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国学共学  物理人理同理*

刘钝

杨振宁先生9月份在人民大会堂作的报告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赞誉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是有益的。有杨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关心社会和文化问题，让人感到欣慰。这里不由得想起1959英国学者斯诺在剑桥大学作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来。斯诺是第一个将这种文化割裂现象用简洁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人，即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割裂，天然的敌视，互相不了解，也不愿意沟通，从而形成他所谓的“两种文化”：一种叫科学文化，一种叫人文文化。杨先生演讲的意义就在这里，一位顶尖的科学家，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大师，带头讨论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并带动了学术界的讨论与争鸣，这是绝好的事情。

假设在座有些人没有听到或读到杨先生的演讲，我先概述一下他的三个主要论点。其中两个在我看来是真命题，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第一点，他认为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并以此来解读近代科学在中国历史上缺席的原因，请注意他说的是原因之一。第三点，他认为易经影响中国人的审美观，对文学、绘画、书法都有影响。我以为都是不错的，杨先生举的例子也恰当。惟有第二点引起的争论最多，即杨先生关于汉语形成单音语言与易经有关的推测，招致一些人文学者的批评。我想在这方面可以也应该进一步倾听语言学家、语音学家、古文字学家、人类学家的意见，也有待于实证手段的检验，比方考古学的新发现或人类进化研究领域的新成果等。

我想说的是，即使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杨先生的猜测同一些人文学者的研究若相契合。这里介绍一个情况，大家可能会有兴趣。80年代初北大哲学系有位博士生刘笑敢，师从张岱年先生研究庄子，他的博士论文曾获得一些名家的好评。其中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借助关键词汇的统计考证《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他立论的一个前提就是中国语言文字形成过程中单字概念早出于复合词。就《庄子》而言，内篇中只讲道、德、精、神、命等，但是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而后一类复合词在外杂篇中大量出现。刘笑敢是我的老朋友，这里不避“托嫌”介绍一下他的结论：例如，他考证内七篇里“道”字凡见42次，“德”字凡见34次，虽有“大道”、“大德”等词组，但是绝无“道德”二字连用之例；而在外杂篇中“道德”一词出现了16次。又内七篇“精”字两见，“神”字20见，但无“精神”；而外杂篇“精神”连用例共八。再以“命”为例，内七篇共16见，无一“性”字，而外杂篇出了复合词“性命”，共12处。由此他认为内篇与外杂篇之间有一道明显的界线，从而推论《庄子》内篇早出而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所为。佐以对《左传》、《论语》、《墨子》、《老子》、《孟子》等其他先秦典籍的考察，他进一步论证了上古语言是由单字向复合词逐渐演进的假设。但是何以出现这种现象呢？刘笑敢的论文没有讨论。

杨先生自己说在语言学和语音学方面是外行，但是他以科学家的眼光审视汉语单音特点形成的原因，提出的观点是富有启发性的。前面《庄子》的例子是关于汉语词汇的演变，杨先生考虑的则是汉语语音的特点，表面看不是一回事，其实有关联。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今天看到的《易经》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内，由中国先民的筮卜传统逐渐演化而来的。《系辞》将其早溯到“古者包牺氏”，现在我们无法证实，但古代文献和20世纪的考古发现都揭示殷周时代的筮数筮法同易有关，《周礼》说《周易》之外还有《连山》、《归藏》，汉儒说得凿凿有据甚至有人指认后两种为失传的夏殷书契，出人意外的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中发现了与前人所述《归藏》相合或类似的卦名。这说明易的传统确实源远流长，如果假设易的演化与中国早期文化形态的升华成型具有一定的共时性，也就是说上古筮卜文化的演进与汉语语言文字逐渐发展成熟大致同步的话，那么杨先生的大胆推测就不无道理了，关键可能还有待于考古学方面的新证据。

之所以在这一论点上讲这么多话，目的不是为杨先生的假说辩护，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格。我想借助这个例子说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并非天然对立，就研究方法来说，严肃的人文学者与科学家是一致的：都是通过观察归纳发现问题，然后提出合理的假说，最终诉诸理性（逻辑推理、统计分析等）和客观事实（实验、观测、实物证据等）加以细心的论证；而像杨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能跳出三界之外审视中国文化问题，得到具有启发意义的推论更是值得尊敬的。

刚才陈方正先生提到了“李约瑟问题”，我非常欣赏他在物理世界和社会文化系统中间垒一道墙。我想说的是，“李约瑟问题”不是一个有着明确解的问题，像多数数学、物理问题那样。但是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媒体对求解“李约瑟问题”情有独钟，不断地企图为它补充一个新解甚至幻想给出最终解答，就像对待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这是没有意义的。陈先生这里的说法很好，这是一个好问题，但不要指望能找到一个或数个特解来；或者借用数学物理的术语，即便可以囊括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思想的甚至语言方面的所有参数，“李约瑟问题”仍然是不可积的。

我也不同意一些学者把它说成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伪问题；相反，我认为一个高水平的历史学家应该有问题意识，而不是单单记叙王朝兴废和宫廷秘辛。好的历史应该是问题意识主导的历史，数学、物理中也有类似的现象――问题和求解往往成为学科发展的动力。李约瑟虽然不是历史学科班和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但在带着问题从事研究与写作这一点上他比许多传统的人文学者要高明很多。这是大家风范，大手笔。尽管有人贬低他排斥他，李约瑟仍是当代历史学中的一座高山。

“李约瑟问题”的意义超出了“中国科学”这一论域，其深刻内涵至今尚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它不单单是问近代科学在中国为什么缺席，而且涉及如何理解和看待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文化多样性、科学进步论、人类认知能力等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有人批评李约瑟的问题和他的历史哲学当中包含着一些矛盾，其实这才使问题显得益发有意义，也才更值得今日的历史学家、科学家、人文学者来共同研究，这是“李约瑟问题”的魅力之所在。具体一点讲，作为“西方中心论”的批评者，李约瑟强调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和所有的文明是平等的，都对近代科学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他在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的时候还是使用了西方参照系，这里有矛盾。再比如说，作为“科学进步论”的拥戴者，他相信文明的演进必然有一个归宿，用他喜欢的话叫“朝宗于海”，另一方面他又坚信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繁荣的重要前提，那么是否存在不同于西方经历过的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呢？作为基督徒和社会主义者，他坚信存在一种普世（oecumenical）的智慧，任何文明只要演进到一定程度就会感悟到它的光辉，就会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科学与技术；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所有民族在认知能力方面具有深层结构上的一致性，如同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研究中揭示的那样，那将如何解释历史所表现出的绚丽多姿的文化多样性呢？反过来，如果多样性是人类文化中更本质的东西，那又何必参照某一标准问“why not”这样的问题呢？这些深刻的矛盾都隐藏在“李约瑟问题”背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只是他展开其宏丽诗篇的一个叙事框架而已。

因此我愿意重复一下，“李约瑟问题”是个好问题，但不要指望它有标准答案，至少别指望它有数学或物理意义上的解。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今天的三位主讲人都是物理学背景，尽管他们现在的主要社会身份和研究领域各不相同。这说明学物理的人容易关心社会文化问题，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还有今天的温伯格、戴森这些人都是证明，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大概真正了解物理学的人容易同终极关怀这类问题产生共鸣吧？

三位先生的另外一个共同点是正视传统文化的影响，不管他们对具体问题如中医和易经的看法如何。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将来是不是没有中华文化，没有阿拉伯文化，没有印度文化了，像福山说的那样达到一个“历史的终结”呢？我觉得这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没有文化和抛弃传统的国家是没有生命力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不会有生存发展的机会。非西方国家中实现现代化最成功的是日本，而日本人恰恰是最尊重传统的民族，日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并没有摈弃自己的文化传统。

我也高兴地看到三位主讲人之间有不同的意见，讨论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刚才杨先生讲中国很多人不敢讲话，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噤若寒蝉。杨先生可能没有想到，在您讲话之后，有些人可能也不敢随便说话了，聂华桐先生令我叨光论坛时我就说过哪里敢在大师面前妄评的话。今天看到杨先生这样虚怀若谷和平易近人，我也打消了顾虑，我想大家同我一样地感到会场气氛既轻松又和谐，尽管讨论的内容十分严肃。

对待中医我赞成吴国盛先生的说法，其有效性在现代科学的框架中无法解释，并不意味着它的基本理论全无是处。但是我对吴先生倡言博物科学有一点不同的意见。他的出发点或许有合理的成分，面对当代社会出现的种种对科学的挑战，作为近代数理科学及其限度的反思，吴先生提出了复兴博物科学的口号，并认为这一路线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更易于实现。这种想法同西方生态主义的兴起呼应，目的在于提醒人类珍视生存环境善待自然。但我想在日新月异的当代科学面前，博物学基本上属于一门过去了的学问，从老普林尼、布丰到亚历山大·洪堡，博物学的范式早已成型，其中也不可能出现任何重大的问题和理论危机，因此它的生命力和影响是值得怀疑的。此外，我以为博物科学的提法容易使人对科学的本质及其社会属性产生偏差。这里不妨来一段插曲：我工作的单位全称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就不大喜欢“自然”这两个字，这是当年从苏联那里搬过来的，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截然分开；有的人甚至上级部门往往简称我们研究所为“自然史所”，我每次都要更正“不，科学史所”，科学史不但要研究历史上的科学，而且要关注科学中的人，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的互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话用在自己身上未免狂妄，但应该作为努力的一个目标。

关于易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科学可能的启迪作用，我感觉董光璧先生的期望值有点高，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提供的更多是隐喻性的东西。玻尔将太极图作为族徽就是一个典型的隐喻，并不是说他的互补性原理直接来源于易。

另外我想说说对科学传统的定位问题。杨先生用“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等词概括易的精神，而董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科学的主要特征体现在比类和互补的逻辑推理与模型化的理论结构上，我想两位先生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希望自己的理解没有错。不过董先生又提到“生成论”的自然观，这一点恐怕超出了杨先生对易经与中国科学特点的概括，而比较接近李约瑟喜欢的那个“有机自然观”概念。陈先生则一再强调“复杂性”，我觉得也同还原论和生成论的论题有关，这里愿意多用点时间谈谈。

物理学中的一条主线是关注物质世界的本原，从牛顿一直到当代从事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人，都有一个非常强的还原论信念。爱因斯坦的大统一理想、霍金所谓“最后的圣杯”，以及温伯格的“终极理论之梦”，都体现了对这一信念的期望和追求，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讲——“物理学家所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找到普适的基本定律，能从其中用演绎法建立起宇宙运作的道理”，这是物理学的一股主流。但是在物理学里也有另一种生成论的传统，这一派人怀疑还原论的限度，比如他们认为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就无法化约成分子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因而倾向于用生成论的观点看待和解释物质世界。我想，大多数的凝聚态物理学家，从事宇宙学和当代演化理论的学者，那些关心时间对称破缺的科学家，一些化学家、生物学家甚至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可能会更加偏爱生成论的想法。

我最近读过一篇有趣的文章，叫作《日本人与物理学》，是普里高津的一名日本学生写的（参阅《科学文化评论》1卷5期山越富夫文），里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命题，说“物理学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学问”。这里的物理学意指建立在决定论和还原论基础上的物理学，日本人则是江户时代甚至更早一些的日本文学家、诗人、画家、艺术家、哲学家等，实际上就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日本文人。这个命题包含深刻的隐喻，我们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下说“物理学对中国人是不可理解的学问”。这绝不是说中国人和日本人不适合学物理，否则日本怎么会出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中国有杨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呢？这个命题的内涵是，那种以“法则”来规范描述“自然”的想法，对东方人是陌生的；反过来，把纷纭复杂的世界看成是一个“生成”系统的自然观对他们的文化来说更具亲和力。

我觉得三位先生已经表达了对物理世界的基本看法，但隐约感到有些分歧意见没有充分展开来。当代物理学中是否存在还原论与生成论的明显分野？后者的未来走向如何？对应于“生成”世界的复杂系统的物理学可否借助数学加以精确地描述？并像过去物理学家在决定论和还原论中那样获得巨大成功？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中能否发挥超出隐喻意义的更多启示作用？我完全是外行，这里只是把自己的一得之见贡献出来，以便就教方家。

（原载《科技中国》2004年12月号，40-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