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十六岁到安国县（原先叫祁州）学徒，是招赘在本村的一位姓吴的山西人介绍
去的。这家店铺的字号叫永吉昌，东家是安国县北段村张姓。
    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门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树。前院是柜房，后院是作坊——榨
油和轧棉花。
    我从十二岁到安国上学，就常常吃住在这里。每天掌灯以后，父亲坐在柜房的太师
椅上，看着学徒们打算盘。管账的先生念着账本，人们跟着打，十来个算盘同时响，那
声音是很整齐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学徒们报了结数，先生把数字记下来，说：去了。
人们扫清算盘，又聚精会神地听着。
    在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坐在远离灯光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旱烟。
    我后来听说，父亲也是先熬到先生这一席位，念了十几年账本，然后才当上了掌柜
的。
    夜晚，父亲睡在库房。那是放钱的地方，我很少进去，偶尔从撩起的门帘缝望进去，
里面是很暗的。父亲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二十几年，我是跟学徒们睡在一起的。
    父亲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离开这家店铺的，那时兵荒马乱，东家也换了年
轻一代人，不愿再经营这种传统的老式的买卖，要改营百货。父亲守旧，意见不合，等
于是被辞退了。
    父亲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每年回一次家，过一个正月十五。先是步行，后
来骑驴，再后来是由叔父用牛车接送。我小的时候，常同父亲坐这个牛车。父亲很礼貌，
总是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个村庄，总是先下来，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们都称他
为孙掌柜。
    父亲好写字。那时学生意，一是练字，一是练算盘。学徒三年，一般的字就写得很
可以了。人家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连母亲也这样说。他到天津做买卖时，买了一些旧
字帖和破对联，拿回家来叫我临摹，父亲也很爱字画，也有一些收藏，都是很平常的作
品。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
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
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见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闲
话，我絮絮叨叨地说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父亲忽然不高兴起来，说：
“在家里，也不容易！”
    回到自己屋里，妻抱怨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
    那时农村实行合理负担，富裕人家要买公债，又遇上荒年，父亲不愿卖地，地是他
的性命所在，不能从他手里卖去分毫。他先是动员家里人卖去首饰、衣服、家具，然后
又步行到安国县老东家那里，求讨来一批钱，支持过去。他以为这样做很合理，对我详
细地描述了他那时的心情和境遇，我只能默默地听着。
    父亲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去世的。春播时，他去耪耧，出了汗，回来就发烧，一病不
起。立增叔到河间，把我叫回来。
    我到地委机关，请来一位医生，医术和药物都不好，没有什么效果。
    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我旧的观念很重，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
安个墓志。我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店子头去看了一次石料，还求陈肇同志给撰写了
一篇很简短的碑文。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无从谈起。
    父亲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到保定上学，是父亲送去的。他很希望我能
成材，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在我教书时，父亲对
我说：
    “你能每年交我一个长工钱，我就满足了。”我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父亲对给他介绍工作的姓吴的老头，一直很尊敬。那老头后来过得很不如人，每逢
我们家做些像样的饭食，父亲总是把他请来，让在正座。老头总是一边吃，一边用山西
口音说：“我吃太多呀，我吃太多呀！”
    　　　　　　　　　　　　　　　　　　　　　　1984年4月27日
    　　　　　　　　　　　　　　　　　　　上午寒流到来，夜雨泥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