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农业的成就

 

闵宗殿

 

(中国农业博物馆  研究所,北京  100026

 

 

[  ]本文从土地生产率、粮食亩产量、新生产部门、生态农业、农学著作及养活的人口等多方面论述了清代的农学成就,并指出其在中外农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对于清代农具和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清代农业;农业成就

 

[中图分类号]S-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5)01-00-

 

On the Agricultural Achievement in Qing Dynasty

 

MIN Zong-dian

China Agricultural Museum,Beijing  100026

Abstract:From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land productivity, the grain yield per muthe new production division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ethe agronomy work and the populations supported by agricultureetcthis paper tries to expound the fact of the agronomy achievement in Qing Dynasty, and points out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ing in Chinese and global agriculture. Meanwhile, the reason why the farm implement was not developed and the labor productivity was not high in Qing Dynasty was analyz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The agricul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Agriculture achievement

 

 

农业是农业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同时也是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农业的兴衰是农业社会中经济兴衰的直接标志。本着这种认识,作者认为考察清代的农业成就,对于了解清代的经济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本文所说的农业成就是指清代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超越前代的水平而言的,也是和同时期西方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清代的农业。

 

一、        清代农业的成就

 

(一)土地利用率的空前提高

清代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同耕作制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具体表现一是从清以前的一年一熟制,发展成了二年三熟制,一年二熟制,一年三熟制。二是耕作制的发展遍及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闽广地区,是一种全国范围的变化;这种全国范围出现高复种指数的大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清代由于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农作物种类和品种的增加,以及栽培技术的发展,从而促成了耕作制度的大发展。耕作制度发展的具体情况如下:

1.黄河中下游的二年三熟制

黄河中下游,指今天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这一地区的北部如山西寿阳,因气候偏寒,所以主要还是一年一熟制[1],其他地区则是二年三熟制,其基本特点是禾谷类作物和豆类作物轮作,把用地和养地巧妙地结合起来,如山东沂水的麦――豆――高梁轮作[2],山西凤台的黍――麦――豆轮作[3]等等,都是当地典型的二年三熟制形式。

2.长江流域的一年二熟制

长江流域的一年二熟制有二种形式,一是水稻同旱作物一年二熟,二是种植双季稻。稻与旱作物一年二熟制,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又以稻麦复种为主,这是利用稻田秋后空闲的时机,种植冬作物,以提高土地利用率的一种办法。清代这种耕作制度在长江流域分布极广,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都有,成为这些省份利用冬闲田的一种主要方式。

双季稻是长江流域又一种重要的耕作制。双季稻在历史上主要分布于闽广地区,到清代才发展到长江中下游。清·道光时人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说:“以余所知,浙东、闽南、广东、广西,及江西、安徽,岁种再熟田居其大半,近闻两湖、四川在在亦渐艺此。”表明到十九世纪中叶,双季稻已发展到长江流域各省。笔者又查考了长江流域的方志,查到有51个县有双季稻种植的记载,其中只有二个县是明代开始种双季稻的,其他49个州县都是到清代才具有双季稻的记载,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双季稻绝大多数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4]

3.闽广地区的二熟制和三熟制

闽广地区的双季稻,种植的形式多样,有连作、间作、混作等多种,其中以连作为多。由于气候炎热、雨量充沛、生长期长,早在汉代闽广地区已种植双季稻[5],但长期没有推广,直到清代才成为一种普遍推行的耕作制度。据方志记载,在福建(包括台湾)第一次记载双季稻的35个县的方志中,明代12个,清代23个;广东61个县有双季稻记载,其中明代1个,清代的60个;广西19个县有双季稻记载明代也只1个,清代有18个[6]。闽广地区115部方志中,记载清代才有双季稻的有101部,约占总数的88%。可见清代双季稻在闽广地区推广规模之大。

至于珠江流域(包括福建)的三熟制则完全是清代发展起来的一种耕作制度,它包括三季稻、稻稻麦、稻稻菜、稻稻烟、烟稻瓜、稻豆麦等多种三熟制的种植方式。分布的地区包括,福建的福州、台湾、临汀,广东的广州、嘉应、新会等地[7]

清代多熟制的发展和推广,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一)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相对扩大了耕种面积。在北方二年三熟制地区土地利用率提高了50%;南方一年二熟制地区土地利用率提高了100%;华南三熟制地区土地利用率提高了200%,这对人多地少的清代来说,对缓和耕地不足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对不同多熟制可提高土地利用率而言的。至于当时究竟扩大了多少复种面积,因缺乏资料,目前当难具体回答,但从一些零星的资料看,复种的面积是不少的。

两湖地区,乾隆时稻麦二熟制已经普及,据记载“种麦之田十居七八。”[8]江西赣州是个双季稻地区,康熙时“田种翻稻者十之二。”[9]山东是一个二年三熟制地区,据有的学者研究,复种率达25%,由此可见多熟制的推行,土地利用率在不同地区分别提高了20~80%。扩大复种面积是相当可观的。

 
 


*本文根据作者20044月在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所作的学术报告整理。

[1] 清·祁隽《马首农言》。

[2] 清·吴树声《沂水桑麻话》。

[3] 清·《凤台县志·食货》。

[4] 拙作《明清农业史》(待出版)。

[5] 东汉·杨孚《异物志》:“稻交趾冬又种,农者一岁再种。”

[6] 拙著《明清农业史》(待出版)。

[7] 拙著《明清农业史》(待出版)。

[8] 《孙文宅公奏疏》卷八,“请开曲麦疏”。

[9] 乾隆《会昌县志》。

 

 

(二)提高了粮食亩产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粮食不足的矛盾

 

多熟制的推广,不同程度上提高了粮食的亩产量,在二年三熟制地区提高约为12%~30%,在稻麦一年二熟制地区提高约为20%~91%,在双季稻地区提高约为25%~50%,详见清代多熟制的亩产量。

由此可见清代多熟制的推广,取得的效益是十分可观的。

 

(二)粮食亩产量达到超历史生产水平

粮食亩产量是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综合利用的结果,所以亩产量的高低,可视为衡量一个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于我国历代的粮食亩产量,不少学者都作过研究,虽然具体的产量数字,不同学者得出的数字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清代(前期)的粮食亩产量都高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现以吴慧的研究为例来说明。据研究,秦汉时我国的亩产量为264市斤/市亩,唐代是334市斤/市亩,清以前亩产量最高是明代,为346市斤/市亩,清代的亩产量达到了374市斤/市亩,分别比汉代增加了41.6%,比唐代增代11.9%,比明的亩产量高了8%,清代是历史上亩产量最高的一个历史时期。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

 

 

资料来源: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括弧内为笔者校正数字。

 

(三)新产业部门的建立

中国的传统农业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生产内容单一,生产范围狭小。明清时期由于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商品经济渗入到农业生产,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部门,据初步统计,约有13个之多。这些新的生产部门包括植棉业、棉纺织业、桑秧业、蚕种业、柞蚕业、丝织业、烟草业、蔗糖业、养珠业、养蜂业、渔苗业、海洋渔业、花卉业等,其中海洋渔业在东南沿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海民生理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故稻不收谓之田荒,鱼不收谓之海荒。”这些新的产业部门,有的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但大部分形成于清代,由于新产业部门的建立,这就大大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内容,扩大了农业生产的范围,标志着清代的农业生产的新发展。

 

(四)生态农业的创立

生态农业是一种对水陆资源,动植物资源综合利用并使其在生产中相互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农业,同时也是以少量耕地求得高经济回报的一种农业经营,被现代科学肯定为有良好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农业经营模式。这是我国传统农业中的一大创造,也是古代传统农业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这种农业也是在明代中叶出现的,主要在清代形成的。主要形式有苏南地区的粮-畜-鱼-果-菜综合经营,浙北地区的粮-畜-鱼-桑-蚕的综合经营,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桑鱼、果鱼、蔗鱼等的综合经营。苏南地区的生态农业,其农业收入是普通农田的3倍,多种经营的收入又“视田之入复三倍”[1]。在珠江三角洲,推行的“桑基鱼塘”生产,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效果[2]。这些记载证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不仅有良好的生态效益,而且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五)农学的发展

清代是我国传统农学的大发展时期,首先表现在农书的大量增加。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1]著录,我国历代所编著的农书共714部,其中清以前的二千一百多年间编著的农书为231部,清代267年,编著的农书为483部,为清代以前农书数量的2.09倍。可见清代农学发展之快。在清代的农书中,蚕桑类的农书增加最多,共155部,约占清代全部农书的三分之一强,而清以前所编写的蚕桑书,只有4部,相比之下,反映了清代蚕桑生产和蚕桑科技发展的迅速。

其次表现在农学研究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蝗虫是我国古代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在历史上只有宋代的董煟写过2本有关治蝗的著作,清代随着蝗灾的严重,研究治蝗的著作不断出现,保留至今的治蝗书,至少还有26部,清代成为我国研究治蝗技术最发达的一个时期。

对农作物的研究,也是清代农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对于外来作物如番薯、棉花、烟草等的研究,清代的学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写下了3部番薯著作,11部棉花著作,10部烟草著作,其中对棉花、烟草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工作,从而为我国传统农学研究外来作物填补了空白。

此外对于野蚕的系统研究,也是从清代开始的。尽管野蚕汉代已见记载,但很长时间中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清代的学者在关注桑蚕的同时,也注意了野蚕的研究,并写下了18部野蚕著作,这也是清代农学中的重要成就之一。

上述列举的事实说明,清代在农学上取得的成就是相当巨大的。


 

[1] 李翊《戒庵老人漫笔》。

[2] 同治《高明县志》。

 

清代农学著作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474-486页。

 

(六)创造了以少量耕地养活大量人口的记录

按照我国史书记载,在明代以前,我国人口都没有超过六千万,明代开始达到一亿几千万,也就是说,明代以前,我国农业生产最高只达到维持六千万人生活的水平,到明代开始提高到维持一亿几千万人。清代我国人口进一步发展到三亿至四亿。这表明农业生产已达到了养活三亿至四亿人口的水平,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再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来考察,则更能看出明清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据历史记载和近人研究,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为9.67亩,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为27.03亩,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为16.56亩,而明代则为6-7亩,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为3.56亩,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为2.41亩。这一事实反映出,清代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同时也说明清代养活一口人所需要的耕地远比汉唐时代要少,这就从另一方面说明,清代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一)怎样看待清代的农具没有发展的问题

清代的农具确实没有什么发展,使用的主要是明代以前创造的传统农具,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通过对元代《王祯农书》、明代《农政全书》、清代《授时通考》中收录的农具和农业设施粗略的统计,可以发现《王祯农书》收录235种,《农政全书》收录184种,《授时通考》收录192种;除《农政全书》中收录了西洋灌溉农具外,《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所收的全是《王祯农书》中的农具和农业设施,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清代出了一部新的农具书叫陈玉璂《农具记》,所收的农具也都是《王祯农书》中所收的农具。

农具没有发展,能说农业有发展吗?我们认为这是两个问题,尽管二者有联系。推动农业发展条件是多方面的,除了农具以外,还有肥料、水利、品种、技术等因素,不能用农具有没有发展,作为衡量农业生产有否发展的唯一条件。

清代农具没有发展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一,清代以前创造的传统农具,都是适应个体小农经营的农具,到明清时期,这些农具仍适应个体农民的经济水平,能满足在农业生产上的需要,客观上没有需求,因而阻止了人们的创造。二,明清以前创造的农具,都是以人力、畜力、水力、风力为动力的铁木工具。农具的进一步发展是以蒸汽、电力为动力,以及使用合金钢和许多现代科学技术,这个条件当时的中国是不存在的。同时,农田的零星分散,农民的贫困和缺少科学文化知识等原因也阻碍农具的改良。由此可见,清代农具没有发展,是受整个社会的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制约的,不只是农业本身的问题。但一如上述,农具的停滞并没有阻碍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

 

(二)如何看待清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

清代,中国的土地生产率是相当高的,亩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是相当低的,就一个农业劳动力(实际是一个农户)所生产的粮食能养活的人口来说,据记载,战国时期,一个农业劳动力可养活5-9人,(下农养5人,上农养9人)[1];到农业生产最发达的清代,被称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太湖地区,其农业劳动生产率仍是如此,并没有什么提高,即一个壮夫可养活5-9人。靳辅在《生财裕饷第一疏》中说:“臣访之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止可种稻田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有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2]

可见二千多年来,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仍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唯一不同的是一夫可耕的土地面积不同,战国时一人可耕百亩(合69市亩),清代一人可耕12-13亩(市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前者耕作比较粗放,后者比较精耕细作;二是,清代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均耕地相应减少。虽然后者的劳动生产率同前者一样,但后者是在耕地减少了82%(即57亩)的条件下取得的,按照清代农民的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还是可以提高的,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耕地不足,制约了农民生产能力的发挥。由此可见影响我国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除了个体农民本身的生产能力以外,耕地的不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1] 《礼记·王制》;《孟子·万章下》;《吕氏春秋·上农》。

[2] 《切问斋文钞》卷十五“财赋”一。

 

三、清代农业在中外农业史上的地位

 

(一)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地位

清代是中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时期之一。乾隆时,中国人口已达3亿。当时全世界有9亿人口,中国的农业养活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

清代是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在清代以前,我国的传统农业技术有过二次发展,一是在两汉时期,由于开发黄河流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开成了以抗旱保墒为主要内容的北方旱地农业技术。二是在唐宋时代,由于开发长江流域低洼沼泽地区,形成了以防旱、排涝为内容的南方水田农业技术。可见,清以前的农业技术,重心都在于开发、利用黄河、长江流域的土地。即是以扩大耕地面积来发展生产,清代由于农区的耕地已开垦殆尽,人们便想尽办法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发展生产,创造了集约经营,多熟种植的精耕细作农业。这是我国农业生产技术从以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产量为主,转入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来发展生产的重要历史时期,是我国农业技术的新的发展。

 

(二)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地位

清代乾隆时期,即十八世纪,中国仍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学者亚·沃尔夫(Abraham Wolf)在他的名著《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中说,十八世纪西欧的农业,在耕作制方面,开始从两圃制、三圃制发展到诺福克轮作制,即四区轮作制,土地利用率从50%、66%提高到100%;在农具方面,耕作农具从6-8头牛拉动的轮犁,发展到二匹马拉动的木犁。播种农具,由手工播种,发展到畜力条播机[1]

这时中国已盛行多熟种植,土地利用率达到了150%、200%、300%,农具方面,虽然清代并没有新创造,但使用的却是一头牛牵引的木犁和一头牛牵引的耧车,即条播机,农业机械一点也不比西欧落后,可以说是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而耕作制和土地利用率,则远比西欧先进。

另外,据专家研究,在粮食收获率上,18世纪时,中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英国则是10:1[2],中国的粮食收获率也远较英国为高。

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英国一个劳动力能耕120亩旱地,岁收12000斤粮食[3],中国在农业最发达的太湖地区,一个劳动力能耕12-13亩土地,岁收米20-30石,合稻谷4500-6750斤。

这说明,清代除劳动生产率不如西方高以外,其他的指标都高于西方或等同于西方,清代的农业在十八世纪时并不比西方落后。对此,国外的学者也都认为,十八世纪的中国农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发达的农业。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赵冈教授在《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一文中说:“与欧洲比较,直到明清为止,中国的农业生产是最先进的,产量遥遥领先于欧洲,……比起欧洲的庄园制度,效率高出许多。”[4]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谢和奈在《中国社会史》中也说:“中国农业于18世纪达到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与此形成鲜明圣对照的是,同时代的许多欧洲地区的农业可能显得特别落后。”[5]

事实说明,到清乾隆时期,中国的农业在世界上还是相当先进和发达的,清前期的政治改革也是有成效的,中国农业的落后是十九世纪时的事,这个问题只能留待以后来讨论了。

 

作者简介:闵宗殿(1933—   ),男,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

 

[参  考  文  献]

[1]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5.

[2]·沃尔夫.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哲学史[M].周昌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戴逸.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4]郝使君,.中国500年比较[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

[5]赵冈.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

[6]谢和耐.中国社会史[M].耿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 (英)亚·沃尔夫著、周昌忠译《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586592页。

[2] 《赴华使团》,转引自载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15页。

[3] 郝使君等《中国500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7页。

[4]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一期,138

[5] (法)谢和奈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416417

 

原载:中国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