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书

我的故乡的原始住户，据说是山西的移良，我幼小的时候，曾在去过山西的人家，
见过那个移民旧址的照片，上面有一株老槐树，这就是我们祖先最早的住处。
    我的家乡离山西省是很远的，但在我们那一条街上，就有好几户人家，以长年去山
西做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传下好几辈。他们多是挑货郎担，春节也不
回家，因为那正是生意兴隆的季节。他们回到家来，我记得常常是在夏秋忙季。他们到
家以后，就到地里干活，总是叫他们的女人，挨户送一些小玩艺或是蚕豆给孩子们，所
以我的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个人，我叫他德胜大伯，那时他有四十岁上下。
    每年回来，如果是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我们一条街上的人，吃过晚饭，坐在
碾盘旁边去乘凉。一家大梢门两旁，有两个柳木门墩，德胜大伯常常被人们推请坐在一
个门墩上面，给人们讲说评书，另一个门墩上，照例是坐一位年纪大辈数高的人，和他
对称。我记得他在这里讲过《七侠五义》等故事，他讲得真好，就像一个专业艺人一样。
    他并不识字，这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常年在外，他家的大娘，因为身材高，我们
都叫她“大个儿大妈”。她每天挎着一个大柳条篮子，敲着小铜锣卖烧饼馃子。德胜大
伯回来，有时帮她记记账，他把高粱的茎秆，截成笔帽那么长，用绳穿结起来，横挂在
炕头的墙壁上，这就叫“账码”，谁赊多少谁还多少，他就站在炕上，用手推拨那些茎
秆儿，很有些结绳而治的味道。
    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
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人也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
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长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
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
    德胜大伯在做小买卖途中，遇到瘟疫，死在外地的荒村小店里。他留下一个独生子
叫铁锤。前几年，我回家乡，见到铁锤，一家人住在高爽的新房里，屋里陈设，在全村
也是最讲究的。他心灵手巧，能做木工，并且能在玻璃片上画花鸟和山水，大受远近要
结婚的青年农民的欢迎。他在公社担任会计，算法精通。
    德胜大伯说的是评书，也叫平话，就是只凭演说，不加伴奏。在乡村，麦秋过后，
还常有职业性的说书人，来到街头。其实，他们也多半是业余的，或是半职业性的。他
们说唱完了以后，有的由经管人给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有的是自己兼做小买卖，比
如卖针，在他说唱中间，由一个管事人，在妇女群中，给他卖完那一部分针就是了。这
一种人，多是说快书，即不用弦子，只用鼓板。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做鼓架。他们
不说整本，只说小段。卖完针，就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一年秋后，村里来了弟兄三个人，推着一车羊毛，说是会说书，兼有擀毡条的手艺。
第一天晚上，就在街头说了起来，老大弹弦，老二说《呼家将》，真正的西河大鼓，韵
调很好。村里一些老年的书迷，大为赞赏。第二天就去给他们张罗生意，挨家挨户去动
员：擀毡条。
    他们在村里住了三四个月，每天夜晚说《呼家将》。冬天天冷，就把书场移到一家
茶馆的大房子里。有时老二回老家运羊毛，就由老三代说，但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另
外，他也不会说《呼家将》。
    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
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
聘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
    “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
将》。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

第一个借给我《红楼梦》的人

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十岁左右还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我先在西头刘家，借
到一部《封神演义》，读完了，又到东头刘家借了这部书。东西头刘家都是以屠宰为业，
是一姓一家。刘姓在我们村里是仅次于我们姓的大户，其实也不过七、八家，因为这是
一个很小的村庄。
    从我能记忆起，我们村里有书的人家，几乎没有。刘家能有一些书，是因为他们所
经营的近似一种商业。农民读书的很少，更不愿花钱去买这些“闲书”。那时，我只能
在庙会上看到书，书摊小贩支架上几块木板，摆上一些石印的，花纸或花布套的，字体
非常细小，纸张非常粗黑的《三字经》、《玉匣记》，唱本、小说。这些书可以说是最
普及的廉价本子，但要买一部小说，恐怕也要花费一、两天的食用之需。因此，我的家
境虽然富裕一些，也不能随便购买。我那时上学念的课本，有的还是母亲求人抄写的。
    东头刘家有兄弟四人，三个在少年时期就被生活所迫，下了关东。其中老二一直没
有回过家，生死存亡不知。老三回过一次家，还是不能生活，只在家过了一个年，就又
走了，听说他在关东，从事的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勾当。
    家里只留下老大，他娶了一房童养媳妇，算是成了家。他的女人，个儿不高，但长
得颇为端正俊俏，又喜欢说笑，人缘很好，家里长年设着一个小牌局，抽些油头，补助
家用。男的还是从事屠宰，但已经买不起大牲口，只能剥个山羊什么的。
    老四在将近中年时，从关东回来了，但什么也没有带回来。这人长得高高的个子，
穿着黑布长衫，走起路来，“蛇摇担晃”。他这种走路的姿势，常常引起家长们对孩子
的告诫，说这种走法没有根柢，所以他会吃不上饭。
    他叫四喜，论乡亲辈，我叫他四喜叔。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从东头到西头，扬长
地走在大街上，说句笑话儿，惹得他那些嫂子辈的人，骂他“贼兔子”，他就越发高兴
起来。
    他对孩子们尤其和气。有时，坐在他家那旷荡的院子里，拉着板胡，唱一段清扬悦
耳的梆子，我们听起来很是入迷。他知道我好看书，就把他的一部《金玉缘》借给了我。
    哥哥嫂子，当然对他并不欢迎，在家里，他已经无事可为，每逢集市，他就挟上他
那把锋利明亮的切肉刀，去帮人家卖肉。他站在肉车子旁边，那把刀，在他手中熟练而
敏捷地摇动着，那煮熟的牛肉、马肉或是驴肉，切出来是那样薄，就像木匠手下的刨花
一样，飞起来并且有规律地落在那圆形的厚而又大的肉案边缘，这样，他在给顾客装进
烧饼的时候，既出色又非常方便。他是远近知名的“飞刀刘四”。现在是英雄落魄，暂
时又有用武之地。在他从事这种工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高大的身材，在一层层顾
客的包围下，顾盼神飞，谈笑自若。可以想到，如果一个人，能永远在这样一种状态中
存在，岂不是很有意义，也很光荣？
    等到集市散了，天也渐渐晚了，主人请他到饭铺吃一顿饱饭，还喝了一些酒。他就
又挟着他那把刀回家去。集市离我们村只有三里路。在路上，他有些醉了，走起来，摇
晃得更厉害了。
    对面来了一辆自行车。他忽然对着人家喊：
    “下来！”
    “下来干什么？”骑自行车的人，认得他。
    “把车子给我！”
    “给你干什么？”
    “不给，我砍了你！”他把刀一扬。
    骑车子的人回头就走，绕了一个圈子，到集市上的派出所报了案。
    他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也许把路上的事忘记了。当晚睡得很香甜。第二天早晨，
就被捉到县城里去。
    那时正是冬季，农村很动乱，每天夜里，绑票的枪声，就像大年五更的鞭炮。专员
正责成县长加强治安，县长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枪毙，作为成绩向上级报告了。他家
里的人没有去营救，也不去收尸。一个人就这样完结了。
    他那部《金玉缘》，当然也就没有了下落。看起来，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而不
是书。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
    　　　　　　　　　　　　　　　　　　　　　　1978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