业。在农业配置过程中要注意做到：使苏联农业的各个部门和各种作物分布得更加合理；以获益较大的作物代替获益较小的作物；保证苏联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技术作物自给自足；在农业中充分利用地方的能源。
第三，发展工业中心的郊区农业基地。斯大林多次强调：无论怎样发展国民经济，都必须要把工业这一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的正确分布问题解决好。也即首先处解决苏联各处工业的正确分布问题，农业的配置要服从于工业配置。国内一定地点的工业配置，引起工业居民的集中，同时也在食品生产方面（蔬菜和乳类等）向农业提出了供应的要求。因此，在工业中心周围的农业应转向为工业中心的居民服务，合理地将两种主要部门即蔬菜－马铃薯种植业，与附带有乳畜业、养猪业的果园业结合起来，建立起城郊农业基地。
（二）建立和完善了统一的农政管理体系
1929年12月7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成立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决定。其目的是为了统一领导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设工作，加强机器供应、电气化－农业信贷和农业干部培训等方面的领导工作，以及加强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工作。决议具体规定了新成立的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十项任务：①组织和管理全苏农业企业；②领导农业合作化和农业贷款系统的工作；③组织各级农业服务工作；④领导农业电气化及农产品初加工；⑤组织和领导移民事务；⑥组织和领导农业科学试验工作；⑦监督林业，⑧领导农业干部培训工作；⑨制订农业发展计划；⑩领导耕作运动，等等。1930年又把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任务扩大为20项，使农业人民委员部真正变成了统管农、林、牧各业和农业所属的各部门，并参与其他各部有关农业政策的制订工作的一个高度集中的有权威的管理机构。
各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州相应设立农业人民委员部，基层行政区设立农业科，形成了一个切实保证党的农业发展战略和建设方针得到贯彻执行的自上而下的统一系统。
1929年11月成立了全苏机器拖拉机站管理总局，作为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组织系统中的一个专门独立机构，归农业人民委员部领导。
1930年6月决定改组集体农庄－合作社系统中的所有组织机构，把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分开，单独建立各自的组织系统。集体农庄中央联合会是集体农庄的最高领导机构，它接受农业人民委员部政策路线方面的指导。在区成立集体农庄联合会，统一负责该区集体农庄的组织与生产领导工作。个体农户和最简单的合作组织的领导责任集中于区农业合作社总社，它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农业合作社总社。
随着国营农场数量的增加，为加强其领导工作，1932年决定把原属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国营农场管理局扩大为国营谷物牲畜农场人民委员部，作为与农业人民委员部并列的一个人民委员部专门负责国营农场的组织领导工作。全部国营农场，除某些与苏联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和纺织工业人民委员部有联系的专业化国营农场隶属关系不变外，余者均归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管辖。
农业的最高管理机关是全苏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国营谷物牲畜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对集体农庄进行领导与管理。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是根据机器拖拉机站承担的生产作业任务设置的，管理的职能是组织生产活动。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针对苏维埃工作、经济工作和党的工作个过去时期存在的许多弊病与缺陷，具体提出了改进工作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原则：①从“一般的”、抽象的领导转到具体的领导；②加强领导者对所担负的党或苏维埃的工作的个人负责制，取消职能管理制，消除工作中无人负责的现象，建立严格的一长制；③经常周密地检查党和政府的指示的执行情况，各组织、机关、企业的领导者要亲自动手；④保证把熟练的工作人员从机关和办公室调去直接参加生产，精简管理机构，改进工作人员的分配工作，责成机关和企业的领导亲自领导这一工作。
根据上述精神，党的中央、省、区各级领导机关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组，取消职能部，设立完整的负责生产业务的部。如建立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集中领导该部门的全部党的工作——党的组织工作、干部的分配和培养工作、群众鼓动工作、生产宣传工作、监督有关的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与党组织执行党的决议；省、边区委员会设立农业部；撤销区委各部，改设巡视指导员，即区委委员每人固定联系一定的基层组织，负责组织其中党的各项工作。
在苏维埃组织方面，取消一切苏维埃和经济机关中的职能管理制，实行一长制，并且从基层生产环节起到人民委员部止，都按生产原则加以改组。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组织机构根据这个原则作了很大的变动与精简：撤销了过去按机器拖拉机站承担的生产作业分工的十几个管理局，设立四个统管生产、技术、科研以及计划财务工作的综合性粮、油、甜菜、棉、麻作物管理总局，四个亚热带作物、烟叶、蚕丝和林业管理总局；设立三个畜牧业管理总局；并在粮油作物和畜牧管理总局内设立局长的地区助理，分别负责有关地区的工作；还设立五个业务司和五个有关干部工作的机构。为了加强领导者的个人负责制，撤销各人民委员部中的委员会，留下一名人民委员和至多两名副人民委员来领导人民委员部；取消专门检查执行情况的部门，由管理机关的领导者自上而下地亲自检查本机关的决议和命令的执行情况。
（三）建立和完善了各项新的农业管理制度
首先是农业的计划管理制度。在农业全盘集体化之后，斯大林认为，党和国家已经不能只限于对农业发展过程进行个别的干预，而应当亲自担负起集体农庄的领导责任，亲自担负起工作的责任，帮助集体农庄庄员在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经济，为此需要国家具体负责对农业企业的计划领导与组织工作。
首先是建立一整套农村和农业的计划管理制度。一是集体农庄的管理计划。集体农庄是国家大经济的一部分，没有计划是难以经营的，它除要完成预购合同中所规定的产品交售任务外，还应当完成翻耕、播种任务，还必须正确分配人力、拖拉机、马匹和机器，并保证充分发挥他们的效率，为此每个需要制定集体农庄的工作计划，庄员收入的分配计划。二是为了在全国国民经济计划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保证农业所有部门生产的发展和集体农庄公有财富的增加，以及农村劳动者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要制定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平衡发展计划。三是根据所有制性质的不同，对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制定不同的计划管理制度。对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实行国家的直接管理，每个国营农场的生产财务活动根据苏联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批准的生产财务计划进行；集体农庄的经济活动也是以国家计划为指导，但集体农庄本身有一定的自主权。从1933年开始，国家对每个集体农庄都按各主要部门的生产规模（播种面积、产品率、牲畜头数、商品率以及其他等等）规定出计划任务，自上而下地下达到农庄。此任务是硬性的规定，农庄必须执行。每个集体农庄可根据上述计划任务（包括应向国家交售的各种农产品的固定定额）和对国家应尽的其他义务（所得税、保险费等），结合实际制订年度生产计划和收支预算，并在庄员大会上讨论通过。至于庄员的个人副业，尽管规定是庄员个人的事情，但受国家政策的制约。
其次是机器拖拉机站的服务使用制度。从1929年开始在全国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国家承担机器拖拉机站的组织责任。开始时集体农庄要为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交纳一部分资金，向集体农庄、农业生产联合企业和农民发行“拖拉机中心”股票。它是义务性的，按拖拉机机耕面积数来认购。各地的机器拖拉机站纷纷建立起来以后，有力地加强了集体农庄的物质技术基础。机器拖拉机站不仅是集体农庄的技术基地的组织者，而且也是集体农庄整个经济的组织者。它与集体农庄的经济关系建立在一年一度签订的合同基础上。合同一方面规定机器拖拉机站应完成的工作总量、种类以及进行的期限，另一方面规定集体农庄对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支付报酬的形式和数量，明确双方相互承担的义务。机器拖拉机站还是国家从集体农庄获得各种农产品的重要渠道。随着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它在国家获取农产品中的比重越来越大。1933年机器拖拉机站取得的实物报酬，占国家谷物采购总额的14.7％。
再次是国家集中的农产品采购制度。为了保证国家对粮食采购任务的完成，采取了非常的谷物征购措施，即按省、区、村确定派购任务，如不能如数缴纳，则要处以罚金，重则拍卖家畜、房屋甚至家具以充罚款。后演变为预约收购制，其具体办法是国家与整村、整乡签订预购合同。根据合同规定，国家向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提供购买机器、化肥、种子用的生产贷款，供应生产资料和必要的农业服务；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则保证土地耕作、播种、收获和农作措施，并按总产量的一定比例根据合同规定的期限、数量与价格向国家出售商品。根据农庄的性质，缴售的商品可以是谷物，也可以是畜禽产品以及原料作物和特种作物。
随着集体化的迅速进展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建立与发展，国家通过机器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签订合同，使集体农庄把收获的一定数量的谷物交给国家，这样，上述预购合同在谷物方面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只是在重要技术作物方面仍有必要保留。因而从1933年开始建立起固定义务交售制、对机器拖拉机站采取实物报酬制，以及对完成义务交售计划和建立种子与后备基金之后的剩余产品在集体农庄市场自由收购制。国家通过上述三个渠道来实现粮食的采购计划。
（四）建立和完善了集体农庄内部的管理制度
这些制度包括：（1）集体农庄集体和个人财产的明确界定制定。它规定实行公有化的是基本农具、所有役畜和部分大牲畜、种子储备、干草和其他饲料以及所属企业，住宅和部分经营建筑物、小农具、—头奶牛以及小家畜和禽类则留归集体农庄庄员使用。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集体农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集体农庄庄员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从事集体经济活动的责任心。（2）对集体农庄内部的生产队、生产小组等固定组织形式实行责任制。规定把集体农庄的全部劳动力编成生产队和生产小组，生产队人数多少根据分派给它的工作性质来决定，并要求生产队成员要保持相对固定，把一定的土地、畜力、生产资料固定给生产队使用的前提下，明确每个生产队在完成生产任务中的责任制。（3）对集体庄员收入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规定按各单项工种规定生产与估价定额，计算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实行计件工资制，并规定要给违反劳动纪律的人以一定的处罚。并要求计件工资的形式要尽量简单而使每个庄员都能了解，庄员应得的劳动日数要写在他的劳动记分本上而不必烦琐地计算，并且在计算劳动日时，不仅应当考虑完成的工作数量，而且应当考虑工作的质量。（4）对集体农庄公共财产和集体劳动的保护管理制度。它规定集体农庄的公共财产不受任何侵犯与破坏，对盗窃集体农庄的财产、牲畜和机器拖拉机站的集体农庄庄员视作背叛集体农庄共同农业的人，帮助了人民公改，规定要送交法院依法惩办。
三、斯大林拯救了美国资本主义
斯大林开创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农政建设之路，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它体现的是对美国农政道路选择的结果，二是这种选择后的农政方略对美国乃至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斯大林对美国农政道路的选择
从我们对斯大林有计划农政建设的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对美国农业发展和工业化道路的认识是清楚的，他一方面懂得实现工业化的农业组织要走规模化和扩大农业科技含量道路；另一方面在工业化资金的积累上，要像美国那样，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因为“美国工业是在国内市场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但“比起美国工业来，俄国工业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国内市场，首先是依靠农民市场。”但在如何实施工业化的途径问题上，斯大林则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决心走苏联自己不同的道路。
第一，不能像美国那样，让农民经过一两百年的自由式的发展，而主张通过强制的办法和暴力手段来实现，并把一切阻力都视作反动势力来打倒。因为斯大林认为如果依靠教育和规劝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工业化，那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这是国际国内条件所不允许的。但是，用强制和暴力对付来自人民中间的阻力，那就等于向人民宣战。这同样是冒险的事，需要有勇气和胆量。斯大林就有这种勇气和胆量。用今天的懦弱与无能来评价这种勇气与胆量是一种更为懦弱与无能的表现。
第二，不能像美国那样，对农民轻徭薄赋，而主张对农民实施“贡税论”，斯大林认为，农民不仅要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同时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就是农民向工业化所作的“贡税”。
第三，不能像美国那样，采用具有资本主义私人剥削性质的农场主制度，而主张在布维什维尔党的领导下，通过农业集体化运动建立和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斯大林要求“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集体农庄，“建立面积四万到五万公顷的大规模谷物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规模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实现。1928年，苏联平均每个集体农庄（劳动组合）约有13户，耕地播种面积41公顷；到1932年底，全国1500万户个体农民联合成21万多个集体农庄，每个集体农庄平均71户，播种面积434公顷。到1932年，建立了4208个国营农场，总耕地面积8180万公顷，平均每个农场耕地近2万公顷。机器拖拉机站到1932年末增加到2400个，耕作的面积几乎占集体农庄播种面积的一半。
对于斯大林以上的选择只有站在那个时代才能得到真实的答案，政治家不是思想家，更不是算命先生。
（二）斯大林拯救了美国资本主义
20世纪30年代后的许多反共斗士普遍认为，罗斯福的新政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是受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诱惑。而同时代美国的“新政”和英国的“福利国家”的一系列政策，也都是由于要同俄国的五年计划相竞争而产生的，为的使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不至于导致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斯大林的计划经济的无形竞争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曾把罗斯福新政视作一种朦胧的社会主义的形式来改造美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论著中，我们都还看不到论及斯大林计划手段间接性影响的论述，而把新政起步时期没有丝毫作用的凯恩斯的理论与之扯在一起。我们不知道是为了神化理论的魅力，还是为了藐视在有些学者看来不是理论家而又敢于实践着的斯大林。有鉴于此，在我们论及了美国农政指向对列宁的影响之后，同样需要客观地介绍斯大林领导的这次调整，我们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说罗斯福新政受到了苏联的直接影响和启发，但至少可以说，在一个大国率先使用计划手段有目的有步骤地指导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斯大林在罗斯福之先。当美国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而苏联则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斯大林所进行的计划手段的体制性建设无论如何都对罗斯福新政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而值得我们重视。
通过以上的介绍和分析，我们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它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这些思想，这些政策主张及其困难前景如实地告知了他的人民，希望得到人民的理解，得到农民的支持；他作为农民的优秀儿女也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无私地奋斗了一生。他的目的实际上也达到了，取得的成就世人注目。在本人研究完美国农政的全部历史后，我闭目深思：美国人民真宽容，美国的学者真客观。相比于美国人民对待自己的领袖而言，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非难，是俄罗斯人民自己的悲哀；相比于美国学者对待自己英雄主义的总统而言，苏联和中国的伪“学者”对斯大林的指责，是社会主义的灾难。他们对斯大林无原则的抵毁，致使社会主义建设迷失了方向；对斯大林个人的攻击，使人类忘记了什么是平等和幸福。因为这些所谓的“学者”群体根本忘记了俄罗斯农民群体的宽容精神，秉承着俄罗斯早先“知识分子”的偏激情绪，其立论的出发点都不是贫苦的农民群体，农民群体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从书斋编出的一系列神话知识群体自己的故事。它对于指导贫困的农民群体走向新生活没有丝毫的作用，只能用以安慰自己软骨的心灵。
2006年元旦于武汉市汉南区静气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