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元代以后，从国外先后引进了三种作物，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逐渐成为大田中的重要栽培对象。一是玉米，一是花生，一是甘薯，值得特别一讲。
引进比较最在前的大约是玉米，即玉蜀黍。关于玉米是何时引进的，过去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元朝贾铭的《饮食须知》中讲到玉蜀黍，又记载着皇宫“尚食局”的“御麦面”也就是玉米。万国鼎氏批驳了此说，所谓“御麦面”不过是皇帝吃的上好麦面。至于讲到“玉蜀黍”那段文字，是后人加进去的，原书本来没有。不过万氏以为国内文献最早记载这种引进作物的是作于1551年的《正德颍州志》，因而断言玉米之传入中国可能是1500年前后，上距玉米原产地美洲的发现只是十年左右。这个说法也不甚可信。无论如何，这一从海上传入的新作物不应该是先在今安徽省的北部推广起来。万氏还引了作于1776年的《乾隆霍山县志》，说40年前，当地人还只是偶尔在菜园里种上一两棵玉米，给小孩吃。那时上距明朝正德年间已有两个半世纪，而霍山距离颍州不过六七百里，假如真是美洲发现之后才十来年，玉米就已远涉重洋传到了安徽北部，那确可说是快得惊人，而从皖北传到皖中却需要经过200多年，那又真是慢得不可思议。其所以有此论证，就是因为把文献中的“玉米”这个名称当作了惟一的根据。前面一再说过，植物名称在过去是很不统一的，引进的作物更是如此。就拿玉米来说，就有蕃麦、玉麦、玉蜀黍、玉高梁、包谷、棒子、珍珠米……等等许多种叫法，只是近来的农业科学专著中才比较一致地定名为“玉米”。只根据名称就做出论断，这种方法，特别是在论证古代植物这个范围之内，是非常值得考虑的。除非另有根据证明玉米并非原产于新大陆，否则关于这种作物之传入中国比较可靠的记载，最早的似乎还是明代田艺蘅的《留青日札》(1573年)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年)。大约16世纪的中叶，也许是葡萄牙人，也许是在海外的中国人，把原来薪大陆所独有的这种作物传了选来。《留青日札》说：“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纲目》说：“种出西土，种者亦罕。”田艺蘅是浙江钱塘人，李时珍是湖北人，显然是最初沿海一些地方有人试种，后来才逐渐传到内地的。《纲目》又说：“子亦大如椶子，黄白色，可炸炒食之，炒拆白花，如炒拆糯谷之状。”所谓“炒拆糯谷”就是给儿童吃的“米花”。看来这一新引进的作物，当初只是作为新奇的食品受人欣赏，没有立即进入粮食作物的行列。稍后的《群芳谱》里面也只是说“磨为面，蒸面者稍加些须，则色白而开大”。那就是把玉米面掺进麦面里蒸吃。这样再进一步就和稻麦等等完全一样的身份了。值得注意的是，徐光启作《农政全书》，着眼于救荒，特别重视高产作物，对当时新引进的甘薯，用了很大的篇幅作了介绍，而关于玉米却只是点了一下名，这说明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玉米的高产性能还没有多少认识。它之受到重视，显然是在进入清朝以后，也许是还要再过大约一个世纪之后。那时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同时生产事业，特别是工业和对外贸易没有相应的，更不用说是比较迅速的发展，基本上依靠国内的粮食供应就逐渐显得紧张。于是特别是在条件比较适宜的北方，玉米也就逐渐夺得了原来几种旱地作物的播种面积。包世臣1801年写的《郡县农政》里说到它“收成至盛工本轻，为旱种之最”。《植物名实图考》说它“于古无征，今遍种之矣”。这就是说，清朝中叶以后，它在大田作物中已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在此期间，人口增殖比较快，但工业生产方面并没有经过一个大量吸收劳动力的飞跃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只有靠了压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来维持以及增加他们的剥削收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人说，马铃薯之传入欧洲，也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这种作物对广大劳动人民提供了一种廉价的食物，从而产生了一种增大相对剩余价值的作用。如果真是可以这样说，那么玉米的推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清代的所谓“太平盛世”的物质基础之一。特别是在旱地作物中，它比较高产，因而就能更容易使劳动人民维持其低水平生活。鸦片战争以后又加上了外国侵略者的掠夺，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玉米的种植也越来越广泛。近人高润生的《尔雅谷名考》(1915年)上讲到玉米时说，“今北方农家皆靡面以为常食”。高氏是北方人，他讲的确实是实在情况，其实还不止农家，连城市中的劳动人民也都是以它为主食。在玉米迅速推广的同时，也自然培育出来不少新的品种。《救荒简易书》里面特别讲到“冻包谷，十一月种，明年麦收即熟”。
说到花生，在文献中最早见于黄省曾的《种芋法》(1530年)，名字是“落花生”。不过在这部书里面，也和稍后的王世懋的《学圃杂疏》一样，都是把它同香芋并列，显然是视为芋类。后来陈淏子在他的《花镜》中更直截了当地说“落花生一名香芋”。可知早先是把它当作一种果品来吃，没有往榨油上面着想。《天工开物》的“膏液”一卷里面列举了当时的植物油料多种，颇为详尽，可是其中没有花生。这就证明，文献中最早讲到花生榨油的还得说是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其开始大约是清代初期。
关于这种作物是何时何地开始种植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黄省曾和王世懋都说是产于嘉定，清初叶梦珠《阅世篇》又说是“向出徽州”，都不像是国内最早种植的地方。《清续通志》(1767年编定)“昆虫草木略”作“出闽广”，比较可信，因为那时去海外从事贸易活动的一般都是闽广人，由他们首先传入本土的可能性最大。不过，《清续通志》没有说明根据。至于檀萃的《滇海虞衡志》(1799年)里说“宋元间与棉花、番瓜、红薯之类，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还说“棉花、番瓜、香芋、落花生同时传入中国”，那却是完全错误的。明代中叶以前没有人提到过花生，其传入中国，从最早加以记载的黄省曾的著书年代来推想，大约在16世纪的前半，与玉米前后相差不多。据檀萃说，他那时候，广东沿海一带的人“以种落花生为生涯”，江西也有种的，但作者故乡安徽望江一带还未见栽种，云南也是那时刚刚有人种植。这种作物不需要肥沃的土地，可以想见，一旦人们知道了可以用来榨油，推广是不会很缓慢的。
《本草纲目拾遗》上说，花生是“康熙初年，僧应元往抚桑觅种寄回，亦可压油”，这“亦可压油”未必是引种进来之后立即为人所知，而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一口气叙述下来。倒是应元和尚从日本引种这个记载不单是在花生引进的时代上面提供了一个异说，而且也使人联想到一个品种的问题。本世纪初(1903年)何刚德写的《抚郡农产考略》一书中说到，“近有种洋花生者，其壳与实较硕大”。这所谓“洋花生”，就是现在平常见的那种。几十年以前还常常看见一种较小的花生。从何刚德的话可以知道“洋花生”是清朝末年才从国外引进的，也叫“大花生”，那么在那以前各地栽种的、应该就是那种小花生了。应元和尚清初从日本引进的那个品种，是否与明朝时引进的有所不同?此外明代或清初引进来的花生是本来就是小粒的，还是原来也是大粒，只是到后来逐渐退化了，到清朝末年从国外再次传入了大粒的品种?这还有待考查。无论如何，花生的引进，在国内是增多了一个重要的植物油源。
附带讲一下向日葵。这也是明代引进的一种油料作物。1617年，赵崡写的《植品》里面讲到了“向日葵”，可以说是国内关于“向日葵”的最早记载。稍后的《群芳谱》所记的“大菊”又名“西番菊”和“迎阳花”，也是这一植物。文震享的《长物志》(1639年)里才首次用“向日葵”这个名字，也称为“西番莲”。《花镜》中又名之日“西番葵”，说它“结子最繁，……只堪备员，无大意味”，从而可知，清初还不用它来榨油。《植物名实图考》上也还是说“其子可炒食，微香，多食头晕”。只是《抚郡农产考略》里才有“子可榨油”的话。而稍后十年的《洞庭东山物产考》一书中仍只说“仁白色，炒食甚香”，还是主要当瓜子吃，不提榨油。当然向日葵作为油料作物的意义是远不如花生的。
最后讲甘薯。一上来先要说明，这里所讲的甘薯，是明代后期从海外引进的，最初称为“番薯”，与东汉杨孚《异物志》、西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所记的海南地区的“甘薯”并非一物。古代人所记的是山药一类的东西。对于这一点，李时珍、王象晋等都没有分辨清楚，徐光启才加以指明。可是后来的人仍有沿袭旧说的，连陆耀的《甘薯录》、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也都如此，以致不久以前还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古人所记的甘薯并非现在农业专著中所讲的甘薯，这由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明，这就是，在历史上一直感到食粮供应紧张的我国封建小农社会里，像甘薯这样一种特别高产而又不是需要特别复杂的生产条件的粮食作物，如果古代早已为人所知，那就不会等到过了十几个世纪之后才逐渐得到推广的。
现在全国广泛种植的甘薯，可以肯定是比较晚的历史时期里引进的。至于引进的年代和地点，从来有过种种的说法。万国鼎氏说“可能传入不止一次，也不止一路”。这话是可信的。也许可以说，福建方面是从吕宋(菲律宾)引进的，而广东一带是另由安南(越南)传来的。年代最早大约是明朝万历年间。
说到在国内的推广，也只能知道个大概。清乾隆年间闽人陈世元写过一本《金薯传习录》，记述了他一家几代引进和推广甘薯的经过。当然不能据此就认为这一方面的功绩完全归于他们这一家族。至少徐光启的努力是不应抹煞的。徐氏著作农书，以救荒为要旨，对于这一新引进的高产作物极为重视，特为写过《甘薯疏》，宣扬“甘薯十三胜”，极力提倡，并且亲自试种。不过实际推广之功，主要还是应该归于各地的农民。这是无须解释的。说到推广的方向路线，大致说来，显然是从东南沿海一带逐步向西向北进展。特别是向北方推进，有一个适应寒冷气候的问题。甘薯原是热带、亚热带植物，传入我国之后，许多人的著作里面都提到过种薯到北方如何过冬的办法。这个问题，由劳动农民通过实践得到了解决。总的说来，它的传播也是很快的。明末何乔远的《闽书》(作于1600年前后)中曾讲到那时在泉州已然是“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耆童孺行道粥乞之人皆可以食”，可见栽种已很普遍。徐光启说“甘薯所在，居人便有半年之粮，民间渐次广种”。这是上距引进至多不过半个世纪的时候南方的情况。向北推广还是进入清朝以后的事。根据记载，有些做地方官的曾提倡过。乾隆五十一年，帝国政府曾一度下令在全国推广。《植物名实图考》说“近时种植极繁，山人以为粮”，好像主要还是在山区。大约各地推广的情况也很不一样。可能一般还是尽先利用那些比较瘠薄的土地。《救荒简易书》中说到“嘉庆、道光年间，滑县、长垣等处初种红薯”。书的作者是滑县人，他的话显然是有事实根据的。这就是说，19世纪初，黄河以北一些地方，才开始种薯。可是18世纪中叶，今属河北省的一些县份的志书里已经有种薯的记载。这说明甘薯在全国各地的推广路线是曲折的。
与甘薯类似的另一种引进作物是马铃薯，也就是土豆。不过它的引进远远在后，引进的确切年代不很清楚，好像是进入19世纪以后，也显然是通过西洋人的媒介。如果《植物名实图考》中的“阳芋”就是此物，而书中指明“黔滇有之”，那也必然是英、法侵略者从印度或印度支那方面传进来的。当然更大可能是从早就同海外发生接触的广东或福建方面传入我国。19世纪末黄皖子作《致富纪实》，又说“洋芋出俄罗斯”，好像是就东北地区而言。总之是来自西方国家。刚一引进来没有受到重视，同它从新大陆传到欧洲以后的发展情况远远不能相比，在大田作物中地位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到了最近时期，东北、内蒙古以及晋北等地种的才多了一些。
同前几个历史时期对比起来，元代以后，引进的几种作物给我国的大田种植方面带来了更大的变化。玉米的广泛种植，使古来的黍稷黯然失色，而且也显然逐渐侵占了北方谷子、小麦以及高粱的一部分播种面积。甘薯更是在救荒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过去是棉花引起了衣着方面的显著变化，如今是在食粮的供应方面增加了生力军，这对广大人民的生活来说其意义也许可以说更为重大，此外由于我国历来食用油也是主要仰赖植物，而植物油的来源是不充裕的，花生的引进当然也是很值得欢迎的。
到本世纪的前期。我国内地的大田作物充作食粮的，主要是水稻、北方谷子、小麦、高粱、大小豆、玉米和甘薯，西部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带普遍种植青稞麦。油料作物以芝麻、油菜、花生以及大豆为主，棉花是纤维的墓本来源。总起来说，我们的衣食所资，主要还是直接来自植物界。这种情况自古以来没有改变，发生了变化的只是大田作物的种类和品种，以及其间的比例关系。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的农业生产活动又始终是以供应自己的需要为主。一般说来，水稻主要产在南方，稻米的消费主要也是在南方；北方人种的主要是旱地作物，吃的也是以杂粮为主。过去一般说法是南人食米，北人食麦；其实这个说法并不确切。近人徐珂有《可言》一书，作于1924年，书中说到，“南人食稻，北人食麦，夫人而知之，然皆就中人以上之家言之。窭人之常食品，南为薯芋，北为玉蜀黍。南之佐以豆、北之佐以黍、稷者，则仅见”。这话比较接近事实。但还不算是完全确切。实际情况是，南方水田区土地大部分属地主所有，许多地方的习惯是，田中所产的稻米大部甚至完全归业主，“小春”所获分给佃农。所谓“小春”，在长江下游一带是“三麦”(小麦、大麦、元麦)，在四川等地是杂粮，此外就是薯芋之类。农民无力从地主那里买回来本来是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稻米，不得不以杂粮、薯类为正粮，只求充饥，谈不上适口。至于北方的农民，种小麦本不是很多，即使有种的，自己也吃不上，几乎都是卖了出去，而平日吃的只是杂粮。有的地方，连北方谷子(小米)和玉米都算珍餐，更普通的口粮是高梁，把米粒煮粥或磨成粉来做饼；颜色发红，称为“红粮”，其实只能说是牛马之食。这就是农民终年辛苦所得到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