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旧闻(一)


    
  梦中每迷还乡路,
    愈知晚途念桑梓。
                      ——书衣文录
度春荒
我的家乡,邻近一条大河,树木很少,经常旱涝不收。在我幼年时,每年春季,粮
食很缺,普通人家都要吃野菜树叶。
    春天,最早出土的,是一种名叫老鸹锦的野菜,孩子们带着一把小刀,提着小篮,
成群结队到野外去,寻觅剜取像铜钱大小的这种野菜的幼苗。
    这种野菜,回家用开水一泼,搀上糠面蒸食,很有韧性。
    与此同时出土的是苣苣菜,就是那种有很白嫩的根,带一点苦味的野菜。但是这种
菜,不能当粮食吃。
    以后,田野里的生机多了,野菜的品种,也就多了。有黄须菜,有扫帚苗,都可以
吃。春天的麦苗,也可以救急,这是要到人家地里去偷来。
    到树叶发芽,孩子们就脱光了脚,在手心吐些唾沫,上到树上去。榆叶和榆钱,是
最好的菜。柳芽也很好。在大荒之年,我吃过杨花。就是大叶杨春天抽出的那种穗子一
样的花。这种东西,是不得已而吃之,并且很费事,要用水浸好几遍,再上锅蒸,味道
是很难闻的。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
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孳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
他们仍然欢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很暖和,
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
    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
    我的童年,虽然也常有兵荒马乱,究竟还没有遇见大灾荒,像我后来从历史书上知
道的那样。这一带地方,在历史上,特别是新旧五代史上记载,人民的遭遇是异常悲惨
的。因为战争,因为异族的侵略,因为灾荒,一连很多年,在书本上写着:人相食;析
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死亡,可以使人恢复
兽性。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目表。我们
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战养战,三光政策,是很野蛮很残酷的。但是因为共产党
记取历史经验,重视农业生产,村里虽然有那么多青年人出去抗日,每年粮食的收成,
还是能得到保证。党在这一时期,在农村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地主富农,占有大部分
土地,虽然对这种政策,心里有些不满,他们还是积极经营的。抗日期间,我曾住在一
家地主家里,他家的大儿子对我说:“你们在前方努力抗日,我们在后方努力碾米。”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们成功地避免了“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可怕遭遇,保证
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79年12月

村长
这个村庄本来很小,交通也不方便,离保定一百二十里,离县城十八里。它有一个
村长,是一家富农。我不记得这村长是民选的,还是委派的。但他家的正房里,悬挂着
本县县长一个奖状,说他对维持地方治安有成绩,用镜框装饰着。平日也看不见他有什
么职务,他照样管理农事家务,赶集卖粮食。村里小学他是校董,县里督学来了,中午
在他家吃饭。他手下另有一个“地方”,这个职务倒很明显,每逢征收钱粮,由他在街
上敲锣呼喊。
    这个村长个子很小,脸也很黑,还有些麻子。他的穿著,比较讲究,在冬天,他有
一件羊皮袄,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他的右手总是提起皮袄右面的开襟地方,步子也迈得
细碎些,这样,他以为势派。
    他原来和“地方”的老婆姘靠着。“地方”出外很多年,回到家后,村长就给他一
面铜锣,派他当了“地方”。
    在村子的最东头,有一家人卖油炸馃子,有好几代历史了。这种行业,好像并不成
全人,每天天不亮,就站在油锅旁。男人们都得了痨病,很早就死去了。但女人就没事,
因此,这一家有好几个寡妇。村长又爱上了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寡妇,就不大到“地方”
家去了。
    可是,这个寡妇,在村里还有别的相好,因为村长有钱有势,其他人就不能再登上
她家的门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国民党政权南逃。这年秋季,地方大乱。一到夜晚,
远近枪声如度岁。有绑票的,有自卫的。
    一天晚上,村长又到东头寡妇家去,夜深了才出来,寡妇不放心,叫她的儿子送村
长回家。走到东街土地庙那里,从庙里出来几个人,用撅枪把村长打死在地,把寡妇的
儿子也打死了。寡妇就这一个儿子,还是她丈夫的遗腹子。把他打死,显然是怕他走漏
风声。
    村长头部中了数弹,但他并没有死,因为撅枪和土造的子弹,都没有准头和力量。
第二天早上苏醒了过来。儿子把他送到县城医治枪伤,并指名告了村里和他家有宿怨的
几个农民。当时的政权是维持会,土豪劣绅管事,当即把几个农民抓到县里,并带了镣。
八路军到了,才释放出来。
    村长回到村里,五官破坏,面目全非。深居简出,常常把一柄大铡刀放在门边,以
防不测。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占据县城,地方又大乱。一个夜晚,村长终于被绑架到村
南坟地,割去生殖器,大卸八块。村长之死,从政治上说,是打击封建恶霸势力。这是
村庄开展阶级斗争的序幕。
    那个寡妇,脸上虽有几点浅白麻子,长得却有几分人才,高高的个儿,可以说是亭
亭玉立。后来,村妇救会成立,她是第一任的主任,现在还活着。死去的儿子,也有一
个遗腹子,现在也长大成人了。
    村长的孙子孙女,也先后参加了八路军,后来都是干部。
                       1979年12月

凤池叔
凤池叔就住我家的前邻。在我幼年时,他盖了三间新的砖房。他有一个叔父,名叫
老亭。在本地有名的联庄会和英法联军交战时,他伤了一只眼,从前线退了下来,小队
英国兵追了下来,使全村遭了一场浩劫,有一名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妇女,被鬼子轮奸致
死。这位妇女,死后留下了不太好的名声,村中的妇女们说:她本来可以跑出去,可是
她想发洋人的财,结果送了命。其实,并不一定是如此的。
    老亭受了伤,也没有留下什么英雄的称号,只是从此名字上加了一个字,人们都叫
他瞎老亭。
    瞎老亭有一处宅院,和凤池叔紧挨着,还有三间土坯北房。他为人很是孤独,从来
也不和人们来往。我们住得这样近,我也不记得在幼年时,到他院里玩耍过,更不用说
到他的屋子里去了。我对他那三间住房,没有丝毫的印象。
    但是,每逢从他那低矮颓破的土院墙旁边走过时,总能看到,他那不小的院子里,
原是很吸引儿童们的注意的。他的院里,有几棵红枣树,种着几畦瓜菜,有几只鸡跑着,
其中那只大红公鸡,特别雄壮而美丽,不住声趾高气扬地啼叫。
    瞎老亭总是一个人坐在他的北屋门口。他呆呆地直直地坐着,坏了的一只眼睛紧紧
闭着,面容愁惨,好像总在回忆着什么不愉快的事。这种形态,儿童们一见,总是有点
害怕的,不敢去接近他。
    我特别记得,他的身旁,有一盆夹竹桃,据说这是他最爱惜的东西。这是稀有植物,
整个村庄,就他这院里有一棵,也正因为有这一棵,使我很早就认识了这种花树。
    村里的人,也很少有人到他那里去。只有他前邻的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并且半
公开的,在夜间和他作伴。
    这位老年寡妇,毫不隐讳地对妇女们说:
    “神仙还救苦救难哩,我就是这样,才和他好的。”
    瞎老亭死了以后,凤池叔以亲侄子的资格,继承了他的财产。拆了那三间土坯北房,
又添上些钱,在自己的房基上,盖了三间新的砖房。那时,他的母亲还活着。
    凤池叔是独生子,他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我完全不记得,可能死得很早。凤池叔
长得身材高大,仪表非凡,他总是穿着整整齐齐的长袍,步履庄严地走着。我时常想,
如果他的运气好,在军队上混事,一定可以带一旅人或一师人。如果是个演员,扮相一
定不亚于武生泰斗杨小楼那样威武。
    可是他的命运不济。他一直在外村当长工。行行出状元,他是远近知名的长工:不
只力气大,农活精,赶车尤其拿手。
    他赶几套的骡马,总是有条不紊,他从来也不像那些粗劣的驭手,随便鸣鞭、吆喝,
以至虐待折磨牲畜。他总是若无其事地把鞭子抱在袖筒里,慢条斯理地抽着烟,不动声
色,就完成了驾驭的任务。这一点,是很得地主们的赏识的。
    但是,他在哪一家也呆不长久,最多二年。这并不是说他犯有那种毛病:一年勤,
二年懒,三年就把当家的管。主要是他太傲慢,从不低声下气。另外,车马不讲究他不
干,哪一个牲口不出色,不依他换掉,他也不干。另外,活当然干得出色,但也只是大
秋大麦之时,其余时间,他好参与赌博,交结妇女。
    因此,他常常失业家居。有一年冬天,他在家里闲着,年景又不好,村里的人都知
道他没有吃的了,有些本院的长辈,出于怜悯,问他:
    “凤池,你吃过饭了吗?”
    “吃了!”他大声地回答。
    “吃的什么?”
    “吃的饺子!”
    他从来也不向别人乞求一口饭,并绝对不露出挨饥受饿的样子,也从不偷盗,穿著
也从不减退。
    到过他的房间的人,知道他是家徒四壁,什么东西也卖光了的。
    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女的,藏在他的屋里,最初谁也不知道。一天夜间,这个妇女
的本夫带领一些乡人,找到这里,破门而入。凤池叔从炕上跃起,用顶门大棍,把那个
本夫,打了个头破血流,一群人慑于威势,大败而归,沿途留下了不少血迹。那个妇女
也呆不住,从此不知下落。
    凤池叔不久就卖掉了他那三间北房。土改时,贫民团又把这房分给了他。在他死以
前,他又把它卖掉了,才为自己出了一个体面的、虽属光棍但谁都乐于帮忙的殡,了此
一生。
                       1979年12月

干巴
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干巴要算是最穷最苦的人了。他的老婆,前几年,因为产后
没吃的死去了,留下了一个小孩。
    最初,人们都说是个女孩,并说她命硬,一下生就把母亲克死了。过了两三年,干
巴对人们说,他的孩子不是女孩,是个男孩,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变儿。
    干巴好不容易按照男孩子把他养大,这孩子也渐渐能帮助父亲做些事情了。他长得
矮弱瘦小,可也能背上一个小筐,到野地里去拾些柴禾和庄稼了。其实,他应该和女孩
子们一块去玩耍、工作。他在各方面,都更像一个女孩子。但是,干巴一定叫他到男孩
子群里去。男孩子是很淘气的,他们常常跟小变儿起哄,欺侮他:
    “来,小变儿,叫我们看看,又变了没有?”
    有时就把这孩子逗哭了。这样,他的性情、脾气,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变态:
孤僻,易怒。他总是一个人去玩,到其他孩子不乐意去的地方拾柴、拣庄稼。
    这个村庄,每年夏天,好发大水,水撤了,村边一些沟里、坑里,水还满满的。每
天中午,孩子们好聚到那里凫水,那是非常高兴和热闹的场面。
    每逢小变儿走近那些沟坑,在其中游泳的孩子们,就喊:
    “小变儿,脱了裤子下水吧!来,你不敢脱裤子!”
    小变儿就默默地离开了那里。但天气实在热,他也实在愿意到水里去洗洗玩玩。有
一天,人们都回家吃午饭了,他走到很少有人去的村东窑坑那里,看看四处没有人,脱
了衣服跳进去。这个坑的水很深,一下就灭了顶,他喊叫了两声,没有人听见,这个孩
子就淹死了。
    这样,干巴就剩下孤身一人,没有了儿子。
    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他没有田地,也可以说没有房屋,他那间小屋,是很难叫做
房屋的。他怎样生活?他有什么职业呢?
    冬天,他就卖豆腐,在农村,这几乎可以不要什么本钱。
    秋天,他到地里拾些黑豆、黄豆,即使他在地头地脑偷一些,人们都知道他寒苦,
也都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忍去说他。
    他把这些豆子,做成豆腐,每天早晨挑到街上,敲着梆子,顾客都是拿豆子来换,
很快就卖光了。自己吃些豆腐渣,这个冬天,也就过去了。
    在村里,他还从事一种副业,也可以说是业余的工作。那时代,农村的小孩子,死
亡率很高。有的人家,连生五、六个,一个也养不活。不用说那些大病症,比如说天花、
麻疹、伤寒,可以死人;就是这些病症,比如抽风、盲肠炎、痢疾、百日咳,小孩子得
上了,也难逃个活命。
    母亲们看着孩子死去了,掉下两点眼泪,就去找干巴,叫他帮忙把孩子埋了去。干
巴赶紧放下活计,背上铁铲,来到这家,用一片破炕席或一个破席锅盖,把孩子裹好,
挟在腋下,安慰母亲一句:
    “他婶子,不要难过。我把他埋得深深的,你放心吧!”
    就走到村外去了。
    其实,在那些年月,母亲们对死去一个不成年的孩子,也不很伤心,视若平常。因
为她们在生活上遇到的苦难太多,孩子们累得她们也够受了。
    事情完毕,她们就给干巴送些粮食或破烂衣服去,酬谢他的帮忙。
    这种工作,一直到干巴离开人间,成了他的专利。
                       1979年12月

木匠的女儿
这个小村庄的主要街道,应该说是那条东西街,其实也不到半里长。街的两头,房
舍比较整齐,人家过的比较富裕,接连几户都是大梢门。
    进善家的梢门里,分为东西两户,原是兄弟分家,看来过去的日子,是相当势派的,
现在却都有些没落了。进善的哥哥,幼年时念了几年书,学得文不成武不就,种庄稼不
行,只是练就一笔好字,村里有什么文书上的事,都是求他。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不
过红事喜帖,白事丧榜之类。进善幼年就赶上日子走下坡路,因此学了木匠,在农村,
这一行业也算是高等的,仅次于读书经商。
    他是在束鹿旧城学的徒。那里的木匠铺,是远近几个县都知名的,专做嫁妆活。凡
是地主家聘姑娘,都先派人丈量男家居室,陪送木器家具。只有内间的叫做半套;里外
两间都有的,叫做全套。原料都是杨木,外加大漆。
    学成以后,进善结了婚,就回家过日子来了。附近村庄人家有些零星木活,比如修
整梁木,打做门窗,成全棺材,就请他去做,除去工钱,饭食都是好的,每顿有两盘菜,
中午一顿还有酒喝。闲时还种几亩田地,不误农活。
    可是,当他有了一儿一女以后,他的老婆因为过于劳累,得肺病死去了。当时两个
孩子还小,请他家的大娘带着,过不了几年,这位大娘也得了肺病,死去了。进善就得
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这样一来,原来很是精神利索的进善,就一下变得愁眉不展,外出
做活也不方便,日子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女儿是头大的,名叫小杏。当她还不到十岁,就帮着父亲做事了,十四五岁的时候,
已经出息得像个大人。长得很俊俏,眉眼特别秀丽,有时在梢门口大街上一站,身边不
管有多少和她年岁相仿的女孩儿们,她的身条容色,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贫苦无依的生活,在旧社会,只能给女孩子带来不幸。越长的好,其不幸的可能就
越多。她们那幼小的心灵,先是向命运之神应战,但多数终归屈服于它。在绝望之余,
她从一面小破镜中,看到了自己的容色,她现在能够仰仗的只有自己的青春。
    她希望能找到一门好些的婆家,但等她十七岁结了婚,不只丈夫不能叫她满意,那
位刁钻古怪的婆婆,也实在不能令人忍受。她上过一次吊,被人救了下来,就长年住在
父亲家里。
    虽然这是一个不到一百户的小村庄,但它也是一个社会。
    它有贫穷富贵,有尊荣耻辱,有士农工商,有兴亡成败。
    进善常去给富裕人家做活,因此结识了那些人家的游手好闲的子弟。其中有一家在
村北头开油坊的少掌柜,他常到进善家来,有时在夜晚带一瓶子酒和一只烧鸡,两个人
喝着酒,他撕一些鸡肉叫小杏吃。不久,就和小杏好起来。赶集上庙,两个人约好在背
静地方相会,少掌柜给她买个烧饼裹肉,或是买两双袜子送给她。虽说是少女的纯洁,
虽说是廉价的爱情,这里面也有倾心相与,也有引诱抗拒,也有风花雪月,也有海誓山
盟。
    女人一旦得到依靠男人的体验,胆子就越来越大,羞耻就越来越少。就越想去依靠
那钱多的,势力大的,这叫做一步步往上依靠,灵魂一步步往下堕落。
    她家对门有一位在县里当教育局长的,她和他靠上了,局长回家,就住在她家里。
    一九三七年,这一带的国民党政府逃往南方,局长也跟着走了。成立了抗日县政府,
组织了抗日游击队。抗日县长常到这村里来,有时就在进善家吃饭住宿。日子长了,和
这一家人都熟识了,小杏又和这位县长靠上,她的弟弟给县长当了通讯员,背上了盒子
枪。
    一九三八年冬天,日本人占据了县城。屯集在河南省的国民党军队张荫梧部,正在
实行曲线救国,配合日军,企图消灭八路军。那位局长,跟随张荫梧多年了,有一天,
又突然回到了村里。他回到村庄不多几天,县城的日军和伪军,“扫荡”了这个村庄,
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合到大街上,在街头一棵槐树上,烧死了抗日村长。日本人在各家
搜索时,在进善的女儿房中,搜出一件农村少有的雨衣,就吊打小杏,小杏说出是那位
局长穿的,日本人就不再追究,回县城去了。日本人走时,是在黄昏,人们惶惶不安地
刚吃过晚饭,就听见街上又响起枪来。随后,在村东野外的高沙岗上,传来了局长呼救
的声音。好像他被绑了票,要乡亲们快凑钱搭救他。深夜,那声音非常凄厉。这时,街
上有几个人影,打着灯笼,挨家挨户借钱,家家都早已插门闭户了。交了钱,并没得买
下局长的命,他被枪毙在高岗之上。
    有人说,日本这次“扫荡”,是他勾引来的,他的死刑是“老八”执行的。他一回
村,游击组就向上级报告了。可是,如果他不是迷恋小杏,早走一天,可能就没事……
    日本人四处安插据点,在离这个村庄三里地的子文镇,盖了一个炮楼,形势一天比
一天紧张,我们的主力西撤了。汉奸活跃起来,抗日政权转入地下,抗日县长,只能在
夜间转移。抗日干部被捕的很多,有的叛变了。有人在夜里到小杏家,找县长,并向他
劝降。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县长,本来是个绔绔子弟,经不起考验,但他不愿明目张胆地
投降日本,通过亲戚朋友,到敌占区北平躲身子去了。
    小杏的弟弟,经过一些坏人的引诱怂恿,带着县长的两支枪,投降了附近的炮楼,
当了一名伪军。他是个小孩子,每天在炮楼下站岗,附近三乡五里,都认识他,他却坏
下去的很快,敲诈勒索,以至奸污妇女。他那好吃懒做的大伯,也仗着侄儿的势力,在
村中不安分起来。在一九四三年以后,根据地形势稍有转机时,八路军夜晚把他掏了出
来,枪毙示众。
    小杏在二十几岁上,经历了这些生活感情上的走马灯似的动乱、打击,得了她母亲
那样致命的疾病,不久就死了。她是这个小小村庄的一代风流人物。在烽烟炮火的激荡
中,她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觉醒,她的花容月貌,就悄然消失,不会有人再想到她。
    进善也很快就老了。但他是个乐天派,并没有倒下去。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
县里要为死难的抗日军民,兴建一座纪念塔,在四乡搜罗能工巧匠。虽然他是汉奸家属,
但本人并无罪行。村里推荐了他,他很高兴地接受了雕刻塔上飞檐门窗的任务。这些都
是木工细活,附近各县,能有这种手艺的人,已经很稀少了。塔建成以后,前来游览的
人,无不对他的工艺啧啧称赞。
    工作之暇,他也去看了看石匠们,他们正在叮叮当当,在大石碑上,镌刻那些抗日
烈士的不朽芳名。
    回到家来,他孤独一人,不久就得了病,但人们还常见他拄着一根木棍出来,和人
们说话。不久,村里进行土地改革,他过去相好那些人,都被划成地主或富农,他也不
好再去找他们。又过了两年,才死去了。
                       1980年9月21日晨

老刁
老刁,河北深县人,他从小在外祖父家长大,外祖父家是安平县。他在保定育德中
学读书时,就把安平人引为同乡,我比他低两年级,他对幼小同乡,尤其热情。他有一
条腿不大得劲,长得又苍老,那时人们就都叫他老刁。
    他在育德中学的师范班毕业以后,曾到安新冯村,教过一年书,后来到北平西郊的
黑龙潭小学教书。那时我正在北平失业,曾抱着一本新出版的《死魂灵》,到他那里住
了两天。
    有一年暑假,我们为了找职业都住在保定母校的招待楼里,那是一座碉堡式的小楼。
有一天,他同另一位同学出去,回来时,非常张惶,说是看见某某同学被人捕去了。那
时捕去的学生,都是共产党。
    过了几年,爆发了抗日战争。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同陈肇同志,要过路西去,在安
平县西南地区,遇到了他。当听说他是安平县的“特委”时,我很惊异。我以为他还在
北平西郊教书,他怎么一下子弄到这么显赫的头衔。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当然不便细问。
因为过路就是山地,我同老陈把我们骑来的自行车交给他,他给了我们一人五元钱,可
见他当时经济上的困难。
    那一次,我只记得他说了一句:
    “游击队正在审人打人,我在那里坐不住。”
    敌人占了县城,我想可能审讯的是汉奸嫌疑犯吧。
    一九四一年,我从山地回到冀中。第二年春季,我又要过路西去,在七地委的招待
所,见到了他。当时他好像很不得意,在我的住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这也使我很惊异,
怎么他一下又变得这么消沉?
    一九四六年夏天,抗日战争早已结束,我住在河间临街的一间大梢门洞里。有一天
下午,我正在街上闲立着,从西面来了一辆大车,后面跟着一个人,脚一拐一拐的,一
看正是老刁。我把他拦请到我的床位上,请他休息一下。记得他对我说,要找一个人,
给他写个历史证明材料。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安志诚先生的地址,安先生原是我们在中学
时的图书馆管理员。我说,我也不知道他的住处,他就又赶路去了,我好像也忘记问他,
是要到哪里去?看样子,他在一直受审查吗?
    又一次我回家,他也从深县老家来看我,我正想要和他谈谈,正赶上我母亲那天叫
磨扇压了手,一家不安,他匆匆吃过午饭就告辞了。我往南送他二三里路,他的情绪似
乎比上两次好了一些。他说县里可能分配他工作。后来听说,他在县公安局三股工作,
我不知道公安局的分工细则,后来也一直没有见过他。没过两年,就听说他去世了。也
不过四十来岁吧。
    我的老伴对我说过,抗日战争时期,我不在家,有一天老刁到村里来了,到我家看
了看,并对村干部们说,应该对我的家庭,有些照顾。他带着一个年轻女秘书,老刁在
炕上休息,头枕在女秘书的大腿上。老伴说完笑了笑。一九四八年,我到深县县委宣传
部工作。县里开会时,我曾托区干部,对老刁的家庭,照看一下。我还曾路过他的村庄,
到他家里去过一趟。院子里空荡荡的,好像并没有找到什么人。
    事隔多年,我也行将就木,觉得老刁是个同学又是朋友,常常想起他来,但对他参
加革命的前前后后,总是不大清楚,像一个谜一样。
                       1980年9月21日晚

菜虎
东头有一个老汉,个儿不高,膀乍腰圆,卖菜为生。人们都叫他菜虎,真名字倒被
人忘记了。这个虎字,并没有什么恶意,不过是说他以菜为衣食之道罢了。他从小就干
这一行,头一天推车到滹沱河北种菜园的村庄趸菜,第二天一早,又推上车子到南边的
集市上去卖。因为南边都是旱地种大田,青菜很缺。
    那时用的都是独木轮高脊手推车,车两旁捆上菜,青枝绿叶,远远望去,就像一个
活的菜畦。
    一车水菜分量很重,天暖季节他总是脱掉上衣,露着油黑的身子,把绊带套在肩上。
遇见沙土道路或是上坡,他两条腿叉开,弓着身子,用全力往前推,立时就是一身汗水。
但如果前面是硬整的平路,他推得就很轻松愉快了,空行的人没法赶过他去。也不知道
他怎么弄的,那车子发出连续的有节奏的悠扬悦耳的声音,——吱扭——吱扭——吱扭
扭——
    吱扭扭。他的臀部也左右有节奏地摆动着。这种手推车的歌,在我幼年的记忆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田野里的音乐,是道路上的歌,是充满希望的歌。有时这种声
音,从几里地以外就能听到。他的老伴,坐在家里,这种声音从离村很远的路上传来。
有人说,菜虎一过河,离家还有八里路,他的老伴就能听见他推车的声音,下炕给他做
饭,等他到家,饭也就熟了。在黄昏炊烟四起的时候,人们一听到这声音,就说:“菜
虎回来了。”
    有一年七月,滹沱河决口,这一带发了一场空前的洪水,庄稼全都完了,就是半生
半熟的高粱,也都冲倒在地里,被泥水浸泡着。直到九、十月间,已经下过霜,地里的
水还没有撤完,什么晚庄稼也种不上,种冬麦都有困难。这一年的秋天,颗粒不收,人
们开始吃村边树上的残叶,剥下榆树的皮,到泥里水里捞泥高粱穗来充饥,有很多小孩
到撤过水的地方去挖地梨,还挖一种泥块,叫做“胶泥沉儿”,是比胶泥硬,颜色较白
的小东西,放在嘴里吃。这原是营养植物的,现在用来营养人。
    人们很快就干黄干瘦了,年老有病的不断死亡,也买不到棺木,都用席子裹起来,
找干地方暂时埋葬。
    那年我七岁,刚上小学,小学也因为水灾放假了,我也整天和孩子们到野地里去捞
小鱼小虾,捕捉蚂蚱、蝉和它的原虫,寻找野菜,寻找所有绿色的、可以吃的东西。常
在一起的,就有菜虎家的一个小闺女,叫做盼儿的。因为她母亲有痨病,长年喘嗽,这
个小姑娘长得很瘦小,可是她很能干活,手脚利索,眼快;在这种生活竞争的场所,她
常常大显身手,得到较多较大的收获,这样就会有争夺,比如一个蚂蚱、一棵野菜,是
谁先看见的。
    孩子们不懂事,有时问她:
    “你爹叫菜虎,你们家还没有菜吃?还挖野菜?”
    她手脚不停地挖着土地,回答:
    “你看这道儿,能走人吗?更不用说推车了,到哪里去趸菜呀?一家人都快饿死了!”
    孩子们听了,一下子就感到确实饿极了,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不说话了。
    忽然在远处高坡上,出现了几个外国人,有男有女,男的穿着中国式的长袍马褂,
留着大胡子,女的穿着裙子,披着金黄色的长发。
    “鬼子来了。”孩子们站起来。
    作为庚子年这一带义和团抗击洋人失败的报偿,外国人在往南八里地的义里村,建
立了一座教堂,但这个村庄没有一家在教。现在这些洋人是来视察水灾的。他们走了以
后,不久在义里村就设立了一座粥厂。村里就有不少人到那里去喝粥了。
    又过了不久,传说菜虎一家在了教。又有一天,母亲回到家来对我说:
    “菜虎家把闺女送给了教堂,立时换上了洋布衣裳,也不愁饿死了。”
    我当时听了很难过,问母亲:
    “还能回来吗?”
    “人家说,就要带到天津去呢,长大了也可以回家。”母亲回答。
    可是直到我离开家乡,也没见这个小姑娘回来过。我也不知道外国人一共收了多少
小姑娘,但我们这个村庄确实就只有她一个人。
    菜虎和他多病的老伴早死了。
    现在农村已经看不到菜虎用的那种小车,当然也就听不到它那种特有的悠扬悦耳的
声音了。现在的手推车都换成了胶皮轱辘,推动起来,是没有多少声音的。
                       1980年9月29日晨

光棍
幼年时,就听说大城市多产青皮、混混儿,斗狠不怕死,在茫茫人海中成为谋取生
活的一种道路。但进城后,因为革命声势,此辈已销声敛迹,不能见其在大庭广众之中,
行施其伎俩。十年动乱之期,流氓行为普及里巷,然已经“发迹变态”,似乎与前所谓
混混儿者,性质已有悬殊。
    其实,就是在乡下,也有这种人物的。十里之乡,必有仁义,也必有歹徒。乡下的
混混儿,名叫光棍。一般的,这类人幼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但长大了,有些聪明,
不甘心受苦。他们先从赌博开始,从本村赌到外村,再赌到集市庙会。他们能在大戏台
下,万人围聚之中,吆三喝四,从容不迫,旁若无人,有多大的输赢,也面不改色。当
在赌场略略站住脚步,就能与官面上勾结,也可能当上一名巡警或是衙役。从此就可以
包办赌局,或窝藏娼妓。这是顺利的一途。
    其在赌场失败者,则可以下关东,走上海,甚至报名当兵,在外乡流落若干年,再
回到乡下来。
    我的一个远房堂兄,幼年随人到了上海,做织布徒工。失业后,没有饭吃,他趸了
几个西瓜到街上去卖,和人争执起来,他手起刀落,把人家头皮砍破,被关押了一个月。
出来后,在上海青红帮内,也就有了小小的名气。但他究竟是一个农民,家里还有一点
点恒产,不到中年就回家种地,也娶妻生子,在村里很是安分。这是偶一尝试,又返回
正道的一例,自然和他的祖祖辈辈的“门风”有关。
    在大街当中,有一个光棍名叫老索,他中年时官至县城的巡警,不久废职家居,养
了一笼画眉。这种鸟儿,在乡下常常和光棍作伴,可能它那种霸气劲儿,正是主人行动
的陪衬。
    老索并不鱼肉乡里,也没人去招惹他。光棍一般的并不在本村为非作歹,因为欺压
乡邻,将被人瞧不起,已经够不上光棍的称号。但是,到外村去闯光棍,也不是那么容
易。相隔一里地的小村庄,有一个姓曹的光棍,老索和他有些输赢账。有一天,老索喝
醉了,拿了一把捅猪的长刀,找到姓曹的门上。声言:“你不还账,我就捅了你。”姓
曹的听说,立时把上衣一脱,拍着肚脐说:“来,照这个地方。”老索往后退了一步,
说:“要不然,你就捅了我。”姓曹的二话不说,夺过他的刀来就要下手。老索转身往
自己村里跑,姓曹的一直追到他家门口。乡亲拦住,才算完事。从这一次,老索的光棍,
就算“栽了”。
    他雄心不死,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他生了三个儿子,起名虎、豹、熊。姓曹的
光棍穷得娶不上妻子,老索希望他的儿子能重新建立他失去的威名。
    三儿子很早就得天花死去了,少了一个熊。大儿子到了二十岁,娶了一门童养媳,
二儿子长大了,和嫂子不清不楚。
    有一天,弟兄两个打起架来,哥哥拿着一根粗大杠,弟弟用一把小鱼刀,把哥哥刺
死在街上。在乡下,一时传言,豹吃了虎。村里怕事,仓促出了殡,民不告,官不究,
弟弟到关东去躲了二年,赶上抗日战争,才回到村来。他真正成了一条光棍。那时村里
正在成立农会,声势很大,村两头闹派性,他站在西头一派,有一天,在大街之上,把
新任的农会主任,撞倒在地。在当时,这一举动,完全可以说成是长地富的威风,但一
查他的三代,都是贫农,就对他无可奈何。我们有很长时期,是以阶级斗争代替法律的。
他和嫂嫂同居,一直到得病死去。他嫂子现在还活着,有一年我回家,清晨路过她家的
小院,看见她开门出来,风姿虽不及当年,并不见有什么愁苦。
    这也是一种门风,老索有一个堂房兄弟名叫五湖。我幼年时,他在街上开小面铺,
兼卖开水。他用竹簪把头发盘在头顶上,就像道士一样。他养着一匹小毛驴,就像大个
山羊那么高,但鞍镫铃铛齐全,打扮得很是漂亮。我到外地求学,曾多次向他借驴骑用。
    面铺的后边屋子里,住着他的寡嫂。那是一位从来也不到屋子外面的女人,她的房
间里,一点光线也没有。她信佛,挂着红布围裙的迎门桌上,长年香火不断。这可能是
避人耳目,也可能是忏悔吧。
    据老年人说,当年五湖也是因为这个女人把哥哥打死的,也是到关东躲了几年,小
毛驴就是从那里骑回来的。五湖并不像是光棍,他一本正经,神态岸然,倒像经过修真
养性的人。乡人尝谓:如果当时有人告状,五湖受到法律制裁,就不会再有虎豹间的悲
剧。
                       1980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