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外来作物：以水果为例
李 仁 渊
一、中国文化的发源、交流与生态环境
关于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最传统的说法是认为其发源在黄土高原及黄淮平原间的渭、洛谷地，即现在的西安、洛阳一带。然而这种说法早在民初就遭受挑战了：先有夷夏东西说，认为中国文化是由北方的两个民族相激荡的结果；同时也有人提出华夏、海岱、苗蛮的三民族说，加入了南方的民族。近来考古学的许多发现又将中华文化起源的单元说、双元说推向多元发展的趋向。意即除了中国北方文化不只一个源头外，南方也同时、分别有许多文化依其生态环境有不同的发展，例如浙江河姆渡文化发展出最早的稻米栽种和特殊的栏杆式建筑，以适应当地湿热多水的环境，其它如四川盆地的三星村文化、湖北的屈家岭文化、甘肃的马山文化、苏北的大汶口文化，以及广东、云南、辽宁等地，都依其生态特色而有不同的文化型态。
然而各个文化分别发展外，彼此之间也有直接间接的联系，而彼此产生影响。考古学家从陶器和青铜器的形制证实各个文化间交流和融合的频繁可说超出后世的想象。其物资上面的交流也有许多考古上的证据，例如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可以发现来自东方海边的用来当作钱币的大型贝类和占卜用的龟壳、南方的稻米壳以及西北玉石与小麦。许多物种因此随着物资的交流在不同的地域间传播，因而改进彼此的生活。
由于文化彼此间交流的复杂性难以细究，在这里我们以后来政治的发展，把焦点集中在源于北方中原文化的融合与扩张。关于中国北方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历来已经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其中尤以气候问题，因为关系到农业及畜牧的发展，而有比较大的争议。何炳棣研究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认为中国北方古代大抵上是属于干旱的气候，这也是黄土形成的原因，因此发展出最古的旱地陆种农业，与其它文明从由泛滥平原为基础的农业不同。张光直则引用孢子、花粉和化石的证据，认为中国古代北方的气候是湿热的，有许多森林与鸟兽的资源，如象、水鹿等等。这两种对于古代气候的不同解释，影响了对于古代生态环境的推测。何炳棣认为中国古代北方的物种单纯，植被多为矮小的灌木或蒿（Artemisia）、藜（Chenopodiaceae）之属，林业不发达，早期作物亦以小米为主。而张光直则认为中国北方古代物种丰富，有许多高大的树林也为建筑宫殿之用，而除了北方作物以外，南方的湿热地区稻米也在很早就在北方种植了。然而一方面林木被砍伐殆尽，一方面在汉朝以后气候渐趋寒冷，也逐渐不见稻米种植，方成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北方植被景观。
两者对于生态环境相异的解释，对于推测中国北方农业起源有很大的影响，进而决定早期文化发展的样貌。
二、物种传播对于中国的影响
人类学家在解释各个文明的起源与兴盛上，逐渐将生态的因素纳入重要考量，而在许多生态的因素中，物种的多样性与传播近来也慢慢地显现出其重要性。
医学生理学家与人类学家戴蒙（Jared
Diamond）认为，何以地球上的重要文明都集中在欧亚大陆上，即是因为一方面欧亚大陆地理形势的复杂使其物种丰富，并具有高度的歧异性，另一方面庞大的陆块以及东西向的轴线则使得彼此间沟通较便利，有助于物种传播。原产于中亚与肥沃月弯的小麦得以在驯化后迅速的向东传到印度和中国、向西传到欧洲与北非，成为各地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而美洲、澳洲和非洲南部，则因为沙漠与海洋的阻隔，迟迟未有较有效率的粮食作物出现。美洲、非洲、与澳洲，因为形势封闭，而大大的限制其文化早期所必须的农牧发展，例如澳洲和美洲缺乏大型的、可驯服的草食动物，故始终未能利用兽力耕作，也没有轮子的应用；非洲的高梁、澳洲的块根作物和美洲晚期才发展出来的玉米，则都有一些先天上的限制，使其不能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因此尽管美洲、澳洲的广大平原在殖民后都证实了在气候及土壤上相当有利于一些特定作物种植，如澳洲东部的平原、北美大平原的小麦带与玉米带、阿根廷的彭巴草原，甚至南非高原等，都成为当今重要的农产区。然而在这些作物引进前，当地没有兴盛的农业，而大部份的居民都以渔猎为生。
中国一直被视为是世界重要的种源地区之一，并且很早就发展出高度的农业，以至于常被认为足以自立自足，孤立于世界之外。然而物种传播与外来物种的引进在中国农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中国文化在从北方逐渐从西北和南方拓展时，不但增加与其它文化的接触，并且也不知不觉中吸收并融合了许多新的物种。我们可以从中国粮食作物的演进来印证这种情形。
中国传统上对于重要的粮食作物有五谷、六谷乃至八谷、九谷之称，其包含的内容并不一定，如周代《大戴礼》的五谷指黍、稷、麻、麦、菽；明朝《本草纲目》中的八谷指黍、稷、稻、粱、禾、麻、菽、麦；而清朝程瑶田的《九谷考》则包括粱、黍、稷、稻、麦、大小豆、麻、菰等。一般而言，中国古代主要的粮食作物大概有粟（Setaria
italica）、稷（或称黍稷，Panicum miliaceum，以上两种通称小米，古代对于粟稷禾黍并没有很大的分别）、高粱（或称蜀黍，Andropogon
sorghum）、稻（Oryza sativa，包括稉、籼、糯三种）、麦（Tricticum）、大豆（Glycine max，或称菽）和麻（Cannabis
sativa，或称蕡、苴）。早期最常见的是粟和稷，一般常通称用来表示平民的食物，如以“社稷”（即祭祀与农耕）来表示国家大事，以及《史记》中以“义不食周粟”来形容伯夷、叔齐的决心。粟跟稷都是中国原生的植物，在新石器的遗址中常常可以看见，并且在史前就曾经外传至欧洲地区。高粱也是中国原生的作物，有中国北方和非洲西部两个种源，在公元一世纪时传至印度和波斯。然而高粱早期的应用并不十分广泛，属于较为高贵一点的食物。大豆则是农民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生长在低湿的地方，很早就被运用了。麻则多半食其子。
而后来地位更重要的稻与麦可以说都不是中国北方的原生作物。一般认为稻的起源在有印度和东南亚的热带稻，和中国南方的水稻。中国河姆渡文化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栽培，并且在北方的仰韶文化中亦发现有谷壳痕迹的陶器，在商代的卜辞中亦有关于稻作的记载。然而稻作早期在中国北方的栽种并不普遍，属于珍贵的谷食。论语：“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将稻和锦相提并论，其地位可见一斑。稻米在汉朝以后，由于灌溉事业日益发达，以及对于南方的开发，才渐渐普遍成一般的民食，然而白米一般而言仍算是较贵的谷物。宋朝时，从占城（今中南半岛高棉、越南一带）引进一年多熟的占城稻，对于稻米的普及以及南方的开发有重大贡献。
麦在中国早期也是属于高贵的作物，如殷商卜辞中有“月一正，日食麦”的记载，可见麦是新年时才吃得到的食物，并非日常食品。除此之外卜辞就不见对于麦的记载，证明在殷商之时，麦的种植尚未普遍，一直到周朝晚期，麦仍然是贵族较常能吃到的谷物。麦并不是中国的原生种。麦以前名为来或牟，《诗经·周颂·思文》中有“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意即上天赐给我们来跟牟来植育。可以见得麦类是较晚传入中国的，因不知所来，故认为是上天所赐。因而原为象麦形“来”字被假借为“来去”之意，而另造“麦”字。麦的原生地在中亚及西亚一带，约在新石器时期由西北传入中国，其年代可较稻米的运用稍晚。
中国古代分别由西北和东南传入的粮食作物，虽然在早期尚未如此普及，但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与品种改良，逐渐取代原生的粟稷，成为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影响极大。其后，在明朝初期由于对西南的开发，引进了云贵地区的玉蜀黍（此玉蜀黍原生于美洲，考证经由玻里尼西亚Polynesia，传入中南半岛，再传入云南）；明朝中叶又从南洋引入亦原产于美洲的甘藷。这两种作物成为当时最好的救荒作物，并且充分利用了中国东南及西南的丘陵地。有学者将明清人口的快速成长归因于这些作物的引进。
三、中国外来作物的引进方式
中国的地理形势看似封闭，实则仍与四方保持密切的联系，然而因为史书上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记载一向缺乏，故常常被忽略。一般而言，中国外来物种的引进方式如下：
1、文化扩张的结果
中国文化从黄土高原、黄淮平原之间的谷地开始发展，在生活空间扩大的同时也在与自然环境竞争着。从微观的层面而言，个人与自然界间的合作与斗争不断的在进行着，将草莽转化成适合人居住的环境，将野生植物驯化为可供利用的作物。所谓的“中国内部”事实上也有许多未开发的地方、居住着生活型态互异的居民。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所谓的胡与汉事实上常常是杂处的，比邻而居于北方平原上，彼此也常常呈现竞争的关系，而以生活型态区分彼此。中国文化大部份时期常常保持这种内部族群合作又竞争的情况，并不是一般想象中的全然是汉族的农业社会。从巨观层面而言，中国文化常常因政治、社会的因素扩张，这种生活空间的扩大，常常跟随着新物种的引入。例如三代时期从渭水谷地拓展至黄河、淮河下游；秦汉统一时期因为国力强盛得以初步的像西北、东南、西南和东北四方扩展；魏晋南北朝北方的动乱反而使得南方的产业大为进展；以及唐朝对于西北、明朝对于西南和清朝对于东北的经营，都使得中华文化圈内各个互相歧异的物种得以有交流的机会。这种生活空间的扩大，无形中也增加了物种库的复杂程度。
2、与草原民族的接触
欧亚大陆内部的宽广草原，从西伯利亚、中国东北、经由蒙古、新疆、中亚、波斯、阿拉伯半岛、北非沿海、南俄平原，一直延伸到欧洲平原，其间畅通无阻，是游牧民族的天然舞台。这些游牧民族一方面彼此之间有很频繁的往来，一方面与其大陆边缘的农业民族有物产交换或侵略掠夺的关系，物种因而得以藉此迅速的在欧亚大陆四周传递。最近对于中亚游牧民族的研究越来越多，显现出即使是相隔遥远，从中国西北到欧洲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迁徙和密切联系的缘故，其文化常常有共通之处。在各地区政治、社会势力都尚未成熟的时代，小麦、粟等作物，马、羊等牲畜，以及铁器、轮子等发明，即是仰赖这些游牧民族，而得以迅速的在欧亚大陆两端之间扩散。
3、战争或政治因素
战争虽然对农业与人民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但是伴随两个文化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的，常常是物种和发明的迅速交流。以西方的例子而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蒙古东征以及西班牙征服中南美洲，都在当地产生相当大的物种冲击，而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运动，更改变了全球的物种分布。就中国而言，汉武帝吞并河西走廊、经营西域，以及唐朝对西北和西南的战争等，都从西方引进了相当多的物种，如葡萄、胡桃、苜蓿等等。而近代的帝国主义，亦使中国接受许多了许多新作物。
4、对外贸易
中国藉由陆路与海路而与西方、印度、南洋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在唐朝时，广州为沟通南海的孔道，有上万名阿拉伯人长期居住贸易，而成都则为西域、吐番、大理、印度之间的辐辏中心，也是著名的国际城市。而元朝的泉州更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这种密切的贸易来往，直接间接的促进物种交流，例如印度棉花传入中国和中国丝传入西方，对双方的纺织品产生重大的影响，而香料、药材等奢侈品，更常经由这种管道传递。而在世界贸易体系极为发达的现代，世界贸易更已成为物种传播最主要的途径。
5、有意的栽培和引进
部份人士有意常常栽培与引进新物种，以促进自己或公众的利益。例如前述的占城稻和甘藷，都是官员主动向外地引进。汉武帝也曾经有过把外地的植物拿到长安宫苑种植的实验，其中有些成功了。这种有意的物种实验在中国的记载中不在少数，其中很有名的就是唐时牡丹花的移植。此外也有一些中国的物种经由这种途径传播到外地，例如原产于中国云贵高原、青康藏高原的杜鹃花，便是经由英国人的移植，而成为西方受欢迎的园艺作物之一。
四、中国的水果
关于中国外来作物的研究，以往多半集中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如茶、棉花）上，对于水果、蔬菜等副食品的讨论不多见。事实上中国的水果种类十分丰富，对于水果的应用相当早，并且是第一个发展出复杂的“接枝法”的地方。中国对于水果的广泛运用，可以从各种祭祀、典礼、会议、馈赠都使用到水果可以看出来。《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凡祭祀、宾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即是主掌果园以及礼仪上用果的官。《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则表示出早期中国广泛的在赠礼中使用水果。以下以各种水果传入的地方，简单的介绍中国水果的传播与运用：
1、中国北方的水果
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最常出现的水果是桃、李、枣、栗，其次是梨、梅、杏、榛、柿、瓜、山楂、桑椹，其它如杞、花红、樱桃也偶而会出现。这些大抵就是早期中国北方原生的温带果树，或者是很早就传入中国的物种。
其中最常见的桃、李、枣、栗常常被用来当作祭礼或馈礼之用。除了前述《诗经》“投桃报李”的典故以外，《左传》中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而枣栗则常用于祭礼，并且是妇人的“挚”（即见面礼），其常见可以见得。这四种水果中又以桃最为常见。《诗经》中经常可以见到以桃为主题的诗歌，超过其它植物。《诗经》所赋比兴的对象常是生活中所见之物，可见桃树的普遍，以至于常常入诗。而在春秋战国时，亦有许多以带有“桃”字的地名，如桃丘、桃林等。
中国的桃可能在公元前一、二世纪从中国西北经中亚传入波斯，在由波斯传入希腊和欧洲各国，以至于西方早期以为桃原产于波斯，而称其为Persica，即波斯之意。
2、早期从南方引进的水果
随着南方逐渐纳入中国文化圈，许多原产于南方的水果也渐渐被食用。其中包括了橘、柚、柑、橙、荔枝、龙眼、林檎（又称花红）、枇杷、杨梅、橄榄。这些水果的物种来源除了中国南方的原生种以外，也有来自印度和南洋的。
其中原产于长江中下游的柑橘类较早被运用，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很常见了。《淮南子》中有“橘逾淮为枳”的故事（在《列子》中是柚），其内容是有人到南边的吴国（长江下游）吃到好吃的橘子，于是把它移植到淮河的北边，结果却变成酸的枳。这个故事除了可以见得此时橘柚主要产在淮河以南外，更显现出在春秋战国时对于物种的移植实验已经有了高度兴趣。橘柚此时常被合称，被认为是南方特产。《尚书·禹贡》：“淮海维扬州，厥包橘柚为锡贡。”《吕氏春秋》：“果之美者，云梦之柚。”前者把橘柚当作是扬州（长江下游）上贡的特产，后者则说明云梦（长江中游）为柚的重要产区。
荔枝等其它水果，多产于西蜀或岭南，稍比橘柚等晚为中国所熟知，但至少在汉朝，这些水果也都算蛮常见的了。荔枝相传是汉武帝破南越（经广东）所传入的，也有传说是南越王赵佗献给汉高祖的。因为远在岭南，路途遥远，得来不易，一般视为珍果。汉朝曾经赐给匈奴单于橘、橙、荔枝、龙眼等北方罕见的水果。而更有名的则是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传说。唐朝诗人因而有许多题咏荔枝的诗作，如韩偓《荔枝》：“巧裁绛片裹神浆，崖蜜天然有异香，应是仙人金掌露，结成冰入茜罗囊。”
枇杷也是南方的水果，产于西蜀、岭南、荆州、扬州。因为产量不多，常常与荔枝并称，两者都首见于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林檎则是一种和苹果相近的水果，同为蔷薇科植物。原产于西蜀和南方，可以是从印度所传入的。一直到晋时，还算是蛮珍贵的果实。到唐朝以后，可以因为气候的转变，比较少有食用林檎的记载，倒是有许多咏林檎花的诗。橄榄在汉武帝时，曾经与荔枝、龙眼、柑橘一起做移植北方的实验，然而似乎没有成功。橄榄在中国主要栽种在岭南，并不普遍，同时也没有拿来榨油的习惯
3、从西方引进的水果
一般都认为张骞通西域，引进许多西方的水果。虽然仍不能确认这些水果是张骞所带来的，然而可以确定的是都与西方的交通有关。这些水果主要有葡萄（早期作蒲桃）、胡桃、石榴（或做安石榴）和柰。
中国虽然有原生的野葡萄，但是要等到从西方传入后，才开始有吃葡萄、酿葡萄酒的习惯。葡萄几乎可以确定是由西域所传入。史书中最早见于《史记》：“大宛以蒲桃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葡萄在中国仍然被视为珍果之一，而到唐朝时葡萄酿酒方稍微普遍，并且有许多咏葡萄酒的诗。然而葡萄酒此时主要仍然与胡人形象相连。唐朝嗜食胡食，葡萄酒才因之普遍。此时葡萄的种植也较为普遍，下面这首诗说明当时葡萄种植的情形：“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一作蒿）。移来碧墀下，张王日日高。分岐浩繁缛，条蔓蟠诘曲。扬翘向庭柯，意思如有属。为之立长（一作架），布当轩绿。米（一作朱）液溉其根，理疏看渗漉。繁葩组绶结，悬实珠玑蹙。马乳带轻霜，龙鳞曜初旭。有客汾阴至，临堂瞪双目。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刘禹锡《葡萄歌》）
除了葡萄以外，石榴也是一种由西方传入，可用作酿酒的水果。石榴的种植在中国似乎比葡萄普遍，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很常见了。而石榴酒也常和葡萄酒并称。然而石榴更常见的用途似乎是用来欣赏，石榴花常常是诗人做诗的题材。胡桃（或称核桃）和葡萄一样，在中国也有原生种，但是并没有被广泛食用，在汉朝从西方传入后才被视为水果。
柰和林檎一样，也是一种和苹果相近的水果。早先生长在甘肃的敦煌、酒泉一带，要在汉武帝取得河西之后，才传入中国。柰亦是属于较珍贵的水果，平常并不多见，在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北方动乱，就更少见于记载了。
此外从西域也引进许多瓜类，如哈密瓜、西瓜等等。
4、从南洋引进的水果
南洋所引进的水果，主要有芭蕉（香蕉）、椰子、槟榔和甘蔗。这些水果通常在魏晋南北朝，经济重心偏向南方之后传入。
芭蕉出于交趾（越南北部），魏晋以后比较普遍。除了食用以外，主要用来观赏，当作园艺作物，或者取用其纤维。虽然也知道它“可饱人”的性质，但是似乎除了南方以外，没有被普遍食用。椰子在中国中的记载也是出于交趾、日南（越南南部），并且可以做酒。然而在中国中原比芭蕉更不普遍，通常是谪官于南方，如琼州（海南岛）、桂州（广西）一带才会谈到。
槟榔最早见于《上林赋》，早先被视为瘴气之用，而南朝时已经成为颇为流行的休闲食品，甚至有许多嗜食槟榔者的记载。如《宋书》中，刘穆之少时家贫，但是又喜欢喝酒吃槟榔，和其妻兄乞食槟榔。他的妻兄嘲笑他说槟榔可以帮助消化，但是你常常肚子饿，应该不需要这个东西。刘穆之发达以后，有一次他的妻兄去拜访他，他就以一个金盘盛满槟榔招待。
虽然也有许多要戒除槟榔的记载（如《宋书·任昉传》），然而当时槟榔的形象还不算太差。苏轼曾作诗咏槟榔；明刘基（伯温）也写诗描写他第一次吃槟榔的新奇经验：“槟榔红白文，包以青扶留。驿吏劝我食，可已瘴疠忧。初惊刺生颊，渐若戟在喉。纷纷花满眼，岑岑晕蒙头。将疑误腊毒，复想致无由。稍稍热上面，轻汗如珠流。清凉彻肺腑，粗秽无纤留。信之殷王语，瞑眩疾乃疗。三复增永叹，书之贻朋俦。”
一般而言槟榔是稍微有钱的人流行吃的东西。一直到清朝，《红楼梦》中仍然有许多公子哥儿流行吃槟榔、随身带着一个小槟榔袋和以槟榔调情的情节。
甘蔗古称“柘”，最早见于《楚辞》，很早就从南方引进，据信其种源在太平洋诸岛。早先当作水果，在魏晋时普遍，此时有“倒吃甘蔗，渐入佳境”的典故。一直到明清时方有制糖的技术，才广在南方种植。
5、近代引进的水果
中国早期的水果，其原产地多为西亚（如葡萄）、中亚（如早期的苹果）、地中海（如橄榄）、印度（如一些柑橘类）、南洋（如椰子、香蕉）。近代由于中西交通发达，又引进许多不同来源的水果，如菠萝、西红柿、番石榴、草莓、苹果、番瓜、莲雾、百香果、奇异果、葡萄柚等。这些水果中有些来自南洋（如莲雾）、有些来自新大陆（美洲的番瓜、菠萝和澳洲的奇异果）、有些很晚驯化（如各种苺子）、有些本身经过许多品种改良，是育种下的产物（如许多种类的苹果、葡萄柚）。这种种水果丰富了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
6、中国早期水果的学名对照
枣 Ziziphus jujuba
桃 Prunus persica
李 P. salicina
梅 P. mume
杏 P. armeniaca
樱桃 P. pseudocerasus
山樱桃 P. tomentosa
梨 Pyrus spp
栗 Castanea mollissima
榛 Corylus heterophylla
柰 Malus prunifolia
林檎 M. asiatica
柿 Diospyros kaki
君迁子 D. lotus
安石榴 Punica granatum
荔枝 Litchi chinensis
龙眼 Euphoria longana
橄榄 Canarium album
余甘 C. sp.
杨梅 Myrica rubra
葡萄 Vitis vinifera
野葡萄 V. sp.
银杏 Ginkgo biloba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橘 Citrus nobilis
柑 C. reticulata
柚 C. grandis
佛手柚 C. medica
橙 C. sinensis
金橘 Fortunella margarita
桑葚 Morus alba
木瓜 Chaenomeles sinensis
樝子 C. lagenaria
山樝 Crataegus pinnatifida
主要参考书目：
王启柱：《中国农业的起源及发展——中国农业史初探》，台北渤海堂，1994年。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9年。
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台北联经，1995年。
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王道还、廖月娟译，台北时报，1998年。
（资料来源：http://seed.agron.ntu.edu.tw/civilisation/student/1998/civi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