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牛字解

　　甲骨文中若干兽形象形字的解释各家常不一致，但本文所讨论的「牛」字，却少有异议。换言之，这是个已被确认的甲骨文，似已不须再事讨论。然而，在动物学上，「牛」主要有牛属（Bos）和水牛属（Bubalus）两大类。甲骨文「牛」字是指牛属还是水牛属？抑为两者兼指？这个问题未见学者认真讨论。
　　殷墟曾出土大量哺乳动物遗存，这些遗存应可反映殷商安阳一带家畜及野生动物的种类及数量。德日进、杨钟健[1]及杨钟健、刘东生[2]曾对殷墟哺乳动物遗存作全面研究。根据德、杨二氏论文，遗存中牛属及水牛属各一种，分别为Bos exiguus及 Bubalus mephistopheles。因此，甲骨文之「牛」字，其指涉当与这两种动物有关。
　　德、杨二氏于其论文中文摘要中，将Bubalus mephistopheles称为「圣水牛」[3]，将Bos exiguus径称为「牛」。本文为叙述方便，姑称后者为「殷牛」。根据杨、刘二氏论文，在殷墟哺乳动物遗存中，圣水牛估计在一千只以上，殷牛估计在一百只以上。可见在殷商时代，圣水牛远多于殷牛，是当时人们最常见的一种「牛」。
　　德、杨二氏之研究并未涉及甲骨文，换言之，并未探究圣水牛与殷牛各对应甲骨文何字。丁骕于其〈契文兽颣及兽形字释〉一文，凭其直观认定圣水牛为畜牛、殷牛为野牛，并认定前者为「牛」、后者为「兕」，但未作任何论证。[4]法国汉学家雷焕章神父于其〈兕试释〉一文，认为圣水牛畜养者为「牛」，野生者为「兕」；至于殷牛对应于甲骨文何字则未讨论。[5]
　　本文以德、杨二氏论文为基础，以甲骨文及古器物作考辨，以期对甲骨文「牛」字的动物学指涉问题作较圆满的解决。

　　在殷墟卜辞中，常有有关狩猎的记载，藉此可以了解殷商时代野生动物的种类及数量。罗振玉辑有卜辞1169条，分为卜祭、田猎、征伐、风雨等九项，其中卜祭一项即占538条，居首；田猎186条，居次。[6]笔者曾查阅有关田猎的186条，结果并未发现「牛」字，足证在殷商时代，「牛」字所指的不是一种野生动物，而是家畜。
　　另一方面，笔者在查阅有关卜祭的538条时发现，具有「牛」字者占69条（具有牛字意涵之「牢」、「牡」字等尚不在内）。「牛」之常见、易得，足证「牛」字是指一种家畜，而非野生动物。
　
　　二、以古器物考辨
　　笔者曾遍查商、西周之牛形及牛角纹青铜器、玉器、石器及陶器，发现不论具象或半具象，其角型皆为水牛属，牛属者未之一见。水牛属之角较为宽扁，皆弯向后；牛属之角较圆，多弯向前，两者差异甚大，极易区分。此一发现说明，商、西周之牛形及牛角纹器皆取象于水牛属，而非牛属。详见拙作《殷商畜牛考》[7]一文。
　　笔者另以商、西周牛形器对照德、杨二氏所描述之圣水牛形态，证实牛形器取象圣水牛，并可视为圣水牛的写实性塑像。详见拙作《殷商畜牛──圣水牛形态管窥》[8]一文。
　　古人「铸鼎象物」，大多有其象征意义。牛形及牛角纹器之取象于圣水牛，可能有其宗教意义或财富意义，[9]也可能宗教、财富等意义兼具。不论如何，牛形器只取象圣水牛、而不取象殷牛则为事实。这说明圣水牛可能是商及西周的畜牛；至于殷牛，可能是日常生活中不容易见到的野牛，而非畜牛。
　
　　三、以字形考辨
　　甲骨文「牛」字为一象形字，取象于牛头正面观。圣水牛双角向后弯曲的曲率较大，略如英文字母“U”字，因而双耳显明突出。[10]甲骨文「牛」字上端“U”形曲线象双角，下端两斜线（或一横线）象双耳。以甲骨文「牛」字与商、西周牛形器相对照，当知吾言之不虚。

　　根据上述考辨，我们可作如下推论：
一、因甲骨文「牛」字是指一种畜牛。
二、又因殷商有水牛属和牛属各一种，即圣水牛和殷牛，其中圣水牛为畜牛。
三、故甲骨文「牛」字是指圣水牛。至于甲骨文「牛」字之造型与圣水牛相合，则为另一旁证。
　　根据上述推论，甲骨文「牛」字系专指一种已灭绝的上古畜牛--圣水牛。换言之，在殷商时代，「牛」字为一专称，而非泛称。

　　关于甲骨文「牛」字的动物学指涉，笔者仅见丁骕〈契文兽类及兽形字释〉及雷焕章神父〈兕试释〉两文。丁氏受限于动物学知识，仅能提出问题，未作任何考辨。雷氏以甲骨文「兕」字与「牛方鼎」（该器器外所鑴牛头为水牛头）内的牛形铭文相对照，发现两者造型一致，所以判定「兕」字为水牛。又因「兕」系田猎而得，所以研判为野生水牛。鉴于殷墟水牛只有圣水牛一种，因而得出「兕」即野生圣水牛的结论。复次，殷墟曾出土大兽头骨，其额部刻有甲骨文两行，记有「获白　　」等字样，董作宾认为这是一段记事文字，撰〈获白麟解〉[11]，释之为麟。按　　字，罗振玉原释为马；董作宾〈获白麟解〉发表后，引起文字学家热烈讨论；唐兰撰〈获白兕考〉，释之为兕，其后遂成定说。[12]大兽头骨现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雷氏曾延请专家前往测绘，并持大兽头骨照片委请巴黎国立生物学博物院古生物组鉴定，结论为水牛属所有，因而判定大兽即圣水牛，进一步得出「兕」字即野生圣水牛的结论。至于「牛」字，雷氏判断为畜养圣水牛。

　　雷氏熟谙汉学及动物学，所论远较一般文字学家透辟，笔者本不敢置喙，但为申明鄙见，斗胆与雷神父商榷如下：

　　第一，牛方鼎器内牛形铭文（为一文字画）似「兕」字，并不能证明与器外所鑴水牛头必然相应。
　　第二，关于大兽头骨所刻甲骨文为记事一事，文字学家叶玉森早有异议：「殷人未必获此大兽后，即剥取其头骨，刻此一辞以记事。已发之大兽骨上，刻有辞者甚多。某辞与某兽骨固绝无关系也。」[13]
　　第三，笔者曾查考先民岩画、战国青铜器狩猎纹[14]及汉画，[15]发现凡是猎牛的画面，所猎之牛概为牛属，水牛属未之一见。说明上古中原地区的野牛可能属于牛属，而不属于水牛属。
　　第四，雷氏解释甲骨文「牛」字（畜养圣水牛）与「兕」字（野生圣水牛）何以造型不同：「这或许是因为商人将家畜之牛与野牛区别开的缘故。他们将做为猎捕对象的野牛，象形构字为『兕』；而家畜之牛，因属常见，故仅以其头形象征构字为『牛』。」其说并不周延。以家猪（豕）和野猪（彘）而言，两者甲骨文造型基本一致（野猪猎获而得，故加一箭矢），并没有因为一者畜养、一者野生而构字迥异。[16]甚至在卜辞中，野猪也常写作「豕」。[17]以此推论，「兕」如果为野生圣水牛，在造字时似不应和畜养圣水牛完全不同。
　　综上鄙见，雷神父将甲骨文「兕」字与「牛」字分别释为野生圣水牛与畜养圣水牛的说法，似仍有讨论余地。或曰：圣水牛和殷牛可能同为一字，即「牛」字，其说亦难周延。甲骨文有关动物的字极为丰富，已释出者即七十余字。[18]形态相似的家猪和野猪、四不像鹿和梅花鹿、犬和狼等皆各有其字，形态差异甚大的圣水牛和殷牛似不大可能同为一字。[19]

　　总之，笔者认为，殷商时代之畜牛即圣水牛，甲骨文「牛」字即指此而言。殷商原本专指圣水牛的「牛」字，后世何以由专称转变为泛称？拙见认为，可能和家牛引入中原成为另一种畜牛有关；其转变时机可能始于春秋，笔者将有专文加以探讨。至于甲骨文「兕」字之指涉问题，笔者亦有意为雷神父大作续貂。

[1] Teihard de Chardin and C. C. Young. On the Mammalian Remain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nyang. Pal. Sin., 1,p.1~78, 1936.

[2] 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页145~153，1949年。

[3] Bubalus mephistopheles由A. T. Hopwood根据安阳出土少数牛角骨心命名（1925），见德、杨二氏论文，页51。中名圣水牛系德、杨二氏所取，mephistopheles 原意为「魔」，转意为「圣」。

[4] 丁骕〈契文兽类及兽形字释〉，《中国文字》第21册，页26，1966年。

[5] 雷焕章〈兕试释〉，《中国文字》新8期，页84~110，艺文印书馆，1983年。

[6] 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卷下，页1~53，艺文印书馆（影印本），1981年。

[7] 张之杰：〈殷商畜牛考〉，《自然科学史研究》，第十七卷第四期，页365-369，1998年12月。

[8] 张之杰：〈殷商畜牛——圣水牛形态管窥〉，《科学史通讯》第16期，页17~22，1997年12月。

[9] 刘敦愿：〈作为财富象征的牛纹与牛尊〉，《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页180~188 ，允晨文化公司，1984年。

[10] 见注8。

[11] 董作宾：〈获白麟解〉，《安阳殷墟发掘报告》第2期，页287~335，1930年。

[12]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九》，页3013~3021，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之50，1970年。

[13] 见注12页3016~3017引叶玉森著作。

[14] 见注7。

[15] 张之杰〈野牛沧桑〉，《科学月刊》326卷，页122~129，1997年2月。

[16] 葛萃华等：《中国古代生物学史》，页60，科学出版社，1989年。

[17] 毛树坚：〈甲骨文中有关野生动物的记述〉，《杭州大学学报》11卷2期，页70~77，1981年。

[18] 见注17。

[19] 见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