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如波 (英国)

编者按：从2001年4月20日起公映的影片《庭院里的女人》让我们重新回想起赛珍珠。这部由美国环球公司和北影厂合拍的影片，根据她1946年出版的畅销小说《满芳亭》改编，讲述的是1938年某江南小镇大户人家的女主人吴太大、她的丈夫、小妾、儿子以及一个名叫安德鲁的美国传教士的故事。l892年9月，一个名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Pearl Sydenstricker)的女婴被她的父母从西弗吉尼亚带到江苏镇江。这个当初只有三个月大的女婴，从此在中国度过了她生命前四十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并且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她众所周知的名字是赛珍珠(Pear S．Buck)。赛珍珠的父母都是被长老教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她的父亲亚伯沙龙经常几个月离家在乡间巡游，寻找可能的基督教皈依者；她的母亲卡罗琳则建立了一个小诊所并在那儿给当地妇女传教。1914年22岁的珀尔从美国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不久又回到中国，1917年她嫁给了农业专家约翰·洛辛·巴克。年轻的巴克夫妇在贫困的安徽农村生活了3年，在那里赛珍珠收集了大量她后来用于《大地》以及其他小说的素材。1921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卡罗尔出世，却患有严重智力障碍症，赛珍珠在分娩时则因为子宫癌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巴克夫妇的婚姻生活从一开始就并不幸福，不过这场婚姻还是维持了18年，直到1935年赛珍珠离婚后嫁给了出版商理查·沃尔士。从1920年起，赛珍珠开始在《亚洲》、《大西洋月刊》等杂志上发表小说和随笔。1930年，她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她的第二部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畅销书并获得普利策奖，1934年，赛珍珠永远地回到了美国。1938年，被授以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对她的评语是“赛珍珠女士以她的文学作品促进了西方世界和中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欣赏。”其实，赛珍珠的贡献还不止于此，她对于中国农业也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这里摘录的是英国谭如波（Robert Temple)文章，讨论的是赛珍珠与名著《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的关系。

赛珍珠(英文名字为珀尔·巴克)从1930年到1四6年间写了数本关于中国的书。1936年她写了《东风，西风》，1931年写的关于中国农民的书《大地》是最著名的一本。而她在1932年和1935年分别写的《儿子》和《分家》则是《大地》的续篇。1935年的《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艰辛生活的写照。她在1936年为自己的父母各写了传记《战斗的天使：一个灵魂的肖像》和《流放》。1933年她翻译了中国小说，《水浒传》，起名为《四海内皆兄弟》。这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品，赛珍珠于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特别提到关于中国的小说。不过赛珍珠的写作也涉及中国的农业、土地和社会这些完全不同的领域这一点，迄今为止几乎无人获知。

1917年，珀尔嫁给了约翰·巴克，美国的一个农学家。作为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教授，约翰在中国传授美国的农业技术。但是因为路子不对，他常常告诉妻子自己因不能成功地教中国人如何种地而感到沮丧。赛珍珠告诉他与其将自己的方法灌输给中国人——这是他们会本能地抵制的——不如首先努力去了解他们现有的种田方法。她批评了丈夫对中国和中国的农业知识的有限，并敦促他彻底了解一下中国人的耕作，然后才有资格提出一些改革。她在1954年写的自传《我的不同世界》中，是这样描述的：

她提及的最初的这本书名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早在1930年最终出版前便写就了。

1927年，美国农业部的贝克博士建议应在中国进行土地利用的研究。这是受到约翰·巴 克在南京授课经历的启发，还是自己想到的，就无从得知了。赛珍珠敦促丈夫承担这一他们已开始进行的研究，并将其扩展为更广泛的考察。赛珍珠的哥哥为此贡献出在当时是相当大数额的5000美元。她父亲同意写“人口”一章(但他在未完成前便过世了)。这样约翰·巴克组织起到那时为止最重要而且深入和广泛的关于中国土地使用的考察。考察的结果于1937年成书出版，名为《中国土地利用》，共494页。尽管这部史诗式的书对中国的农学家很有价值，但似乎从未被译成中文。

这一庞大的考察研究的正式组织始于1928年冬，这是约翰·巴克的《中国的农业经济》一书出版的两年前。是年，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秘书康德利夫博士到南京拜访了巴克夫妇，他们已开始进行的工作给他很深的印象。土地考察于1929年6月始，1933年结束，所获得的全部统计数字限止于1934年3月。自那之后统计员们结束了这一项目的工作。所有的地区考察人员均为中国人。考察涉及168个地区，至少16786个农村，38256户农民家庭，遍及除东北三省和新疆以外的22个省份。

在谈到这一罕有的广泛考察之前，需要先多说几句赛珍珠。虽然此书以其丈夫的名字出版，但是书的第一章“中国农业”为赛珍珠所写。尽管是她建议进行这一考察并写了书的一部分，但她的名字只在书中的第一章关于《大地》一书的脚注中提到一次。1937年此书出版时，她因当时中国国内动乱不得不离开了中国(她险些在南京丧生)。她的婚姻多年来很不幸福，到1937年时双方已离婚一段时间了。约翰·巴克对离婚深感难受，因此他缩小她对这一项目的参与作用，并拒绝提及她为该书的支持人。如果对赛珍珠个人背景不了解的话，无论对《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和她本人的介入都是不可能理解的。约翰·巴克的作为不具绅士风度。他在书中不提她，她也以牙还牙，在自传中不称他为丈夫，而称他为“家里的那个男人”。我第一次见到赛珍珠是在1962年2月，那时我刚满17岁。1966年我离开美国定居英国后便同她失去了联系。我们当时见面时都不知道，但后来我才发现我们两家近200年前就很友好，因为两家都是乔治·华盛顿私人助手的直系后裔，我们的先辈曾一起工作生活了多年，并能用德语交谈，而当时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德语。是赛珍珠使我相信自己应去了解中国，我在她那里染上了对中国不可遏制的热爱的“病毒”。她还使我相信一个人应承当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促进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接触与了解。我们谈话内容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从她那里直接感受到她对中国农民的挚爱真情。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她的第一语言是中文而不是英文。尽管她出生在美国，但在婴儿时就来到中国并度过了整个青春。她没有生活在上海或其他大都市里，而是同农民生活在一起，光着脚跑来跑去，由此逐渐认识了她所认为的真正的中国和中国人。在她很小时，她在中国农村的生活如同田园牧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洋鬼子”，别人这样叫她是在后来中国和西方发生政治冲突后。但核心精神实质是当赛珍珠是孩子时，她认为自已是中国人。如不是这样的话，她对中国农村的强烈热爱是无法理解的。正是这种热情促发了后来成书的这一考察的原始动力。没有赛珍珠和她的精神背景，这一考察壮举永远不会发生，而约翰·巴克不会去做任何研究，只是徒劳地将西方农业技术灌输给中国农民。赛珍珠的个人观点还在其他方面触及到这一研究。她强烈地抨击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她确信他们对中国的统治无能，自大而又愚蠢。书中最强烈的批评包括对国民党的农业税收体制对农民的蹂躏。她似乎写了“市场”一章中的一部分，虽未署其名，但从如下评论中我们可辨认出她的情感：运输的昂贵和对农产品运输的征税是使中国难以与进口农产品竞争的重要因素，……更好地利用土地依赖于市场运行的效率。在取得改进的更重要的因素中包括运输设施，合理控制运输率以及免除农产品运输的征税。

由此可知，《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不仅仅是信息的综合，而且提出了关于解决在考察中发现的问题的许多建议。书中多次发出要控制人口增长的警告，经事实证明是极有道理的。在书中汇集的人口信息来自对46601个家庭的调查，远超出对农村地区38256户农村家庭的调查。所有有关人口调查的情况汇集于1929年至1931年间。考察中提出据当时官方统计，农村人口占全国的75％，然而实际上应为85％。赛珍珠在其自传中也提到同样的数字：

    在中国这一历史时期和我的生活中，我深切认识到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和优良品质，他们的风趣，时常令人惊讶的精明和智慧，对世事的讥诮但又单纯，以及他们以其深谙生活的自然本质去生活的态度。占中国人口85％的农民是个如此卓越的群体，我似乎觉得如果因为他们没文化就没有发言权是个损失，一个如此迷人，刚毅，尽管没有文化并处于某种原始条件的生活中的群体——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精神被迫孤立于现代思想和发现潮流之外——他们却真正是文明开化了的。他们是那些所谓有根基而无情的年轻现代人要去“教育”的对象。

    赛珍珠和她父亲审核了书中所有的统计数据，因为在她父亲1931年去世时，这些数据已基本完备了。值得一提的是，她把当初帮助汇集的这些资料用于后来的写作以及在美国的多次讲演中，就此在战争中和战后向西方提供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标准观点。她对这些信息的传播远比由一些专家用作参考的《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影响更广泛。

    考察项目关于人口的材料中有许多吸引人的细节。中国南方的人口远较北方年轻。男女的比率为108：100，超过印度的106：100，也高于其他国家。较小的农村地区家庭人口为3．96人，而较大地区为7．31人。考察似乎首次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中国人口信息，指出“不同的中国人口统计数字相差之大可到2．5亿，令人难以想象”。另一方面，考察提出1931年农村人口(不包括东北三省和几个考察未涉及地区)为4亿至6亿之间。关于人口密度，考察叙述道，“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英里858人到2636人之间。耕作方式差异极大。只有5％的北方农户租用土地，而在南方则有32％。”考察中一个重要发现是“如果人口增长速度持续下去的话，在不到65年之内，人口便会翻一番。”

    自1931年的统计到现在，已过去了历年，结果又如何呢?似乎关于人口的发现和预测已得到广泛的确认。中国的人口现在已超过12亿，的确已接近考察的预测。这一惊人的证实极好地说明了考察的质量和标准，由此表明中国当代的计划制订者们应认识到去研究《中国土地利用》一书是一当务之急。因为如果这本书关于人口增长的结论确实的话，其他内容可能也如此。

    考察将中国分为两个农业区——北方麦区和南方稻区——以及另外八个附属区。一些细节内容很重要，如“降水量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悬殊在85英寸到13英寸之间甚至更少 ——如果包括本考察之外的沙漠地区的话。”按照1931年的价格，40英里到300英里间挑夫运送货物花费为1．62元，用舢板为0．39元。至于耕地，“在农业中国大约14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中(不包括东北三省)，有34万平方英里，即大约四分之一是已耕地，并不次于其他国家从12％ 到45％不等的比率。另外四分之三土地中有略多于一半的地生长树木以及作为燃料的苇草。但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为森林，12％是草原。在这部分土地中有十分之一以上为可耕地 ……整个土地的27％种植了谷物，4．6％为草原，8．7％为森林，余下的59．7％有其他用途或是没有使用价值。” 

    农业区近90％以上的土地种了农作物。占十分之一面积的池塘中的十分之三养了水生植物或鱼类。……草原仅占农业区的1．1％，而在美国则占47％。这是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农业的巨大差异。因为人们多食素，因此使已耕地中每平方英里1500人的人口密度成为可能。

    书中披露了有关革命前土地所有制的情况，“在中国，土地几乎全部私有，国家只拥有 7％。大部分的土地在私人手中，然而不到1％的一小部分是属于寺庙和家族并出租给佃户； 大约不到四分之三的私人土地为农民本身拥有，略多于四分之一的土地被租用。”这类信息够社会学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忙一阵子的。 考察对水土流失提出警告，“中国的水土流失大部分源于人借助自然之手的改变。人们砍伐林木，破坏草地，忽视保护土地，因而造成土地暴露并慢慢甚至很快被水带走。结果大量上好的土地或是失去表层，或甚至被冲成沟渠因而大量流失。只要观察西北黄土高原上无数的沟渠以及携带厚厚的泥浆入海的河流，或注意一下长江在江苏形成海湾的速度，就可以意识到中国高地的土壤损失得多么迅速。”不幸的是65年后的现在情况的改观并不大。历年来水土流失仍在继续。研究《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可获得关于水土流失这一环境问题的历史观点，这对于现在那些致力于解决这类问题的人是很有价值的。

    考察的一个很有利的因素是它提供的指标可用来衡量过去65年间的一些特别进展。例如在现在中国，棉铃虫的危害依然很大。在1931年，棉花害虫问题非常严重。但那时农业的主要问题是稻螟虫。现在同那时相比，农业害虫危害的严重程度如何呢?对于这类问题的对比研究会产生有趣的结果。另外水利问题也如此。1931年只有18％的麦区得到灌溉，稻区为62％。现在呢?生活水准和人口密度在考察中有些惊人的结论。其中之一提到“麦区养活每 平方英里1128人，大约是稻区的三分之二。” 

    “尽管麦区人口密度低于稻区，但由于相对来说的低产量和生活水准，可认为麦区人口密度高于稻区。这点可由麦区的人口不断迁往稻区看出。”很显然，认为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应被称为比人口密度高得多的地区的人口更多，一下难以理解。但是考虑实情的确如此。这是考察中高水平的微妙想法的出色例证。

    考察中也有关于饮食和营养的情况，有对于热量的摄入和不同饮食的详细观察。麦区和稻区饮食中的肉和肉制品分别占饮食的1％和4％。缺钙现象严重。北方稍好些。每个成年男子每日食物的热量，麦区3295卡，稻区为3186卡。一个成年男子每日摄入的钙北方、南方分别为0．444克和0．385克。但饮食逐渐有了一些变化和改善，人们减少了高粱的食用，增加了绿色豆类和红薯。有关粮食产量，从历史比较来说有些情况非常重要。例如，“粮食产量的差别非常大。麦子每英亩(约合中国的6亩)产量从5普式尔到67普式尔(一普式尔约相当于36升)不等。稻子一英亩从22普式尔至169普式尔不等。玉米从8普式尔至82普式尔。其他谷物的产量也有类似差距。”但在1931年，不仅粮食产量，粮食的利用也很引人注意。那时“中国稻米的销售只有15％，而小麦为29％。”余下的谷物种田人留作食用或种子。当时中国稻米产量中只有15％用以销售是令人惊讶的统计数字。但这只是考察中诸多使人惊异的发现之一。销售量最大的农作物是烟草(76％)，其次是鸦片(74％)，最低的是小米，只销售了10％! 考察的内容包括关于农村生活的每一个可能想到的细节，如对于食宿条件的详细记述等等。我们不可能在此简短地对这一鸿篇报告给以正确评论。当得知例如农村家庭中纳妾与否的比率为1比81，还有当时中国人结婚年龄如此之早的事实在令人惊叹(当然，对现在的人来说已不足为奇)。还有当时人们的早夭也令人震惊。自那时起，疾病的控制取得很大的进展。致命的霍乱已彻底消灭了。在大范围内传染的可怕瘟疫——比如像一个好好的人24小时内便会死于霍乱——已不复存在。旧时中国的农民不得不对自己亲友没有任何症状就突然死亡感到习以为常了。但这情形已一去不复返。 我们期望这本了不起的《中国土地利用》能得到广泛的使用。对有关农村问题深为关切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能够研究书中的信息。其中某些章节——至少起始的介绍——或许可译成中文。工作人员将过去的情形同现时加以比较后，科学历史学家便可以对于像中国这样土地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加以关注并发挥作用。

载：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文集》，大象出版社，1999年，401-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