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物品种改良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引进与利用*

——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为中心的研究

沈志忠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近代以来,伴随着农业的资本主义化，美国农业出现了两次技术革命。由于农业革命而产生的先进的作物改良技术对近代中国的农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最早成立农科以及第一所在华注册的美国教会大学的金陵大学和当时的全国教育重镇中央大学在近代中美两国的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即以两校农学院为中心探讨美国的农作物改良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引进和利用。

[关键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改良；引进；利用

[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4）04-0024-08

The Int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Improved Technology of

American Crop Varieties in Modern China

SHEN  Zhi-z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With the agricultural capitalization, there have been two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since the modern times. The advanced crop improved technology, engendered by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has affected the Chinese agriculture deeply. As the first registered one by the American church, Jingling University is the earliest one to establish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together with the Central University which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universities at that time, have been playing a key role in the communications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This paper, centralized on the two agricultural colleges, has discussed the int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improved technology of American crops in China.

Key words: food crops; economic crops; improvement; introduction; utilization

1776-1783年的独立战争和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大农场在美国各地充分发展起来，农业已经采取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农业出现了两次技术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第一次农业革命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马拉农业机器代替了人畜力的落后工具；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在农业中运用，诸如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作物和牲畜品种的改良、灌溉农业的出现等；此外，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地区分工也已形成。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的第二次农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是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农产品高度商品化，以杂交玉米为中心的育种技术迅速发展。

晚清时期中国的育种技术，主要还是沿用传统的系统选种、存优汰劣、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的选种方法，总结“种取佳穗、穗取佳粒”的经验，虽然选育出了一些农家品种，但是效果不佳、产量增长不多，已经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19世纪末，随着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现代科学育种方法的传入，中国农业工作者积极学习外国的先进育种技术，选育作物良种。美国先进的农作物品种改良技术对中国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即以金陵大学农学院和中央大学农学院为中心探讨美国的作物改良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引进和推广。

一、近代中国引进和利用美国作物改良技术的基本途径

近代的美国农作物改良技术在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其基本途径就是留学美国从事育种研究的中国学生、来华的美国育种专家以及通过两国校际之间的合作项目引进作物改良技术。

（一）通过从事育种工作的留美生引进技术

中国农业教育与科研的体制化进程起步晚，因各种原因，进展也较缓慢。清末民初中国农业教育多取法日本，进入民国以后，随着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欧美专习农科的学者归来及美国教会对中国农业教育的介入，美国模式影响日益强烈，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大学于1914年增设农科。[1]1917年南高师（1921年东南大学）设农业专修科。

1924年，经过世界教育局的中介，利用美国救灾基金余款每年4万银元，金陵大学与康乃尔大学、洛氏世界教育局开展合作，订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陆续派遣著名育种专家等来校讲学。此后，两校关系日益密切，金大农科的毕业文凭，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康乃尔大学）承认为农科学士，可以直接进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金陵大学农林科早期教师和学生沈宗瀚、郝钦铭、王绶、沈寿铨、常得仁和以后的毕业生马保之、章之汶、汤湘雨、高立民、管家骥等均到康乃尔大学农学院进修，学成以后大多数均回校任教。

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在30年代后到美国留学进修的人员比较多，特别是1945年，利用美国租借法案，农林部经过考试选派出考察一年的农技人员166人，其中金陵大学农学院派出人员占1/3强。根据章之汶统计，中国留学欧美各大学农林科的在30年代中期大约250人，几乎一半是金陵大学农林科或农学院的毕业生。

从事育种研究的中国留美学生，成绩比较突出的有：

棉花育种：过探先（培育成江阴白籽棉、湖北孝感光子长绒棉、改良小白花棉三个新品种）、王善荃、郝钦铭、冯泽芳（以棉花遗传育种为主，对亚洲棉的形态、分类和遗传学，对亚洲棉与陆地棉杂种的细胞学和遗传学均有深切的研究）。

小麦育种：金善宝（育成“江东门”、“武进无芒”和“中大2419”等良种）、沈宗瀚（育成“金大2905号”小麦，是中国以纯系育种法育成的第一个优良小麦品种。还育成“金大4197号”小麦和“金大4318、4372号”杂交品种）、沈学年（系选或鉴定出抗螟水稻和“蚂蚱麦”、“碧玉麦”等优良品种）、戴松恩（早期从事小麦育种、细胞遗传和抗赤霉病研究，后转入烟草、油菜育种的基础研究）、梅籍芳（育成“华东1号”等早熟小麦品种）、庄巧生。

大麦育种：王绶（育成“金大332”良种和王氏大麦，是中国生物统计和作物育种学科的主要创始人）。

玉米育种：吴绍骙（从事玉米杂种优势的利用研究，最早提出根据自交系类型异同或亲缘远近合理配制玉米双交种和选二环系的原则）、沈寿铨。

大豆育种：马育华（选育出一批丰产稳产的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对生物统计学和田间试验技术有很深的造诣，较系统地将数量遗传学介绍到国内）。

薯类作物育种：杨洪祖（引进、鉴定和大面积推广了甘薯品种“南瑞苕”，选育出高抗晚疫病的马铃薯品种“巫峡”以及其它甘薯、马铃薯品种）。

（二）美国来华育种专家带来了先进的育种技术

自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大学组织法》之后，大学农学院、独立农学院、农业专门学校等相继设立。据1931年度教育部统计，全国设有大学农学院13所，农业专门学校4所。另据1946年度教育部统计，全国所有大学农学院、独立农学院、省立农学院及农业专科学校等高等农业院校30所，兽医学院1所。^[1]大多数农业学校的体制取自美国模式，教学、研究、推广三者相结合。这些学校多聘请美籍育种专家来华讲学，如金陵大学曾聘请芮思娄（J.H.Reisner，小麦育种）、郭仁风（G.B.Griffen，棉花育种）、洛夫（H.H.Love，水稻育种）、马雅思（C.H.Myers，蔬菜育种）、魏更斯（R.G.Wiggans，高粱、玉米育种）。1936年，全国稻麦改进所曾经邀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作物育种专家海斯（H.K.Hayes）来华担任该所顾问，讲授作物育种方法。这些美国来华育种专家中，尤以芮思娄和洛夫为代表。

1914年11月，芮思娄到金大农科任教，1916年秋裴义理辞职返美后芮氏接任科长。芮氏任科长后，聘请美国农业科学家和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任教职，并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经验，如建立州立农学院统一领导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结合的体制，由州政府官员，农业企业经理、农业专家、农民等各方面代表参加学院董事会，使学校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教师身兼教学科研推广方面2-3个职务等，特别是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教学、科研、推广相辅相成的经验引入，使金大农科从办学宗旨到专业设置，课程配置以至教学、行政管理方面都按美国高等农业教育模式办理，并将金大农科直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立案，使金大农科毕业生可直接升入美国农业大学进修学位。因此，芮思娄主持金大农林科10多年，成为中美农业教育和科技交流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得到了中国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赞赏。

洛夫是美国康乃尔大学颇具声望的作物育种学教授，1925年金陵大学与康乃尔大学订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后数度来华讲学，1931年受聘为中国实业部顾问兼任中农所总技师，视察江苏、浙江的主要农事试验场，提出了关于中国农作物试验制度和试验方法的改进方案。同年夏天，在金陵大学举办的农作物讨论会上，洛夫主讲生物统计方法，将运用生物统计分析田间试验的新技术介绍给中国作物育种界；同时又用中国材料编著《生物统计方法》一书在中国出版，以应中国作物育种工作者的需要。因此，洛夫在华期间不仅制订有关改进中国农业生产发展计划、直接协助指导育种工作的开展，而且通过讲学、出版专著等多种形式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育种技术的农业专门人才，对中国近代作物育种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通过校际之间的合作项目引进作物改良技术

近代中国引进美国农作物改良技术更富有成效的表现在两国校际之间的合作，尤其是金陵大学农林科与康乃尔大学农学院的合作。

1922年春，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主任芮思娄鉴于历年华北大旱，美国捐助巨款赈灾，遂有志扩大农林事业于华北。赴美后，知有美国赈饥余款约美金百万元，遂请求赈款委员会同意，专门用于华北农林改良事宜。芮氏为康大洛夫博士学生，遂与商议合作粮食作物改良事业。因此乃由金大与纽约洛氏基金世界教育会（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 ,N.Y.）及康乃尔大学成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Nanking Conell Cooperative Project on Crop Improvement），每年由康大派遣一名育种学教授至金大主持作物改良，金大供给试验场与研究室之设备，世界教育会则付给康大教授旅费与津贴。

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开始于1925年，自此，作物品种改良成为金大农学院的中心工作，以改良品种增加华北小麦、大麦、小米、高粱、黄豆、水稻等粮食产量，而以小麦、高粱为主。合作办法为技术计划由金大负责，技术人员由金大介绍，事业经费由金大补助。

1925年4月，世界著名作物育种专家洛夫博士首次代表康乃尔大学来到金陵大学，举办作物育种理论与技术讲习班，将近代作物遗传育种理论和技术，特别是生物统计方法介绍给中国育种界，并开始改良小麦、大麦、高粱、大豆、水稻等品种工作。其后马雅思、魏更斯等育种专家多次来到金大农学院任教，讲授和指导改进作物育种，制定了一套科学的育种方法体系，使中国作物育种方法日臻完善，进入一个更加缜密、科学的新时期。

1931年为金大与康大及世界教育会合作的最后一年，马雅思代表康大来华，视察各合作场育种工作，举办作物改良讨论会，并修订各合作场的合作，以改进作物育种工作的联系配合。马雅思回到康大以后，即写成五年合作的总报告，详细叙述合作经过与成就。^[2]

康大来华教授均同意来华主持作物育种工作，增加他们的技术和训练经验；康大教授的行政、训练与研究的经验，对于金大各系的教授也很有益处；这次合作对于其他方面的合作也很有帮助，康大农学院院长曾经发表书面评论：“康大与金大合作事业的成功，促进了康大与菲律宾大学农学院的合作，这合作对于菲律宾农业与经济发展及该学院均大有利益”[2]。

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完成后，两校关系日益密切，金大农科的毕业文凭，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康乃尔大学）承认为农科学士，可以直接进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

二、主要作物品种改良技术的引进与推广

金陵大学是中国最早按照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开展作物育种试验的高等院校。作物品种引进与改良工作起步早、成果多，特别是棉花、小麦、水稻的引进与改良等，更是成绩显著。因此，这三种作物和玉米、烟草的选种育种历史，基本反映出中国近代作物品种改良事业的发展情况。

（一）美棉

美棉（又叫陆地棉、高原棉，原产于美洲）是中国近代作物育种中最早从国外引种的新品种。中国近代棉花品种改良的成绩主要归功于美棉的引种。

甲午战争前后，美棉开始引入中国。金陵大学在1915年开始从事中棉的选育和美棉的引种与驯化。1919年美国棉作专家柯克（O.F.Cook）受金陵大学之聘来华指导试验，确定“脱字棉”和“爱字棉”为最适宜中国引种的两个美棉品种。金大农科于1920年成立棉作改良部，在美籍教授郭仁风（J.B.Griffing）主持下，从美棉引种驯化与中棉选种，还在8省26处进行观察对比，先后育成美棉爱字棉（A）、脱字棉（T）和中棉“百万华棉”。[3]

1931年美国育种专家洛夫（H.H.Love）受聘为实业部顾问兼任中农所总技师，来华主持棉种区域试验。自1933年起，从国内外征集了31个美棉品种，在江苏、浙江、安徽等省12个地方联合试验，最后确认“斯字棉”和“德字棉”更优于“脱字棉”和“爱字棉”，从而确定了这两个美棉品种自40年代后为中国最主要的两个推广品种的地位。

1939年，中国又从美国引进“珂字棉”，40年代又引进了“岱字棉”。经试种，它们的产量和品质均优于“斯字棉”和“德字棉”。“珂字棉”和“岱字棉”在建国后取代“斯字棉”和“德字棉”而成为种植面积最大的棉种。

1928年，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对棉花的铃选、选株、考种、自交、繁殖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入研究，并参考国外试验方法，于1928年拟订《暂行中美棉育种法大纲》，进而编辑《棉作纯系育种》一署，给当时的棉作育种以较多的指导。

（二）小麦

中国最早学习美国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选育良种的作物是小麦，早期工作由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农业院校进行。20世纪30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成立，使小麦育种工作在更大的规模上开展起来。

最先开展小麦近代育种研究的是金陵大学。1914年夏，该校美籍教授芮思娄在南京附近农田中取得小麦单穗，经过7年选育成功，于1923年定名为“金大26号”，1924年开始推广，这是近代科学育种方法在中国的最早应用。“金大26号”是中国作物改良史上首先获得成功的小麦品种，产量超过农家品种7%，具有早熟、不易染病、分蘖力强的优点。20年代中后期，金陵大学推广的还有“9号小麦”和“双恩小麦”二种，前者是从江苏武进农田中采得的单穗育成的，后者根据芮思娄回忆，可能是从美国引进的。^[3]

1925年，康乃尔大学农科博士沈宗瀚从南京城外农田选得单穗，经过多年培育，于1934年育成著名的“金大2905号”小麦，产量达230斤，较“金大26号”高24.9%，较农家品种高31.9%，成熟比26号早5天，茎干直立，不易倒折，无锈病，抗黑穗病较强，颗粒肥大。色泽鲜明，出粉率、蛋白质含量高，适合于做挂面，受到江苏安徽农民欢迎，是中国以纯系育种法育成的第一个优秀小麦品种，推广极为普遍，1934～1937年推广面积达130多万亩，是中国当时粮食作物中推广面积最大的一个改良品种，解放后在苏、皖、川、陕、鄂等地仍有种植。

20年代，金陵大学一方面自己选育，另一方面还陆续与燕京大学、山西铭贤学校登教会学校的农场，以及教会办的开封、南宿州、济南、定县等地农场合作，育成10多个小麦良种。此外，沈宗瀚还主持育成“金大4197号”小麦，1942年以后继续进行选种及杂交育种工作，育成抗病力强、高产不倒的“金大4318、4372号”杂交品种；并与齐鲁大学农专科合作育成“济南195号”，曾经在胶济路、津浦路和鲁西鲁南推广。^[4]

中央大学的育种工作同样颇有声色。1929年，农艺系成立作物改良委员会，以统一育种方法，统筹育种栽培试验计划，监督所属农场场务，指导试验，开展学术研究，与国内各大学合作试验，与国内外学术机关交换种子，育成了多个小麦品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大南宿州”[4]、“中大美国玉皮”[5]、“南大2419”[6]和“矮立多”[7]等。

此外，金善宝及其助手在战前十年间，在苏、皖、浙、鄂四省中采选穗44000多株，征集国内小麦品种2100多种，国外小麦品种1000余种，并对1800多种小麦多年进行分区点播，加以观察对比，对其分类、品质有了深切认识。1934年，他编著了《实用小麦论》、《中国小麦区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

（三）水稻

中国用近代科学的育种方法进行水稻品种的改良工作，始于1920年前后，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首创。在稻作育种方法上，当时主要采用了纯系育种和杂交育种[8]。

1921年，东南大学农科原颂周、赵连芳、周拾禄等在大胜关农事试验总场进行水稻育种工作，先后育成“改良东莞白”和“改良江宁洋籼”等，这是中国近代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水稻良种选育的开端，是用纯系育种法育成的第一批水稻良种。

金陵大学于1924年开始 水稻育种工作。1927年秋，金陵大学农学院在通济门外水田中选得优良稻穗，从事分离纯系，举行单行试验，1930年起进行比较试验，1933年起在乌江实验推广区农场进行区域试验，育成丰产抗螟耐旱的“金大1386号”中籼早熟品种，30年代得到推广。

1931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南京成立。同年4月，洛夫应江、浙二省之聘再度来华讲学，并受聘为中农所总技师。1935年，又成立了全国稻麦改进所[9]，成为统筹各地力量开展大规模稻作育种的指挥机关，中国稻作育种自此走上了统一组织、协调发展的道路。

1937年抗战军兴，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技术推广机关及许多农业院校相继迁往西南。1939年夏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川中、川西40个县采集大量单穗，抽选优良纯系。此外还进行抗胡麻斑病、杂交育种、X光辐射育种、水稻生理与遗传等试验。^[5]

（四）玉米

玉米原产美洲，16世纪以后经海路和陆路传到中国，以后常常是中国山区农民的主粮。近代时期美国玉米产量最高，技术也最先进。

1923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农场和所属4个分场从玉米的品种比较试验中评选优良品种并扩大繁殖，分发到各个玉米产区示范推广。1925年，中央大学农学院赵连芳、金善宝等开始玉米杂交育种工作。金善宝曾经写出《近代玉米育种法》，根据实践经验详细介绍玉米杂交育种理论和技术。^[6]（P27）

1928～1933年，康乃尔大学硕士、北平大学农学院沈寿铨进行玉米杂交育种工作，选育出“杂206”和“杂236”。“杂206”亩产217.0公斤，比当地品种增产33.9%；“杂236”亩产222.5公斤，比当地品种增产47.0%。^{[7]（P108）}

1930年，美国玉米专家魏更斯（R.G.Wiggans）在燕京大学农艺系开办杂交玉米育种训练班。1935年，卢伟民在金大农学院移交的材料基础上，将258个玉米杂交种进行比较试验，育成金大燕京206、236号品种，产量比对照种高出43%～53%，并在北京郊区示范试种。

1930年，山西铭贤学院农科主任穆懿尔（R.T.Moyer）和霍席卿等在1930年从美国中西部引进金皇后、银皇后等12个优良玉米马齿品种，经过5年的品种比较试验，表明金皇后的丰产特性超过当时黄河流域各地所栽培的各个玉米品种，乃于1936年开始在山西示范推广，以后传播到全国许多地方。

1941年西北农学院王绶等从美国引进50多个玉米品种并育成7个自交系，选出武功白玉米和综交白玉米，1942～1946年扩大育种3390亩，比当地品种增产20～30%。^[8]

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些品种对促进中国玉米生产发展和作为杂交育种材料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烟草

烟草于16世纪中后期和17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早期所种植的烟草为晒晾型，种植相当分散。烤烟生产的发展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烤烟源于美国的弗吉尼亚，因此又称弗吉尼亚烟，是卷烟工业的主要原料，是世界上栽培面积最大的烟草类型。1900年中国台湾省最早引进种植。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积极推广，开始在湖北、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种植。与此同时，国内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效法引进美种烟草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种植。尽管美种烟草生产成本高于土种烟草及其它作物，但因其产量高、收益大，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三大烟草产区在1921-1934年间美种烟草种植面积扩大了66.5%。加上国内其他地区，美种烟草种植面积达100万亩，约占当时全国烟草生产的六分之一。^{[9]（P17-21）}

1950年以后，烤烟作为烟草发展的重点，种植面积和产量增长很快，70年代中后期面积已发展到50万公顷，总产80多万吨，面积和总产均居世界首位，常年占世界烤烟生产面积和总产的40%左右。主要产区有河南、山东、云南、贵州、安徽、湖南、湖北等省。1985年全国烟草总种植面积131.27万公顷，其中烤烟占了82%，占收购量的96%；晾晒型烟由于消费者习惯变化等原因，在19世纪50年代达到高峰后，生产逐年下降，主要产区在四川、贵州、湖南、湖北、云南等省；白肋烟产量较小，主要分布在鄂西、川东一带。^{[10]（P668）}

三、结语

选育良种是提高作物产量、改进作物品种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中国近代的农作物品种改良事业发端于19世纪末，至新中国成立，大约有五六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美国的作物改良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引进和推广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属于创始阶段。此时的育种工作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手段上，都是十分粗放和简陋的。“金大26号”育种试验数据记录的零乱和没有统一格式，显示了其科研起步阶段的粗糙；直到1920年才开始注意建立制度，到1924年数据记录才较完备，试验才走上科学轨道。这也是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中国未见有用近代科学方法育成的新品种问世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属于奠基阶段。一方面，一些在欧美等国攻读农学的留学人员回国效力，他们带回近代的育种理论和技术，制定严格的育种程序和试验制度，使育种工作初步走上科学轨道；另一方面，美国育种学家来华讲学或直接担任顾问，指导中国的育种试验，对于中国科学育种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如美国育种专家洛夫20年代来华讲授纯系育种法，推动了中国纯系育种法的发展）。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属于发展阶段。中国的作物育种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表现在育种技术日趋进步，育种人才日渐增多，技术力量日渐雄厚。特别是30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的成立，改变了中国作物育种界分散、零乱的状况，使中国的作物育种事业得到统一和协调。 ^{[11]（P42-43）}

总的说来，中国近代的作物育种事业的诞生和成长经历了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历史时期，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中国的作物育种事业与其他各项科技事业一样深受军阀混战、政局动乱、经济拮据及机构变迁的影响，中美两国之间的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可谓艰难曲折。特别是1937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破坏更为惨重。在沦陷区内，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役使和摧残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大肆掠夺耕畜和农具，大量侵占和毁坏农田及生产设施，致使中国的农业生产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农业科技的发展处于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之下，即使育成了一些新的品种，也无法在较大范围内推广和普及，有些仅仅停留在实验室或科研人员的试验田里，良种的培育推广效果不尽如人意。以水稻良种推广为例，1940年，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8省推广水稻良种82万亩，而8省其时的水稻栽种总面积为2亿亩，良种推广面积只占水稻栽种总面积的0.4%。再以小麦良种推广为例，四川、陕西等8省小麦良种的推广面积为60.7万亩，只占当时8省小麦栽种总面积的0.55%；即使是当时小麦良种推广最多的四川省，其小麦良种推广面积为30.5万亩，也只占该省小麦栽种总面积的1.61%。 ^[12]

因此，美国的作物改良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引进与推广，无论深度或是广度都是有限的，其实际效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 参 考 文 献 ]

[1]庄孟林.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历史沿革[J]. 中国农史，1988，（2）.

[2]C.H.Myers.Final Report of the Plant Improvement Project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Cornell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M]. Published by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of Nanking, China Special Report No.1.1934.

[3]金陵大学之改良小麦[M]. 1928.

[4]蔡旭. 近年中国麦产改进工作概况[J]. 农业推广通讯，1945，（6）.

[5]周拾禄. 三十年来中国稻作之改进[J]. 中国稻作，1948，（1～3）.

[6]《金善宝文选》编委会. 金善宝文选[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

[7]周邦任，费旭. 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

[8]佟屏亚. 中国近代玉米改良工作略述[J]. 中国科技史料，1991，（2）.

[9]陈翰笙. 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10]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下）[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

[11]白鹤文，等. 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M]. 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

[12]潘简良，蔡笃康. 各省小麦改良种推广近况[J]. 农报，第8卷，1-6期合刊.

[作者简介]沈志忠（1968—  ），男，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在职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