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湖南地区陆续发掘了一大批史前遗存，形成了完整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尤其是近年来，又相继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栽培水稻遗存、水稻田和史前城址。通观湖南史前文化，从遍布三湘四水的旧石器遗址，到稻作农业的产生，到城市的出现，这一发展模式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代表性。

　　这个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自然背景、文化背景和稻作农业发展脉络等三个方面。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选择。湖南丰富多彩的地形地貌为远古人类生存提供了多种类型的环境，是远古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扎根湖南并促成湖南史前文化源源不断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气候条件是农业起源的关键。湖南气候春秋温暖，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四季分明。一方面，寒冷的冬季使远古人类仅靠采集和渔猎难以得到充足的食物来源，必须另辟蹊径才能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计；另一方面，炎热湿润的夏季又极适宜作物的生长。湖南史前人类便在自然环境的压力和提供的机遇面前，走出了一条发展稻作农业文化的光辉道路。

　　文化的积累，是农业起源的内因。迄今为止，湖南已发现旧石器地点200多处，广泛分布在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尤以稻作农业发生较早、发展水平高的湘西北地区最为密集，且形成一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到晚期的完整过程。毫无疑问，发展了几十万年的旧石器文化传统是湖南史前稻作农业产生的文化背景。

　　湖南史前稻作农业文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从距今12000—9000年，为萌芽期。道县玉蟾岩的古栽培稻是湖南稻作农业起源的直接证据，这时期的水稻栽培尚处于初始阶段。从距今9000—6500年，为发展期。这一时期有大量的稻谷和稻米出土，水稻人工栽培的特征更加明显，采集、渔猎、家畜饲养和水稻种植共同构成这一时期的经济形态。从距今6500—5000年，为成熟期。以汤家岗文化时期水稻田的发现为代表，标志着这一时期水稻种植灌溉系统的形成，标志着生产规模的空前发展，也标志着水稻种植技术步入成熟期。这一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是自汤家岗文化开始，社会出现明显等级分化，到大溪文化时期，代表王权的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古国”或“酋邦”时代已经到来。文明的曙光终于显露出来。

　　再看看炎帝时代中国史前文化格局。

　　炎帝时代大致在距今6000至5000年。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个时期两大流域均已进入“古国”时代，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进入了成熟时期。如果仅仅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划分文化谱系，两大流域仍可划分为若干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和众多的文化类型。但这种划分，主要是依据各区域内出土陶器的类型差别来判断，而较少从意识形态领域作比较。实际上，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礼制文化的角度来看，两大流域已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首先，农业经济、家畜饲养、制陶技术、建筑技术等涉及人们最起码的衣食住行的经济生活，两大流域的发展水平是同步的。其次，礼制文化的相似表明了两大流域的文化趋同。各地先后出现的大型聚落，规模与结构基本相同，表明了社会组织制度也是相同的。文化精神的相同，需要一定的政治实体来维系，至少应有一个松散的、区域广阔的政治实体存在。在这个实体之下，还有与之具有纳贡宾服关系的若干个小的政治实体。这就是炎帝时代中国史前文化的大格局。

　　文化大格局的形成，从理论上讲，是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繁荣和人口增殖的加速，必然形成移民垦荒浪潮；古国时代的到来，必然导致战争规模的扩大，从而引起文化的大传播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与融合。其结果是导致广大区域内的文化趋同。

　　炎帝作为古国时代的历史人物，既已称“帝”，又招来了黄帝的征伐，就决不只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首领，而应该是一位高于部落之上的“古国”的领袖，或称国王。那么，我们所称的炎帝文化就不可能只是某一窄小区域的某一个考古文化或文化类型，甚至我们也不能把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分开，而应该称炎黄文化，即我们所称的大文化格局的史前文化，包括这一时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成熟期的湖南史前农业文化无疑是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