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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期的养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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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磐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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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猪业历史悠久，猪是原始先民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从先秦时期就有了"六畜"的说法，"六畜"中猪为其一。猪在古代名称甚多，从《周礼》、《礼记》到《尔雅》、《说文解字》、《方言》，记载了按照猪的年龄、毛色、性别而区分的诸多名称，而流行最广者则为彘、豕、豚。先秦时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1)养猪业虽在普及但尚不发达，逮乎汉唐，养猪业得到长足发展。首先，汉唐农业生产呈现高潮，奠定了养猪业的物质基础。其次，汉唐两代的气候处于温暖期(2)，有利于猪的生长。第三，汉唐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正常年景，"守闾闫者食梁肉"(3)，肉类消费量大增。因此，促进养猪业出现了向大规模和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绘道："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养有"千足彘"且
收入与千户侯等同的大户人家，在西汉前期就已常见，专以养猪为业的专业大户在汉代也已出现。汉唐时期的地方官员也多把督劝农民养猪，作为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如西汉龚遂为渤海郡守，令民"家二母彘"；僮种为不其令，"率民养一猪"；三国初颜裴为曹魏京兆尹，"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买牛。"(4)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农民的养猪业也有较大发展。 一、饲养方式 （一）放牧 放牧节省人力和饲料，是最受人们喜爱的方式。牧猪的最佳场所是沼泽洼地，其次便是山林。汉代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黄河中下游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泽"，东部沿海又拥有大面积的滩涂。这些沼泽、滩涂水草茂盛，鲜嫩适口，猪儿爱吃，且含有丰富的钙、磷等生猪生长必需的元素，是猪群的上好饲料。水草不用人工种植管理，不用任何投入，而且取之不尽，放牧数量几乎不受限制，故司马迁言"泽中千足彘"。野外放牧可在春、夏、秋、三季进行，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齐民要术·养猪》篇总结说："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糟糠之属，当日别与。八、九、十三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意思是：春夏之交野草初生，营养成分低且较稀疏，须给猪群另外补充适量的糟糠之类的精料，以满足其生长需要。秋季八、九、十三个月，野草结籽，茎叶中也积累了较多的养分，营养成分较高，可以只放牧而停止补料，将节省的饲料留至冬天和初春舍饲时使用。贾思勰还提醒人们放牧时注意："猪性甚便水生之草，耙耧水藻等令近岸，猪则食之，皆肥。"放牧成本低廉，适合大规模饲养。 汉代牧猪的事例很多。《汉书·公孙弘传》称弘"川薛人……家贫，牧豕海上。"川为诸侯王国，位于今山东淄博、潍坊之间，北部靠近渤海，其滩涂可供放牧，公孙弘在这里牧豕读书，武帝时官至宰相。东汉琅王牙幕（今山东诸城、安丘之间）人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赶猪从学校门口经过，心慕好学，"因弃其猪而留听经，猪主怪其不还，求索得宫，欲笞之，门下生共禁之，因留之。"承宫勤学不倦，成为历史上贫苦出身刻苦向学的典型。(5)济阴成武（今鲁西南成武县）人孙期自幼勤奋好学，"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郡举方正，遣吏赍羊酒请期，期驱豕入草不顾。"(6)袁山松《汉记》言吴"放猪于长垣泽中，诵经而行，遇父故人，谓之曰：'子二千石子，掉（操）鞭而诵经，行吟于泽畔，纵子无耳心，奈君父何？'守志如初，仍操鞭牧猪。"(7)文中长垣即今河南省长垣县，位于黄河南岸豫鲁二省交界之处。从上述4例看，黄河下游泽地最多，牧猪的情况也最常见。 《续汉书》载东汉曹腾之父曹萌，"以仁厚称，邻人有失豕者，与萌豕相类，诣门认之，萌不与争。后所亡豕者还家，主人大膞，送所认豕，并谢辞萌，萌笑而受之。"(8)曹藤为东汉桓帝时的大宦官，其养子曹嵩是曹操的父亲，曹操籍贯为谯（安徽亳州），因此这段史料反映的应是淮河流域放牧养猪的情况。西北干旱地区则多于山林中放牧。如东汉以夫妻恩爱、相敬如宾而著名的梁鸿，史载其家境贫穷，"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尝之，其主犹以为少。"梁鸿无其他财产，只好以身相抵，做其佣人，为其劳作，不懈朝夕。邻家耆老见梁鸿乃君子长者，于是共责斥其主人，主人"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9)魏晋南北朝时期牧猪事例极少，但从《齐民要术》的记载着，放牧方式仍居有重要地位。隋唐时期人口激增，"四海之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10)放牧场所已经很少了，只是在少数国有牧场中还保持着放牧方式。《唐国史补》卷上记载卢杞为虢州刺史，当地有"官猪数千，颇为患"，卢杞上言，唐德宗决定将猪移于同州沙苑，卢杞对曰："同州岂非陛下百姓，为患一也。"唐代后期，传统的放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二）圈养 圈养是汉唐养猪业最普遍的养猪方式。这是因为沼泽地毕竟有限，而汉代又是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出现了我国人口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在人口稠密而又没有沼泽山林的大平原上，土地已全部被开发为良田，象中原一带，在战国后期就"曾无刍牧之地"(11)至汉代地少人多的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大部分地区只能采取圈养。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冷，降水量减少，许多湖沼干涸，也导致养猪业中放牧方式的萎缩和圈养比重的增加。另外，前面所列的放牧并非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完全放牧，仍须与圈养相结合，猪群在严冬和初春必须舍饲，晚春夏秋放牧季节也只是白天到野外放牧，晚上仍需回圈息宿，遇有恶劣天气亦要待圈舍饲。当然，圈养会耗费饲料，增加成本，但由此而产生上好的肥料，这对于以种田为生的广大农民又是十分重要的，随着精耕细作的发展，唐朝时期，养猪积肥的作用更为重要。故汉唐时期的养猪业都离不开圈养。 反映汉唐养猪业普遍采取圈养方式的最有力证据，就是汉代墓葬中频繁出土的陶猪圈。地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和苏北鲁南地区，是汉代地下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也是汉代养猪业最发达的地区，陶猪圈和陶仓是这两地区汉墓出土文物中，能够反映汉代社会生产的数量最多的种类，徐州地区的汉墓多有陶猪圈出土，养猪业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些陶猪圈多数与厕所相连（厕所位于上部），养猪积肥的目的得到实物的验证。唐朝认真推行均田制，小农经济兴盛，故小规模的圈养发达。成书于唐朝前朝的《朝野佥载》记载："洪州（近江西南昌）有人蓄猪以至富，因号猪为乌金。"在这里"乌金"应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养猪积造的肥料对于庄稼如同乌金。二是其猪为黑色，人们养猪致富视猪同乌金。 单纯圈养，一般规模较小，个体农民通常是"家二母彘"、"率民养一猪"。但一些富室大户和大城市近郊，也有大规模圈养。如《三辅决录》记载，汉代关中有马氏兄弟五人，看中长安这个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迁居长安郊外，"作客舍养猪卖豚，故民谓之曰'苑中三公，钜下二卿，五门*!*!，但闻豚声。"(12)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马氏五兄弟已是专业的养猪大户。二、他们采用的是圈养方法。三、长安 乃京师所在，公卿显宦，高门府第，分布其间，而在百姓的民谣俗语中，把马氏五门与"苑中三公，钜下二卿，"相提并论，虽然半真半假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但也道出了马氏五兄弟靠养猪发家致富，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虽未逾公卿显宦，但明显已超出平民百姓这一事实。 二、养猪技术 从汉代起，我国人民就积累了丰富的养猪经验，总结出一套较为科学的养猪技术。据有关专家根据各地出土的陶猪和滑石猪对照当代主要猪种研究，在汉代我国就已形成至少五个类型的优良种猪。华北猪：体型较大，头部长且直，耳大下垂。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物室收藏的陶猪圈，内有一陶猪，外型与华北猪相同，在苏北地区的汉墓中，这种体型的陶猪较为常见，如此看来，华北猪的分布范围较广。大伦庄猪：头嘴短小，颈、腿皆短，背阔微凹，腹部下垂，臀部发达。今产于江苏的泰州、泰兴、如皋一带，是我国优良猪种之一，泰州新庄汉墓出土的滑石猪，具有大伦庄猪的基本特征，看来这一猪种在汉代已经形成。四川猪：头短宽，颜面凹曲，身躯宽短，四肢结实，臀部丰厚，已具备早熟易肥的特点。贵州猪：体型小而丰圆，嘴尖细而短，属脂肪型。(13) 汉唐周边地区也有养猪业。如《后汉书·朱浮传》中就谈到："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膞而还。"东北的挹娄，《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说"其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唐代室韦，《新唐书·北狄传》称其："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可见东北各族人民对我国养猪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我国较早形成了相畜术，西汉前期已出现相猪术，《史记·日者列传》记载了一系列的相畜专家，其中"留长孺以相猪立名"，可能还著有《相猪经》之类的专著，但早已失传，后人方以智在其《物理小识》中曾引留长孺相猪法："短喙无柔毛者良，一厢有三牙者难留。"《齐民要术·养猪》篇首就开门见山地说："母猪取短喙无柔毛者良。"贾思勰虽没有注明出处，但这是留长孺相猪法却毫无疑问。从近代农民的经验看，有柔毛者体质差，生长缓慢，无柔毛者则反之；嘴短者，吃口好，增重快，嘴长而一侧牙多者，则吃口差，生长慢，生下小猪 ，亦不健康，由此可见古代的相猪术还是有道理的。对于肉用猪的选择，贾思勰提出了看外型选择的方法，"共食豕，乳下者佳，简取别饲之。""乳下者"，小猪吃奶时最经常抢到奶头者，比其它小猪吃到的乳汁多，故生长发育快。 初生小猪的养护，也形成一套专门的措施。南北朝气候寒冷，隆冬寒夜出生的小仔猪，必须采取防寒措施。《齐民要术》介绍了一种蒸法，小猪出生后放入蒸笼一宿，锅下燃以微火，使笼内保持一定温度和湿度，其效果如同当代妇产医院的小儿恒温箱，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人们还注意到，小猪生长过程中要及时阉割，才能提高出肉率，并使猪肉细嫩。小猪觅食和消化能力较弱，需要补充粟、豆之类的精料，但由于精料很少，为防被大猪抢食，人们采取的方法是："埋车轮为食场，散粟豆于内，小豚足食，出入自由，则速肥。"而大猪则被阻挡在外。这些措施使小猪的正常发育得到保证。在徐州地区的墓葬中,母猪哺乳仔猪的陶模型时有出土，其年代从两汉迄于北朝末期，如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就有两件北齐时期的作品，母猪与小猪为浮雕式一体制作，母猪膘肥肚宽，躺卧地上，五六只体态圆滚的小猪，在一起拱着乳头吃奶，场景安详亲和，可以说是《齐民要术》养猪篇的佐证。在猪的催肥方面，西汉前期发明了"麻盐肥豚豕"法。《淮南万毕术》记载："取麻子三升，扌寿千余杵，煮为羹，以盐一升著中，和以糠三斛，饲豕则肥也。"麻子含油率很高（后世常用麻子榨油），捣碎煮熟，香味浓郁，适口性好且易消化吸收，以此喂猪，上膘很快。南北朝时期还采取减少运动的催肥方法，《齐民要术》提出"圈不厌小（圈小则肥疾）"，猪圈越小，猪的活动空间越小，运动量越小，消耗也越少，养分更多地转化为肌肉和脂肪，增肥自然更快。 注释： （1）《孟子·梁惠王上》。（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3）《汉书·食货志》。（4）《齐民要术·序》。（5）《后汉书· 承宫传》。（6）《后汉书·孙期传》。（7）《太平御览》卷903。（8）《艺文类聚》卷94。（9）《后汉书·梁鸿传》。（10）《元次山集》卷7。（11）《战国策·魏策》。（12）《太平御览》卷903。（13）详见张仲葛《我国猪种的形成和发展》，《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作者：刘磐修，江苏省徐州市。221116，徐州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