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热肠携来者 心光灿烂照后人
——记恩师张仲葛先生
马瑞江
其实这篇文章，早在张先生逝世的第二年，我就开始写了。当时是想在张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以此追悼恩师。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要翻检先生的遗物，搜寻有关先生的记忆。这样的写作过程，对我来说就变得非常非常地痛苦。最后，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只好半途而废。写下的稿件我再也没有看过。今年又有一家杂志社为纪念张先生出版专刊约稿。我不愿意重复上一次的痛苦历程，干脆交上一篇学术论文，用我自己的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纪念张先生对我们的培养。我想先生要是在天有灵，也应该是满意的。因为我知道薪火得传，那是先生的最大的愿望。
但是，这次完全不同了，当我在遇到母校陈清明教授(国家首席科学家)时，陈先生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直找你们，但是找不到你们。”然后，他把有关出版张先生的纪念文集事和我讲了。这让我非常地感谢，也使我非常地感动。我想有那么多的人为了纪念张先生，出版专刊和文集而心甘情愿地操劳，为此贡献出钱财和心力，我们作为张先生至亲至爱的弟子，作为他的研究生，更是责无旁贷。
尽管，在动笔之前，我的眼泪就已经流了出来，但是，我愿意坚持到最后，完成这次痛苦的历炼。可是，我又不能让大家和我一起痛苦，因为那不是我们纪念张先生的本来目的。这不由地让我想起，就在1993年，《农业考古》为祝贺张先生八十寿诞，出版纪念专刊时，当时是由杨直民先生组稿。我记得接到杨先生的信后，我欣然命笔，很快完成了两篇稿子寄去了。如今张先生不在了，我的那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一、师恩难谢，薪尽火传。
大约在张先生逝世的前一、两年，我来看望先生。当时先生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见到我来了，自然是非常高兴。我记得先生平静地拿出一个纸包送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套先生的照片。每一张都是精选的。其中一张是先生和师母在灿烂的桃花下的合影。还有一张他的标准像。那是一张表情宁静、睿智而又充满了慈祥的脸。再有一张是张先生的工作照。先生告诉我说，我们——他的每一个研究生，他都送了一套，有的已经拿走了，有的还没有拿走。当时先生表面上还是那么平静，其实心潮起落；我表面上高兴，其实心情非常地复杂。因为我知道，先生自知来日无多，这是在按排他的后事。他知道，在他百年之后，作为他亲自培养的研究生一定会怀念他的，于就专门送给我们一套照片。他连这样的事，都为我们想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同时，这也让我们明白，他就是这样面对死亡的。一个人能够这样直面他的最后的日子，能够平静而冷静地面对即将来临的这一切，这是一种睿智。这让我不能不佩服。
我记得那天我们谈了很多。其实，我当时那种非常复杂的心情一直无法摆脱掉。一方面，我很乐意和先生谈，我们之间也有谈不完的话题。可是又怕影响了先生的休息。那天先生的精神一直很好，一直都很愉快。我心中暗想一定有机会多来看先生。可是，事实上我并没有这么做。像我当时和现在的年龄，对死亡的感觉是非常地麻木的。况且，我的父亲和张先生同龄，直到现在仍然好好地活着。所以，我对死亡在逼近张先生的事，只是在那一会儿有所感，可是过了那一会儿，在我的心中还是被淡化的。等到张先生的逝世的噩耗传来，我的心中只能为此后悔不已。可是这一切都无法补救了。
那天，还有一件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十分激动的事。和往常一样，我也住在了张先生的家。我休息的那间寝室，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个打开了的笔记本。我打开台灯时，无意间瞥见了笔记本上的内容。上面是张先生记载的有关我们——他的每一个研究生的行踪和获得的主要成绩。我记得有关我的记载有：我的论文获奖，还有我主持的科研项目申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基金得到批准。等等。虽然，我们已经毕业多年，张先生还在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并且详细记录在案。不管我们是如何想的，张先生一直是在尽着他自己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职责。无论是在校其间，还是远离了他之后，他都是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孩子，都在竭尽全力地呵护着我们，都在尽着自己为父为师的职责。尽管，先生慈父般的关怀，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深切地感觉到，但是，当我得知在我们毕业多年之后，张先生还如此地关注我们时，我还是不由地心潮起伏，激动不已。
当我们彷徨痛苦时，有一位老人会从旁鼎力相助；当我们高兴时，有一位老人会比我们更高兴；当我们收获果实时，有一位远方的老人露出欣慰的笑容。对此，我知之甚真甚深。我毕业之后选择了教学单位，而不是去研究单位，主要跟随张先生领略了在一个几乎是无人关注的研究领域跋涉的艰辛之后，再也不想搞科研了，更不想研究畜牧史了。毕业后考上博士生也不去念。可是，张先生来信了。他在信中不谈我的思想问题，而是寄来了全国中青年农史工作者论文报告会的邀请函，让我带上论文去参加会议。有师命，我只好去了。没想到会上大家对我的论文反响热烈，获奖而归。我自然要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张先生。先生让我把获奖证书复印了一份给他。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同小可，让我转变了对畜牧史研究的看法。更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凡是经过刻苦努力得到的科研成果，一定会得到大家承认的。从此踏踏实实地从事科研与教学。从此，我的路也就比较顺利地走了下来。如果不是张先生在我毕业之后，及时给了我一个机会，我现在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
其实，有关他的后事的安排，先生一如他的日常工作和生存状态一样地从容不迫，不动声色。就在我那次去看他之前，我曾经接到了张先生寄来的一大包书。这包书的重量很重，要知道，这是一位行将就木的八十几岁的老人，拖着病弱之躯，亲自到邮局给我寄来的。张先生在寄给我的信中说，这是为我的研究课题找出的资料。我想他一定是费尽了气力，才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找出来。其实，这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料。这份情感，这份关照之情，实在是太沉重，沉重得让我承受不起。因为，他都到了这种年纪，身体都到了这种状态，还在为我的研究铺路。因为，我在张先生的家里找过书，我知道要把这些泛黄的书籍找出来是多么地不容易，就是我自己也是要气喘嘘嘘，何况是他老人家呢？尤其是想到他要把这包书给我寄来，让我想到他那颤颤巍巍的身影，是在为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这就是我还没有写这篇文章先流泪的原因。但是，当我打开之后，才真正感觉到其中的份量。几乎每一本书的纸全都老旧的泛着黄黄的颜色。差不多都可够得上是文物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在这些书中，尤其是有几本上盖着各种各样的图章，其中有：“陈宰均先生遗著整理委员会资料室”的图章。因为我知道陈宰均先生在张先生心中的地位和份量。我想，如果他不是感到了自己的大限就要到来，他可能不会把这些轻易地交给任何人。当然如果有谁的研究要用到，无论是谁，都可以使用这些资料。
在我的周围，有一些人出身名门，当我看到他们把“师承”当作一种标签卖弄时，心生厌恶之感。所以，我很少和人称我是某某的学生。可是，就在我打开那包书时，就在我看到盖有“陈宰均”字样的图章时，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分明感觉到了师承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它就像是图章盖在张先生的精神世界中，也盖在了我们的精神世界里。
张先生在谈到他的的老师陈宰均教授时说：“先生有质朴而和蔼之态度”，“先生有一丝不苟之责任心”，“其精神乃与学生之精神缠在一起，息息相通，……”〖（张仲葛，《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祥》第173——174页，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他所说的这一切，我们作为张先生的学生，全都历历分明地在张先生的身上看到了。
陈宰均先生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毕业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在校期间就在清华学报发表多篇论文。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先后毕业于伊利诺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后又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回国后在山东的一个农事试验场任场长。其间曾作过山东本地猪与英国巴克夏猪的对比试验。得出结论：山东本地猪耐粗饲料，晚熟；而英国巴克夏猪早熟，需要更多的精饲料喂养。张先生是这样回忆他的老师陈宰均讲授养猪学的情形的：
“先生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之工作，尤重视实习和实验课。先生实际经验宏富，闻之先生游学欧美时，特别重视畜牧场之实践，每次学习品评猪种之优劣，辄列甲等。评判之精当，虽老师硕学不能损益也。以故学生之从先生习养猪学，各名种之特征，讲授时无书无图，先生口讲指划，学者随之冥想，一名种之体型，俨然浮于脑海之中，殆课后自行阅读，而记忆愈真，实先生之经验充实，克以引人入胜所致也。”〖（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第45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正是有这样的名师所指引，这为张先生日后成为中国养猪学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或者说是有陈宰均先生这样的名师，才会有张先生这样的学生。
陈宰均教授病逝时年仅三十八岁。张先生谈到他的这位恩师时说：“先生任事，勇于负责，克贯始终。
其教导学生也，不厌不倦，循循善诱，以实学相勗勉。又好求题材，鼓励学生努力科学研究。虽环境恶劣，而终其生无怨言。以故受业弟子多刻苦用功之士，知名于时者踵相接也。”谈到陈先生的死因，张先生说，本来因为身体有病，陈先生欲受聘于国防委员会，易地疗养。但是由于所授课程乏人接替，于是学生们再三恳请，这使陈先生大为感动，随之打消去意，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诸君既然此种诚意，余又何忍言辞。余从今以后，甘为教育以殁世矣！”由于“恐诸生在学业因而贻误，虽病体支离。犹勉力授课，竟至昏厥于教室之内。”终因此而丧其天年。张先生对于恩师的死。怀有无限的感慨：“世之以身殉国者多矣，然未闻以身殉教育者，有之，其为先生乎！”〖（同上，第448页——455页）〗
张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经一一记述了他的恩师们的言行，他向世人，更是向我们传达他的那些发自肺腑的感动，他说：“毫无疑问，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北农的校友悟出了怎样做人和怎样做学问的道理。这些师生间的情谊是非常宝贵的，也是应该代代相传的。在北农大的师生应该发扬这种崇高的优良传统。”〖（《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祥》，第275页）〗
无论是作学生，还是当老师，张先生都是这些“崇高的优良传统”的实践者。在1946年，由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丁颖等人发起的《筹募厥明生物统计基金启事》上有这样的记载：“抗战末期，广西柳州、桂林相继沦陷，先生全家随同他的学生广西省企业公司横塘农场经理陈士毅、副理张仲葛避居广西荔浦县北山时，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先生白天打柴，寻找和挖掘野菜充饥，两位学生照料先生事先托人送进山里的大批资料，使先生每天得以坚持生物统计的研究，在长达近一年的苦难岁月里，其生活之艰危，尤非身临其境者所能想象的，独先生们置身家性命于度外，潜心学术研究竟于此间，又见完成《动差、新动差、乘积动差及其相互关系》巨著。”〖（同上，第272页）〗这使我们了解到张先生是在他的老师汪厥明教授最困难的时刻，和他的同学陈士毅一起，给予老师最重要的帮助。那一年的艰苦岁月，对于师生都是刻骨铭心的。谈到汪厥明老师，张先生说：“汪厥明教授为人刚正不阿，治学严谨，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精神，对学生都是很有感染力的。正因为这些，他博得了学生们的敬爱。”谈到他和汪老师的那段共同生活的经历，他说：“尽管生活上很狼狈，但却像一株历尽沧桑的古松那样地令人起敬。后来他去了台湾，充任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生物统计室主任，后又被评为台湾科学院院士。人们从他那里受到的教育是，一个人的才能，固然会给人以深刻的影响，但是他的品德则常常更能深入人们的灵魂。作为汪、王（善佺）两位教授
的学生，希望是能师承他们的各自的优点，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有所发扬光大，虽不能至，窃向往之。”〖（《中国近代农业高等教育的发祥》第171页）〗
师生之间，这种在艰难困苦中相濡以沫，相互抵励的情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一座大学如果不断地有这种东西滋润，一定会有最成功的教育。
我觉得，我们在张先生身边的日子，他把对我们的至爱播散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中，进而完成了对我们灵魂的塑造。这种最深层的教育，张先生是做得最好的。他从来不对我们指手划脚，高谈阔论，但是，他的言行和对我们的深切的情感，每时每刻都会对我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在他离开人世之后，仍然对我们产生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那天，在我离开先生的时候，我感到先生非常需要人照顾了。我走的时候一再叮嘱他们，只要他们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一定给我打电话，我会立刻来到他们的身边。我们是在彼此的关切中道别的。可是直到张先生逝世，电话也一直没有来。
这就是我和张先生的诀别。这次诀别，给我留下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留下的遗憾太重太重了。这种遗憾和沉重就在于师恩难谢。永远没有机会再谢。
有人用这样的诗句来比喻教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这种比喻让人感到无限的悲凉。就在我写完了以上这一段，我突然觉得，这句人们熟知的比喻，多少有一点偏面。因为我从对张先生和他的老师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中，分明看到的是薪尽火传。老师虽然不在了，可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道德文章，仍然会以各种形式在学生身上体现出来。尤其是老师的优秀品质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塑造着学生的灵魂，这些对学生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人生阅历，其影响是非常久远的。张先生活着的时候，他和他的老师，也就是我们的老师的老师之间的那些事情，我们也是知道的，他说过的那些话，我们也听过，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如此的理解力。当先生逝世之后，我再次重温这些，竟有了全新的理解。这是因为先生的精神和灵魂与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同样是息息相通的。所以，我才会产生薪尽火传的感悟。
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好几年了，我毕业离校已经有十五、六年了。时间把我和在张先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隔开了一段距离，这反而能让我更清楚地看到张先生给我留下了什么。
我能成为张先生的研究生，完全是一种缘份。我在报考研究生之前，对张先生并没有任何的了解，虽然他的名气很大。当时我是想报考新闻专业的研究生才来到北京。因为我一直认为我是搞新闻的料，并且在此之前也有过成功地通过考试，被《今晚报》录取的经历。但是，我来到北京农业大学来找一位老乡时，他对张先生特别地崇拜，并且一直想报考张先生在研究生，只是在他报考的那年，张先生没有招生，才使他的希望落空了，而成为别的导师的学生。这使他多少有些遗憾。所以，我来到之后，他一个劲地想让我来报考张先生的研究生。就这样不知怎么的我就被他说动了，于是就这样我决定报考了。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和张先生的这份缘份，我的生活道路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现在想来，这是一种挺有意思的选择。
成为张先生的学生后，我是怀着极大的兴趣，非常勤奋地学习。在学问上，我具有杂食性，但也蕴藏着危机，那就是太容易见异思迁了。而张先生对我们特别善于因势利导，满足了我们的多方面的兴趣。和张先生具有深情厚谊，学有专攻的方方面面的朋友是很多的。比如：张先生给我们联系了清华建筑系教授、一流的雕塑家为我们讲课。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李根蟠研究员为我们讲课。请内蒙古的著名考古学家汪宇平先生指导我们的考古实习。汪先生是河套人和大窑文化的发现者。我们的实习地址就在大窑文化的遗址现场进行的。汪先生的石器考古的经验非常丰富。跟汪先生学习的那一段日子是我人生的重要经历。汪先生是解放前在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来成为国民党的《沈阳日报》的总编，解放后又在考古学上有很多的创获。跟上这么一位学者生活学习一段时间，我的收获是多方面的。留下的有些东西是刻骨铭心的。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还见到了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和俞伟超先生。以后又见到了张先生的朋友，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秀清先生。还有西北农业大学的常洪先生，虽然是农业领域的专家，但是他对哲学的兴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治学上常先生特别注重对我们给予哲学方法论上的指导。当我们来到西安博物馆学习的时候，当时馆里的还不对外开放，正是凭着张先生的介绍信，馆长对我们的活动给予了支持，尽其可能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当然最直接地给予我们专业上指导的还是农业史方面的教授：杨直民先生、董恺忱先生、于船先生等，对我们从来是有求必应，多方面给予我们以应有的栽培。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对他们心怀感激。
总之，在张先生身边，你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学术资源，接触的是一流的学者专家。当然，我们并没有把这么多的高手的本事学到手，但是，有高手指点迷津，从他们那里窥见学术的堂奥，得入治学的门径，这对初入学术殿堂的研究生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并且有，或者没有这些东西，是会有很大的差异的。
张先生在对他自己的学生的培养上，如同他的做人的风格。他对我们非常地宽容，特别地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和想法。他特别支持我们到北京大学等学校跨校选课。我们师兄弟们，都先后到北大的考古系和历史系选过课。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的管理也是有非常宽容的一面。我记得当时我们班有个同学念了八十个学分，远远超过学位要求的三十学分，并且不需要多交一分钱。我们到外校选课是需要学校交钱的，但是只要征得导师同意，也不会有任何问题。而张先生从来都会给我们以最大的支持。我记得当时像分子生物学这样的课，我也去旁听过。还有科研楼里边的电子显微镜等一类的科研仪器的使用等实用性很强的课，我也去听过。在那里我看到细胞被切片后，可以在电了显微镜下观察，也可以将打在银幕之上。
张先生对学生的这种带法，在我们毕业找工作的过程中，就见到了成效。我联系的第一份工作是我现在所在的历史系。本来我是托了一位朋友和人家联系的。可是，朋友告诉我说已经不行了。我说，反正是不行了，我去见他们一下吧。等到见面后，我把在北大历史系选课情况，和我的毕业论文拿了出来。接见我的历史系主任，当时就拍板说，你来吧。甚至连研究研究一类话都没有说。后来，我的朋友告诉说，历史系的高仲君先生为你的事，可没有少跑。主要是人事处不太理解，有十几位来自名牌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硕士供他选择，为什么偏要你这个来自农业大学的学生。他们不明白，历史系要一个来自农业大学的学生有什么用。并且，那一年历史系只进了我一个人。其实我和高先生是第一次见面，肯定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一类的。高先生是辅仁历史系毕业的，当时已经是德高望重。我能得到这个工作机会，自然对高先生感恩戴德，但是，在此之前，张先生也为我们铺好了路，也才会有水到渠成的结果。
尽管如此，对于我在农业大学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在张先生身边学习的成果，这究竟对我有多重要，是在多年以后，我才有所认识的。在张先生的指导下，还有杨直民、董恺忱、于船这些著名的教授的帮助下，我的硕士论文整理出几篇文章先后发表，有的获奖，由于有了这样的前期成果，申请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奠定了我一生的学术研究领域和基础。这也就成为了我一生事业的基础。这时，我才明白在张先生身边的日子对我有多重要。
重要的不仅是我做出了什么，而在于我怎样做。由于有了在农大这几年的学习研究生活，这样的背景，在我所在的历史系显得非常独特。在进行学术研究和讨论中，经常把这种独特性显现出来，这样为我开拓出广阔的学术空间，和同事朋友们在那些交叉学科展开了很好的合作。
当然最重要，是我在毕业后，那段非常迷惘的日子里，张先生对我人生之路，给予了最为切实的帮助和指点，否则，我肯定不会有今天。
三、筚路蓝缕，厥功至伟，盘根错节，缔造艰难。
谈到张先生的对于畜牧史研究的学术贡献，李根蟠先生说：
无论在农学界或农史界，张仲葛教授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畜牧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在畜牧史上也有众多的创获。他和谢成侠先生同为我国畜牧史学科的重要开创者，谢先生以养
马、养牛羊史的研究著称，张先生则以养猪史的研究见长。事实上，张先生对畜牧史的研究范固很广，纵的说，从家畜起源到近代畜牧业，横的说，从大小家畜到鸡鸭鹅等，以及鸬鹚、金鱼，无不在其视野之内，作为一个畜牧科技工作者从事畜牧史的研究，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反映了他鉴古通今的卓识，也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张先生研究畜牧史，十分重视对考古文物的利用，而不光是在古文献上兜圈子。张先生很早就注意收集、保藏和研究有关畜牧史的出土文物，他多年积存的有关文物资料本身就是留给后继者的一笔宝贵财富。他在七十年代末写成的《出土文物所见我国家猪品种的形成及其成就》、《我国养猪业的历史》等论文，时出土文物如数家珍。由于具有现代畜牧科学、现代遗传育种学的深厚根基，张先生往往能深入而准确地揭示有关考古文物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使一堆死的文物顿时获得勃勃生机；当他运用这些文物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阐述我国家猪驯化、饲养、育种的发展过程时，几被尘封的历史又在人们面前重新熠熠生辉。科学、文物、历史在张先生笔下得到完美的结合。在那时，利用考古文物研究科技史的人还是不多的，而"农业考古"的概念甚至尚未提出，这种研究方法在农史界可谓开风气之先。如果把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农史包括在广义的农业考古中，把张先生称为农业考古事业的先驱者亦不为过。
我作为跟随张先生跋涉的后来者，对于先生筚路蓝缕的艰辛，是有着切身的体会的。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过后，对一个难题有了自己的答案，自我欣赏的喜悦非常短暂，更多地是领略了跋涉的艰辛。论文写出来后，根本就没有拿出去发表的兴趣。因为知道没有人关心这个领域。经历的整个研究过程太枯燥乏味，很累。觉得真不值得这么干。所以，一个题目做下来，我几乎就决定放弃这种研究。也就更加佩服张先生这样的开路人。他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踩出一条路来，是一位孤独的拓荒者，只有真正的强者才有勇气做出这种选择。
张先生一直想搞出一部大型的中国畜牧通史，计划在有生之年发展为中国畜牧史和世界畜牧两大分支、多学科纵横交叉的领域。所有这一切，至今都还没有实现。这其中的原因的缺乏张先生那样的勇者，再加上世人浅薄，不能领会畜牧史研究的重要性。
就在我作研究生的日子里有一天，我从科学出版社取来了先生主编的《畜牧科技史资料》这部书的校样。这部书收集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研究成果。当我转告先生说，就要出书了。先生说：“这已经多少年了。”我这才知道，这部1955年就写出初稿的著作，到1986年才正式出版。文革中这部书稿遭劫，经多方查找，才失而复得。到这部书出版时，有的作者已经含冤而亡，有的壮志未酬身先死。
如今我自己从畜牧史研究中受益无穷，更加感谢张先生厥功至伟，也更加明白正是由于缔造艰难，也才更值得做，一旦做出来成果，也就更有意义。所有这一切，在我刚毕业的那些日子里是不可能明白的。
得到张先生帮助指导的人非常多，我经常碰到一些人对我们谈起张先生为他们提供过各种帮助。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人是有求必应，那张先生就是这种人。
李根蟠先生曾经谈到张先生对他的帮助：
我和张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才认识的，但尚未谋面，早已服膺其文了。我对畜牧史的兴趣和考古文物的注意，和张先生的影响有一定关系。我和张先生的接触并不算多，但他忠厚谦和、助人为乐的长者风度令我难以忘怀。最突出的例子是1987——1988年我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有关畜牧业部分时，曾登门向张先生求教，请他审阅初稿，为我们把关。对于我这样一位当时只有数面之交的后学，张先生不但热情接待，慨然应允我们的请求，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还动手从他收藏的书籍和资料中为我检寻出大批有用资料，包括当时尚未正式出版的全套《中国家畜家禽品种资源志》（张先生是这套丛书的副主编），特许我们利用书中有关材料。这些意见和资料大大充实和提高了书稿有关部分的内容。张先生还亲自为我们修改书稿，有的地方大段大段添加文字与材料，包括了他的一些新研究成果与心得。我常想，如果没有张先生(还有游修龄教授)这种实实在在、毫无保留的帮助和指导《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是决不可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与读者地面的。1991年《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委会请张先生审查修改有关畜牧史辞条时，将近八十高龄的张先生同样是那样认真负责，不遗余力的。当学术界某些人封锁资料、占山为王、剽窃成果、沽名钓誉的恶风有所滋长时，张先生的这种风格显得多么高尚和难得啊!每当我翻阅旧稿看到张先生在上面写的工整的蝇头小字时，感激和崇敬之情总是油然而生。张先生的高尚品德和他的学术成就一样，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
像李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体会，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过。他积累的资料，几乎是对所有需要的人开放。他的这种作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胸襟和高尚的品德。
如今回忆张先生的时候，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有一次我和先生去北京站接人。我因事离开了一会。等我回来时，先生却不见了。就在我四下张望却找不见先生时，他走回来了。原来就在他等人期间，一位农民问路，先生怕他走错了，竟然把这位农民领到了地铁站。而此时的先生已经是七十六岁了。从这件普通的小事中，让我见到了先生的为人。这样的事，见到了，就永远不会忘记。
其实先生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梁启超的弟子，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毕业。民国期间，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时，曾任副总长。我们从先生对一个问路的农民的关切之情中，领略了出身名门的先生的真正的高贵之处。
至此，我的这次痛苦的历炼就要结束了。我的一片丹心，被先生再次点燃，化作缭绕的心香；我抛洒的热泪，也化作祭奠先生的美酒；先生的古道热肠将成为伴我今后人生的古佛；他的灿烂心光将成为今后我阅读那些黄卷的青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