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安平

　　【摘要】以食用各种水生动物和小粒型植物果实为主的广谱经济，以往学界都认为它是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重要特点。但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已有的考古发现与本文的研究表明，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广谱经济都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并为稻作的起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人地关系不断紧张，自然食物的来源日趋减少，广谱经济的原有地位才最终被稻作农业所取代。

　　【关键词】史前；广谱经济；稻作农业

　　【作者简介】裴安平(1953—)，男，考古学硕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教授，长期从事史前考古与农业考古研究。

　　所谓“广谱经济”，国内外学术界专门用以指称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人类食物来源与构成的多样化特点，尤其是水生动植物与小粒型食物的广泛食用。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和积累又发现这种经济不仅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并与史前稻作农业长期共存。为此，廓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有助于稻作起源与发展的深入研究。

　　一、新旧过渡时期广谱经济与野生稻的利用

　　两广、湖南、江西都有许多新旧过渡时期的资料，但各自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为此，这里将以时代序列与相关特点都比较清晰的广西地区的遗存为主线，并将广谱经济的发展区分为二个特点不尽一致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的发现与特点

　　目前，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性地点有广西柳州白莲洞一期、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一期，以及江西万年吊桶环早期，距今年代约3～2万年。其基本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细小燧石器开始大量使用

　　从这一阶段开始，细小燧石器的出现与大量使用就成了岭南广西地区石器组合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白莲洞一期，除了大型打制石器以外，也发现了不少的细小燧石器。稍晚一点的鲤鱼嘴一期，细小燧石器更成为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类。这种燧石器，个体一般很小，长、宽大部3～5厘米，形态不规整，主要为石片石器，器类常见刮削器以及少量尖状器和切割器等。制作方法均直接打击而成，未经二步加工。如与我国北方典型细石器相比，无论加工方法、制作技术、器物形态均显简单粗糙，完全不属同一技术系统。

　　江西吊桶环的资料虽然尚未正式发表，但透过发掘队专家的叙述，人们依然可以窥见那里的石器与上述地点所具有的一些共性。2004年，彭适凡先生在记述吊桶环早期发掘收获时曾写道：“这一时期的石器已经开始使用细小石器。包括底层的K、L两个自然层和相关烧火遗迹。主要出土形体较小的石片石器……石器原料多是燧石、石英和水晶等硅质岩类，硬锤技术普遍用于各种原料的剥片，砸击技术也有较多的应用，但主要用于燧石砾石及石英等个体细小的原料”。①

　　关于细小燧石器出现的原因，目前，专家们普遍认为这种工具之所以多刮削器以及切割器，实际就与当时食物的广谱化、小型化存在明显的联系。

　　(2)大型打制石器基本承袭以往的特点

　　依白莲洞与鲤鱼嘴所出，这一时期大型打制石器依然沿袭以往的特点。这一方面表现为“以单面打击为主，器型很不规整，基本上没有较定型的器种，那种整个刃部前凸很甚、近乎手斧形的砍砸器、敲砸器，其风格似乎更多地源自于广西百色阶地上的旧石器”。②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又不见钻孔石器与磨刃石器等晚期进步形态。

　　(3)水生动物及其小粒型资源开始成为食物的重要来源

　　在白莲洞，自一期文化开始，水生动物及其小粒型遗存就存在逐渐增多的趋势。经鉴定，这一期出土的与水有关的动物大体有螺壳、鱼、蛙等。其中，鱼有鲤鱼、青鱼等，螺壳类小粒型水生动物有双棱田螺、李氏环棱螺、乌螺、道氏珠蚌等。③

　　鲤鱼嘴也存在类似白莲洞水生螺壳类动物越来越多的现象。对此，发掘者认为“考虑到鲤鱼嘴遗址的堆积内涵(以水陆生动物遗骸为主)及周边的地理环境，当时人类的主要食物——介壳类和鱼类水生动物，当主要取自于遗址前面的大龙潭”。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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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彭适凡、周广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模式的个案研究》，《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

　　②邱立诚：《论广东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岭南考古论文集》第1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③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等：《广西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蒋远金：《白莲洞文化与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文化的比较研究》，《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④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傅宪国等：《柳州鲤鱼嘴遗址再度发掘》，《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4日。

　　柳州来宾的麒麟洞也是这一阶段的重要遗存，1956年发现。由于发现的年代早，且当时属调查性质，所以人工制品仅发现“1件粗制的石器和2件人工打制的石片”。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遗物都很少发现的前提下，却发现了大量的腹足类壳化石，并以田螺和乌蛳为最多。①

　　(二)第二阶段的发现与特点

　　这一阶段的代表性地点主要有柳州白莲洞第二期、鲤鱼嘴第二期，以及湖南澧县十里岗、江西万年仙人洞早期、吊桶环中期，年代距今约2～1．5万年。其基本特点如下：

　　(1)细小燧石器放量使用

　　这一时期的细小燧石器不仅继续在岭南广西地区放量使用，如柳州白莲洞与鲤鱼嘴各自的第二期遗存所见；而且在广西的影响下，湖南西部的沅水、澧水流域细小燧石器也开始成为石器组合的主要成员。此外，1996～97年发现与发掘的澧县八十墙下层、②2000年发掘的澧县十里岗等遗址也都属于这类遗存。③其中的细小燧石器也与广西的一样，器型细小，以刮削器为主，一面打击成型，形态多不规整。

　　(2)大型打制石器出现新品

　　就整体而言，本期大型打制石器的特点与前期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本期出现了二种前期完全不见的新品：穿孔石器与磨刃石器。这些新品的覆盖面明显大于早期的细小燧石器，并同步见于广东、广西，如广西白莲洞二期、鲤鱼嘴二期、广东英德牛栏洞二期④等。

　　(3)野生稻开始成为人类的利用对象

　　这一时期，岭南地区的渔捞依然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人们大量食用螺壳。但与此同时南岭以北的长江沿岸却少见螺壳而凸现野生稻的利用。这种地域差异很可能与气候与环境有一定关系，因为岭南较长江沿岸地区气温更高，高温的时间更长，也更适合螺壳类等动物的繁殖。

　　目前，沿江以南已有2个地点发现了距今1．5～2万年期间的稻属植硅石，一个是湖南澧县十里岗，另一个是江西万年吊桶环。

　　湖南澧县十里岗地处澧阳平原中部，文化性质属新旧过渡时期类型。1999年，中外专家不约而同地从相距20米的二个探方的文化层土样中发现了稻叶上的植硅石，有哑铃型(图1，A)和扇型(图1， B—D)二种。

　　十里岗地势较高，现代相对高度约10米，古代肯定更高。岗上没有水源，至今也没有人种植水稻，遗址中发现的稻属植硅石只能源于周围的低洼地或湿地。由于遗址本身就坐落在低洼地东田堰的南岸，故其稻属植物应直接取自古东田堰的范围之内。

　　江西万年吊桶环大量发现野生稻植硅石的是在距今1．7万年的G层，而且还以稻谷颖壳上的类型居多。为此，有专家认为这是人类最早食用野生稻的直接证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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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贾兰坡、吴汝康：《广西来宾麒麟山人类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1卷第1期。

　　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③封建平：《湖南澧县十里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④邱立诚：《论广东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岭南考古论文集》第1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⑤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

　　这一时期人类之所以会开始对野生稻发生兴趣，并开始食用，主要的原因应该与广谱经济有关。因为，没有广谱经济就没有人们对水生动植物食物资源有意识地开拓和利用，就不可能有意识地去发现和认识野生稻，更不可能有进一步食用的基础。

　　二、新石器早期广谱经济与稻作起源

　　距今1．5～1万年，中国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据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临桂大岩、桂林庙岩、甑皮岩，广东英德牛栏洞，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等同期遗址的发现，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出现了三个最具时代性的变化。

　　第一、人类开始了水稻的驯化与栽培。

　　目前，出土中国早期水稻驯化与栽培实物资料的地点有二种类型。一类主要发现稻属植硅石，另一类主要发现水稻稻粒。

　　只发现稻属植硅石的地点共有三处，分别是江西万年吊桶环、仙人洞和广东英德牛栏洞。吊桶环的发现主要见于E、Dl、D2层，仙人洞的发现主要见于3Cla、381、382层，其中吊桶环E层与仙人洞3C1a层的年代距今约1．4～1．1万年。此外，这二个地点的稻属植硅石还存在着越晚数量越多，越晚栽培种数量越多的现象。①

　　广东英德牛栏洞的发现分别见于l998年第二次发掘的T5④、T9④、T11②和T10②、③、④。其中， T5④、T10④、T11②的动物骨骼碳十四年代测试，距今8940±100、11220±240、10940±200；T5④、T9④、T11②所见植硅石为稃壳双峰乳突类型，T10所见植硅石为稻叶上的扇形。据发掘报告，这“两种水稻硅质体的形态数据经计算机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属于非籼非粳的类型”。②

　　湖南道县玉蟾岩除了稻属植硅石以外，③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炭化水稻稻粒11颗。1993年发现2粒，95年2粒，04年6粒，05年1粒。④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1993年发掘出土的陶片和同层木炭进行的质谱加速器碳十四测试，遗址年代跨度当在距今1．5～1．2万年之间。其中，陶片的腐植酸年代数据为距今12320年，基质碳距今14810年，木炭距今14490年。⑤

　　关于出土稻粒的特点，中国农业大学的张文绪先生曾对93年和95年出土的稻粒作过详细研究。他认为93年有一粒是拥有人类初期干预痕迹的普通野生稻，而其他三粒则属于栽培稻，并且是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过程中，一种既似野似籼似粳，但又非野非籼非粳的过渡类型。⑥

　　第二、人类开始了陶器的制作。

　　陶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真正改变了物质材料理化性质的人工制品，它的出现也是新石器时代来临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我国南方已经发现距今万年以前陶器的地点有广西临桂大岩、桂林庙岩、桂林甑皮岩，广东英德牛栏洞，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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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弛：《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②英德市博物馆等：《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张文绪《玉蟾岩考古日记》(打印本)，2006年。

　　④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⑤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⑥张文绪、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初步研究》，《作物学报》1998年4期。

　　据已发表资料，这些地点的陶器具有很多相似的特点。颜色红褐或灰褐色；胎厚，一般2—3厘米，内夹又多又大的石英砂；造型简单，直口尖圜底或圜底；泥片分层贴塑法制成，泥片表面常见绳纹或条纹；烧成火候很底，广西桂林甑皮岩一期烧成温度仅250℃。①

　　第三，出现了一批与掘土有关的工具。

　　在湖南道县玉蟾岩，与掘土有关的工具可见三种：石锄、骨铲、角铲②(图2)。石锄一般以扁长条形砾石为原料，一端及两侧单面打击成斜单刃，使用部位为端刃，发掘者认为它应该是绑在弯柄上的复合工具，用于掘土。骨铲的原料均为动物长骨，从中间纵向剖开为二半，一端打击成刃；由于使用的缘故，骨铲出土时刃部都已磨蚀光滑。角铲往往以角环部为柄部，以角干折断斜面为刃部，或打击加工而成，出土时刃部往往亦磨蚀光滑。

　　就宏观而言，以上三项进步都很重要，尤其是水稻与陶器的出现更是划时代的，是人类从攫取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转化，饮食模式从烧烤型转向炊煮型的标志与起点，还表明大量食用水稻一类小粒型植物性食物已成为可能。

　　然而，上述进步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事实证明它们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第一，水稻的驯化与栽培仅只是广谱经济的附属。

　　1993、1995年，道县玉蟾岩两次发掘，在出土陶器与稻谷的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动植物遗骸。据鉴定统计，哺乳动物达28种，有水鹿、梅花鹿、赤麂、小麂、麝；猪、牛、竹鼠、豪猪；青鼬、水獭、猪獾、狗獾、食蟹獠、斑灵狸、花面狸、椰子狸、野猫、大灵猫、小灵猫、貉、熊；猕猴、兔、羊、鼠等；鸟禽类的数量也很多，种属多达27种，其中有鹭、雁、天鹅、鸭、鹤、鸳鸯等；鱼、龟鳖类化石也是一个大项，常见的有鲤鱼、草鱼、青鱼、鳃鱼、鲍科、鳖、隐颈龟等。螺蚌类经鉴定的共有33种。其中，螺壳26种，有桶田螺、中国田螺双涨亚种、割田螺、沟田螺、方形田螺方形亚种等；蚌类7种，有重美带蚌、短褶矛蚌、珍珠蚌、河北篮蚬、篮蚬等。在遗址文化堆积中还筛选、漂洗收集了大量的植物果核，初步分选出40多种，能鉴定出种属的17种，其中有中华猕猴桃、猕猴桃、野葡萄、梅、紫弹朴、珊瑚朴、朴等。③

　　如此众多的动植物遗存可以说完全是当时广谱经济仍然占居主导地位的写真，水稻的驯化与栽培虽然已经出现，但那稀少的数量并未显示出已经成为一个生产门类的迹象，相对动植物遗存而言，也根本无法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需要。因此，当时水稻驯化与栽培的地位实际仅仅只是广谱经济的一个附属。当然，就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而言，它的确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取得重大进步的象征和标志。

　　类似的现象同样也见于其他同时期遗址。在江西吊桶环的E、D层，专家们就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从这两层堆积中还出土了数量惊人的动物骨骼，初步的鉴定没有发现明显被驯化的动物种属。这些情况说明，稻谷的栽培并没有立即引发稻作农业的产生，在栽培稻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吊桶环人的经济形态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④在广东英德牛栏洞，这一时期的堆积中也含有大量螺壳，为此发掘者还认为“牛栏洞地处北江河岸不远处，洞前是一片开阔的低山丘陵山地，河流水源充足，低洼处沼泽连片……随着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岭南大地逐渐回暖……牛栏洞人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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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②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③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④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

　　狩猎取食为主逐步转向采食贝类为主”。①

　　第二、工具体系仍然是以满足广谱经济的需要为基本特点。

　　仅以1993、1995年出土的石器为例。全部为打制石器，没有磨制石器。原料多砾石，岩性主要为砂岩，少量石英，制作粗糙，不规整，以小型器为主，长径约12厘米的中型石器占30％左右，大型石器较少。加工技术简单，基本上采用锤击法，二步加工很少，且局限于腹面向背面的单面加工。石器的组合主要为刮削器、砍斫器、锄形器、石锤。

　　经对比，上述特点不仅与相邻广东的同期遗存相似，而且也与整个华南旧石器时代的传统特征相吻合。由于无论组合、样式及功用同前期都没有重大变化，因而可以认为本阶段石制工具的主要用途仍旧是服务于广谱经济。

　　至于新出现的石锄、骨铲、角铲，用途绝非单一，一方面可用于作物栽培的掘土，另一方面也可用于块根类食物的采集。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谱经济是占居主导地位的经济，采集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因此，努力发展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工具，应该是当时工具制作的主流，而新出现的掘土工具也完全可能是采集强化的一种反映。

　　第三、陶器的发明与水稻的驯化和栽培并无直接联系。

　　虽然具有栽培痕迹的稻粒与陶器同时在一个地点被发现，但这种共时性并不表明陶器就一定是因为食用栽培稻而催生的。江西万年吊桶环G文化层，距今1．7万年，在没有任何陶器的前提下，出土的野生稻植硅石却以稻谷颖壳上的类型为主。这决非偶然。为此，有专家根据野生稻植硅石出土位置与原产地，即遗址所在位置与山坡下大塬盆地地面之间的相对高度推测，那是人类最早食用野生稻的直接证据。

　　“吊桶环洞穴坐落在一座高约60米的小山丘顶部……仅靠自然力将大量的稻属植硅石，如G层中所发现的数量，搬运进这么高的洞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吊桶环人应该是稻属植硅石埋藏于遗址中的主要媒介。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从大源盆地采集的两份现代稻田土壤样品也做了分析，其结果表明，现代稻田土壤中所包含的稻属植硅石以叶片类型为主，其中扇形类型的数量尤为丰富，但从吊桶环遗址文化堆积中提取的稻属植硅石以却以颖壳类型为多。这表明吊桶环遗址内埋藏的稻属植物遗存原是以颖果为主的，换句话说，埋藏在遗址的稻属植物遗存应该是吊桶环人的食物遗存”。②

　　显然，吊桶环的发现表明，在尚未发明陶器之前，人类早就开始食用各种小粒食物了，所以陶器的发明与水稻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至于玉蟾岩所处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当时人类的食物还具有明显的广谱特征，因此陶器的发明就更应该被视为是广谱经济的需要和使然。

　　总之，中国新石器早期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水稻的驯化与栽培当时不仅只是广谱经济的附属，而且也是广谱经济推动的产物。事实上，没有广谱经济的支持就没有水稻的驯化与栽培。广谱经济不仅为水稻的驯化与栽培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还提供了相关的掘土工具，而且陶器的发明与制作也为水稻的大量食用提供了有效的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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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邱立诚：《论广东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岭南考古论文集》第1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②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

　　三、新石器中期广谱经济与稻作的初步发展

　　距今10000～6500年，史前稻作农业迎来了初步的发展时期。稻作的身影不仅遍及整个长江流域，还北上扩展到了江淮之间。③对此，如何评价这一阶段稻作农业的历史地位，成了史前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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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这一阶段的稻作已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在考古中明显具有了普及化、规模化的特征。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所有已经发掘过的这一阶段的史前聚落遗址，无一例外都会发现水稻的实物残骸或稻属植硅石。其中，著名的地点有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蛸，湖北枝江城背溪，浙江浦江上山、嵊州小黄山、萧山跨湖桥、余姚河姆渡等。

　　彭头山，距今9000年。在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除了支座以外，各种类别的器物都掺和大量的稻壳，稻壳已成为陶器制作必不可少的掺和料。由于用量很大，故那些稻壳从一个侧面又反映出当时的稻作已成为农业，并有了规模化的收获。距今8000年的八十墙，稻作的发现更为惊人。一方面所有的陶片都大量掺合稻壳；另一方面在遗址西部古河道的边缘又发现了数以万计形态完整的稻谷稻米，似乎又表明随着时间推移稻作的规模更趋扩大。①

　　在长江下游，农业的最早记录出自浦江上山，距今9000多年。与中游的彭头山文化相似，上山遗址的陶片也普遍含有稻壳，覆盖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这种现象说明当时使用的稻谷数量很多，在先民的食物生活中，稻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②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稻作的发现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遗址的发掘中有些地方稻谷、稻壳和稻叶还堆积在一起，显示数量较多。

　　不过，如将各地生产性经济获得的食物量与攫取性经济获得的量进行比较，人们又不难发现以广谱为特征的攫取性经济依然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在澧县八十垱，就在发现数以万计稻谷稻米的地方实际也同时发现了更多的水生食物类遗存，主要的是菱角，还有芡实等。菱角不仅在洞庭湖等平原水网地带采食十分便利，而且也数量巨大；采回来的菱角晒干以后，还可与稻谷同样用以储藏。彭头山文化时期农业之所以仍旧处于经济的次要地位，事实上并非人们种植水稻的积极性不够，而是人与自然食物资源的关系只需要农业来适当补充不足。调查发现，澧阳平原彭头山文化时期只有聚落遗址12处，由于遗址之间还有早晚时差，各时段同时共存的聚落数还应更少，故每处遗址的平均活动面积最小都在50平方公里以上，最多完全可能超过100平方公里，活动半径约4～5．64公里。假设面积3万平方米的八十蛸聚落遗址可容纳500人生活，那么人均自然食物的来源面积就大约是10～20万平方米，约150～300亩。

　　显然，在这种相对地广人稀，自然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生存背景下，那种需要支付更多人工劳动量的生产性经济的发展将受到明显制约。

　　类似的现象在浙江宁绍平原晚近2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中也有同样反映。宁绍平原已经发掘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共有四处，分别是余姚河姆渡、鲻山、田螺山和宁波傅家山(图三)。它们的时代大体同时，而且还相互距离很近。其中，田螺山地处四遗址的中间，西距鲻山约12公里，南距河姆渡约7公里，东距傅家山约4公里。如各取其半，那遗址在南北山间平原区所拥有的自然资源面积最小就应为28平方公里左右。如果还以该遗址3万平方米500人计，那遗址人均可支配的自然资源面积就是5．6万平方米，约合8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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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②黄琦、蒋乐平整理：《上山遗址与上山文化》(郑云飞发言)，《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29日。

　　尽管与彭头山文化相比，河姆渡时期的自然食物资源面积已大幅减少，但实际的考古却证明，即便如此，人们仍然不需要通过农业来获取更多的食物，农业的地位在当时当地仍然只是补充不足。发掘资料表明，上述四遗址在发现大量稻作遗存的同时也发现了更多的其它植物遗骸，如成堆的橡子、菱角、酸枣，以及桃子、菌类、藻类、葫芦等，在傅家山甚至还发现一个盛满了菱角的陶釜。动物遗骸也不少，经鉴定有几十个种属，如象、犀牛等。淡水鱼类和贝类的遗骸数量更为惊人，在河姆渡还有几十公斤到几百公斤成堆分布的特殊现象。①此外，河姆渡数以千计狩猎用骨镞的发现，也创下了中国考古学单个史前遗址发现骨镞数量的记录，表明当时的狩猎还是十分发达。

　　应该指出的是，支持河姆渡文化上述地点采集、狩猎、渔捞全面兴旺的原因，除了较大的人均资源面积以外，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如河姆渡遗址，既临近河流又背靠山地，而且考古发掘又证明其周围还有沼泽和湿地。显然，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为人们提供了既多样化又数量众多的自然食物资源；同时也说明当时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相对宽松，人类对于农业规模的扩大完全是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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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黄渭金：《河姆渡文化“骨耜”新探》，《文物》1996年第1期。

　　四、新石器晚期广谱经济衰落与稻作的兴旺发达

　　大约距今6500年以后，中国史前的稻作农业步入了快车道，并不断兴旺发达。

　　(一)稻作遗存的规模与数量超过以往

　　在长江中游，湖北松滋桂花树大溪文化遗址，“碳化稻壳灰、水稻茎叶与谷壳密结成层，厚达数十厘米”；②湖北京山屈家岭1956年发掘800平方米，发现一处面积500平方米，体积200立方米的烧土遗迹，其中掺和的稻壳非常多，密结成层；③湖南华容车轱山同期遗存，在灰坑中也成堆发现炭化大米。④

　　在长江下游，大量出土稻谷稻米的地点一样也是比比皆是。70年代苏州吴县草鞋山发掘，第⑩层的灰坑中出土成块的炭化稻谷；⑤浙江吴兴钱山漾，炭化稻和米在发掘区内分布广泛，甚至也成堆出现。⑥这些成堆成坑的出土稻谷稻米，毫无疑问反映水稻的产量和规模都有了重要变化，农业已经开始成为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

　　(二)农业的生产模式由广种薄收转向精耕细作

　　与稻作产量大幅增加同时，农业的生产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稻田的发现就是这种变化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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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

　　③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④湖南省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华容车轱山新石器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三集。

　　⑤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期。

　　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996年，澧县城头山发现世界上迄今时代最早的古稻田(图4)，时代属距今6500年的汤家岗文化时期。①那些稻田都是利用原生地面略呈倾斜的凹槽地形稍加人工修整而成，两边的田埂也与稻田同时修成，以后还不断堆垒加高。目前已确认田块二丘，每丘田土都是平整的，厚约30厘米，纯净黑灰色土，与现代稻田的水稻土一模一样。在田泥中，稻叶、茎和稻谷至今还清晰可辨。在田泥底部，因水稻土的长期使用和发育，铁、锰在土壤中长期淋溶和淀积形成的细小结核颗粒也十分明显，并接近现代稻田的底部情形。据显微观察，田泥中的稻属植硅石含量亦非常接近现代的农田。在古稻田附近，还发现有简易的灌溉设施，为直径约2米、深约1．5米的蓄水坑。这些蓄水坑又与小水沟相连，并通往远方。

　　城头山所见稻田，明显具有人工修整，多次堆垒田埂，分割田块和长期耕作的特点。它的发现表明史前农业的耕作已从过往的广种薄收，变为了以田块为重点的不断强化的精耕细作。

　　(三)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的利用率

　　距今5000年以后，长江流域的稻作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又进入了大田加犁耕的新时代。

　　最早发现石犁的是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据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崧泽文化墓葬所出，当时的石犁个体较小；②随后，良渚文化的石犁不仅数量更多，个体也更大。2004年，浙江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一把带木质犁底的组合式分体石犁。通长106厘米，石犁头由3件组成，总宽44厘米。其中，尖端等腰三角形，有3个穿孔；两翼长29厘米，两个穿孔。木质犁底部长84厘米，尾端还有装置犁辕的榫口③(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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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②牟永杭、宋兆麟：《江浙的石犁和破土器》，《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③徐新民等：《浙江平湖庄桥坟发现良渚文化最大墓地》，《中国文物报》2004年1月29日。

　　毫无疑问，石犁的发现意义重大。一方面，石犁的使用可以使土地的翻耕连续不断地进行，翻耕的质量比起以往的石锄又快又好，因而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一种生产模式的革新，更标志着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犁耕使用和推广的背后还隐藏着土地利用率的提高。

　　类似整体1米多长的大石犁，其牵引必用牛或人，如果将牵引的牛、石犁、掌辕的人都加起来，那当时犁使用时直线所占用的前后距离大约3～4米；即使牵引的是人，前后占用的直线距离也在3米以上。显然，隐藏在石犁背后的就是史前末期农业的大田作业模式。因为没有比以往更大的田块，犁耕将毫无用武之地。①

　　值得注意的是，大田背后实际还意味着人们必须有意识地兴修水利，开垦新地，并对那些零星的、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土地进行大力整治，否则也就不可能有更多适合原始石犁耕作的水田，以及犁耕的推广。当然，这一切的结果将明显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原始稻作为何直到史前晚期才进入发达状态，才会占居经济的主导地位并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才会对土地有大面积提高利用率的要求?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这一切的关键均在人地关系，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可以说，就是这种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史前不同时期广谱经济与农业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不同时期人类对农业的不同要求。仅以长江中游湘西北的澧阳平原为例，从距今6千年前后开始，人类聚居的遗址数量与规模大幅增加。由图6(左)可知大溪、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遗址数，分别是彭头山文化时期的3．83和3．75倍，是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2．7和2．65倍。此外，由图6(右)又可知，大溪、屈家岭文化时期遗址的平均规模也有大幅增长，分别是彭头山文化时期的2和2．54倍，是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1．17和1．5倍。假如一定的面积承载相似数量的人口，那大溪文化时期的人口就分别是彭头山、皂市下层时期的7．66和3．16倍；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人口就分别是彭头山、皂市下层时期的9．53和3．98倍，比大溪文化时期还多了20％。

　　然而，土地是有限的，土地上的自然食物资源永远是一个不变的恒量。可是，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和增长，人均土地与自然食物的占有量就会急剧下降，土地、资源与人口之间的矛盾和剪刀差就会日益扩大。毫无疑问，这就是农业最终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并成为人类食物主要来源的根本原因；也是距今6500年以后农业开始走向以田亩为主的精耕细作，距今5000年以后大面积整治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走向大田化作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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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

　五、结语

　　根据本文的讨论，关于长江及其以南地区史前广谱经济与稻作农业的关系，大体可以获得如下主要认识：

　　(一)广谱经济并非终止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转变的过渡时期，而是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

　　(二)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广谱经济可以分为特点不尽一致的前后二段。其中，前段开始了水生螺壳类的食用；后段则开始了野生稻的食用。

　　(三)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广谱经济的支持下出现了水稻的驯化与栽培，从而标志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就经济的本身而言，当时的水稻驯化与栽培还只是广谱经济的附庸，还没有显示出已成为一种产业的迹象。

　　(四)新石器时代中期，大量实物遗存的发现证明，稻作已发展为明显具有普及性和规模收成的农业；但相对广谱经济而言，稻作还不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还只是广谱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因为，这一时期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还相对宽松，人类对于农业规模的扩大完全是顺其自然。

　　(五)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与土地，人与自然食物资源之间矛盾的激化，人们不断地改变生产方式，既精耕细作又不断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稻作开始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

　　还应该指出的是，史前晚期影响人地关系的原因除了人口规模的膨胀以外，还存在社会复杂化、文明化对农业提出的要求。不过，前一个原因是直接的影响，后一个原因是间接的影响。为此，本文只讨论了第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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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5]封建平．湖南澧县十里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A]．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6]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N]．中国文物报，2000—7—5．

　　[7]张弛．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A]．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8]张文绪，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初步研究[J]．作物学报，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