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家

外祖母家是彪冢村，在滹沱河北岸，离我们家有十四五里路。当我初上小学，夜晚
温书时，母亲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母亲姐妹四人，还有两个弟弟，母亲是最大的。
外祖父和外祖母，只种着三亩当来的地，一家八口人，全仗着织卖土布生活。外祖母、
母亲、二姨，能上机子的，轮流上机子织布。三姨、四姨，能帮着经、纺的，就帮着经、
纺。人歇马不歇，那张停放在外屋的木机子，昼夜不闲着，这个人下来吃饭，那个人就
上去织。外祖父除种地外，每个集日（郎仁镇）背上布去卖，然后换回线子或是棉花，
赚的钱就买粮食。
    母亲说，她是老大，她常在夜间织，机子上挂一盏小油灯，每每织到鸡叫。她家东
邻有个念书的，准备考秀才，每天夜里，大声念书，声闻四邻。母亲说，也不知道他念
的是什么书，只听着隔几句，就“也”一声，拉的尾巴很长，也是一念就念到鸡叫。可
是这个人念了多少年，也没有考中。正像外祖父一家，织了多少年布，还是穷一样。
    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当时我虽然不明白，其目的是为了什么，但给我留下很深的
印象，一生也没有忘记。是鼓励我用功吗？好像也没有再往下说；是回忆她出嫁前的艰
难辛苦的生活经历吧。
    这架老织布机，我幼年还见过，烟熏火燎，通身变成黑色的了。
    外祖父的去世，我不记得。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我记得大舅父已经下了关东。二舅
父十几岁上就和我叔父赶车拉脚。
    后来遇上一年水灾，叔父又对父亲说了一些闲话，我父亲把牲口卖了，二舅父回到
家里，没法生活。他原在村里和一个妇女相好，女的见从他手里拿不到零用钱，就又和
别人好去了。二舅父想不开，正当年轻，竟悬梁自尽。
    大舅父在关东混了二十多年，快五十岁才回到家来。他还算是本分的，省吃俭用，
带回一点钱，买了几亩地，娶了一个后婚，生了一个儿子。
    大舅父在关外学会打猎，回到老家，他打了一条鸟枪，春冬两闲，好到野地里打兔
子。他枪法很准，有时串游到我们村庄附近，常常从他那用破布口袋缝成的挂包里，掏
出一只兔子，交给姐姐。母亲赶紧给地去做些吃食，他就又走了。
    他后来得了抽风病。有一天出外打猎，病发了，倒在大道上，路过的人，偷走了他
的枪枝。他醒过来，又急又气，从此竟一病不起。
    我记得二姨母最会讲故事，有一年她住在我家，母亲去看外祖母，夜里我哭闹，她
给我讲故事，一直讲到母亲回来。
    她的丈夫，也下了关东，十几年后，才叫她带着表兄找上去。
    后来一家人，在那里落了户。现在已经是人口繁衍了。
    　　　　　　　　　　　　　　　　　　　1982年5月30日

瞎周

我幼小的时候，我家住在这个村庄的北头。门前一条南北大车道，从我家北墙角转
个弯，再往前去就是野外了。斜对门的一家，就是瞎周家。
    那时，瞎周的父亲还活着，我们叫他和尚爷。虽叫和尚，他的头上却留着一个“毛
刷”，这是表示，虽说剪去了发辫，但对前清，还是不能忘怀的。他每天拿一个小板凳，
坐在门口，默默地抽着烟，显得很寂寞。
    他家的房舍，还算整齐，有三间砖北房，两间砖东房，一间砖过道，黑漆大门。西
边是用土墙围起来的一块菜园，地方很不小。园子旁边，树木很多。其中有一棵臭椿树，
这种树木虽说并不名贵，但对孩子们吸引力很大。每年春天，它先挂牌子，摘下来像花
朵一样，树身上还长一种黑白斑点的小甲虫，名叫“椿象”，捉到手里，很好玩。
    听母亲讲，和尚爷，原有两个儿子，长子早年去世了。次子就是瞎周。他原先并不
瞎，娶了媳妇以后，因为婆媳不和，和他父亲分了家，一气之下，走了关东。临行之前，
在庭院中，大喊声言：
    “那里到处是金子，我去发财回来，天天吃一个肉丸的、顺嘴流油的饺子，叫你们
看看。”
    谁知出师不利，到关东不上半年，学打猎，叫火枪伤了右眼，结果两只眼睛都瞎了。
同乡们凑了些路费，又找了一个人把他送回来。这样来回一折腾，不只没有发了财，还
欠了不少债，把仅有的三亩地，卖出去二亩。村里人都当做笑话来说，并且添油加醋，
说哪里是打猎，打猎还会伤了自己的眼？是当了红胡子，叫人家对面打瞎的。这是他在
家不行孝的报应，是生分畜类孩子们的样子！
    为了生活，他每天坐在只铺着一张席子的炕上，在裸露的大腿膝盖上，搓麻绳。这
种麻绳很短很细，是穿铜钱用的，就叫钱串儿。每到集日，瞎周拄上一根棍子，拿了搓
好的麻绳，到集市上去卖了，再买回原麻和粮食。
    他不像原先那样活泼了。他的两条眉毛，紧紧锁在一起，脑门上有一条直直立起的
粗筋暴露着。他的嘴唇，有时咧开，有时紧紧闭着。有时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笑，更多的
时候像是要哭。
    他很少和人谈话，别人遇到他，也很少和他打招呼。
    他的老婆，每天守着他，在炕的另一头纺线。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岁数和我相仿。
    我小时到他们屋里去过，那屋子里因为不常撩门帘，总有那么一种近于狐臭的难闻
的味道。有个大些的孩子告诉我，说是如果在歇晌的时候，到他家窗前去偷听，可以听
到他两口子“办事”。但谁也不敢去偷听，怕遇到和尚爷。
    瞎周的女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些像鲁迅小说里所写的豆腐西施。她在那里站着
和人说话，总是不安定，前走两步，又后退两步。所说的话，就是小孩子也听得出来，
没有丝毫的诚意。她对人没有同情，只会幸灾乐祸。
    和尚爷去世以前，瞎周忽然紧张了起来，他为这一桩大事，心神不安。父亲的产业，
由他继承，是没有异议或纷争的。只是有一个细节，议论不定。在我们那里，出殡之时，
孝子从家里哭着出来，要一手打幡，一手提着一块瓦，这块瓦要在灵前摔碎，摔得越碎
越好。不然就会有许多说讲。管事的人们，担心他眼瞎，怕瓦摔不到灵前放的那块石头
上，那会大杀风景，不吉利，甚至会引起哄笑。有人建议，这打幡摔瓦的事，就叫他的
儿子去做。
    瞎周断然拒绝了，他说有他在，这不是孩子办的事。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孝心，一
定会感动上天，他一定能把瓦摔得粉碎。至于孩子，等他死了，再摔瓦也不晚。
    他大概默默地做了很多次练习和准备工作，到出殡那天，果然，他一摔中的，瓦片
摔得粉碎。看热闹的人们，几乎忍不住要拍手叫好。瞎周心里的洋洋得意，也按捺不住，
形之于外了。
    他什么时候死去的，我因为离开家乡，就不记得了。他的女人现在也老了，也胡涂
了。她好贪图小利，又常常利令智昏。有一次，她从地里拾庄稼回来，走到家门口，遇
见一个人，抱着一只鸡，对她说：
    “大娘，你买鸡吗？”
    “俺不买。”
    “便宜呀，随便你给点钱。”
    她买了下来，把鸡抱到家，放到鸡群里面，又撒了一把米。
    等到儿子回来，她高兴地说：
    “你看，我买了一只便宜鸡。真不错，它和咱们的鸡，还这样合群儿。”
    儿子过来一看说：
    “为什么不合群？这原来就是咱家的鸡么！你遇见的是一个小偷。”
    她的儿子，抗日刚开始，也干了几天游击队，后来一改编成八路军，就跑回来了。
他在集市上偷了人家的钱，被送到外地去劳改了好几年。她的孙子，是个安分的青年农
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1982年5月31日上午续写毕

楞起叔

楞起叔小时，因没人看管，从大车上头朝下栽下来，又不及时医治——那时乡下也
没法医治，成了驼背。
    他是我二爷的长子。听母亲说，二爷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好喝酒，喝醉了就搬个板
凳，坐在院里拉板胡，自拉自唱。
    他家的宅院，和我家只隔着一道墙。从我记事时，楞起叔就给我一个好印象——他
的脾气好，从不训斥我们。不只不训斥，还想方设法哄着我们玩儿。他会捕鸟，会编鸟
笼子，会编蝈蝈葫芦，会结网，会摸鱼。他包管割坟草的差事，每年秋末冬初，坟地里
的草衰白了，田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割完了，蝈蝈都逃到那混杂着荆棘的坟草里，平常捉
也没法捉，只有等到割草清坟之日，才能暴露出来。这时的蝈蝈很名贵，养好了，能养
到明年正月间。
    他还会弹三弦。我幼小的时候，好听大鼓书，有时也自编自唱，敲击着破升子底，
当做鼓，两块破犁铧片当做板。楞起叔给我伴奏，就在他家院子里演唱起来。这是家庭
娱乐，热心的听众只有三祖父一个人。
    因为身体有缺陷，他从小就不能掏大力气，但田地里的锄耪收割，他还是做得很出
色。他也好喝酒，二爷留下几亩地，慢慢他都卖了。春冬两闲，他就给赶庙会卖豆腐脑
的人家，帮忙烙饼。
    这种饭馆，多是联合营业。在庙会上搭一个长洞形的席棚。棚口，右边一辆肉车，
左边一个烧饼炉。稍近就是豆腐脑大铜锅。棚子中间，并排放着一些方桌、板凳，这是
客座。
    楞起叔工作的地方，是在棚底。他在那里安排一个锅灶，烙大饼。因为身残，他在
灶旁边挖好一个二尺多深的圆坑，像军事掩体，他站在里面工作，这样可以免得老是弯
腰。
    帮人家做饭，他并挣不了什么钱，除去吃喝，就是看戏方便。这也只是看夜戏，夜
间就没人吃饭来了。他懂得各种戏文，也爱唱。
    因为长年赶庙会，他交往了各式各样的人。后来，他又“在了理”，听说是一个会
道门。有一年，这一带遭了大水，水撤了以后，地变碱了，道旁墙根，都泛起一层白霜。
他联合几个外地人，在他家院子里安锅烧小盐。那时烧小盐是犯私的，他在村里人缘好，
村里人又都朴实，没人给他报告。就在这年冬季，河北一个村庄的地主家，在儿子新婚
之夜，叫人砸了明火。报到县里，盗贼竟是住在楞起叔家烧盐的人们。
    他们逃走了，县里来人把楞起叔两口子捉进牢狱。
    在牢狱一年，他受尽了苦刑，冬天，还差点没有把脚冻掉。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得
到，事前事后也不知情。县里把他放了出来，养了很久，才能劳动。他的妻子，不久就
去世了。
    他还是好喝酒，好赶集。一喝喝到日平西，人们才散场。
    然后，他拿着他那条铁棍，踉踉跄跄地往家走。如果是热天，在路上遇到一棵树，
或是大麻子棵，他就倒在下面睡到天黑。
    逢年过节，要账的盈门，他只好躲出去。
    他脾气好，又乐观，村里有人叫他老软儿，也有人叫他孙不愁。他有一个儿子，抗
日时期参了军。全国解放以后，楞起叔的生活是很好的。他死在邢台地震那一年，也享
了长寿。
    　　　　　　　　　　　　　　　　1982年5月31日下午

根雨叔

根雨叔和我们，算是近枝。他家住在村西北角一条小胡同里，这条胡同的一头，可
以通到村外。他的父亲弟兄两个，分别住在几间土甓北房里，院子用黄土墙围着，院里
有几棵枣树，几棵榆树。根雨叔的伯父，秋麦常给人家帮工，是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
好像一辈子也没有结过婚。他浑身黝黑，又干瘦，好像古庙里的木雕神像，被烟火熏透
了似的。根雨叔的父亲，村里人都说他脾气不好，我们也很少和他接近。听说他的心狠，
因为穷，在根雨还很小的时候，就把他的妻子，弄到河北边，卖掉了。
    民国六年，我们那一带，遭了大水灾，附近的天主教堂，开办了粥厂，还想出一种
以工代赈的家庭副业，叫人们维持生活。清朝灭亡以后，男人们都把辫子剪掉了，把这
种头发接结起来，织成网子，卖给外国妇女作发罩，很能赚钱。教会把持了这个买卖，
一时附近的农村，几乎家家都织起网罩来。所用工具很简单，操作也很方便，用一块小
竹片作“制板”，再削一枝竹梭，上好头发，街头巷尾，年青妇女们，都在从事这一特
殊的生产。
    男人们管头发和交货。根雨叔有十几岁了，却和姑娘们坐在一起织网罩，给人一种
男不男女不女的感觉。
    人家都把辫子剪下来卖钱了，他却逆潮流而动，留起辫子来。他的头发又黑又密，
很快就长长了。他每天精心梳理，顾影自怜，真的可以和那些大辫子姑娘们媲美了。
    每天清早，他担着两只水筲，到村北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一路上，他“咦——咦”地唱着，那是昆曲《藏舟》里的女角唱段。
    不知为什么，织网罩很快又不时兴了。热热闹闹的场面，忽然收了场，人们又得寻
找新的生活出路了。
    村里开了一家面坊，根雨叔就又去给人家磨面了。磨坊里安着一座脚打罗，在那时，
比起手打罗，这算是先进的工具。根雨叔从早到晚在磨坊里工作，非常勤奋和欢快。他
是对劳动充满热情的人，他在这充满秽气，挂满蛛网，几乎经不起风吹雨打，摇摇欲坠
的破棚子里，一会儿给拉磨的小毛驴扫屎填尿，一会儿拨磨扫磨，然后身靠南墙，站在
罗床踏板上：
    踢踢跶，踢踢跶，踢跶踢跶踢踢跶……筛起面来。
    他的大辫子摇动着，他的整个身子摇动着，他的浑身上下都落满了面粉。他踏出的
这种节奏，有时变化着，有时重复着，伴着飞扬洒落的面粉，伴着拉磨小毛驴的打嚏喷、
撒尿声，伴着根雨叔自得其乐的歌唱，飘到街上来，飘到野外去。
    面坊不久又停业了，他又给本村人家去打短工，当长工。
    三十岁的时候，他娶了一房媳妇，接连生了两个儿子。他的父亲嫌儿子不孝顺，忽
然上吊死了。媳妇不久也因为吃不饱，得了疯病，整天蜷缩在炕角落里。根雨叔把大孩
子送给了亲戚，媳妇也忽然不见了。人们传说，根雨叔把她领到远地方扔掉了。
    从此，就再也看不见他笑，更听不到他唱了。土地改革时，他得到五亩田地，精神
好了一阵子，二儿子也长大成人，娶了媳妇。但他不久就又沉默了。常和儿子吵架。冬
天下雪的早晨，他也会和衣睡倒在村北禾场里。终于有一天夜里，也学了他父亲的样子，
死去了，薄棺浅葬。一年发大水，他的棺木冲到下水八里外一个村庄，有人来报信，他
的儿子好像也没有去收拾。
    村民们说：一辈跟一辈，辈辈不错制儿。延续了两代人的悲剧，现在可以结束了吧？
    　　　　　　　　　　　　　　　　　　　1982年6月2日

吊挂及其它

吊挂

    每逢新年，从初一到十五，大街之上，悬吊挂。
    吊挂是一种连环画。每幅一尺多宽，二尺多长，下面作牙旗状。每四幅一组，串以
长绳，横挂于街。每隔十几步，再挂一组。一条街上，共有十几组。
    吊挂的画法，是用白布涂一层粉，再用色彩绘制人物山水车马等等。故事多取材于
封神演义，三国演义，五代残唐或杨家将。其画法与庙宇中的壁画相似，形式与年画中
的连环画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新年时，吊挂只是一种装饰，站立在下面的观赏者不多。
因为妇女儿童，看不懂这些故事，而大人长者，已经看了很多年，都已经看厌了。吊挂
经过多年风雪吹打，颜色已经剥蚀，过了春节，就又由管事人收起来，放到家庙里去了。
吊挂与灯笼并称。年节时街上也挂出不少有绘画的纸灯笼，供人欣赏。杂货铺掌柜叫变
吉的，每年在门前挂一个走马灯，小孩们聚下围观。

    锣鼓

    村里人，从地亩摊派，置买了一套锣鼓铙钹，平日也放在家庙里，春节才取出来，
放在十字大街动用。每天晚上吃过饭，乡亲们集在街头，各执一器，敲打一通，说是娱
乐，也是联络感情。
    其鼓甚大，有架。鼓手执大棒二，或击其中心，或敲其边缘，缓急轻重，以成节奏。
每村总有几个出名的鼓手。遇有求雨或出村赛会，鼓载于车，鼓手立于旁，鼓棒飞舞，
有各种花点，是最动人的。

    小戏

    小康之家，遇有丧事，则请小戏一台，也有亲友送的。所谓小戏，就是街上摆一张
方桌，四条板凳，有八个吹鼓手，坐在那里吹唱。并不化装，一人可演几个脚色，并且
手中不离乐器。桌上放着酒菜，边演边吃喝。有人来吊孝，则停戏奏哀乐。男女围观，
灵前有戚戚之容，戏前有欢乐之意。中国的风俗，最通人情，达世故，有辩证法。
    富人家办丧事，则有老道念经。念经是其次，主要是吹奏音乐。这些道士，并不都
是职业性质，很多是临时装扮成的，是农民中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所奏为细乐，笙管云
锣，笛子唢呐都有。
    最热闹的场面，是跑五方。道士们排成长队，吹奏乐器，绕过或跳过很多板凳，成
为一种集体舞蹈。出殡时，他们在灵前吹奏着，走不远农民们就放一条板凳，并设茶水，
拦路请他们演奏一番，以致灵车不能前进，延误埋葬。经管事人多方劝说，才得作罢。
在农村，一家遇丧事，众人得欢心，总是因为平日文化娱乐太贫乏的缘故。

    大戏

    农村唱大戏，多为谢雨。农民务实，连得几场透雨，丰收有望，才定期演戏，时间
多在秋前秋后。
    我的村庄小，记忆中，只唱过一次大戏。虽然只唱了一次，却是高价请来的有名的
戏班，得到远近称赞。并一直传说：我们村不唱是不唱，一唱就惊人。事前，先由头面
人物去“写戏”，就是订合同。到时搭好照棚戏台，连夜派车去“接戏”。我们村庄小，
没有大牲口（骡马），去的都是牛车，使演员们大为惊异，说这种车坐着稳当，好睡觉。
    唱戏一般是三天三夜。天气正在炎热，戏台下万头攒动，尘土飞扬，挤进去就是一
身透汗。而有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此时刻，好表现一下力气，去“扒台板”看戏。
所谓扒台板，就是把小褂一脱，缠在腰里，从台下侧身而入，硬拱进去。然后扒住台板，
用背往后一靠。身后万人，为之披靡，一片人浪，向后拥去。戏台照棚，为之动摇。管
台人员只好大声喊叫，要求他稳定下来。他却得意洋洋，旁若无人地看起戏来。出来时，
还是从台下钻出，并夸口说，他看见坤角的小脚了。在农村，看戏扒台板，出殡扛棺材
头，都是小伙子们表现力气的好机会。
    唱大戏是村中的大典，家家要招待亲朋；也是孩子们最欢乐的节日。直到现在，我
还记得一个歌谣，名叫“四大高兴”。其词曰：
    新年到，搭戏台，先生（学校老师）走，媳妇来。
    反之，为“四大不高兴”。其词为：
    新年过，戏台拆，媳妇走，先生来。
    可见，在农村，唱大戏和过新年，是同样受到重视的。
    　　　　　　　　　　　　　　　　　　　1982年7月

疤增叔

因为他生过天花，我们叫他疤增叔。堂叔一辈，还有一个名叫增的，这样也好区别。
    过去，我们村的贫苦农民，青年时，心气很高，不甘于穷乡僻壤这种饥一顿饱一顿
的生活，想远走高飞。老一辈的是下关东，去上半辈子回来，还是受苦，壮心也没有了。
后来，是跑上海，学织布。学徒三年，回来时，总是穿一件花丝格棉袍，村里人称他们
为上海老客。
    疤增叔是我们村去上海的第一个人。最初，他也真的挣了一点钱，汇到家里，盖了
三间新北屋，娶了一房很标致的媳妇。人人羡慕，后来经他引进，去上海的人，就有好
几个。
    疤增叔其貌不扬，幼小时又非常淘气，据老一辈说，他每天拉屎，都要到树杈上去。
为人甚为精明，口才也好，见识又广。有一年寒假完了，我要回保定上学，他和我结伴，
先到保定，再到天津，然后坐船到上海，这样花路费少一些。第一天，我们宿在安国县
我父亲的店铺里。商店习惯，来了客人，总有一个二掌柜陪着说话。我在地下听着，疤
增叔谈上海商业行情，头头是道，真像一个买卖人，不禁为之吃惊。
    到了保定，我陪他去买到天津的汽车票，不坐火车坐汽车，也是为的省钱。买了明
天的汽车票，疤增叔一定叫汽车行给写个字据：如果不按时间开车，要加倍赔偿损失。
那时的汽车行，最好坑人骗钱，这又是他出门多的经验，使我非常佩服。
    究竟他在上海干什么，村里也传说不一。有的说他给一家纺织厂当跑外，有的说他
自己有几张机子，是个小老板。后来，经他引进到上海去的一个本家侄子回来，才透露
了一点实情，说他有时贩卖白面（毒品），装在牙粉袋里，过关口时，就叫这个侄子带
上。
    不久，他从上海带回一个小老婆，河南人，大概是跑到上海去觅生活的，没有办法
跟了他。也有人说，疤增叔的二哥，还在打光棍，托他给找个人，他给找了，又自己霸
占了，二哥并因此生闷气而死亡。
    又有一年，他从河南赶回几头瘦牛来，有人说他把白面藏在牛的身上，牛是白搭。
究竟怎样藏法，谁也不知道。
    后来，他就没挣回过什么，一年比一年潦倒，就不常出门，在家里做些小买卖。有
时还卖虾酱，掺上很多高粱糁子。
    家里娶的老伴，已经亡故。在上海弄回的女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中间一度离异，
母子回了河南，后来又找回来，现在已长大成人，出去工作了。
    原来的房子，被大水冲塌，用旧砖垒了一间屋子，老两口就住在里面，谁也不收拾，
又脏又乱。
    一年春节，人们夜里在他家赌钱。局散了以后，老两口吵了起来，老伴把他往门外
一推，他倒在地下就死了。
    　　　　　　　　　　　　　　　　　　　1983年9月3日

秋喜叔

秋喜叔的父亲，是个棚匠。家里有一捆一捆的苇席，一团一团的麻绳，一根大弯针，
每逢庙会唱戏，他就被约去搭棚。
    这老人好喝酒，有了生意，他就大喝。而每喝必醉，醉了以后，他从工作的地方，
摇摇晃晃地走回来，进村就大骂，一直骂进家里。有时不进家，就倒在街上骂，等到老
伴把他扶到家里，躺在炕上，才算完事。人们说，他是装的，借酒骂人，但从来没有人
去拾这个碴儿，和他打架。
    他很晚的时候，才生下秋喜叔。秋喜叔并无兄弟姐妹，从小还算是娇生惯养的，也
上了几年小学。
    十几岁的时候，秋喜叔跟着一个本家哥哥去了上海，学织布。不愿意干了，又没钱
回不了家，就当了兵，从南方转到北方。那时我在保定上中学，有一天，他送来一条棉
被，叫我放假时给他带回家里。棉被里里外外都是虱子，这可能是他在上海学徒三年的
唯一剩项。第二天，又来了两个军人找我，手里拿着皮带，气势汹汹，听他们的口气，
好像是秋喜叔要逃跑，所以先把被子拿出来。他们要我到火车站他们的连部去对证。那
时这种穿二尺半的丘八大爷们，是不好对付的，我没有跟他们走。好在这是学校，他们
也无奈我何。
    后来，秋喜叔终于跑回家去，结了婚，生了儿子。抗日战争时，家里困难，他参加
了八路军，不久又跑回来。
    秋喜叔的个性很强，在农村，他并不愿意一锄一镰去种地，也不愿推车担担去做小
买卖。但他也不赌博，也不偷盗。
    在村里，他年纪不大，辈份很高，整天道貌岸然，和谁也说不来，对什么事也看不
惯。躲在家里，练习国画。土改时，他从我家拿去一个大砚台，我回家时，他送了一幅
他画的“四破”，叫我赏鉴。
    他的父亲早已去世，他这样坐吃山空，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家里地里的活儿，全靠
他的老伴。那是一位任劳任怨，讲究三从四德的农村劳动妇女，整天蓬头垢面，钻在地
里砍草拾庄稼。
    秋喜叔也好喝酒，但是从来不醉。也好骂街，但比起他的父亲来，就有节制多了。
    秋天，村北有些积水，他自制一根钓竿，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垂钓。其实谁也知道，
那里面并没有鱼。
    他的儿子长大了，地里的活也干得不错，娶了个媳妇，也很能劳动，眼看日子会慢
慢好起来。谁知这儿子也好喝酒，脾气很劣，为了一点小事，砍了媳妇一刀，被法院判
了十五年徒刑，押到外地去了。
    从此，秋喜叔就一病不起，整天躺在炕上，望着挂满蛛网的屋顶，一句话也不说。
谁也说不上他得的是什么病，三年以后才死去了。
    　　　　　　　　　　　　　　　　　　　1983年9月2日下午

大嘴哥

幼小时，听母亲说，“过去，人们都愿意去店子头你老姑家拜年，那里吃得好。平
常日子都不做饭，一家人买烧鸡吃。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谁也不去店子头拜年了，那里已经吃不上饭，就不用
说招待亲戚了。”
    我没有赶上老姑家的繁盛时期，也没有去拜过年。但因为店子头离我们村只有三里
地，我有一个表姐，又嫁到那里，我还是去玩过几次的。印象中，老姑家还有几间高大
旧砖房，人口却很少，只记得一个疤眼的表哥，在上海织了几年布，也没有挣下多少钱，
结不了婚。其次就是大嘴哥。
    大嘴哥比我大不了多少，也没有赶上他家的鼎盛时期。他发育不良，还有些喘病，
因此农活上也不大行，只能干一些零碎活。
    在我外出读书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渐渐上升为富农。自己没有主要劳力，除去雇一
名长工外，还请一两个亲戚帮忙，大嘴哥就是这样来我们家的。
    他为人老实厚道，干活尽心尽力，从不和人争争吵吵。平日也没有花言巧语，问他
一句，他才说一句。所以，我们虽然年岁相当，却很少在一块玩玩谈谈。我年轻时，也
是世俗观念，认为能说会道，才是有本事的人；老实人就是窝囊人。
    在大嘴哥那一面，他或者想，自己的家道中衰，寄人篱下，和我之间，也有些隔阂。
    他在我们家，呆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土改，我家的田地分了出去，他才回到店子头
去了。按当时的情况，他是一个贫农，可以分到一些田地。不过他为人孱弱，斗争也不
会积极，上辈的成份又不太好，我估计他也得不到多少实惠。
    这以后，我携家外出，忙于衣食。父亲、母亲和我的老伴，又相继去世，没有人再
和我念道过去的老事。十年动乱，身心交瘁，自顾不暇，老家亲戚，不通音问，说实在
的，我把大嘴哥差不多忘记了。
    去年秋天，一个叔伯侄子从老家来，临走时，忽然谈到了大嘴哥。他现在是个孤老
户。村里把我表姐的两个孩子找去，说：“如果你们照顾他的晚年，他死了以后，他那
间屋子，就归你们。”两个外甥答应了。
    我听了，托侄子带了十元钱，作为对他的问候。那天，我手下就只有这十元钱。
    今年春天，在石家庄工作的大女儿退休了，想写点她幼年时的回忆，在她寄来的材
料中，有这样一段：
    在抗战期间，我们村南有一座敌人的炮楼。日本鬼子经常来我们村扫荡，找事，查
户口，每家门上都有户口册。有一天，日本鬼子和伪军，到我们家查问父亲的情况。当
时我和母亲，还有给我家帮忙的大嘴大伯在家。
    母亲正给弟弟喂奶，忽听大门给踢开了，把我和弟弟抱在怀里，吓得浑身哆嗦。一
个很凶的伪军问母亲，孙振海（我的小名——犁注。）到哪里去了？随手就把弟弟的被
褥，用刺刀挑了一地。母亲壮了壮胆说，到祁州做买卖去了。日本鬼子又到西屋搜查。
当时大嘴大伯正在西屋给牲口喂草，他们以为是我家的人。伪军问：孙振海到哪里去了？
大伯说不知道。他们把大伯吊在房梁上，用棍子打，打得昏过去了，又用水泼，大伯什
么也没有说，日本鬼子走了以后，我们全家人把大伯解下来，母亲难过地说：叫你跟着
受苦了。
    大女儿幼年失学，稍大进厂做工，写封信都费劲。她写的回忆，我想是没有虚假的。
那么，大嘴哥还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抗战胜利，我回到家里，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
件事。初进城那几年，我的生活还算不错，他从来没有找过我，也没有来过一次信。他
见到和听到了，我和我的家庭，经过的急剧变化。他可能对自幼娇生惯养，不能从事生
产的我，抱有同情和谅解之心。我自己是惭愧的。这些年，我的心，我的感情，变得麻
痹，也有些冷漠了。
    　　　　　　　　　　　　　　　　1985年6月27日下午

大根

岳父只有两个女儿，和我结婚的，是他的次女。到了五十岁，他与妻子商议，从本
县河北一贫家，购置一妾，用洋三百元。当领取时，由长工用粪筐背着银元，上覆柴草，
岳父在后面跟着。到了女家，其父当场点数银元，并一一当当敲击，以视有无假洋。数
毕，将女儿领出，毫无悲痛之意。岳父恨其无情，从此不许此妾归省。有人传言，当初
相看时，所见者为其姐，身高漂亮，此女则瘦小干枯，貌亦不扬。村人都说：岳父失去
眼窝，上了媒人的当。
    婚后，人很能干，不久即得一子，取名大根，大做满月，全家欢庆。第二胎，为一
女孩，产时值夜晚，仓促间，岳父被墙角一斧伤了手掌，染破伤风，遂致不起。不久妾
亦猝死，祸起突然，家亦中落。只留岳母带领两个孩子，我妻回忆：每当寒冬夜晚，岳
母一手持灯，两个小孩拉着她的衣襟，像扑灯蛾似的，在那空荡荡的大屋子出出进进，
实在悲惨。
    大根稍大以后，就常在我家。那时，正是抗日时期，他们家离据点近，每天黎明，
这个七、八岁的孩子，牵着他喂养的一只山羊，就从他们村里出来到我们村，黄昏时再
回去。
    那时我在外面抗日。每逢逃难，我的老父带着一家老小，再加上大根和他那只山羊，
慌慌张张，往河北一带逃去。在路上遇到本村一个卖烧饼果子的，父亲总是说：“把你
那柜子给我，我都要了！”这样既可保证一家人不致挨饿，又可以作为掩护。
    平时，大根跟着我家长工，学些农活。十几岁上，他就努筋拔力，耕种他家剩下的
那几亩土地了。岳母早早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几岁，很漂亮又很能干的媳妇，来帮他过
日子。
    不久，岳母也就去世了。小小年纪，十几年间，经历了三次大丧事。
    大根很像他父亲，虽然没念什么书，却聪明有计算，能说，乐于给人帮忙和排解纠
纷，在村里人缘很好。土改时，有人想算他家的旧账，但事实上已经很穷，也就过去了。
    他在村里，先参加了村剧团，演《小女婿》中的田喜，他本人倒是个地地道道的小
女婿。
    二十岁时，他已经有两个儿子，加上他妹妹，五口之家，实在够他巴结的。他先和
人家合伙，在集市上卖饺子，得利有限。那些年，赌风很盛，他自己倒不赌，因为他精
明，手头利索，有人请他代替推牌九，叫做枪手。有一次在我们村里推，他弄鬼，被人
家看出来，几乎下不来台，念他是这村的亲戚，放他走了。随之，在这一行，他也就吃
不开了。
    他好像还贩卖过私货，因为有一年，他到我家，问他二姐有没有过去留下的珍珠，
他二姐说没有。
    后来又当了牲口经纪。他自己也养骡驹子，他说从小就喜欢这玩意儿。
    “文革”前，他二姐有病，他常到我家帮忙照顾，他二姐去世，这些年就很少来了。
    去年秋后，他来了一趟，也是六十来岁的人了，精神不减当年，相见之下，感慨万
端。
    他有四个儿子，都已成家，每家五间新砖房，他和老伴，也是五间。有八个孙子孙
女，都已经上学。大儿子是大乡的书记，其余三个，也都在乡里参加了工作。家里除养
一头大骡子，还有一台拖拉机。责任田，是他带着儿媳孙子们去种，经他传艺，地比谁
家种得都好。一出动就是一大帮，过往行人，还以为是个没有解散的生产队。
    多年不来，我请他吃饭。
    “你还赶集吗？还给人家说合牲口吗？”席间，我这样问。
    “还去。”他说，“现在这一行要考试登记，我都合格。”
    “说好一头牲口，能有多大好处？”
    “有规定。”他笑了笑，终于语焉不详。
    “你还赌钱吗？”
    “早就不干了。”他严肃地说，“人老了，得给孩子们留个名誉，儿子当书记，万
一出了事，不好看。”
    我说：“好好干吧！现在提倡发家致富，你是有本事的人，遇到这样的社会，可以
大展宏图。”
    他叫我给他写一幅字，裱好了给他捎去。他说：“我也不贴灶王爷了，屋里挂一张
字画吧。”
    过去，他来我家，走时我没有送过他。这次，我把他送到大门外，郑重告别。因为
我老了，以后见面的机会，不会再多了。
    　　　　　　　　　　　　　　　　　　　1986年8月14日

刁叔

刁叔，是写过的疤增叔的二哥。大哥叫瑞，多年跑山西，做小买卖，为人有些流氓
气，也没有挣下什么，还把梅毒传染给妻子，妻女失明，儿子塌鼻破嗓，他自己不久也
死了。
    和我交往最多的，是刁叔。他比我大二十岁，但不把我当做孩子，好像我是他的一
个知己朋友。其实，我那时对他，什么也不了解。
    他家离我家很近，住在南北街路西。砖门洞里，挂着两块贞节匾，大概是他祖母的
事迹吧。那时他家里，只有他和疤增婶子，他一个人住在西屋。
    他没有正式上过学，但“习”过字。过去，村中无力上学，又有志读书的农民，冬
闲时凑在一起，请一位能写会算的人，来教他们，就叫习字。
    他为人沉静刚毅，身材高大强健。家里土地很少，没有多少活儿，闲着的时候多。
但很少见到他，像别的贫苦农民一样，背着柴筐粪筐下地，也没有见过他，给别人家打
短工。
    他也很少和别人闲坐说笑，就喜欢看一些书报。
    那时乡下，没有多少书，只有我是个书呆子。他就和我交上了朋友。他向我借书，
总是亲自登门，讷讷启口，好像是向我借取金钱。
    我并不知道他喜欢看什么书，我正看什么，就常常借给他什么。有一次，我记得借
给他的是《浮生六记》。他很快就看完了，送回时，还是亲自登门，双手捧着交给我。
书，完好无损。把书借给这种人，比现在借书出去，放心多了。
    我不知道他能看懂这种书不能，也没问过他读后有什么感想。我只是尽乡亲之谊，
邻里之间，互通有无。
    他是一个光棍。旧日农村，如果家境不太好，老大结婚还有可能，老二就很难了。
他家老三，所以能娶上媳妇，是因为跑了上海，发了点小财。这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
提过了。
    我现在想：他看书，恐怕是为了解闷，也就是消遣吧。目前有人主张，文学的最大
功能，最高价值，就是供人消遣。这种主张，很是时髦。其实，在几十年前，刁叔的读
书，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也很早就明白这层道理了。看来并算不得什么新理论，新学说。
    刁叔家的对门，是秃小叔。秃小叔一只眼，是个富农，又是一家之主，好赌。他的
赌，不是逢年过节，农村里那种小赌。是到设在戏台下面，或是外村的大宝局去赌。他
为人，有些胆小，那时地面也确实不大太平，路劫、绑票的很多。每当他去赴宝局之时，
他总是约上刁叔，给他助威仗胆。
    那种大宝局的场合、气氛，如果没有亲临过，是难以想象的。开局总是在夜间，做
宝的人，隐居帐后；看宝的人，端坐帐前。一片白布，作为宝案，设于破炕席之上，幺、
二、三、四四个方位，都压满了银元。赌徒们炕上炕下，或站或立，屋里屋外，都挤满
了人。人人面红耳赤，心惊肉跳；烟雾迷蒙，汗臭难闻。胜败既分，有的甚至屁滚尿流，
捶胸顿足。
    “免三！”一局出来了，看宝的人把宝案放在白布上，大声喊叫。免三，就是看到
人们压三的最多，宝盒里不要出三。
    一个赌徒，抓过宝盒，屏气定心，慢慢开动着。当看准那个刻有红月牙的宝心指向
何方时，把宝盒一亮，此局已定，场上有哭有笑。
    秃小叔虽然一只眼，但正好用来看宝盒，看宝盒，好人有时也要眯起一只眼。他身
后，站着刁叔。刁叔是他的赌场参谋，常常因他的运筹得当，而得到胜利。天明了，两
个人才懒洋洋地走回村来。
    这对刁叔来说，也是一种消遣。他有一个“木猫”，冬天放在院子里，有时会逮住
一只黄鼬。有一回，有一只猫钻进去了，他也没有放过。一天下午，他在街上看见我，
低声说：
    “晚上到我那里去，我们吃猫肉。”
    晚上，我真的去了，共尝了猫肉。我一生只吃过这一次猫肉。也不知道是家猫，还
是野猫。那天晚上，他和我谈了些什么，完全忘记了。
    听叔辈们说，他的水式还很好，会摸鱼，可惜我都没有亲眼见过。
    刁叔年纪不大，就逝世了。那时我不在家，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在前一篇文章
里，谈到他的死因，也不过是传言，不一定可信。我现在推测，他一定死于感情郁结。
他好胜心强，长期打光棍，又不甘于偷鸡摸狗，钻洞跳墙。性格孤独，从不向人诉说苦
闷。当时的农民，要改善自己的处境，也实在没有出路。这样就积成不治之症。
    　　　　　　　　　　　　　　　　　　　1986年8月15日

老焕叔

前几年，细读了沙汀同志所写，一九三八年秋季随一二○师到冀中的回忆录。内记：
一天夜晚，师部住进一个名叫辽城的小村庄（我的故乡）。何其芳同志去参加了和村干
部的会见，回来告诉他，村里出面讲话的，是一个迷迷怔怔的人。
    我立刻想到，这个人一定是老焕叔。
    但老焕叔并不是村干部。当时的支部书记、农会主任、村长，都是年轻农民，也没
有一个人迷迷怔怔。我想是因为，当时敌人已经占据安平县城，国民党的部队，也在冀
南一带活动，冀中局面复杂。当一二○师以正规部队的军容，进入村庄，服装、口音，
和村民们日常见惯的土八路，又不一样。仓皇间，村干部不愿露面，又把老焕叔请了出
来，支应一番。
    老焕叔小名旦子，幼年随父亲（我们叫他胖胖爷），到山西做小买卖。后来在太原
当了几年巡警和衙役。回到村里，游手好闲，和一个卖豆腐人家的女儿靠着，整天和村
里的一些地主子弟浪当人喝酒赌博。他是第一个把麻将牌带进这个小村庄，并传播这种
技艺的人。
    读过了沙汀的回忆文章，我本来就想写写他，但总是想不起那个卖豆腐的人的名字。
老家的年轻人来了，问他们，都说不知道。直到日前来了两位老年人，才弄清楚。
    这个人叫新珠，号老体，是个邋邋遢遢的庄稼人。他的老婆，因为服装不整，人称
“大裤腰”，说话很和气。他们只生一个女孩，名叫俊女儿。其实长得并不俊，很黑，
身体很健壮。不知怎样，很早就和老焕叔靠上了，结婚以后，也不到婆家去，好像还生
了一个男孩。老焕叔就长年住在她家，白天聚赌，抽些油头，补助她的家用。这种事，
村民不以为怪，老焕婶是个顺从妇女，也不管他，靠着在上海学织布的孩子生活。
    老焕叔的罗曼史，也就是这一些。
    近读求恕斋丛书，唐晏所作庚子西行记事：乡野之民，不只怕贼，也怕官。听说官
要来了，也会逃跑。我的村庄，地处偏僻，每逢兵荒马乱之时，总需要一个见过世面，
能说会道的人，出来应付，老焕叔就是这种人选。
    他长得高大魁梧，仪表堂堂。也并非真的迷迷怔怔，只是说话时，常常眯缝着眼睛，
或是看着地下，有点大智若愚的样儿。
    我长期在外，童年过后，就很少见到他了。进城以后，我回过一次老家，是在大病
初愈之后，想去舒散一下身心。我坐在一辆旧吉普车上，途经保定，这是我上中学的地
方；安国，是父亲经商，我上高级小学的地方。都算是旧地重游，但没有多走多看，也
就没有引起什么感想。
    下午到家。按照乡下规矩，我在村头下车，从村边小道，绕回叔父家去。吉普车从
大街开进去。
    村边有几个农民在打场，我和他们打招呼。其中一位年长的，问一同干活的年轻人：
    “你们认识他吗？”
    年轻人不答话。他就说：
    “我认识他。”
    当我走进村里，街上已经站满了人。大人孩子，熙熙攘攘，其盛况，虽说不上万人
空巷，场面确是令人感动的。无怪古人对胜利后还乡，那么重视，虽贤者也不能免了。
但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官，穿的也不是锦绣。可能是村庄小，人们第一次看见吉普车，
感到新鲜。过去回家时，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
    走进叔父家，院里也满是人。老焕叔在叔父的陪同下，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拄着一
根棍子，满脸病容，大声喊叫我的小名，紧紧攥着我的手。人们都仰望着他，听他和我
说话。
    然后，我又把他扶进屋里，坐在那把唯一的木椅上。
    我因为想到，自身有病，亲人亡逝，故园荒凉，心情并不好。他见我说话不多，坐
了一会儿就走了。
    他扶病来看我，一是长辈对幼辈的亲情，二是又遇到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不久，
他就故去了。他的一生，虽说有些不务正业，却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亲们的坏事。所
以还是受到人们的尊重，是村里的一个人物。
    　　　　　　　　　　　　　　　　　　　1987年10月5日
    附记：如写村史，老焕叔自当有传。其主要事迹，为从城市引进麻将牌一事。然此
不足构成大过失，即使农村无麻将，仍有宝盒及骨牌、纸牌也。本村南头，有名曹老万
者，幼年不耐农村贫苦，去安国药店学徒。学徒不成，乃流为当地混混儿。安国每年春
冬，有药市庙会，商贾云集。老万初在南关后街聚赌，以其悍鸷，被无赖辈奉为头目。
后又窝娼，并霸一河南女子回家，得一子。相传妓女不孕，此女盖新从农村，被拐骗出
来者。为人勤劳敞快，颇安于室。附近有钱人家，生子恐不育者，争相认为干娘。
    传说，小儿如认在此等人名下，神鬼即不来追索。此女亦有求必应，不以为迕。然
老万中年以后，精神失常，四处狂走，不能言语，只呵呵作声，向人乞讨。余读医书，
得知此病，乃因梅毒菌进入人脑所致。则曹氏从城市引进梅毒，其于农村之污染，后果
更不堪言矣。
    古人云：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这句话，还是可以思考的。
    　　　　　　　　　　　　　　　　次日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