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干旱农法奠定时期的农具(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
中国的铁器时代始于何时，这不能说得很确定，无论如何可以说，到了春秋末期，铁制的工具就已经开始多了起来，进入战国之后，这种趋势更是大大加速。为了增产粮食支持对外作战，各国都致力于发展农业，首先是扩大耕地面积。那是一个广泛地开荒造田的时代，因此下面就从在这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的犁谈起。
解放以后，接连有古代的铁犁出土，其中有属于战国时期的，而且还有铁犁范。那个时期的犁，除了犁头全部为铁铸的之外，还有在犁头的前端镶上铁口，或者说加上套刃的。这种称为“犁冠”或“犁錧”的东西，也有不少出土。从犁头的形状可以想像出来，那时的犁虽然已经有了金属的犁鑱或套刃，但整个构造显然还是比较简单，除了正中间稍稍隆起，借以分开犁起的土壤的犁头之外，大约只有犁床、犁梢和犁辕这几个部分，甚至犁床和犁梢还往往就是同一根曲木。例如1959年江苏睢宁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有《耕牛图》，犁鑱很大，但无犁床。这样的犁，运用起来，主要靠着人手的操纵技巧。有人说，那样的犁类似后来的劐子，从构造比较简单这一点来说确实如此，不过镬子的头很小，如果联系起开荒来考虑，犁撬就是得大些。最近秦始皇陵近旁出土的铁铧，长宽都是25厘米。犁头这样大，这种犁就得用畜力来曳引，通常就是用牛。从此牛和犁旧上结成了不锯之缘。《说文》里用“耕”来解释犂(犁)字，段玉裁为之作注说，“犁”和“耕”二字互训，“盖其始人耕者谓之‘耕’，牛耕者谓之‘犁’”，他这话可以说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用犁来开荒，显然是用牛来拖的。
在这里还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讲到犁就先联系到开荒。《管子·轻重·乙篇》说，“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推、一銍”。同书《海王篇》说，“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都没有提到犁，如果认为这两篇是作于战国时期，这说明当时一般田问操作还不大用它。有人说，“犁”与“耒”是一声之转，或者说，“耒”“耜”二字连续读就成了“犁”音，这就是说，名称为“耒”或“耒耜”，其实就是“犁”。这是一种解释。这个问题单单从文字学或者音韵学上恐怕还不能解决。《吕氏春秋》里面有几篇是专谈农业生产的，特别是比较深入地讲到了耕作，而且也提到了农具，可是也没有犁这个字，这多少反映出来，战国时期用于大田作业的农具当中，犁至少不是主要的。那也许是因为农民畜牛的还不够普遍，但更主要和更可信的原因似乎是，对于开始向所谓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的耕作制度来说，那样还不能翻地而只能开地、而且又入地还很不够深的犁，是不甚合用的，只有用之于开垦荒地还可以发挥作用。这也就是说，要使犁这一后出的耕具真正结合到精耕细作上面去，那还要经过一番在构造上改进提高的过程。
战国时期既然犁还是主要用于开荒，是不是一般大田耕作仍然用耒耜?上面提到的《管子》和《吕氏春秋》里面确是讲到了耒耜，可是同以前的比起来，好像实质不全相同了。战国时期的农业已然有了显著的进步，当时各家学者的著作里面讲到农业生产，都是强调深耕。像《考工记》里所说的那种曲柄的耒，是不容易满足这个要求的。农民在实践中体验出来，“钱”的一个变种，本来可能主要是作为掘土工具的“锸(臿)”倒是很合用。从那时起，这种直柄的掘土工具逐渐成为农具当中最主要的一种。它的铁质的头部不但坚固而锋利，而且用脚踏着也很方便，比起耒耜上格外缚根横木来要有效得多。用锸不但能进行深耕，而且又能翻土，这是当时的犁所做不到的。何况又加上它的用途广，像挖沟、打埂、平土、碎土、施肥等等，以及房舍建筑上面，它也都是合用的。不难想到，这样一种工具是当时开始向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的小农经济很相适应的。铁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经营技术的发展，使耒耜不得不让位于锸。在后世的著述里面，虽然还常常见到“耒耜”这样的字眼，所说的实际上都是锸，那不过是出于一般文人喜好用个古雅的字眼的习惯而已。即使不能绝对地说耒耜已是名存实亡，基本上确实是如此。锸这种新的农具逐渐推广到了几乎所有经营种植业的地方，它的形制自然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名称也因地因时而不尽相同，像“梩”、“铫”、“*[庣+刂]”、“鍏”、“疀”、“喿”、“*[崇+刂]”、“杴”等等，不一而足，到后来比较最普通的要算是“锹”。在中国传统的农业上面，它和犁二者在农具当中同样居于首要地位，而它的功用更广。在小农经济的种植业的经营中，它比起犁来更是不可缺少的。西汉时人通常说到农民种地，就说“蹠耒而耕”，其实应理解为“蹠锸而耕”。那时的锸的样式，虽然目前还没有出土的实物，但可以想像和现在的锹大约相似。最近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墓坑填土中，发现了完整的木臿，臿口镶有凹字形铁口，可供参考。后来郑玄注《考工记》，说古代的耜只有一个尖刃，而他那时候的耜确是两个尖刃。从他这话可以知道，在东汉的末期，至少是郑玄的家乡，即今山东武梁祠画像上面，神农、大禹等人都是手里拿着一种歧头的农具，可以与此互相印证，因为那位画家也是出在山东地方。此外《说文》里面有个“*[艹+木]”字，注释说是“两刃臿，从木*[艹+丨]象形”。又有个“*[亠+两个目+木]”字，注曰，“*[艹+木]臿也，从木入象形”。这两个字像是指的同一件工具。“*[艹+木]”字的注还说，“宋魏曰*[艹+木]也”。宋魏和齐鲁是相邻的地区，这可能就是郑玄所说的那种歧头双刃的耜。联想到武梁祠石室画像上的那种农具，和古代的“方足布”很相仿佛，这就可以设想，那也许是在特定条件(首先是土壤条件)之下保存下来的古代的掘土工具。但也未尝不可以说它是锸的一个变种。
把耒耜和锸的关系交代过，再回来研究犁的演变。前面说过，原来主要用于开荒的犁，形体是比较大的。《说文》里面有“钤*[钅+隋]”这个词，原注是“大犁”，这就使人推想，那时显然还有比较小的犁，可能是一般大田作业所用的犁，形体比较要小些，前端的角度也许是更小一些，大致就像甘肃古浪陈家河台出土的汉代铁犁铧的样子。当然，这仍然是简单的犁头，应该说，犁在本质上的变化还是在于增添了“犁壁”(“犁耳”或“犁镜”)。有了犁壁，就可以在开沟的同时翻转耕开的土壤，这标志着耕地这一作业上面的一大进步。前面说过，原来犁头只是一个犁鑱，中间稍稍隆起，可以称之为“脊”，犁鑱有这个脊，开起来的土可以稍稍分落两旁，形成一个浅沟，这样的犁是不能真正做到深耕的。深耕是不单是使松动的土层更深，而且要把耕开的土翻了过来，这就需要在犁鑱上增添一个能够翻土的什件。犁壁就是具有这一作用。讲到犁壁始于何时，刘仙洲先生曾引据了宋代林希逸对古代耒耜的解释。林希逸的《考工记解》里面有一幅耒耜图，耒是木柄，耜是刺土的那个部件，在这耜的上面是一个下窄上宽的平板，标名为“耨”，旁边有注说“耨亦名庇”。《考工记》原文是有“坚地欲直庇，柔地亦句庛，直庛则利推，句庇则利发，倨句磬折谓之中地”这样几句话。刘先生指出，耕坚硬土壤的犁，其犁壁较平，耕柔软土壤的犁，其犁壁较弯，较平者因阻力小，宜于前推，较弯者阻力大，利于碎土和翻土，“中地”是半硬半软的土壤，犁壁的弯度要介于二者之间。因此他认为，假如林的解释不误，犁壁之出现就应在《考工记》成书以前。刘先生的这个论断是以林希逸的解释不误为前提的，可是问题正是在于林氏在耜的上面装上了一个“耨”，以及“耨亦名庇”的注文，他可是却都没有说出根据来，这就不免使人觉得，他是不是仅仅根据他那个时代通用的带有犁壁的犁设想出来的。《考工记》里的“直庛”、“句庛”本来是指古代耒耜的刺土尖端部分的不同形状说的。因为文词简略，引起了后来解释上的分歧，就连专讲农器的王祯也没有说得清楚。不过应该注意到，王祯他也并没有接受林希逸的说法。《考工记》原文说，“车人为耒，庛长尺有一寸，……”。如果耜是入土尖端部分，不先提它，却一上来就讲它上面的附着部件，这是不合逻辑的。可见庇就是刺土尖端本身，而不是什么名为“耨”的东西。戴震和程瑶田所绘的图就都是把入土的尖端的部分标名为“庛”。从耕作方法的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考工记》成书时代的耕具，入土还不是很深，也未必已经实行条播，似乎不会需要类似犁壁那样一个附件。因此可以说林希逸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有山东安邱出土的汉代铁犁壁。不久以前，陕西又出土了汉代的铁铧和“鐴土”。这“鐴土”也正是犁壁。《说文》里面没有“鐴”字，但南北朝后期(6世纪初)人编的字书《玉篇》里面有此字，注解是“犁耳”。“鐴”这个字大约是从“擗”字假借来的，“擗”是分开的意思，犁壁的作用正是把耕起来的土分拨开。古籍中原有“擗土”的说法。《说文》未收此字，也许是传写脱漏了，但汉代已有此物，则确有实物可稽。如果要追问，汉代又是何时创始的，那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汉武帝时，赵过曾创为“代田”，从《汉书》上的记载来看，那显然是实行条播，实行条播就不能只满足于把土松动，而是还要把耕开的土翻个个。史文明说，“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在耕种方法上进行“代田”这样重要的改革，必然是有一套新式的农具与之配合，因此可以设想，犁的形制在赵过手里极可能经过一番改良，而这改良好像主要就是增添了犁壁这一部件。后来《汜胜之书》里面讲到耕田，说“……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天有小雨复耕之，勿令有块。……”。等待长出杂草来再耕一遍，有些学者都理解为把草翻进土里，而这里只有装上犁壁才能做到。从“复耕和之”的“和”字上面，也可以想像出犁壁的作用来。这就是说，犁之有壁，很可能是始于赵过。近年来发现了不少汉代的图画，其中一些是表现农耕的，可是犁上都不见犁壁。应该想到，像这样仅仅是一个较小的部件，当时的做画者未必特意把它表现得清楚。更可能是这种新的耕法也只是逐渐普及到全国各地的。在指出西汉中期，亦即公元前约一个世纪，我国已经有了犁壁的同时，也要想到，带有犁壁的犁仍只是一步步推广的。
赵过时代的犁，犁辕是否还是直的，不得而知。后来的《说文》里面有个“楎”字，它的一个注解是“犁上曲木犁辕”，看来至少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曲辕犁。犁辕之由直变曲，也是犁在构造上面的一次改进。不过也要指出，上面提到的那些汉代图画上面，还都是直辕犁。那也许是由于画像在前，此外曲辕犁的普遍推广，显然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问。
上面是设想，犁壁是赵过时设计出来的，可是一提起赵过的新耕法，很容易想到《汉书·食货志》上所记载的“耦犁”。这耦犁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构造?有人说是大体上就像现代黑龙江省还能见到的“对犁”。像这样把两副犁杖并列到一起的，也就是有两条犁辕和两个犁头的犁杖，世界上有的民族也有用过的，不过这样的犁没有疑问是耕地的犁。而关于赵过创用新犁，东汉末年崔寔的《政论》里面也有记载，虽然文字上同《汉书》有出入，但所记的很像是同一回事。照崔寔的说法，那种新型的犁只是播种用的，也就应该是后世所说的“耧”或者“耧犁”，所以下接了一句“日种一顷”。《汉书·食货志》这段文字有些乱，很像是有讹误之处，所以显得叙述不大清楚。崔寔说的“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从字面上讲是一头牛拖三副犁仗，由一人扶犁。《汉书》上说的“用耦犁，二牛三人”可以理解为两头牛共拉一副双辕犁，二人各控一牛，后面一个扶犁。一个人扶三副犁杖，是很难设想的，问题出在那个犁字上面。刘仙洲先生说，“所说的‘三犁’实际上是三个开沟器，决不能理解为三个耕田的犁”。这话是极有道理的。前些年山西平陆出土的汉墓壁画上明明有农夫驱牛牵挽一个具有三条腿而下端尖锐的农具的形象，虽然画面有欠清晰，但可证明那时确已有这样一种新的农具。再考虑到“代田”是“一亩三甽”，而这种为行代田法而设计出来的“便巧”的播种器，极可能是有三个开沟的小犁头，走一趟就开出平行的三个“甽”来，同时“播种于甽中”，这里显然就是《齐民要术》中所说的“三脚耧”了。《汉书》上和崔寔所记的使用的方式不一样，那也许是由于根据了不同的材料写下的缘故。此外一种新的农具推广之后，各地农民又因地制宜地加以修改以及调整使用方法，也是可能的。就这种播种器来说，由几个牲口牵引以及用不用人来拉牲口并不是重要的。只因为这种新出的农具像是从“犁”变化出来的，操作起来也是一人在后面扶持，前面由牲畜牵引，确是像个“犁”的样子，所以就袭用了“犁”的名称，也许《汉书》的“用耦犁”那个“耦”字是“耧”的误文(此二字形近，极宜互讹)。这就是说，这件新的农具一上来就定名为“耧犁”了。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而事实上汉代的几部字书词书如《方言》、《说文》、《释名》等，里面都没有“耧”这个字。此字实始见于崔寔的《政论》，后来《三国志·魏志·皇甫隆传》里面才又提到“耧犁”。也许是这个播种器设计出来之后，各地农民又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和要求分别制作出来各种不同的样式，就像后人所记述的“双脚耧”、“单脚耧”等等，在构造上越来越同犁有差别，这才有了“耧”这一专名。顺便一提前面讲到的《说文》里面那个“楎”字，还有一个注解是“六叉犁”。那个“叉”字本应作“*[丶+叉]”，也就是古文“爪”字，所以后来的字书如《广韵》、《集韵》里面，“楎”字的注释都作“六爪犁”。这“六爪犁”其实不会是耕具，而应该是六条腿的“耧”，恰当的名称应该是“六脚耧”。那可能是把两个三脚耧拼合起来的一个大型播种器。它也许有其特殊的用途，可是显然不大适合于较小的农户使用，所以后来未见推广。通常用的还是独脚的和两脚的，连三脚的好像也比较不多见。
上一节里曾讲到耰。在先秦古籍中，有的是说“熟耰”(如《庄子》“深其耕而熟耰之”)，有的又说“疾耰”(如《国语·齐语》“深耕而疾耰之”)。前者是说把土块打得粉碎，后者是说耕过之后紧跟着把土块击碎，不使变成干硬，这二者都是说的碎土，也就是耰这种工具的本来的作用。可是《孟子》上又说“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却是把耰说成是覆种(动词)。如果《孟子》原文没有问题，那就是当时的人又于播种之后用耰来覆土了。用来覆种的土，里面如果是还有土块，最好是先打碎了。可是前面说过，原来的耰是个木榔头的样子，用来覆种是不合用的，这就有可能把木榔头改造了一下，使它变成带有木柄的一块厚木板，既能推土，又保留了碎土的功能。《汉书·贡禹传》有形容农民在田问操作如何困苦的几句话，说是“摔草杷土”，据颜师古解释，是“用手掊土”，这个说法好像不对。农民即使缺乏合用的农具，用根木棒也是比用手强。这杷土好像应该理解为“碎土”、“平土”，也就是整地。“杷”在这里是动词，同时也是工具的名称，这同“耰”字是一样的。《急就篇》里有一句是“捃获秉把臿拔把”，颜师古注本末后三个字作“插捌杷”，有个“杷”字。如果说，这本西汉时代的字书早已散失，后世辗转征引，不免多有讹误，尤其是原文每七字一句，是叶韵的，而“杷”字失韵，肯定有误，因而不足为凭，那么还可以举《方言》为证。《方言》里面有“杷”字，别名是“渠絮”或“渠疏”，传本有注曰，“无齿为朳”，玄应《一切经音义》引此注文是“有齿曰杷，无齿曰朳”，“朳”字也有作“捌”的，这大约与《急就篇》那一句的差误有关。不过无论如何，这已可证明，西汉时代确是已经有了这一种显然是用于整地的工具。稍后的《说文》里面有“*[钅+罷]”字，注文是“桘属”。“桘”就是“耜”字，说“*[钅+罷]”是耜一类的东西，那就该是一种耕具了，那时已然是普遍使用犁和番，为什么还需要耜一类的耕具?看来那个注文是可疑的。联想到后世那个字的用法，说不定它就是有齿耙的别名，而这齿是金属(铁)的。可以设想，原来功用为碎土的耰，随了田间操作越来越细，后来扩大了使用范围，同时改变了形制，先是变成并可用于覆土的一种长柄推板，然后又推演出了“杷”来。从“有齿”、“无齿”的注释来推断，好像这“杷”先是无齿的，也就是长柄推板，后来又添上了铁齿，也写作“钯”或“耙”，或者也写成“*[钅+罷]”，那就成了《齐民要术》里面所说的“铁齿*[钅+屚]楱”了。而这铁齿*[钅+屚]楱，据王祯说就是人字耙。似乎可以这样说，农具是农民根据具体需要创作出来的，往往也依着口语给它一个名称。在这里，所有“杷”、“钯”、“耙”、“扒”、“*[钅+罷]”等几个字，发音都相似，却又都是不大通晓农事的读书人所写定的或加以注释的，这就难免出现混乱。就像“杷”这个字，在《说文》里面的原注是“收麦器”，其实那指明是另外一种工具，与整地无关，下面还有说明。顺便要说的是，玄应《一切经音义》中“四衢”条有注曰，“《释名》云，齐鲁谓四齿杷为攫，攫扒地即有四处，此道似之，因为名焉”。这几句话，传本《释名》里没有，可能是传写时脱落了。如果玄应不是误引，那就是至迟在东汉时即有了四齿杷。从“攫”字也可联想到“渠絮”或“渠疏”，因为读音很接近。这也是汉代农民已经设计出来耙这种整地工具的一个证明。
这里面还有一个“劳”的问题。照后来一般的耕法，是把耕翻过的地先用带齿的“耙”(名词)耙(动词)过，使地里较大的土块破碎，清除了土内的杂草，地表大体上弄得平整，然后再用“劳”摩过，使土壤团粒靠紧，增高保墒的作用。这“劳”是用柳条编制的，也叫做“盖”，在像黄河流域这样的干旱地带，为了保证墒情，它是很需要的，所以应该是很早就制作了出来。《盐铁论·论勇篇》说，“鉏、耰、棘、橿、以破冲隆”，这个“棘”也应该是一种农具。《汜胜之书》里面讲到耕田，说过“冬，雨雪止，辄以(物)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原文显然脱落了“(物)”字。这“物”大约就是树枝棘条之类。这样看来，这不单像是后世的“挞”，而且可以设想，“劳”就是从这条线上演变出来的。汉代文献中没有当某种农具讲的“劳”字。不过《说文》里面的“耰”字，原注是“摩田器”而不是碎土器。联想到《氾胜之书》里面说的“春，地气通，……辄平摩其块以生草”，同书讲到枲又说“覆种平摩之”，那说明当时已有摩田这一工序。《释名》里有个“檀”字与“鎌”、“犁”、“锄”等字并列，也应当是一种农具，它的解释是“坦也，摩之使坦然平也”，这“檀”和“*[耰去耒加木]”都像是“劳”的较早期的名称。*[耰去耒加木]也就是耰，也许是“劳”这个摩田器刚一制作出来，还没有定名，暂且借用原来用以碎土的“耰”以名之。总而言之，西汉时，或者说公元前一个世纪左右，专为整地的耙已经创作出来，跟着又出现了摩田的器具，后来逐渐演变为后世的“劳”。整地是我国传统的干旱农法的和精耕细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耙和劳是其主要工具，汉代制出了这种工具，说明那个时期精耕细作的农法正在奠定基础。
精耕细作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中耕，而中耕是和除草结合在一起的，所用的工具就是锄。这一农具在《吕氏春秋》里面还叫做“耨”，并且说，它的柄是1尺长，刃很窄，只有6寸，那当然是手锄。最早的字书之一《仓颉篇》里面已有“鉏”字，只是和后来的《急就篇》一样，解释早已不见了。直到《说文》此字才注明是“立薅所用”，这就说明了是长柄锄。不过不能说东汉以前没有长柄锄，随了精耕细作的发展，锄的使用只会增加，庄稼长高了之后，短柄的锄显然是不合用的，农民们一定会制作出长柄的来。
对鎌的要求比起锄来变化要小，所以它的发展不太显著。《方言》里面有“刈*[句+刂]”，别名是“鉊”、“鐹”、“钩”、“鎌”、“鍥”。《说文》也有“*[句+刂]”、“剀”、“鎌”、“鍥”等字。“剀”和“鉊”都注明是大镰。从前的“銍”是短镰，这是由于用途不同引出形制上的差异。《墨子·备城门》篇中已说过“长鎌柄长八尺”了。东汉画像砖上的“艾”也许是属于这一类。“刈*[句+刂]”、“*[句+刂]”和“钩”之得名，大约是由于镰刃略作弧形或新月形，改变了原来大致成直角的样式。此外还有一个“鏺”，注解是“两刃木柄，可以刈草”。一般的镰本来也都可以用来割草，这个鏺可能是形制比较大，宜于在高秆野生植物丛生的地方运用。
有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杷”。前面说过，杷原是个长柄的推板，即所谓“无齿杷”，用在整地和覆种，但这样一种工具也可以用来在大田里和场院上收拢禾秆、谷粒以及其他杂物。因此，它以后就分别朝着两个方向演变，一是专往整地的方向，一是专往拢聚者收敛的方向。从后者就变化出来后世称为“扒”(俗写也作“爬”)的东西，因为常常是用竹片制成，也叫做“竹扒”或“竹爬”。《说文》里面注明为“收麦器”的那个“杷”字，其实所指的是这种这种工具。似乎可以设想，这个收敛工具和那个整地工具是从同一物变化出来的，所以名称的发音相近，历来的士大夫们又不屑于理会这生产上的“贱务”，所以用来表明这些工具的名称的文字，写出来也并不一致，使人读起来眼花缭乱，无端生出来不小的麻烦。
有名的《僮约》里面就有“揉竹五杷”的话，那说的显然是收敛工具。如果那篇文章不是后人伪作，那就是西汉时代已经有了竹扒。不久前出土的甘肃嘉峪关汉墓内的画像当中，有几幅是扬场的场面，打场人有的手里的工具是长柄前端装着横木，上面垂直着是四根长齿，像是木杈。另一个拿的也像木杈，但权齿尖端稍稍弯曲，大约就是竹扒了。《说文》里面有个“*[耒+圭]”字，注解是“*[耒+圭]叉”，那大约是当时的名称，也就是画像上前一个人所执的那种工具。看来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场院上的用具逐渐多了起来，竹扒和木杈之外，也创制出来脱粒的连枷，像《国语》里面已有“耒耜枷殳”的话。《方言》里面说到“僉”、“连架”、“欇”、“度”、“棓”、“柫”、“柍”、“桲”，是它在各地的不同名称。《释文》更补充了“罗枷”、“丫丫”这样两个别名。嘉峪关汉墓画像砖上有件工具作“丫”形，很像“丫”字，正是打场用的，可能“丫丫”之名就是这样来的。它的形制大约是随地而有所改变。
还有几种农具也得提到。
《仓颉篇》里面有“椟栌”，注解是“三辅举水具也”，极可能是辘轳之类的东西，或者竟是辘轳的前身。特别指明“三辅”，也就是关中地区，可知在秦汉之际它的使用还不是很普遍。嘉峪关汉墓画像砖有一幅画是“井饮”，井台上有个木架，装着轮轴，上面缠绕着绳索，一头缚着个钩，另一头由一人牵着。这是古代桔槔之外另一种汲水设计，应用滑车的原理，大约就是那个椟栌，它比桔槔能汲更深处的水，所以效能更大。它的设置并不需要很高的代价，因此可以相信，在两汉时期推广不会是很慢的。
《急就篇》有一句是“碓硙扇隤舂*[艹+欺]扬”，说的是收获以后的各种操作和新用的工具。“碓”即杵臼，“硙”就是磨，“隤”字或作“匮”，也就是“櫃”字，“*[艹+欺]”是“簸”的误文，“扬”或作“飏”，“簸飏”就是所谓“扬场”。这句话是说，碓和硙是用来舂米的，而“扬米去糠”就使用扇櫃。硙在那个时代也叫做“*[石+疌]”，《说文》里面除了“硙”字之外，还有“砻”、“研”、“*[石+靡]”等字都是后世的所谓“磨”。这种器具的出现好像同小麦的推广种植有关。《说文》上说“古者公输班作硙”，那是根据当时的传说，不过它的出现不应晚于战国时期。西汉中期，政府曾大力提倡种“宿麦”，依理推想，磨面的工具必然会跟着多起来。现在已经有汉代的石磨出土。
“碓”是从杵臼演变出来的。据东汉初年的桓谭说，利用人身的重量来舂谷，效果可以提高十倍。那就是王祯《农书》中的“踏碓”那个样子，不久前河南济源出土的西汉陶舂碓模型可以为证。那个陶模是在一个西汉晚期的墓中发现的，它的创制自然更早。桓谭还讲到使用畜力、水力的春具，这留待后面讲“农业机具”时再谈。
和陶春碓模型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陶风车，旁边还有摇风车的陶俑，那显然就是《急就篇》里的扇柜。从模型看来，它的构造和后世的“飏扇”已是没有多大区别，这也归到“机具”那一节去讲，这里只是提一下，借以显示出来那个时期农业生产各个方面所用工具发展的全貌。
从战国到汉帝国灭亡，在这大约4个世纪期间，是中国的干旱农法基本形成的时期，这也反映在农具的发展上面。在气候干旱，特别是春旱严重的黄河流域，我国古代农民从一开始就同这种不利于农业的自然条件进行经常的艰苦的斗争。在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更致力于研究在生产实践上尽可能适应和改造自然条件，改进各个环节上的操作技术和方法。战国时期，实际上各国都在讲求“尽地力”，面对着不理想的自然条件特别看重人的因素的作用的发挥，这里包括了各种农具的改进和创制。所谓精耕细作一套耕作制度逐渐形成了，表现在农具上面，这就是以整地和中耕除草的工具为主的一套农具陆续制作了出来。当然这仍只是奠定了基础。精耕细作还要继续发展下去，农具也是还要不断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