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植物考古》前言

俞为洁

　　据植物学家调查，地球上至少有50万种植物。植物不仅是自然界生物能量循环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人类最主要的食物和其他物质与非物质生活的来源之一。
　　
　　中国土地辽阔，地理、气候类型多样，因此植物资源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极其丰富。而史前时期，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植物资源最丰富、人与植物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时期。说最丰富，是因为当时的地球人口有限，对自然植被的影响极微，因此地球上的植被基本呈原生状态；说“最密切”，是因为当时人类的知识和技术原始、低下，生活中的大部分需求都要靠植物解决，加之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到处是植物，他们的生活中处处用到植物，因此他们的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地有了许多植物的身影。
　　
　　近一两个世纪以来是学科发展的迅猛期，新生学科层出不穷。这是好事，代表了人类对世界的研究越来越细致、越来越深入了，但过快的发展，也带来了相当的混乱，许多学科彼此交叉，定义多变。因此，对本书题目中使用的“植物考古”一词的来龙去脉，有必要做个介绍。
　　
　　从现有的学科分类看，研究植物与人类关系的学科被称为“民族植物学”（Ethnobatany）。《民族植物学》一书对它的定义是：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它既研究人类如何认知植物，也研究人类如何利用植物，及人类认知和利用植物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将研究的结果应用于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向上，民族植物学既可归入植物学也可归入人类学，也就是说，民族植物学既是植物学中的一个分支，又是人类学中的一个分支。向下，民族植物学又可以划分出区域民族植物学、应用民族植物学、植物类群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药用民族植物学、古民族植物学等众多分支，其中的“古民族植物学”（Palaeoethnobotany）就是一个与“植物考古”密切相关甚或等同的学科。
　　
　　为什么这么说？这还得从Archaeobotany和Palaeoethnobotany这两个学科名称说起。Palaeoethnobotany，其中的palae（o）是一个构词成分，表示“古”、“原始”；ethno是ethnology（人种学、民族学、人类文化学）的词干，botany则是植物学的意思。Archaeobotany中的archaeo是个前缀，表示“古代的”、“原始的”。从中可以看出，两者的学科定位都是botany，而palae（o）和archaeo词义相同，两个定名不同的地方只是其中的一个多了一个前缀ethno。因此，《植物考古》一书认为Palaeoethnobotany可直译为“古代人文植物学”，它关心的是与古代人类相关的植物，侧重点在“人文”，用植物遗存来研究人类的历史。Archaeobotany可直译为“古代植物学”，侧重点在于研究植物本身的历史，既包括那些与古代人类活动相关的植物，也包括那些与古代人类无关的植物。但是，两者的侧重点虽然略有不同，在实际的使用中，却经常是混淆的，《植物考古》以德国考古研究院的植物考古实验室（Archaeobotany Labor）和德国Springer公司出版的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杂志为例，说明至少在欧洲，标示Archaeobotany的东西，其实也在做大量人类对植物的认知和利用（特别是古代农业经济活动等）、古代聚落周围的环境演化以及人类对周围植被的可能影响等与Palaeoethnobotany内涵相同的研究。因此，《植物考古》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含义或者是可以互用的，在组词结构上的区别在于前缀，这是学术史的背景不同造成的，因为在美洲，考古学是属于人类学范畴的，“考古学”一词就常被拼写为Palaeoethnology（直译为古人类学），所以在欧洲的Archaeobotany，在美洲就变成了Palaeoethnobotany，中间使用了代表人种学、民族学、人类文化学的ethno。
　　
　　综上所述，Archaeobotany和Palaeoethnobotany其实都可以译作“植物考古”（或“古民族植物学”），但如果是中译英，似以使用Paleoethnobotany一词更确切。中国学界对“植物考古”的定义，笔者认为赵志军先生做过的一个表述比较简明清晰，引述如下：植物考古“是通过对考古发现的与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植物遗存的研究，解释古代人类文化发展史”这个定义中，明确了植物考古的研究对象都是考古出土的植物遗存，研究的时段是古代，中国目前多用于史前和先秦时段的研究。定义所谓的“直接”相关，就是与人类的物质生活与非物质生活直接有关的植物遗存，这类植物，我们一般称之为“人文植物”；所谓的“间接”相关，就是反映遗址周边植被状况的植物遗存，这种植被状况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建当时的气候和地理地貌，这一部分内容目前大都被归入环境科学的范畴。特别要提醒的是，本书虽以“植物考古”为题，但要论述的只是“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的植物遗存的研究”，并不涉及“间接”的那部分。因此，本书的副标题中，使用了“人文植物”这个概念，以进一步明确本书的研究范围。
　　
　　本书的题目是《中国史前植物考古》，地域坐标以现今的中国国界为准，但因史前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力量的不平衡，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势必会放在史前文化较发达、现代考古也较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各区域的植被特色和利用特点都不一样，但限于资料的零星，本书不作分区论述，特别明显的植被特点和利用特点会在相关论述中介绍。时间坐标为史前时期，即石器时代，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但为了论证上的完整，会个别引用铜石相交时期的一些典型例证。探讨的对象是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以及人类对其的认知和利用。资料的取舍原则是以考古遗址的出土遗存和遗迹为准，努力体现植物遗存的丰富性。但非物质文化这一块，因为史前是无文字的时代，而考古发掘又很难直接反映出植物遗存在非物质文化层面上的应用，因此会较多地引用一些史籍或民族学材料加以辅助说明。笔者曾经想过把非物质文化这一块内容整个舍弃，但考虑再三，为了“植物考古”这个概念的相对完整，勉强先搭起一个架构，希望随着植物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展，今后能逐渐完善这一部分的内容。
　　
　　植物考古学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植物考古资料的积累和相应的研究都很薄弱。因此，本书的写作，虽然就作者个人而言，已是尽心竭力，但对学科建设来说，最多只能算是初期阶段的一个初步小结。只是希望这块抛出的粗砖，能引来众多有识之士的美玉，从而快速推进植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纰缪之处在所难免，望方家批评指正。
　　
　　
　　
　　俞为洁
　　
　　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