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交通系统及主要商业都市
在封建时代,当时所谓之天下,事实上并不统一,社会在本质上是僵滞的,无数的诸侯彼此之问的往来不太多,而且因为在政治上尔诈我虞,所以在交通上,不但不谋沟通便利,反而常常极尽阻遏挠扰之能事。到了战国时代,从前的无数诸侯逐渐归并成几个大国,每个国家境内的交通,虽则加意调整,但国与国之间的互相防范,则更变本加厉,谈不到互相便利的联系。头一个替整个天下计划一种交通系统的是《禹贡》的作者。这位地理学者内心蕴藏着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所共同企望的大一统理想的热火,根据当时的地理知识,尤其是水利工程的知识,假托大禹,以帝都所在的冀州为中心,来替一个统一的中国设计出来一种水道交通网。就表面看来,那篇文字所述说的,是一个原已统一的天下当中的贡道系统,而实际上,作者是希望以当时所可能实现或已经实现的交通上的联络,来促成大统一的局面。这一个高贵而伟大的理想,在不久之后就实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值得我们珍视。
水利工程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发达,应用到交通方面的建设,谅必不在少数。到了春秋之末和战国初年,江淮之间,凿了一个邗沟,河淮之间,凿了一个鸿沟,在交通上都是极大的成功。因为中国古代的河流,以四渎为主,而其流向,都是自西而东,所以南北的交通,要凭陆路,交通效率,依当时的交通工具和技术来说,自然是有限。等到刊沟和鸿沟凿成之后,循南北的方向沟通四渎,这在中国交通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吴王夫差的运河工程,还不止于沟通江淮,而是更向西北延长。据《国语》上的记载,他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所谓西属之济,显然是沟通泗水和济水的渠道。夫差的军队,是循了邗沟,由江达淮,再由淮入泗,由泗入济,一路乘船直到晋国的边界。夫差的动机,不过是一时的争霸,但他这个工程,却有了永久的价值。从此以后,长江下游和中原得以直接沟通。吴越一带,虽然开发较为落后,但到了西汉时代,地方的发展,已经超过了长江流域的中部。这一条交通线,成为联系南北的大动脉。后来项羽所建立的王国,就是以这条通路为主干,彭城的位置之所以重要,也就是由于控制着这条干线的缘故。
鸿沟的开凿,也是极为成功。淮河的几个支流,都是从西北流向东南,这一条人工河道,由黄河引水,同那几道天然河道横接,于是河淮之间,平添了几条运道。这个工程,确是非常巧妙。自从这条交通线开辟了之后,沿线的许多城市,如寿春、陈(宛丘)、睢阳、襄邑、陈留,都增加了重要性。战国末叶,楚国从郅徙都陈(公元前278年),又从陈徙都寿春(公元前241年),就是因为循了鸿沟入颍通淮这条水道,上通三晋,下连吴越,交通便利的缘故。这条通路,在中国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者,为时颇久。近人李仪祉曾有《华北水道之交通》一文①,建议引贾鲁河于荥泽,输于黄河,南端则在周家口同颍水相会,由颍入淮,这样沟通黄河同淮河。这个计划,就是恢复鸿沟的旧道。总之,沟通南北的水道,直到如今,仍嫌过少,这条水道的重引,现在还是极有价值的。
邗沟鸿沟之外,还有许多成功的人工渠道,而在当时交通上特为重要的,要算是沟通湘水和离水的灵渠了。这道渠是秦始皇征南越时所凿,动机也是政治的和军事的性质,而在经济方面,却产生了重大的后果。有了这道运渠之后,长江和珠江联系起来,南海的宝货,可以直航长江流域和中原各地,番禺这个商埠,因而也越趋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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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载《水利月刊》二卷五、六期合刊。
古代的人对于水道,虽然已经尽了利用之能事,但水道的大小和流向,究竟是受天然地形的限制,不能全如人意,所以仍然不能不修治陆路以济其穷。尤其是在北方,交通路线,是以陆路为主。等到入了战国,各国间交易的范围和战争的规模,日逐增加,道路也就越来越重要。苏秦说魏襄王,有“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鞫鞫殷殷,若有三军之众”的话,虽是说客夸张之辞,也可借以想像到当时路上往来之频繁,从而也可以推知道路的发达情形。不过当时各国虽都留意于道路的建筑,彼此之间,则是不相为谋的。大规模的道路网,乃是到了秦并天下之后才得实现。为了维持一个统一的庞大的帝国,必须中央和全国远近各地的交通便利,形成一个网,然后中央才能控制如意。秦始皇是一个材力绝人的统治者,他统一宇内的第二年,就“治驰道”。驰道是天子所行之路,始皇几次出巡,西至陇西,南至洞庭,东南至会稽,东至海滨,东北至碣石,北至云中九原,足迹实遍天下,所走的路,除了一部分水道而外,自然都是驰道,只把他走过的里数合计起来,已是极为可观。关于驰道建筑的情形,像贾山所说的,“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①,虽然不见得完全确实,但也没有理由目为完全虚妄。这种布满天下的驰道,并不全部是始皇所创建的,他不过是就以前各国原有的大道,加以整理联系,把来归到一个系统之中,也如同把原来几国所筑的长城联系起来而成为万里长城是一样的。秦代的驰道,无论是从规模、长度或路面的筑造情状来讲,都不逊于罗马帝国当年的军道。只因始皇历来被认为罪人,更因为被同时另外一个更为伟大的工程——万里长城——所掩盖了,所以为历来的史家所忽视。其实当时所创立起来的这个联通全国的交通系统,对当时和后世,无论是在政治或是经济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价值。这个系统保持和破坏,是同全国的统一强大和破裂纷扰,以及整个民族的命运,是直接相关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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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汉书·贾山传》。
把水陆通道综合起来观察,秦汉帝国的交通系统,是以帝都所在的咸阳或长安为中心,借了几条干线通达全国以至国外,形成帝国的几条大动脉,另外无数的路线,都是从这几条干线分了出去,综合起来构成整个的交通网。从帝城往西,经过云阳、回中,直到陇西,可以叫做西路干线。从云阳折向正北,直到边塞,也就是蒙恬所修的直道,可以叫做北路干线。这两条干线所网括的地带,是天水、陇西、北地、安定、上郡等富于畜牧的边区。到了汉武帝立河西四郡以通西域,西路干线向西北方面大加延长,越过葱岭,同极远的西方诸国取得联络。这一条沟通东西的要道,欧洲史家名之为“丝路”。循了这条路而传播到西方去的,却并不只中国的特产丝织品,而是还有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中国从这条路上,也输入了许多新的农作品种和其他的东西。以后回教诸国的商队,也是顺了这条路来到中国贸易。这一条国际路线,历经一千多年,始终是中西的主要通路,直到海路畅通以后,形势才改观。敦煌是这条国际通路上的第一道关口,其余沿路的都市,也都不过是通过站,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河西走廊的空间价值在当时实在太低。北路干线的经济价值,比较不如军事价值来得大,因为路的北端所通到的,是几乎不毛的砂碛地带,在经济上没有发展的可能。
从关中循褒科栈道而南,过汉中,再经剑阁广汉以达成都的一条路,我们名之为西南干线。这一条路,是巴蜀汉中同关中的联络线。巴蜀地方殷富,秦汉两朝的创业,都是很凭借了这个宝库,当时这条路上的交通,一定极为可观。以后汉武帝通西南夷,更把这条路线延长到滇中。当时张骞在大夏国看到经身毒国贩去的蜀布、邛竹杖,这种货品,当然是从滇中转贩过去的,从而可知,当时的西南干线,并不止于滇中,而是更远通到外国的。《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称:“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阯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路如此。”所谓异物,乃是稀奇的货品。根据这段记载,可以知道,这条路上的商贩往来,必是很盛。西汉时代,这条商路已经是通了,到了东汉中叶以后,西羌叛变,直到帝国末年,兵争始终不息,西路干线被切断了,中国同西方的交通,大部分转移到西南方面,所以这条国际路线,越加重要,我们可以目为两千年前的“滇缅路”。
西南干线最大的商业都市是成都,其次是广汉和南郑。成都平原的农业,极为进步,益州几郡的资源,又很丰富,工业也发达——成都和广汉两城,在汉代都设有工官的,又加上同西南夷的贸易,自然会有大的商业都市产生。成都的繁荣,是一直向上增长的。太史公列举天下的都会,还没有特别提到成都,但到了王莽时候,已经同临淄、邯郸、洛阳和宛齐名,合称五都之市。再到了帝国崩溃之后,中原经过剧烈的破坏,往日的名都大城,多半丧失了本来的地位,而成都却依然继续发展,真可谓之得天独厚了。
从帝都往东,自蒲津渡河,转向北方,经过平阳而通云中代郡的一条路,可以叫作山西干线。这条线上的商业都市是平阳和稍北一些的杨。山西地方,除了河东一小部分之外,是比较贫瘠的,所以这一条路,主要也是供军事上的使用。在汉帝国同匈奴处于休战状态之下的时候,长城之下有关市,汉胡双方的交易,集中在这里。不过这种交易,没有能维持得很久,这条路线的经济价值,始终没有达到很大的程度。
另有一条极长的路线,从都城出武关,经过南阳、南郡,由江入湘,直到湘江的上源,由灵渠的联系,入了离水,转到南海的番禺,我们名之为南路干线。番禺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繁盛的商埠,中国同南海许多番邦的贸易,就是集中于此,中国人民所喜好的许多珍奇货品,像珠玑瑇瑁、犀角、象牙之类,都是先贩到这里,然后循了南路干线运到中原各地。至于中国所输出到海外各国的货品,大概是丝织一类的制造品。这一个吞吐口岸,一度曾是南越王国的首都,繁荣必是相当的可观。有许多人到了这里都发了财①。番禺和内地的交通,除了上述的这条路线之外,还有沿赣江通长江和沿西江通巴蜀的两条,不过这两条路的利用程度,似乎都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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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汉书·王尊传》。
南路干线上有两个大的都市,一个是南阳郡郡治所在的宛,一个是南郡的首城江陵。宛在战国时代,已经是一个大城,这里不只是一个铁冶工业中心,而且也是关中、关东和江南三方商贩的交会地点,当地的人,也多从事于商业。到了东汉时代,又因为是皇室的发祥地和许多从龙功臣的故乡,地方的繁荣,特别可观。不过宛的地位价值,较逊于稍南的襄阳,所以等到附近的铁业衰落,而长江流域大事开发之后,它的繁荣也就转移到襄阳了。
江陵就是古代楚国的故都郢,早就是南方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前汉时代,中央的注意力偏向西北方面,江陵的重要,是到了后汉末叶,长江流域逐渐开发之后,才慢慢显示出来。当帝国崩溃的时候,关中和河南的移民大量流入荆州,地方经济猛进,接着长江流域树立起来几个政权,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不断的竞争,江陵的繁荣也随着蒸蒸日上,而且是长此发展下去,情形恰恰和宛相反。
由帝都向正东,经过函谷关到洛阳,这一条贯通帝国心腹地带的大动脉,可以叫作东路干线。这是一条水陆双轨的大道。因为除了穿过函谷关的陆路之外,还有黄河同渭河构成的水道,乃是山东粟米漕运到关中所走的路。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天下交易的中心,虽然附近没有什么出产,但它那在交通上极端优越的地位价值,足能弥补这方面的弱点而有余,所以它的重要得以历久不变。
在洛阳附近渡过黄河,向东北方,贯通邯郸、中山、涿蓟等地的一条大路,我们名之为河北干线。这条路更往东一直通到辽东和朝鲜,也是当时的国际路线之一。这条路线上的主要都市,除了上面所举的几个而外,还有河内的温、轵和邺,这三个都市,是素称富庶的河内的经济中心,特别是邺,因为靠近漳水的缘故,交通极为便利,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到了汉帝国崩溃之后,几次成为北方政权的首都,都市繁荣,保持了几百年之久。温和轵是洛阳北通河东、上党二郡的门户,邯郸不但也是水陆交通之会,而且又有历史悠久的铁冶工业,所以当时是一个一等都市,不过到了后汉时期,这个古都就不很闻名了。
邯郸似乎也是随了当地的铁冶业而衰落的,它的地位,显然就是为邺所取而代之。到了汉帝国末年,曹操凿了一条白沟,经由淇水而沟通河漳,邺在交通上的地位,越发的提高了,而邯郸保持了几百年的声名,从此休止,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蓟也是有悠久历史的古都,却只是帝国的一个边城,距离经济中心太远,附近地带的经济又比较落后,只因是通东北各地的门户,对那些游牧民族的贸易,还能维持相当的繁荣。
从洛阳往东,沿着黄河和济水,一直到山东的临淄,这一条路,是东路干线的延长①。更从这条干线的中段,向东南方面分出两条干路,一条由鸿沟经颍入淮,再经肥水巢湖通到大江,再一条是从济水南岸的定陶起,沿了菏水通泗水,由泗入淮,再经邗沟而达大江。前一条可名之为东南第一干线,后者可名之为东南第二干线。这两条路线中间,更由淮河沟通,最后由大江的东西连通,同旁的干线取得联系,整个帝国的交通系统,于是乎完成。
洛阳以东的东路干线上,有两个大都市,定陶和临淄。两个都有很久的历史。临淄从早就是齐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丝织业尤其发达。到战国时期,据苏秦所说,这个城市有7万户人家,如果照每家平均六口人计算,就是40多万人,这样大的一个城市,在古代确是不多见的。到了西汉中叶,据史记所载,主父偃和武帝都说过临淄有10万户的话②,当时城内的居民,又已经到了60万左右。这个工商业都市因为有牢固的经济基础,所以能够历久不衰,汉帝国崩溃之后,似乎还多少维持着传统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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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地敷篇》,管仲建议桓公专煮盐之利,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乱,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此语暗示齐人之利用河济二水为货物外输之道,且更加以修治。
②见《齐悼惠王世家》及《三王世家》。
临淄的位置,是在东路干线的极端,只因有鱼盐和丝织品等销路极广的产物,才能够维持数目极大的居民。至于定陶的繁荣,则完全是靠了极优越的交通地位。这个城市,正位于济水和它的支流菏水两相交会的所在。沿了水路,往东北的方向,直达临淄,往西经过大梁通入黄河以达洛阳,往东南的方向,则菏水连通泗水,再由泗入淮,邗沟修成以后,更是一直达到东南新开发地带中心的吴。在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是就交通系统或是纯粹就空间距离来讲,陶的确像《货殖列传》上所说的,是“天下之中”,山东三河和东南三个区域的货物交易,大部分是要以陶为集中地点,因此很多陶朱公一类的人物,都到这里来“侯时转物”,得到极大的成功。汉帝国初年,定陶的地位,还相当的重要,但不久以后,这个两三百年来的重要商业都市,却再也不经人称道了。定陶的衰落,似乎是深受了黄河溃决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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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河渠书》称,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定陶适当其冲,不免沦入泽国。武帝重信田蚧及一般方土之言,不事复塞。自后二十余年,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直逮元封二年,宣房之功始奏,梁楚之地复宁。中经二十余年之泛澜荒凉,往日精华,消逝无余,而沟通济泗之菏水,复为黄水所乱,原来运道破坏,交通形势全非,而定陶休矣。
济水支流这条运道破坏之后,当时的人又修了一条汴渠来代替它。这是介乎大梁和彭城之间的一条水道。据汉书地理志,蒗荡渠引河水,东注于阴沟,再注于汲水,再注于获水,最后注入泗水,前后连通,大概就是汴渠的路线。据《后汉书·明帝纪》,汴渠曾在前汉平帝时候溃决,可知汴渠的沟通,是在平帝以前。这条新路线沟通之后,彭城的地位比以前更加重要,这也是中国交通地理史上一件重要事实。不过汴渠西端的大梁,却并不曾演为一个繁荣而重要的都市。所以然者,我们或者可以提出两个解释:第一,战国时代的大梁,因为是魏国的首都,也曾保有相当的繁荣。但经过王贲引水灌城之役那次彻底破坏之后,很长时期没有能够恢复,太史公当年所见到的,还是“大梁之墟”。当时那一带比较最重要的城市是陈留。汴渠开了之后,大梁本有复兴的机会,但由于所谓“地理的惯性”的缘故,它的地位仍旧是由相距不过20里路的陈留来代替了。第二,汉代汴渠的运输能力还不太大,到了东汉,东方的谷米是直抵首都所在的洛阳,大梁只是通过站,发展的条件是有限的。由于以上两种原因,大梁的地位价值,在秦汉帝国时代始终不曾得表现出来。而汴渠的重要,在汉代因为东南一带还没有大加开发,而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又因为分疆割据,兵事不息的缘故,一直没有得到表现的机会。直到隋唐帝国和北宋时代,才充分发挥功效,成为帝国的大动脉,而汴梁的地位,也随着大为增高,成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
从济水引向东南的两条水路干线上,比较重要的都市,计有战国时代曾先后为楚国都城的陈(宛丘)和寿春、江淮之间的合肥、项羽王国的首都彭城和三江五湖之间的吴。寿春因为是正当淮颍肥三条水会流之处,水路四通,地位比那号称“楚夏之交”的陈更为优越,所以后来的发展,也超过了陈。不过通达东南的两条交通干线两相比较,东边的一条因为直通富庶的太湖区域的缘故,胜过西边的一条,所以寿春的地位价值,在经济上不如在军事上那样高。合肥的情形也同寿春相似,太史公说它是“受南北潮,皮革鲍布之会”,乃是长江流域物产销往北方的一个集中地,后来是因了同样的关系,没有能够继续发展,不过因为本地一带还相当的富庶,所以还保持着一个地方都市的繁荣。至于彭城,很早就已经是中原同东南之间孔道①。这个城市的重要和繁荣,是同长江下游一带经济的开发成正比的。汴渠开成以后,通往大梁洛阳的路线越加近捷,它的地位价值无论在经济上或在军事上,都是继长增高。吴这个江海之间的首府,自从吴王阖闾以来,接连经过春申君和吴王濞的经营建设,早已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不过因为整个长江下游一带经济开发的机会还没有达到成熟的时候,所以直到汉帝国终了,吴始终是一个地方性的都会。由于同一的原因,位于邗沟起点的广陵,也还没有达到表现经济上的地位价值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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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绝晋吴之通路”。
最后,东南向两条干线之间,除了淮水和后来的汴渠以外,还有一条沟通的水道,就是睢水。这一条水路,在楚汉相争的时间,曾是楚军的主要粮道。大概这条水和鸿沟淮水之问的涡水的航运能力都不太大,而且所经过的地方又比较贫乏,所以在经济上的价值是很有限的①。
睢水流域的城市,值得提起的,计有西端的陈留,正当睢水鸿沟的会口,在当时也算是“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②。东端的徐、僮、取虑,位于泗水和睢水、淮水合流的附近,是几个比较小的商业城市。中间还有两个比较大些的都市,一个是以丝织业著称的襄邑,一个是梁国的首都睢阳。睢阳是经过梁孝王加意经营过的,王宫和大量游客的消费,可能促成相当的繁荣。只是睢水在当时并非主要运道,本地又没有特别出产,这个都市的经济价值,并不太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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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楚汉相距于荥阳成皋间,彭城数反梁地,为汉挠楚粮道,举其所据陈留、外黄、睢阳诸城,皆在睢水沿岸,是以知楚军粮道,乃睢水也。睢水西引鸿沟之水,东入于泗,于彭城与荥阳间,最为捷径。迤北循菏济,迤南道睢颍,一则受齐之威胁,一则为刘贾英布所侵据,且又均较为回远,当时盖未尝利用也。
②语出《史记·陆贾郦生列传》。
总起来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当时的人对于天然水道,确是尽量利用,不过由于天然形势的限制,北方的交通,仍然是以陆路为主。就经济的观点来讲,水运比陆运要省费许多,古今是一样的。伍被谏淮南王,也说到“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①,两者的优劣,极为明显。长江流域的气候和物产,本是超过北方,又加上水运的便利,所以黄河流域虽然是汉族最初活动的中心,但南方的经济价值到后来很快的表现出来,先是同北方抗衡,终而是后来者居上了。第二,当时所有的重要城市,都是在上面所说的那几条交通干线上,几乎没有例外。这个事实,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同交通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里附带要解释的是阳翟。这个古都,在战国时代,原是一个很大的商业都市,等到大帝国建立之后,它的名声就慢慢消逝了,如果寻求其中的原因,主要恐怕就是交通上的关系,阳翟恰恰位于陈、宛和洛阳三城的正中央,在列国并立的时代,它的地位自然是很重要。等到大一统的局面实现,整个广大帝国内部的交通,得到通盘而合理的调整,阳翟落到交通干线以外,所以始终止于是一个地方性的都市。只因它是许多年来王国首都,颇有一点工商业的基础②,并且是洛阳直通南阳的必经之地,所属的颍川郡也还相当富庶,所以以往的繁荣,多少还能维持一些时期。但到了东汉以后,昔日的光荣就永远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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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②阳翟在汉代有工官。
补白:凡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大都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及《汉书·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