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研究

 

——兼论棉花从西域传入内地的问题

 

 

刘 进 宝

 

 

编者按:本文通过深入细致的考证,廓清了某些历史的疑团,提出与前人不同的新结论,值得一读。这里刊发的是作者提供的电脑录入稿,其中有些字字库没有,不能显示,读者可从《历史研究》发表的文本中查阅。

 

内容提要: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吐鲁番就有了棉花的种植,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与吐鲁番气候相似,交通又便利,因此敦煌也应有棉花的种植,其证据主要是敦煌文书中有大量的"緤"。其实,"緤"除了棉花、棉布外,还有毛布或毛织品这一含义。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文书中的"緤"并不是指棉花,而是指毛布。敦煌文书《官布籍》中的官布也是毛布,并非棉布。唐五代时,不仅敦煌,就是内地也还没有棉花的种植。棉花并没有通过西域,经河西走廊传入内地。宋元之际在陕右种植的棉花,应该不是原来新疆种植的棉花,也不是经河西走廊传入的,而是其他的棉种,可能是从南方传入的。

关键词   唐五代   敦煌   棉花种植    西域传入

 

唐五代敦煌是否有棉花种植,因为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相印证,学者们大都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或根据吐鲁番地区的棉花种植进行推测,或从棉花传入的路线进行考察,认为棉花经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到河西走廊。(1)笔者以前也有相似的看法:"魏晋隋唐时期,吐鲁番已开始种植棉花了。由于敦煌与吐鲁番气候基本一致,交通又十分频繁,因此当时敦煌地区也可能同时种植棉花了。"(2)

对敦煌地区的棉花种植进行专题研究的,目前所见只有郑炳林先生《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3)一文。郑先生指出: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生产棉布的历史虽然吐蕃占领以前没有文献记载,然而河西地区植棉的历史可追溯到蕃占以前。因为P.2942《唐永泰年代(公元765-766)河西巡抚使判集》中就有建康军开支緤布的记载,"由此表明河西地区至少在陷蕃前已开始种植棉花,敦煌属河西一部分,又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毗邻西州,故种植棉花乃其必然。"在

                                                   

1)参阅陈祖规主编《棉》--"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之一,中华书局,1957年;袁庭栋《棉花是怎样在中国传播开的》,《文史知识》1984年第2期;漆侠《宋代植棉考》,见同氏《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于绍杰:《中国植棉史考证》,《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尚衍斌《从茶、棉、葡萄酒、胡食的传播看古代西域与祖国内地的关系》(载《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更明确指出:"是元代畏兀儿人经西域吐鲁番,由甘肃河西走廊向华北渭水流域传播。"汪若海《白曡与哈达》(载《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指出:棉花"大约在纪元前后经葱岭、克什米尔传入新疆,又到甘肃,再到陕西"。殷晴《丝绸之路和西域经济》(载《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说,新疆"种植的系通过印度或阿拉伯传来的非洲棉(草棉),纤维质量较差,但生长期短,适于碛西和河西走廊以至陕甘地区种植,所以唐宋以后,在西北广大地区逐渐推广"。[法]童丕《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余欣、陈建伟译,中华书局2003年,第106-107页)指出:中国"西部的是一种草木,源于阿拉伯及非洲地区,自中亚由陆路传入……清末,在甘肃,即古代文献中称为'河西走廊'的地区以及新疆,人们一直种植草棉。"并由棉花的传入提出了"棉布之路"的概念,认为"棉布之路的历史,比丝绸之路要更古老。"

2)刘进宝:《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布"》,载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416页。

3)载《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吐蕃时期的文书中,多次出现有关"緤"的记载,甚至还出现了"緤线"。"是证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开始,敦煌地区已经开始种植棉花,生产棉线、棉布了"。到了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使用的棉布亦出产于本地区。敦煌文献记载到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使用棉布非常普遍,记载棉布种类很多,敦煌文书虽未明确记载其中部分棉布生产于敦煌当地,但从敦煌文书记载到棉布征收方式等情况看,当生产于敦煌当地"。另外,"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生产棉布还可以由当时棉布在敦煌地区广泛使用看出。晚唐五代敦煌从官府至寺院,上至高级官员僧侣下至普通百姓、一般僧尼都使用棉布,棉布成为当时敦煌民众生活中的必需品,使用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使用的量也很大。普遍的使用及大量的消费,都说明归义军时期棉花、棉布均产自于敦煌。"

上述郑炳林先生关于敦煌种植棉花的研究及其他学者关于棉花由新疆传入河西走廊的论述,基本上都属于推论。就是有关敦煌或河西走廊棉花种植的研究,也只是以文书中提到的"緤"为惟一的依据。而目前所有的研究,还不能确证唐五代时敦煌已有了棉花的种植,因为:

    第一、不论我们翻阅正史,还是其他史籍文献,都能找到有关吐鲁番种植棉花的资料,但我们目前还不能找到在敦煌种植棉花的史料。

第二、当传世文献没有敦煌种植棉花的资料时,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出土文书上。在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些有关棉花的资料。如大谷8078号《回纥年次未详(八世纪末以降)西州洿林界播种田簿》(1):

 

1、    天可敦下洿林界园子曹庭望青麦叁亩,緤肆亩,小麦伍亩。

2、    [    ]弥緤叁亩,青麦贰亩。曹纵纵糜叁亩,弟润那粟一亩。

3、    [    ]如青麦陆亩。弟华子青麦贰亩,粟玖亩。

              (  后   欠 )

从此件文书可知,緤与青麦、小麦、粟、糜一样,是民户种植的内容之一。在其他文书中,也有一些"緤X亩"、"种緤"的零星记载。

可遗憾的是,在敦煌文书中,只有一些有关"緤"的记载,根本就没有有关棉花的资料,包括棉花的栽培、棉布的使用、棉籽等资料都没有。而其中的"緤",笔者认为是指毛织品,并非是棉花或棉布。

第三、新疆地区的棉花种植已被大量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如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3号晋墓和309号高昌时期墓葬中都有零星的棉布发现。在于阗县的北朝墓葬中也有零星棉布。而在喀什地区的巴楚县,不仅发现了棉布,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棉籽。(2)

但在敦煌地区的考古发掘中,还没有棉花种植的有关直接证据。1988-1995年的莫高窟北区石窟发掘,新发现洞窟243个,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有几件                    

棉织品,据发掘简报描述:如"北222:6,棉织物残件,白色,残长32、残宽

21厘米。时代为隋末唐初";"北63:2,蓝色棉布残片,质地略厚,残长16、残宽11.5厘米";"北168:1,棉布袜,短统,小尖头,袜统高21、袜长23厘

米,袜统上有二条棉布系带。与西夏遗物同出一层,因此该棉布袜时代也为西夏"。

3)另外,发掘报告第一卷包括北1-94号窟,其中在第9窟还发现了一块粗棉

                                         

1)[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第565页。

2)参阅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

3)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0期。

布。据考古报告称:"在窟内堆积中发现一块粗棉布。标本B9:1,白地上有蓝色条纹,经线较粗,纬线以三根细线组成,织法为平织。每平方厘米经线7根,纬线5-6根。一侧有边,似为布袋的残块。残长18.2,残宽5.5厘米"。并公布了该棉织品的彩色图片。至于该窟之时代,由于"石窟塌毁严重,也未发现可用来判断时代的遗迹或遗物,故时代不明"。(1)考古发现的这些棉布,只能证明敦煌有少量棉布使用,还不能证明它就生产于敦煌,或许是从外地流入的。因为目前敦煌还没有发现种植棉花的有关证据。

第四、敦煌除发现大批的文书外,还有许多文物,其中佛幡就有很多。既然论者认为敦煌种植有棉花,且棉布的使用范围较广,那在敦煌发现的佛幡中就应该有棉布织品。但据学者们的考察,在英、法所藏的敦煌佛幡中,目前还没有发现一件棉织品。就是以前不大为学界所知、收藏敦煌佛幡又较多的俄罗斯圣彼得堡,据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考察: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二百多件敦煌佛幡引起我们很大兴趣……这二百多件时代不同、整残非一的佛幡,我注意到它的质地面料全是麻布,无一件棉布制品。"(2)

以上这些疑问时时萦绕在我的心中,并不断促使我继续思考。思考愈多,查阅资料愈广,则愈对敦煌棉花种植论者提出挑战。这一挑战又促使我继续对这一课题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一、"緤"字的发展变化

      "緤"的一个意思就是棉花。故敦煌种植棉花论者,也主要是从"緤"字开始探讨的,其前提是:"棉布,敦煌文书称作緤或    ,分粗緤、细緤、立机緤、官布"。实际上郑先生论文中所述"棉布的种类"就是指粗緤、细緤、立机緤等,所说"棉布的征收"乃是指"官布"。因其设置的前提是緤即棉花,因此认为凡是敦煌文书中的"緤"都是棉布。而"緤"在晚唐五代的敦煌文书中使用又非常广泛,尤其在诸寺入破历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因此给人们的感觉就是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棉布的使用非常广泛。但这一感觉,与我们上面所指出的事实(即传统史籍、敦煌出土文书中没有见到棉花种植及棉花纺织、织布、棉籽等资料,考古发现中也鲜有棉纺织品)又不相符合,故又促使我们不得不慎重地对待"緤"字。

"緤"原为疊,凡谈到新疆、敦煌,乃至中国西北棉花的种植,自然而然就是《梁书》中的记载了。据《梁书》卷54《西北诸戎·高昌传》记载,当地"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   ,名为白疊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

交市用焉"。这里的    "白疊",就是一般所说的棉花。因此,我们对棉花种植的探讨,也应以"白疊"、"疊"为起点。

    1、白疊、疊

      "疊"除了《梁书》中称"白疊子"外,《后汉书》中也有记载,如"哀牢人……知染采文绣。罽毲帛疊兰干细布。"(3)《周书》中也有"白疊",即波斯国"又出白象……绫、锦、白疊、毼、氍毹、毹   ……"(4)

                                            

 

1)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2页及彩版三。

    (2)见李正宇:《俄藏中国西北文物经眼录》,《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

  (3)《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

4)《周书》卷50《异域下·波斯国》。

  另外,吐鲁番哈拉和卓99号墓所出《某家失火烧损财物帐》(1)中有"白疊三匹"、"疊缕卌两"的记载。该墓既出有建平六年(442或443年)的随葬衣物疏,也有北凉承平八年(450年)的文书(2);阿斯塔那170号墓所出《高昌延昌二年(562年)长史孝寅随葬衣物疏》(3)有"疊千五百匹"的记载,同墓还出有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十八年(548年)文书。这两件有关"疊"的文书与提到"白疊子"的《梁书》时间相近。《梁书·高昌传》中关于吐鲁番种植棉花(白疊)的记载,出土文书得到了证明。

《隋书》中也记有"白疊",即康国    "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疊。……出马……氍   、锦疊。"(4)波斯"土多良马……锦疊、细布、氍   、毾  、护那、越诺布……。"(5)《北史·真腊国传》曰:真腊国"王著朝霞古贝……常服白疊。"《西域传》说康国"其王素冠七宝花。衣绫罗锦绣白疊。"《南史》中有好几处都有关于"白疊"的记载,如《海南诸国传》曰:呵罗单国元嘉七年遣使献"天竺国白疊、叶波国古贝等物。"

      以上《后汉书》、《周书》、《隋书》、《北史》、《南史》中所说的"白疊"、"疊",应是指《梁书》中所说的"白疊子",即棉花或棉布。

2、    疊、氎

《梁书》、《周书》、《隋书》中所说都是"白疊",而新旧《唐书》中则"疊"、"氎"混用。如《旧唐书》卷198《西戎·高昌》说,高昌"有草名白疊,国人採其花,织以为布。"而卷197则是"氎",如林邑国"王著白氎古贝……夫人服朝霞古贝以为短裙";(6)又如骠国,"其衣服悉以白氎为朝霞"。(7)《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说高昌"有草名白疊,撷花可织为布。"而卷40地理志四讲到西州的"土贡:丝、氎布、氈、刺蜜、蒲萄。"而高昌就是西州,两者所述显系一物,可见这时已疊、氎混用了。

从新旧《唐书》可知,疊、氎混用,两者相比,"氎"的使用频率更多,并逐渐过渡到由"氎"取代"疊",如《唐会要》曰:开成二年吐蕃来朝,其贡品就有"金银器、玉带、獭褐、犛牛尾、朝霞氎"等。(8)

3、氎、氈

氎,《汉语大字典》注释曰:细毛布、细棉布。《玉篇·毛部》:    "氎,毛布也。"《字汇·毛部》:"氎,细毛布。……今文氎作疊。"(9)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第37页"那揭罗喝国"中"复有佛僧伽胝,上玅细氎所作。"《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二"那揭罗曷国"之"醯罗城"的记载基本相同,即"如来僧人伽胝袈裟,细氎所作"。其史源应为同一。但据《大唐西域记校注》

                                    

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1册,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98页。

2)考证详见朱雷:《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又见同氏《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3)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1册,第145页。

4)《隋书》卷83《西域·康国》。

5)《隋书》卷83《西域·波斯》。

6)《旧唐书》卷197《南蛮、西南蛮·林邑》。

7)《旧唐书》卷197《南蛮、西南蛮·骠国》。

8)《唐会要》卷97《吐蕃》。

   (9)见《汉语大字典》第3册,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2008-2009页。

10)[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

 

言:"《方志》氎作氈。"而氈乃毛织品也,故这里(即《三藏法师传》与《西域记》)的"细氎"应指毛织品而言。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十一《波刺斯国》有"衣皮褐,服锦氎"。而校注曰:"《径山本》氎作氈"。(1)可见此"氎"在《径山本》上为"氈",有可能"氎"、"氈"混用,或在古人看来,这里的氎就等于氈。而氈、褐都是毛织品,这也与《大唐西域记》的其他记载相合,如卷十二《活国》"衣服氈褐";《钵铎创那国》"多衣氈褐";《屈浪拏国》"多服氈褐";《达摩悉铁帝国》"衣服氈褐";《商弥国》"多衣氈褐";《曷盤陁国》"衣服氈褐"(2)等,由此可见,氎、氈相同,而氈褐又常连用,都指毛织品。

《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记西州贡赋曰:"开元贡   毛,刺密,干蒲萄"。而校勘记对"   毛"考证曰:"官本作'氈毛',恐误,六典、新、旧志俱与此合。今按:新唐志作'氈'。'   '即'毵',与'氈'同,见玉篇"。(3)

   

4、氎、緤

  

    "氎"逐渐取代"疊"后,又出现了氎、緤混用的情况,如吐鲁番阿斯塔那327号墓《唐永徽六年(655)赵羊德随葬衣物疏》第三行有"细疊";阿44号《唐疊布袋帐历》第一、三行有"疊布袋"。而哈拉和卓39号《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帐后囗苟户籍》则是"緤布";阿35号《唐垂拱三年(687)西州高昌县杨大智租田契》(4)、阿230号《唐西州高昌县史张才牒为逃走卫士送庸緤价钱事》(5)、阿224号《唐西州蒲昌县户曹牒为催征逋悬事》(6)又都是"庸緤",可见这里是"疊"、"緤"混用。

    关于氎、緤混用的情况,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文书中,使用更多。如P.2942号《唐永泰年代(765--766)河西巡抚使判集》(7)是唐文书集录,共有各种文牒46件,其中第11--14行为一件,其内容是:

 

 

11、     建康尚书割留氎三百段,称给付将士,不具人姓名。

12、分给緤布,不具人名。既无节约,悬称用尽。事涉瓜李,

                                      

 

1)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 中华书局,1985年,第939页。

2)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63页;第971页;第973页;第974页;第980页;第983页。

  (3)见[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1044页。

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3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5页;第71页;第53页;第493页。

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册,第85页。

6)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册,第388--389页。

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620--632页。

 

 

13、法在根寻。准状,牒建康并牒董芳兰,切推问给赏事

14、由上。如相容隐,当别书科。

 

这是一件唐代中期的公文,其中已经是"氎"、"緤"混用。另如P.2049背《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1)1-5行:

 

1.净土寺直岁保护

2.右保护,从甲申年正月壹日已后至乙酉年正月壹日已前,众

3.僧就北院算会,保护手下承前帐回残,及自年田收、园税、梁

4.课、利润、散施、佛食所得麦粟油苏米麺黄麻麸渣豆

5.布氎纸等,总壹阡叁伯捌拾捌硕叁斗叁胜半抄。

 

这里的"氎",在同卷文书,即P.2049背《后唐长兴二年(931年)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2)中却被写成"緤"。如:

 

1.    净土寺直岁愿达

2.右愿达,从庚寅年正月一日已后至辛卯年正月一日已前,众

3.僧就北院算会,愿达手下承前帐回残,及一年中间

4.田收、园税、梁课、散施、利润所得,麦粟油苏米麺黄

5.麻麸滓豆布緤纸等,总壹阡捌伯叁硕半抄。

 

长兴二年(931年)净土寺算会牒与同光三年(925年)的算会牒格式完全相同,且属同一寺院,中间只隔了5年,一个写作"氎",一个写作"緤"。从其内容、格式各方面观察,"氎"等于"緤"。

我们说"氎""緤"相同,在同卷文书即P.2049背《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3)找到了证据,在该文书第516行记前帐回残时写作"氎",即"叁佰叁拾肆尺氎"。紧接着在第517行记自年新附入时又写成"緤",即"伍佰柒拾伍硕九斗叁胜麦粟油麺黄麻麸渣豆布緤褐等自年新附入"。另如P.2049背《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在分类帐中都写成"氎",而在第440行现在总帐中又写成"緤"。再如P.3352(11)《丙午年(886年或946年)三界寺提司法松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残卷》(4)1--6行:

 

1、    三界寺招提司法松状

2、    合从乙巳年正月一日已后,至丙午年正月一日已前,

3、    中间一周年,徒众就北院算会,法松手下

4、    应入常住梁课,磑课及诸家散施,兼承

5、    前帐回残,及今帐新附所得麦粟油麺

6、    黄麻夫(麸)查(渣)豆布氎等,总肆佰贰拾六石四斗六升九合。

                                           

1)《释录》第三辑,第347-366页。

2)《释录》第三辑,第369-389页。

3)《释录》第三辑,第401--436页。

4)《释录》第三辑,第333--334页。

 

这里是"氎",在分类帐中又是"緤",如  "一百一十尺緤","贰丈贰尺緤"。在四柱结算的各分类中,前残部分写成"緤",新收入部分又写成"氎"。而P.2697《后唐清泰二年(935)九月比丘僧绍宗为亡母转念设斋施舍放良回向疏》(1)则是"施细緤壹疋,粗氎贰疋"。更是緤、氎相同的最好例证。可见氎、緤二字是相同的,并且完全可以互换、混合使用。

 

二、氎、緤的另一含义--毛布或毛织品

 

     "疊"除了棉花、棉织品外,还有毛织品这一含义。如《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有 "榻布皮革千石",裴骃释榻布为白疊,而唐司马贞以为非白疊,乃"粗厚之布"。引《广志》云:"疊,毛织也"。由此可知,"白疊"古亦指毛布。

"氎"取代"疊"后,其毛布或毛织品的含义更为明确。如《宋本玉篇》(2)卷二十六:"氎,徒叶切,毛布也"。《农政全书校注》引张勃《吴录》曰:木棉"又可作布,名曰白緤,一曰毛布"。(3)如《正续一切经音义》引《大宝积经》第八十九卷:"白氎,音牒,《考声》云:毛布也,草花布也";引《妙法莲花经序品第一》:"氎,徒协反。《切韵》:细毛布。今谓不然,别有氎花,织以为布,其毛所作诸褐罽是";引《佛为胜光天子说王法经》:"《埤苍》云:氎,细毛布也。《考声》云:亦草花布也";引《佛般泥洹经上卷》:"《字林》:氎,毛布也";引《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第二》:氎,"《切韵》:细毛布也"。(4)

《吴录》、《考声》、《字林》皆三国六朝时书,由以上引述可知,三国以来,氎就有了毛布这一含义。当然,毛布并非氎的惟一释义,大约在刘宋或肖梁时,氎就开始指棉花、棉布。如《正续一切经音义》引《持菩萨经》第四卷:"帛氎,西国撚草花絮,织以为布,其花如柳絮";引《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三百九十八卷:"白氎,西国草名也,其草花絮堪以为布";引《金光明经卷第六》:"白氎,西国草花,絮撚以为布。亦是彼国草名也";引《转女身经》:"氎者,西国木棉草花,如柳絮。彼国土俗,皆抽撚以纺成缕,织以为布,名之为氎"。(5)

  我们说氎既可以指棉布,也可以指毛布。如《正续一切经音义》引《曼殊室利菩萨阎曼德迦忿怒真言仪轨经》曰:"《埤苍》云:氎,毛布也。字书作   ,

 

                                              

 

1)《释录》第三辑,第89页。

2)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年出版。

3)见[明]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59页。

4)[唐]释慧琳、[辽]释希麟撰《正续一切经音义附索引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卷第18页;第27卷第16页;第34卷第9页;第52卷第25页;续第5卷第15页。

5)[唐]释慧琳、[辽]释希麟撰《正续一切经音义附索引两种》,第30卷第14页;第4卷第13页;第29卷第9页;第33卷第17页。

 

 

经本作緤,音先节反,非经义";引《大威力马枢瑟摩明王经卷上》释氎曰:"《切韵》:白氎也,西域所尚也。经文从系作緤,俗用,非也";引《菩萨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第二》释氎曰:"徒协反。《切韵》细毛布也。……经文作緤,俗用,非。"(1)

唐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不仅引用《韵英》、《考声》、《切韵》以释其音,引《说文》、《字林》、《玉篇》、《字统》、《古今正字》、《文字典说》、《开元文字音义》以释其义,而且还兼采前人玄应、慧苑、云公、基师等诸家音义,对群经进行了音训。由上引《一切经音义》可知,在唐人的观念中,氎已有了棉花、棉布和毛布两种含义,而且在释棉花、棉布之义时,所引述的资料只有西国草名这一条,其史源也应是前引《梁书》中的记载,由此可知,在唐代,棉花或棉布还是非常稀有之物,在内地应该还没有种植。否则,释慧琳就不会以这样单薄的材料来释棉花、棉布了。

"緤"的本义为拴、缚,或指绳索。在先秦经典中,緤多作绁,音泄,如《诗经》、《左传》襄廿六、《论语》公冶长等篇。仅《楚辞·离骚》、《礼记·少仪》作緤,义皆为绳索之属,并无緤布之意。再如"长兴四年,回鹘来献白鹘一联,明宗命解緤放之",(2)也是指绳索而言。但当緤与氎混用后,就有了新义,即指棉花和棉布。但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当"緤"与"氎"混用后,"緤"除了棉布这一意义外,还有另一含义,即毛布。如慧琳和玄应的《一切经音义》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解释,其中除注明为《梁书·高昌传》中,西国草花絮,可织为布这一含义外,更多的则是"毛布"、"细毛布"。但由于许多论者都预先设置了前提,即疊等于緤,乃棉花也,故忽略了"毛布"、"细毛布"这一解释。

我们说    "緤"是毛布或毛织品,还可以从緤、  互用中得到证明。关于   ,虽然在《正续一切经音义》、《龙龛手鑑新编》、《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及《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字书中未收,但我们从敦煌文书的零星记载中,可以见到緤、   互用的情况,如P.3155背《唐天复四年(904)神沙乡百姓僧令狐法性出租土地契》(3)中有"捌综   壹疋,长贰仗(丈)伍尺"。另外Дχ01322《孔安信借   契》(4)提供了绝好的材料,为便于探讨,现将其转引如下:

 

1、    为着甘州充使[             ]

2、    日细  叁疋各长贰丈柒尺,又[     ]

3、    [     ]柒尺,壹疋长贰丈肆,共[       ]

 

                                         

 

1)[唐]释慧琳、[辽]释希麟撰《正续一切经音义附索引两种》,第40卷第13页;续第5卷第7页;续第5卷第5页。

2)《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回鹘》。

     (3)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7页;《释录》第二辑,第26页。

4)《俄藏敦煌文献》第八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0页。         应为一字,乃是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将"世"改为"云"。据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说:"世改为代,或为系,从世之字改从云,或改从曳。"

 

4、[     ]堪煑练使用后,衣绢壹疋须长肆

5、 [     ]在推迟之限,其   不问卖得不得,准

6、[     ]平章为定,囗囗取绢,若安信身上有甚

7、[                        ]男兄弟边取绢囗

8、[                        ]上好细    壹疋

9、[                        ]后凭

10、[                      ]孔安信(押)

 

本件文书虽残缺不全,但其意明确,共出现 "   "字三次,其中第一次(第2行)有明确的尺寸,即"细  叁疋各长贰丈柒尺",(1)与前引P.3155背文书中的一疋长二丈五尺基本相同。从    "   "从毛这一点推测,这里的"   "应是指毛布或毛织品。

据郑炳林先生统计,敦煌文书中"麻布每匹40尺到45尺,官布每匹只有24到25尺,与緤的长度一样"。(2)并以此作为官布、緤属于棉布的证据,即棉布的长度与麻布不同,每匹长24-25尺,并非40尺。

在史籍文献中,我们只见到绢四丈为一匹,布五丈为一端的记载,但棉布、毛布几丈为一匹,却不大明确。而《契丹国志》的记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启示。在"诸小国进贡物件"中的诸小国,是指"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在进贡的物品后专门写明:"已上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3)

《契丹国志》中的毛织品"以二丈为匹",敦煌文书中的"   "约25尺为一匹,官布、緤也是24-25尺为一匹,由此亦可推知緤、  互用,而官布又属于緤类,它们都属于毛布或毛织品。

当我们转换了一个角度,将白疊是毛布这一含义挖掘后,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即在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的牧羊业非常发达,既有官营牧羊业,也有寺院和个体牧羊业。为了加强对其管理,归义军政权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羊司,并有专职牧子承担放牧任务。

牧羊业的发达提供了大量的羊毛,从而带动了敦煌毛纺织业的发展。因此,当我们将緤作为毛织品来看待时,也就能理解此时期敦煌文书中緤的数量之多了。

三、官布是棉布吗?

敦煌棉花种植论者,除了将"緤"完全等同于棉布外,还有一个论据,即在緤布类还有一"官布",而官布在诸寺入破历中又归入緤类,敦煌文书中有按地亩征收官布的《官布籍》,因此,"官布按地亩征收,同地子、烽子、柴草一样,为归义军政权例征赋税。既然官布为附着于土地的例征税目,那么它必然以出产于当地为主,官布为緤布,属于棉布类,表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已普遍种植棉花,征收緤布。"(4)

                                  

1)本件文书不知其确切年代。另外,北图殷字41号《癸未年(923?)平康乡百姓沈延庆贷布契》(录文见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183页)也是"贷緤一疋,长二丈七。"

2)《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4)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官布"之名,笔者目前所见最早的材料是《晋书》卷69《刘隗传》:

 

     建兴中,(宋)挺又割盗官布六百余匹,正刑弃市,遇赦免。

另外,《南齐书》卷26《王敬则传》云:

 

竟陵王子良启曰:……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於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闲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余,其四民所送,犹依旧制。昔为刻上,今为刻下,氓庶空俭,岂不由之。

 

这里的    "官布",显然是指上缴官府之布,即    "入官好布",并没有确指"官布"的质地属性,即麻布、毛布或棉布。

归义军时期,敦煌文书中所见之"官布",也是指上缴官府之布,或官府所有之布,它与"官柴草"、"官马坊"、"官仓"、"官渠"的含义一样,仅仅是指归官府所有罢了。

敦煌发现的《官布籍》共三件,即P.3236《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敦煌乡官布籍》、P.4525(8)《官布籍》和Дχ1405、1406号《官布籍》,关于这三件《官布籍》的校录、时代、征纳标准等,笔者已在《P.3236号〈壬申年官布籍〉时代考》(1)、《P.3236号〈壬申年官布籍〉研究》(2)、《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布"》(3)中进行了探讨,但对官布的属性,即棉布、麻布抑或毛布,则取谨慎态度,未敢断定。上述三文都写于1994-1995年,发表于1996年,近十年来,对官布的属性虽一直有所考虑,但总是找不到答案。

官布是归义军政权据地征纳的赋税之一,它与地子、税柴和税草一起,构成了归义军政权地税的主体。其中地子是地税中交纳粮食的部分,每亩约8斗(4);税草也是据地征收,每亩约为2-3束(5);税柴的征收虽然以土地为据,但由于柴并非土地上的生产物,故由"枝头"、"白刺头"将5人或3人组成一小组,携带工具,外出为归义军柴场司砍伐树枝,刈割白刺(6)。作为据地征收的官布,其属性是棉布吗?

官布据地征收,基本上是每250亩或300亩征收一疋,由"布头"代为收缴。按照唐王朝的赋税政策,应该是  "随乡所出"、"任土所宜",(7)而唐五代时期敦煌还没有棉花种植,因此将官布定为棉布在理论上是无法说通的。

                                

     (1)载《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

     (2)载柳存仁等著《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

     (3)载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

     (4)参阅刘进宝《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地子"》,《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再论晚唐五代的"地子"》,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5)参阅刘进宝《关于归义军政权税草征收的两个问题》,载《200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唐五代"税草"所用计量单位考释》,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6)参阅刘进宝《归义军政权税柴征收试探》,载《第五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丽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

7)童丕据此提出"官布"的属性为麻布,亦不大符合实际。详见刘进宝《〈敦煌的借贷〉评介》,载季羡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年。

"官布"除了在"緤"类中大量存在外,还与"褐"等毛织品一起作为纳赠品,如P.2842背《乙酉年正月廿九日孔来儿身故纳赠历》:(1)

 

  1、乙酉年正月廿九日,孔来儿身故纳赠历

      2、石社官紫褐八尺,白细褐二丈五尺,土布壹疋。

      3、武社长生褐三丈八尺,非(绯)褐内接二丈九尺。

      4、高录事白生褐三丈七尺,又生褐四丈二尺。

      5、高山山立机二丈三尺,生褐二丈五尺,又生褐四十五尺。

      6、罗英达非(绯)褐内三接囗丈囗尺,囗非褐[       ]

      7、郭席录 白褐二丈,立机二丈,白官布二丈四尺,又生立机二丈

      8、王清子

      9、樊虞候非褐二丈,紫褐七尺,白生褐一丈二尺。

     10、游流住白绵绫三丈,白生褐四十四尺。

     11、王再庆生官布一丈七尺,生褐二丈。

     12、王骨子白生褐四丈,罗[          ]

      (后缺)

 

本件文书中的"紫褐"、"白细褐"、"生褐"、"绯褐"、"白生褐"等"褐",显然是指毛织品,与其并列的"土布"  、"立机"、"白官布"、"白绵绫"、"生官布"等,虽不能说全是毛织品,但也绝不能说这里的"白官布"、"生官布"就是棉布。

我们说"官布"是毛织品,P.4887《己卯年八月廿四日袁僧定弟亡纳赠历》(2)提供了绝好的证据,现将该件文书转引如下:

 

1、    己卯年八月廿四日袁僧定弟亡纳赠历

2、    吴法律白斜褐贰丈八尺。

3、    赵社长白昌褐壹丈三尺。又斜褐壹段,长壹丈三尺。

4、    何社官谈青褐又内接白斜褐内接,长三丈。

5、    史友子白昌褐壹丈九尺,又白昌褐二丈一尺。

6、    侯定残白昌出斜褐内壹接壹丈,斜褐壹丈二尺。

7、    吴押牙白细褐壹丈六尺,又白斜褐壹丈壹尺。

8、    阎苟儿官布昌褐内接三丈。

9、    僧住千谈青褐壹丈九尺,淘花斜褐壹丈三尺。

10、    [    ] [     ]白斜褐[         ]

          (后缺)

 

本件文书中的纳赠品"白斜褐"、"白昌褐"、"斜褐"、"谈青褐"、"白细褐"、"淘花斜褐"等"褐",显然是毛织品。而第8行阎苟儿名下的"官布昌褐",则明确指出,阎苟儿纳赠的是"官布",其质地为"昌褐",显然是毛织品无疑。

说官布是棉布的主要论据,就是在敦煌的分类帐中,官布属于緤类,而緤是指棉布,所以官布也自然而然就是棉布。实际上,前面已经作了论证,緤除了棉

                                        

1)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62页。

2)《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第364页。

花、棉布这一含义外,还有毛布这层意义。因此,当我们转换一个思路,将緤是

毛织品这一含义挖掘后,官布的属性也就好理解了,即官布应该是毛布。因为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牧羊业十分发达,如据P.2484《戊辰年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1)统计,杨住成等16个牧羊人共放牧羊4778只,平均每人近300只。(2)牧羊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剪毛纺线、织布,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剪羊毛的记载,如前引P.2049《后唐同光三年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就有"粟一斗,马家付本剪羖羊毛用";"油一升,拔羊毛用";"面一斗五升,剪羖羊毛用";"面二升,剪羖羊毛用"的记载。而S.0542背《戌年沙州诸寺寺户妻女放毛簿》(3),则是沙州寺户妻女纺毛的登记簿,该文书虽前残后缺,但还是保存了曹仙妻安等20人各放(纺)毛半斤的记载,对我们探讨沙州的毛纺业有一定的帮助。

P.2703背《壬申年(972)十二月故都头知内宅务安延达等状》(4)则是归义军西宅、北宅、南宅从内宅司领取羊毛的状稿。从此件归义军当政者之宅官从内宅司领取羊毛的状文可知,当时羊毛的用途较多,用量较大。但从一般常理及西北地区衣服穿着考虑,羊毛的主要用途当是用来纺线织布,而"任土所宜",据地征纳的"官布"自然也应该是毛布。

 

吐蕃占领敦煌后,将唐王朝的乡里制改为部落--将制,设置了好几个部落,其中就有一 "丝绵部落"。论者多认为,所谓  "丝绵部落"当与棉花的种植有关,因此吐蕃时期敦煌就有了棉花的种植。对此,藤枝晃先生早就指出,丝绵部落当与丝绸制造有关。(5)而郑炳林先生则认为:"当然其中很[可]能包括棉布的生产。"(6)实际上,藤枝晃先生的解释是正确的。这里的"绵",乃是指丝绸类而言,因西域有些地区,"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7)纩者,丝绵也。在吐鲁番文书中,有许多关于"绵"的资料,但都是指丝绵,而非棉花或棉布,因此,唐长孺、韩国磐先生皆指出,这些"绵"乃是指丝绸类而言,(8)并非是指棉布。姜伯勤先生更明确地指出,在八、九世纪之交吐蕃管辖敦煌时期,有专门"从事丝绢生产与销售的丝绵部落。"(9)因此,我们不能以"丝绵部落"的存在,作为敦煌在吐蕃时期就已经种植棉花的论据。

 

                                                  

 

 (1)《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590--595页。

 (2)参阅刘进宝《归义军土地制度初探》,《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3)《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394--400页。

4)《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616页。

 (5)藤枝晃:《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日本《东方学报》第31号,京都,1961年。

 (6)见《中国史研究》1999年3期第88页。

 (7)《周书》卷50《异域下·焉耆》。

 (8)详见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46-151页。又收入同氏《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年;韩国磐:《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高昌的丝棉织业》,见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49页。

 (9)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23页。

四、唐五代时内地还没有棉花

 

唐五代时,内地应该还没有棉花种植,棉布还是稀有珍贵之物。而棉花种植论者,常常所引用的"唐朝诗文中的棉布似乎更多地是指一种流行的新奇之物,而不是指古代所熟悉的东西"。(1)史籍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也说明唐代时棉布乃是新奇之物,如中唐时,贾昌在长安,"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疊布,行邻比廛间。有人禳病,法用帛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2)可见"白疊布"在当时非常珍贵,"持重价不克致"。由于棉布稀有,在人世间很少得到,故在梦幻中出现,如李重在大中五年罢职后,一夕病中不起,"即令扃键其门……忽闻庭中窣然有声,重视之,见一人衣绯,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疊衣,在其后"。(3)蔡行己及穿白疊衣之人还与李重一起饮酒、算卜、诊病。当李重从梦幻中醒来时,"至庭中,乃无所见。视其门外,扃键如旧"。另如百济人释真表,开元年中在深山中,求法成佛时,每经过七宵,就会有一大的进展,法成之后,"持天衣,执天钵,……草木为其低垂覆路,殊无溪谷高下之别。飞禽騺兽,驯伏步前……有女子提半端白氎覆于途中,表似警忙之色,回避别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吾非无慈不均也,适观氎缕间皆是豨子,吾虑伤生,避其悮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贩买得此布也。"(4)真表所见持白氎者,更是一种虚幻,但不论李重,还是真表,他们在虚幻中所见到的穿白疊衣及持白氎者,应是人世间真实生活的反映。由此使我们认识到,当时棉布还非常稀少珍贵,内地也应无棉花的种植。

我们说唐五代时,内地棉花稀缺珍贵,还能从周边民族地区及外国的贡品中反映出来,为便于说明,现将唐后期五代宋初有关进贡棉布的资料列表如下:

 

  代|贡  地|名  称|数量|  资 料 出 处

天宝八载九月|林邑国|鲜白氎|20双|《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中华版11413页,下同。

天宝九载三月|北邑|白花氎|不明|《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11413页

后唐同光四年|沙州曹议金|安西白氎|不明|《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2036页

后唐天成四年八月|高丽|白氎|不明|《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11422页

后唐应顺元年正月|回鹘|波斯宝緤|不明|《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11423页

后唐应顺二年七月|回鹘|白氎|不明|《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11423页

后唐清泰二年七月|回鹘|白氎|不明|《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11423页

后晋天福三年三月|回鹘|安西緤,白氎布|不明|《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11424页

后晋天福三年九月|于阗|白氎布|不明|《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11423页

后晋天福三年|于阗|玉氎|不明|《新五代史》卷74

后晋天福四年三月|回鹘| 罽氎|不明|《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11423页

后晋开运二年二月|回鹘|安西白氎|不明|《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11423页

后汉乾祐元年五月|回鹘|白氎|127段|《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11423页

后周广顺元年二月|西州回鹘|白氎布|1329段|《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11425页;《五代会要》卷28

后周广顺元年二月|回鹘|白氎|350段|《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11425页

后周广顺二年三月|回鹘|白氎|不明|《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11425页

后周广顺二年|回鹘|白氎|不明|《旧五代史》卷138《外国列传·吐蕃》;《新五代史》卷74

后周广顺三年正月|回鹘|白氎|770段|《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11423页

周世宗时|沙州曹元忠|安西白氎|不明|《旧五代史》卷138《外国列传·吐蕃》;《新五代史》卷74

宋乾德三年四月|回鹘|白氎布|30段|《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中华书局版第8册第7714页

宋天圣二年五月|回鹘|细白氎|不明|《宋史》卷490《外国六·回鹘》

 

上表所列的西北棉布贡地,主要是新疆地区,除于阗两次外,大多为回鹘。这里的"回鹘"主要是指高昌,因高昌"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5)而沙州曹议金和曹元忠也各贡一次,但明确标明为"安西白氎",即新疆地区的棉布。如果当时敦煌(沙州)已种植棉花,纺织棉布的话,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和曹元忠为何还要以"安西白緤"入贡呢?

另外,王延德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西行,雍熙元年(984年)返回京师,其一路所见,也只有高昌有    "白氎"。(6)

    至于《资治通鉴》卷159所记梁武帝"身衣布衣,木緜帛帐",胡三省注:"木棉,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种之。既生,须一月三薅其四旁;失时

                                                  

1)[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42页。

2)《太平广记》卷485引《东城老父传》,见《太平广记》第10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994页。

3)《太平广记》卷351《李重》,见《太平广记》第8册,第2777页。

4)《宋高僧传》卷14《唐百济国金山寺真表传》,见[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339--340页。

5)《宋史》卷490《外国六·高昌》。

6)《宋史》卷490《外国六·高昌》。

不薅,则为草所荒秽,辄萎死。入夏渐茂,至秋生黄花结实。及熟时,其皮四裂,其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绵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緜,令其匀细。卷为小筩,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曡巾"。胡三省乃宋末元初之人,他的注解虽然是确指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的纺织,但这段注文是根据北宋史炤《通鉴释文》中的话写成的,存在以宋、元情况释古之嫌,(1)而不能以此来说明南北朝时内地已种植棉花和纺织棉布。

通常的说法是,棉花是通过南北两路传入中国的,南方是印度经由东南亚传入我国的海南岛、两广地区,经缅甸传入我国的云南地区;北方是经中亚传入我国的新疆地区,再到河西走廊。棉花确实是从印度经中亚传入了新疆,但我们找不到宋代以前在河西及西北地区种植棉花的记载。就是内地的棉花,也不是通过西北,而是通过南线传入的,如方勺《泊宅编》曰:"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叶如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开,露白绵茸然。土人摘取去壳,以铁杖杆尽黑子,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今所货木绵,特其细紧者尔。当以花多为胜,横数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巾'。"(2)这里所说的白叠,显然是指南方的棉花种植,因"《泊宅编》所记多是宋元祐到政和年间(1086-1117)之事;作者方勺,家居浙江湖州西溪,对福建省的情形,似乎很熟悉"。(3)"尽管商人们不断经由丝路将棉织品由中亚带往中国,棉花的种植与纺织却直到大约十三世纪才传入中国内地。而且,二者所需要的先进技术都从中国南部而非西北,传入长江下游地区"。(4)据漆侠先生考证,"棉花之于宋代逾岭表而至两浙、江东,宋末又逾长江而至扬州,并及于淮南,棉花之由南向北传播告一结束"。(5)

    西北地区棉花的种植,从元朝开始才见于记载,但也非常笼统,很不具体。如元代官修的《农桑辑要》曰:"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

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这里说木棉本"西域所产",现在"种于陕右","与本土无异",但没有说明传入的路线。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棉花的种植至到十三世纪前不久,才经过河西走廊,传到陕北一带"。(6)王桢《农书》记载曰:木棉"其种本南海诸国所产,后福建诸县皆有,近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似乎是说"陕右"的棉花是从南方传来的。明代中叶的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卷22《贡赋之常》中说:"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

                                         

    (1)参阅张秉权《中国古代的棉织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1981年台北,第203-233页;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2)方勺《泊宅编》卷三,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18页。

   (3)见[明]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81页。

   (4)[日]盛余韻:《中国西北边疆六至七世纪的纺织生产:新品种及其创制人》注16,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5)漆侠:《宋代植棉考》。

6)赵冈:《唐代西州的布价--从物价看古代中国的棉纺织业》,台湾《幼狮月刊》第46卷第6期(1977年),第5-6页。

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

早在南北朝时,新疆就开始种植棉花,但为何棉花在新疆的种植地域有限,种植的量也不大。与吐鲁番气候相近,交通又十分便利,经济贸易往来非常频繁的敦煌,为何迟迟没有种植棉花呢?从元代开始,虽有了陕右种植棉花的记载,但新疆的棉花通过河西走廊传入西北,再到内地的路线,为何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据沙比提先生介绍,新疆发现的棉籽,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鉴定,乃是草棉,即非洲棉的种籽。(1)这种棉耐干旱,适于中国西北边疆的气候,且生产期短,只要130天左右,因此种植棉花并不难。于绍杰先生认为,"由于草棉的产量低,纤维品质差,只东传到甘肃;一说曾到陕西西部,但未能继续东进"。(2)于绍杰先生的研究,主要是肯定华南是中国植棉最早的地区,中国棉花是自南向北发展的,北传迟的原因是北方麻和丝织品发展很早,已基本能供应中原人民的需要,不急于引种棉花。而对西北地区棉花的种植、传播基本上没有着笔,且属推论。赵冈先生认为,此棉种的棉丝与棉籽附着坚固,脱子不易,在大弹弓发明以前,去籽是一道很费时的工序。而草棉纤维过短,只适于织粗布。再加上西北边疆的气候过于干燥,湿度很小,织布时棉纱易断。如果一定要生产高级的细布,就要有特种设备,并增加室内的湿度,才能纺出细纱。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唐代西北边疆的棉布生产,成本甚高,无法与内地生产的丝绸麻布相抗衡。(3)

笔者认为,赵冈先生的推论有一定的道理,也可能正是由于新疆地区种植的草棉品种较差,织布成本高,所以在推广中受到了局限。而且它根本就没有在敦煌及河西其他地区种植,也自然就没有经河西走廊传入内地。至于宋元之际在陕右种植的棉花,应该不是原来新疆种植的草棉,也不是经河西走廊传入的,而是其他的棉种,可能是从南方传入的。

   

对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经济史的课题,而且还涉及到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的态度、方法等问题。本文仅仅是一种尝试,对以往的研究作了初步检讨,并试图提出自己的浅见,有些也仅仅是推论,肯定有不当、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欢迎提出批评讨论。

 

 

(作者刘进宝,1961年生,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210097)

                                            

 

1)参阅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

   (2)见于绍杰:《中国植棉史考证》,《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

   (3)参阅赵冈《唐代西州的布价--从物价看古代中国的棉纺织业》。

原载《历史研究》2004/6,本处转自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