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学问的经历

[日]天野元之助

1926年3月，我毕业于京都大学经济系，4月14日接到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大连总公司的聘书，以后一直到1948年7月离开大连回国时为止，都在专心搞经济调查工作。早在中学时代，中国已强烈地吸引着我，从怀德堂的四书朗读，到西村天囚、松山直藏两先生的经书课；在松山高中时醉心倾听重松俊章、今村完道两位教授的讲授。所以在京大虽然专攻经济学，但一毕业我就奔赴早已向往的中国。在满铁调查课时，最初的工作是编辑《满铁第二次十年史》，负责人员编制和地方部的工作。为此，我不但调查了满铁所属的主要城市和哈尔滨，而且对大连图书馆和调查课资料室里有关满洲(现在的东北)和中国经济的书籍，更是如饥似渴地博览不厌。又曾出差，从北朝鲜到间岛(今朝鲜族自治州)，到过北满铁路沿线、北京、天津、八达岭；又到过青岛、上海、南京、武汉、香港、广州、澳门等地。除著有《关于在间岛的朝鲜人问题》、《集中于大连的满州油坊》之外，还对当时中国进步学者（陶希圣、梅思平、朱其华、王充恒氏等)的论著做过翻译译、介绍等工作。1932年2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成立，我当上满州经济组主任之后；定出了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长期计划，开始了对满洲农业经济的研究。同时，对农业劳动力供应地的华北农村，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939年9月开始，我作为留学生旅居在北京一年、济南半年。在北京时，旧书店的人经常来访寓所，打听我的研究题目，并把有关的书留下。一个星期后再来时，便把我不买的书拿回去，而把新的书送来。结果我把王祯《农书》、《农政全书》、《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等等都买下来了，这件事与我日后的研究工作是有联系的。在济南我写了《山东农业经济论》，为了写这本书、我曾跑遍胶济、津保两铁路沿线。当我把家属送去大连之后，曾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先从热河的承德出发到北京，再乘京汉线在郑州下车，又乘陇海线访问了西安。1936年11月到上海事务所调查课工作，又曾到汉口、长沙、南昌、杭州等地作调查旅行。上海事变爆发后，曾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在上海、杭州、芜湖之间巡回跑动，又参加了南京的接收文献的整理工作。局势安定下来就进行农村调查、工厂调查、乡镇调查、民船调查、商务常规调查等等。在这期间，我的《中国农业经济论》上、中卷由改造社出版，并迎来了在九州大学、京都大学、东亚同文书院讲授“中国经济论”的光辉岁月。1942年，—由于调到大连总公司调查部担任调查工作，所以有机会到华南进行调查。九月下旬到海南岛进行土地常规调查，得到崎虔次郎君的协助，和几个人一起环游岛内，次年三月才踏上归途。

于是，我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也告一段落，下卷的原稿和《农业技术论》也已送去改造社，后因战争情况恶化，下卷的原稿移到了京都，1952—1953年才由东京的技报堂把题目改为《中国农业的诸问题》(二册）出版。但是《中国农业技术论》却在东京遭到战争灾害而烧去了一半。

与此同时，我的一帆风顺向前直进的调查生活，到了战争末期也遇到了倒霉的结局。我们调查机关的进步同事，被当局进行了四次赤色开除的迫害，我自己也在加入公司的第十七年，即1943年9月由新京宪兵队指令逐出了调查局，我考虑到今后的出路，向大连图书馆要了一个小房间，使自己成为一个只管翻阅古农书不管世事的人。

节选自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序》彭世奖、林广信 译，农业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