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谷
易 华
读了下面的文章，您也许会为历史上少数民族为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的贡献而惊叹、激动、自豪。这正是我们开设《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话》栏目的缘由。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在我们渴望科教兴国的今天，我们同样渴望在这个小小的栏目里，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们有令人骄傲的过去，同样也应该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
农耕文化内部最初可分为粟作文化和稻作文化两大系统。稻作文化随历史发展而日益兴旺，粟作农业则日渐衰微。而稻作文化中的稻、麦、豆已成为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令人惊叹的是——这三种作物的驯化或引种，基本上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贡献。
粟、黍、稻、麦、菽习称五谷，是中国栽培作物的代表，也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这些粮食作物中，粟、黍很可能是由黄河流域华夏先民首先开始种植的。而水稻的种植却是南方百越民族的发明；大豆的驯化则是东北民族的功劳；麦是西域民族引种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大国，在农耕文化内部最初可以分为粟作文化和稻作文化两大系统。稻作农业日益兴旺，目前种植面积达5亿亩，占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产量占45%。而粟作农业日渐衰微，逐渐被麦、豆作农业所取代。稻、麦、豆已成为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令人惊叹的是——这三种作物的驯化或引种，基本上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贡献。
稻
·百越民族先民种稻不但在中国最早，在世界上也属首创·
百越民族先民种稻不但在我国国内最早，在世界上也属首创。前苏联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肯定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作物起源中心之一，却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并从印度传入我国。日本学者加藤将灿稻命名为印度型、粳稻命名为日本型，成为国际上流行的称呼。但是浙江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和西南地区大量野生稻的存在，使国内外学者不得不改变看法。日本民族学家佐佐木高明等根据我国西南、东南和日本植被与文化的类似性，提出了照叶树林文化传播带假说。他们认为不仅日本的稻作栽培技术，而且其它许多文化习俗都来自中国西南的“半月弧”。渡部忠世的《稻作之路》具体探讨了我国西南与日本以水稻为中心的物质文化传承。
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是至今发现的最典型的稻作文化遗址。它表明距今七千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已出现了发达的原始稻作文化。该遗址第四文化层距今约6900年，在400多平方米的探方中普遍发现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折合稻谷当在100吨以上。稻谷虽已碳化，许多谷壳和杆叶尚保持原来的外形，有的颖壳上稃毛尚清晰可辩，有的叶脉和根须还很清楚。经鉴定为栽培稻，以灿稻为主，也有粳稻和不属于灿粳的过渡类型，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种质基因。在同一遗址中还发掘出170余件骨*2，人们用它来开挖排灌用的沟渠和整理稻畦，表明当时已进入*2耕农业的阶段。还发现了木桨、陶舟、大量射鱼用的柳叶形骨镞。说明他们已能荡舟捕鱼。他们还修建了干栏式木结构建筑，制造了精美的木器、可以移动的陶灶生活用具。看来这里的居民早就过上了“饭稻羹鱼”的生活，创造了与北方粟作文化面貌迥异的适应江南水乡的稻作文化。
种稻食鱼、习水便舟、住干栏房等正是后世百越族系的主要文化特征。因此，创造河姆渡稻作文化的无疑是百越族系的先民。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上百处，其中90%以上分布在百越民族生活的江淮以南地区，只有不到10%分布在黄河流域，且时代较晚。百越族系分布于南方的广大地区，云贵高原亦是越人的世居地。云南出土古稻的地点多与傣族先民有关绝非偶然。
傣族的民间传说和创世史诗中都记述了他们祖先在渔猎中驯化野生稻、寻找谷种、学会水田耕作的过程。百越民族发明了水稻耕作，其技术至隋唐时臻于成熟。水田耕作(特别是耖田技术)、多熟种植、育秧移栽、增施肥料、水浆管理、良种培育等构成了具有精耕细作特点的水稻栽培技术体系。当然这些不是由某一单一民族创造的，但百越民族无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麦
·麦并非中国原产。引进麦者，则西域民族也·
我国古代的麦主要指小麦，并非中国原产，而是由西部民族传入的。西部民族养牛羊、种*7麦，形成了不同于中原的农业文化。他们引入的小麦，经过长期的发展，终于取代了黄河流域固有的黍粟的地位，成了我国广大居民的主粮。目前，我国小麦种植面积达四亿亩，成为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
植物遗传学和考古学研究表明栽培小麦起源于西亚。黄河流域虽有小麦的亲缘植物小麦草的分布，但迄今未发现野生的二粒小麦。中原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未发现麦作遗存。中国禾本科作物，唯“麦”字从“来”；禾麦并称，禾类不包括麦。这些都表明麦是引进的外来作物。
我国迄今最早的麦作遗存发现于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中，距今约3800年。墓主头侧的草编小篓中往往有小麦随葬，头戴毡帽，身裹毛布或毛毯，脚穿羊皮靴，木质葬具上覆盖牛皮，并且牛羊角随葬。这表明当地居民是以经营畜牧业为主，已开始种植小麦。孔雀河谷发现了麦物遗址，并同时出土了大型磨麦器。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巡时，沿途部落大都以麦为献，带回中原种植。
羌人自古活跃在中国西部，在商代即与中原有密切的联系，周代这种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汉书赵充国传》中谈到麦是羌人的主要粮食作物，其他“有麦无谷”。悠久的麦作文化是西部民族文化的特色之一。
麦类的加工和面食的发展亦与西部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了自晋迄唐的小麦及麦面加工成的馕、水饺、馄饨和各种面食点心。西域兄弟民族将磨*4制饼技术传入了中原，丰富了我国的饮食生活。时至今日，麦类还是新疆境内许多民族的主要食粮，制饼乃是他们的的拿手好戏。
菽
·菽者，大豆也。最早的栽培者，乃东北山戎民族。传说中原从东北引进大豆不止一次·
菽，即是大豆，是营养最丰富的大田农作物。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栽培大豆起源中心。孢粉分析和文献记载都表明野生大豆是我国东北雨量较丰或地势低洼地的原生植物。大豆是东北平原或华北平原北部居民长期人工驯化的结果。传入中原后大受欢迎，始见于金文和《诗经》。
根据文献记载，山戎在大豆引进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逸周书》提到周灭商后不久，山戎向周天子交纳“戎菽”为贡品。山戎是向华北平原发展的原始通古斯部族的一支，他们生活的丘陵地区位于野生豆类集中产区的西南边缘。大概因为他们的土不很适合于大豆的自然繁殖，山戎必须选择适当的驯化方法，经长期努力，终于获得成功。
山戎可能是大豆的最早栽培者之一，其他东北古代民族对此也作出过巨大贡献。我国目前经过鉴定的最早的大豆实物见于吉林庆吉县大海猛遗址，根据形态特征和化学成分鉴定为栽培型的小粒大豆或半野生大豆，距今约2600年，属西团山文化，一般认为是肃慎的文化遗存。在其他一些肃慎文化遗址中如黑龙江莺歌岭也发现了大豆籽粒。东北少数民族种植大豆的历史很早，他们是大豆的最早驯化者。东北地区历来是我国大豆的主要产区。唐代建立的渤海国就以大豆为主粮。渤海王朝所在地龙原府盛产大豆，这里出产的豆豉尤为有名，称“栅城之豉”。
中原从东北引进大豆不只一次，影响最大的是春秋时齐桓公引进的那一次。《管子戎篇》：“(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这次戎菽引进的巨大影响使春秋前后中原地区的作物构成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殷周时代，中原人民以粟黍为主粮。卜辞、《诗经》、《尚书》中以黍粟出现次数最多，考古发现亦然。但春秋战国之际，菽的地位迅速上升，与黍粟并列为主要粮食作物。正如《孟子·尽心》云：“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管子·重令》：“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
大豆引入中原，使中原的农业生产和食物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当时中原的耕作制正由休闲制向连作制转变，要寻求养地的新途径，大豆的推广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大豆是一种固氮生物，能利用自然界中的无机氮，从而增加和保持土壤肥力。在原来的休闲地中种大豆，实行禾豆轮作，为连作地力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
同时，大豆的蛋自质含量相当高，在我国上古传统食物结构中动物性蛋白质相对较少的条件下，大豆恰好提供了人们所需要的优良的植物性蛋白质，后来豆腐的发明更是改善了国人的饮食生活。豆腐及其制品至今仍是赋有中国特色的美味佳馔。
稻、麦、豆分别来自南方、西北和东北，与粟、黍构成五谷。从民族植物的角度看，费孝通等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理论上再一次得到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