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满族统治者禁垦令的失效
满族人是女真人的后裔，种植业对他们来说是并不陌生的。在他们早期控制的地区内，对原有的不少汉族人，后来也照满洲八旗格式编成汉八旗。当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活动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带，耕作方法自然是很粗放的。明朝曾在东北方建筑了一道边墙，大致走向是从山海关往北到现在辽宁省的开原一带，再折向东南，直到鸭绿江边。它大体上是把当时种植业比较发展的地区圈到里面，也可以说仍然具有古代长城的意义。不同的是，边墙主要是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设计的，因而也不能就认作牧区和农区的分界线。满族人在入关之前先合并了蒙古，但他们并不是凭借了草原游牧人的力量征服了内地的大农区的。换言之，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种地人与游牧人相互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因为那个时候不单是东北一带，就在内蒙古地区种植业也都在继续发展着。
清代初年，结束了蒙古、汉、满三族人之间的兵争，种植业在草原上有了在和平环境中发展的有利条件。虽然说我国历史上的边境战争并没有阻碍耕种区向北推展，但这是仅就总的趋势来说的，而具体的破坏和挫折还是常常遭遇到的。导致垦农家业毁灭的原因虽有种种，兵灾总应该是主要的一个。清朝建立之后，所谓“过渡地带”也出现了长时期的和平局面，种植业的发展自然会加速，这是毫无疑义的。在历史上，辽、金和元朝时期，长城内外虽然也都是属于同一统冶之下，但情势究竟不尽相同。那时塞南老农区都是在长期兵乱之后，人口减少很多，要求土地的压力不是很大。尤其是那时的统治者虽说对种植业有一定的认识，究竟在依赖种植业的思想意识上比不上后来的清朝的皇帝。再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草原和内地合为一家，历史上游牧人掠夺农区的做法自然就不能重演，蒙古族人要想取得植物性食物只有两条路，一是自己种地，一是找汉人来种，也就是招佃。这样的认识也是很自然的，因此，清朝建立起来之后，实行一种大规模向满蒙移民开垦的政策，可以说条件已经成熟。此外，清朝的统治者完全继承下来历代的传统，以保卫和推广耕稼文明作为自己的当然任务，这更加提供了一层保证。
满族进关后，一上来是奖励内地人出关开垦。那是因为满族的人数很少，绝大部分进入了内地，因而本来就非常空旷的东北地区更加人烟稀少了，往那里大力移民是完全合适的。显然，涌向关外的汉族农民之多，远远超出了满族统治者的预料，使他们吃惊，因而很快就转了念头，倒回过来制止汉人向那里迁移。他们设立了一条有名的“柳条边”。这条“插柳结绳”的象征性的界线，是限制内地人以及蒙古族人进入满洲的。有人研究过，顺治十八年奉天府尹的奏折中有“我朝新插之边”这样的话，可知柳条边是顺治十八年的前几年设立的，也就是上距下令招垦的顺治八年不过仅仅几年。那一定是在这短短的几年里，进入东北的汉人，为数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弄清楚这个事实很重要，它足以说明内地饱受压榨的广大贫苦农民是如何渴望得到耕地，而空旷的东北地区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那是十分自然的。
清初政府封禁关外，是出于统治者保障其发祥地的企望，他们作为聪明的统治者也完全认识到，利用充足的汉人劳动力去开垦塞外空闲土地的长远利益以及这种移民的势头之不可阻挡。康熙四十二年，汪灏写的《随銮纪恩》里面讲到康熙十年以后，政府多方奖励内地人去内蒙古垦荒，以及康熙帝对实行这个政策之后不久，原来荒凉的口外就已“到处耕桑、无殊内地”的情景颇为满意。清朝统治者显然是有意把移民的洪流从东北引向内蒙古，可是后来他们又考虑到，汉族人和蒙古族人相互的关系加深了，对于人数十分有限的满族人的统治来说是危险的，因此不止一次地又阻止汉人前往蒙古地开垦。特别是从康熙年问开始的安静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人口的增长，因而内地得不到土地耕种的农民更多起来。如果说古代内地人民缺少耕地还只是相对的，因为生产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而到了清代，传统的小农经济制度下的农业生产效率事实上已接近饱和，贫苦农民缺少地种。因此黄河流域“多余的”劳动力转向满族地区去谋生的要求空前强烈。乾隆十三年，理藩院就说过康熙以来户部每年换发的准垦凭证因内地人移入蒙古地者日众，成为有名无实，“应予停办”。这是不得不承认现实的一例。当然，原先规定的领凭入蒙古的汉人“冬则遣回”以及不得娶蒙古女为妻等条款，也都早已无人过问了。可是政府还是在那里大做官样文章，又命令留居蒙古地的汉人和居住在汉户村落中的蒙古人，其所种的土地要互相交换，意思还是想让两族的种地人尽少发生联系。不过也还得补充一点，科尔沁三旗与土默特贝子旗杂处已久，难以分移，只得“逐渐清理”，实际上也就是不了了之。乾隆十四年理藩院又规定“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等旗除现存民人外，嗣后毋许再行容留民人，多垦地亩”。所谓“民人”，指的是汉人。这里只说不许再增多现有的垦地，因为这里提到的那几个旗，种植业的发展都是比较快的，取缔是一时取缔不了的。而且事实上不单是现在的垦农驱逐不走，以后还要源源而至。总之，清朝政府对移民的事是顾虑重重，八面照应，而又不能无视现实，感到左右为难，所以在具体办法上常常是有反复，执行起来也绝不彻底，只满足于做些官样文章而已。
大致说来，满人进关后的头一个世纪里，或者说康熙、雍正期问，出口外的汉族垦农对内蒙古草原的幅员说来还不算多，谈不上什么影响蒙古族人放牧，所以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例如雍正五年，大臣们奏请，令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三厅对进入内蒙古的汉人进行清查，只准在原籍确无犯罪事由者留住垦耕。在那种官僚主义的行政制度下，这只能是官样文章，说说算了。乾隆皇帝是个好大喜功的，那时清帝国的统治已经很稳固了，他想摆一摆皇帝的威风，说蒙古族人习于游牧，有如汉人之依靠种地为生，因此进入蒙古地的汉人，凡是典买了土地的，限期赎还原主，并且严禁以后开垦荒地。这条法令听起来好像够彻底的，可是它不顾招致汉人入蒙古的原因，找出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是凭了行政命令，当然是不会有效果的，无非是增添一篇官样文章而已。到了嘉庆年间，流民出边的禁令事实上已是若有若无，政府方面也不再认真对待。那时又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借地养民”，意思是统治者把全国各族的人都一样看待，只因内地人多地少，不够耕种，所以要把空旷的草原借给内地没有地种的人开辟谋生之路。这样说法也倒是反映了真实情况，同时也是老老实实承认了现实。从那以后，政府的态度一直是这样，其实主要关心的是财政上的收入，哪里垦出来的耕地增加得够多了，也就值得在哪里设置官府，经征赋役了；虽偶尔也还重申禁垦之令，那更是一纸空文，只借以表示大皇帝关怀游牧人的生计，对蒙古族人略加安抚而已。
清朝初年种植业之向北推展，比起明朝末年来明显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的贫农纷纷奔向邻近的空旷的牧区。大致说来，山东人渡海先到早已成为农耕区的辽东半岛以及辽河的下游，然后冲出柳条边，奔向松花江流域；关内的人主要是由古北口、张家口以及独石口、喜峰口等几个长城的关口进入草原，称为“跑口外”；山西和陕西的垦荒者的目的地是归化一带及以北、以西各地，或者是河套地方；陇东的贫农主要是越过宁夏更向北进；陇西人多半是往青海湖的方向迁移。以上这几股移民洪流，以最东边的那一股为最大。最宜于开垦的广大东北地区正好与人口比较最为密集的山东省相当，一衣带水，往来方便，所以移民的进展最为顺利。肥沃的松辽大平原不久就成为山东人的第二故乡。越过柳条边的山东移民，主流是从辽河流域趋向松花江流域。康熙二十一年，高士奇随从皇帝去过东北，在他写的《扈从东巡日录》里讲到船厂(今吉林市)附近就有种庄稼的。那还是松花江上游。更往东的牡丹江流域的宁古塔(今吉林宁安)，清初有汉人流放到那里，据说“尚无汉人”，大约土著也很有限，但不久就有垦农到达，种植业开始扎下了根。从长城东段几个关卡进入蒙古地的内地农民，先是在种植业早已有了基础的卓索图盟所辖喀刺沁、土默特诸旗找地开垦，再逐步向北推进。据康熙三十六年余案写的《塞程别记》上说，郭家屯往北数十里以外就“惟见氈毳，无复村舍篱落矣”。二年之后，汪灏的《随銮纪恩》里说到桑麻种植至唐山营而止。他是随着康熙皇帝去兴安岭猎狩记下了沿途所见，也是可信的。郭家屯、唐山营都在滦河的上游，再往北是围场禁地，西北上的多伦自然条件不利于种植，看来以后再往前进，就都奔向今赤峰市那一路了。
到了乾隆年间，也就是说过了差不多一个多世纪之后，昭乌达盟的敖汉、奈曼、翁牛特，以及西拉木伦河北的巴林、阿鲁科尔沁诸旗都陆续发展起来农耕区，连兴安岭上的克什克腾旗也有垦农到达。大致可以说，兴安岭以东的内蒙古草原上，零散的小农耕区不断增多或扩大起来。进入松花江流域的垦农的活动也推进到了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和郭尔罗斯两旗。《蒙古游牧记》里面提到，雍正十四年，曾令奉天旗人移屯呼兰，设立官庄，就是说今哈尔滨隔岸呼兰河流域当时也有了种植区了。
以上是东部的情况。说到西部，原察哈尔部接近长城一带，早就有内地农民到那里垦地耕种。方观承于雍正十一年写的《从军杂记》里说：“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窑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北路军粮，岁取给于此，内地无挽输之劳。”所谓“窑民”，指的就是汉人。清朝初期在北路用兵时，他们在这一带经营粮食生产，对发展种植业起过促进作用。再往西去，今呼和浩特以南，有明朝时候的基础，可是据康熙年间曾到过归化城的张鹏翮说，那里虽“有城郭土屋屯垦之业，鸡豚麻黍豆面葱韭之物”，但“土沃可耕，人寡而惰，弃为旷野，间有耕者，……”种植业发展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康熙末年范昭逵写的《从西纪略》也说：“盖归化城南问有山、陕人杂处，而归化以北更无华民矣。”归化城一带是如此，鄂尔多斯的情况大约不会更好。再往西数，直到天山南路以及北路，种植业的发展都说不上是显著的，基本上还是原来的那些绿洲式的耕种点。
大致可以说，开垦的活动，从南向北，在康熙末年已达到了西自归化城一带，往东到滦河上游的郭家屯、唐山营，再东北直到开原。而到了乾隆年间，这条界线又向北推到了乌兰察布盟的乌拉山到兴安岭南端，再沿兴安岭的东麓直到嫩江的下游一带，内蒙古东四盟中的昭乌达盟和哲里木盟的大部分都有了不少的耕种区。嘉庆以后，禁垦的法令几乎已是有名无实，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政府的权威更加降低，禁令更是无人过问，草原以及东北各地的开垦可以说是全面开花，耕种区在北面，尤其是东北方面的推展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了一个事实上几乎是放任自流的阶段了。从此以后，决定开垦进程的，主要是移民人数以及流动的势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苦农民，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压迫，因而奔向草原和东北寻找出路的越来越多，势头越来越猛，新农田也就加速开辟出来。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停顿过的农耕区向北推进这一历史过程，终于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有一点必须指出，即使是内蒙古草原的东部，种植业的发展也只能说是够快的，在大部分地区还远远没有达到足以改变景观的程度。应该想到，所谓开垦草原，并不是一大片地方完全开垦出来以后，再继续向前开垦另一大片，而是零零星星的一小片一小片地开。可以想见，习惯于单干的垦农基本上是人自为战，谈不上什么规划，处处表现出自发的性质，清初人写的旅行记里都讲到过这种情景。康熙年问随同中国使臣去尼布楚订约的法国神甫张诚在路上写的日记里说，出古北口，沿滦河北进，经过山区，“间有一二村舍错落其间”；更向前进，满地是牧草，“但是人烟稀少”。余寀的《塞程别纪》里记载，那一带沿途所见，也只是篱落数家或数十家，意思是说，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这点点人家是太有限了，当然，他们开出的农田也是极不显眼的。直到乾隆时候，从北京往热河去见皇帝的英国使臣也还说“第三天路上居民逐渐稀少”，“这里的土地虽然也很肥沃，但耕作的没有中国内地那样精细”。爱尼斯·安德逊的《英使访华录》里讲得更清楚：“过了长城，四周的景象顿起变化，平坦不断的各种耕地，富裕的居民，众多的人口和人民的勤劳操作，不再出现，而只看见沉睡在山谷或高山上的荒野与瘠地。……”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印象，再来对比以下汪灏所描绘的“古北口以外，……远近悉成皇庄，禾苗漫野，雨笠烟犁，无非图画”，“沿途黍稷芃芃”，“乡村妇孺，鸡犬桑麻，疑是桃源”等等情景。可以认为，前者的话比较接近客观现实，而后者可能是有意讨好皇帝的溢美之词。张鹏翮从俄罗斯回来，“至张家口驻师，始见青山绿水，禾黍豆粱，不觉眼明”。虽然据他的随员钱良择的《出塞纪略》，口外“地多垦辟”，“有种麦者”，究竟景象大不相同。范昭逵从草原返回归化城，途经土默特地区，说“途中已见土屋村落，鸡犬闲闲”，“虽属蒙古而气象大殊”。可是讲到进入长城以后的情景还是说“一路垂杨新阴，绿云满地，塞外悲凉境况一苇埽抹”，从另一个陌生地区归来的情感可以说是跃然纸上。土默特部呈现过渡地带的景观，从他的记述里看得很清楚。这充分说明，新垦区到底是与内地不可同日而语。人口密度低，决定了耕作和粗放，也必然给人以悲凉的观感，直到清朝末叶，有人写的《游宁古塔记》里还说，“出威远堡边门，则吉林界矣。……人烟渐稀，村落辽绝，地则荒熟参半”。从吉林城去宁古塔途中，“路较前难行，人较前更少，几似晨星寥落．不胜凄其”。那里的土地肥沃，“惜开辟者甚寥寥也”，依然是人不胜地的景况。真正的移垦洪流的出现，还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随着移垦人口的显著增加，新垦区的景观才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只有基本上呈现了以种植业为主的景观，才能把它看做新的农耕区。
北方大草原的开垦，主要是来自内地的农民干的，但不应忘记，在新垦区种地的也有当地的土著，尤其是蒙古族人。以及一向生活在兴安岭和黑龙江之间的习于射猎和采集的索伦人、鄂伦春人和达斡尔人。据嘉庆年间西清所作的《黑龙江外纪》记载，“近日渐知树艺，辟地日多”。这也是种植业推展到那一带以后自然发生的影响。蒙古族中有些人懂得种地，更是多少世代以来的事。到了清代，他们当中学习种庄稼的越来越多，清代前期许多到达内蒙古草原的人，有过不少关于蒙古族人种地的记述。他们种起地来，就得定居，住进小土室里，彼此靠近，逐渐成了村落的样子，往往与汉族垦农杂居，相互的影响自然是越来越大。《东华录》上记载着康熙三十七年的上谕，说“蒙人习性懒惰，既种五谷，到处游牧，霜降来临，谷穗弃地，亦不收割，而报凶年，实属不当，……”这是大皇帝训责臣民的口吻。清代一般说起蒙古族人种地来，如清初的方式济(《龙沙纪略》)，中叶的阮葵生(《茶余客话》)，和末期的徐宗亮(《黑龙江述略》)，都是认为他们种的粗糙，说法大致一样，那大约也近于事实。由游牧人转变成为种地人，总是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的。由于很明显的原因，他们不会是一下子就完全放弃养畜业，换言之，并不完全依靠种植业来维持生活，因而不致力于田间作业，那是毫不足怪的。拿内地农民的精耕细作来衡量，就说他们懒惰，理由是不充足的。此外一般说来，新垦区因为地多人少，农田的经营总是偏于粗放，就连实行精耕细作的内地的汉人，来到草原种起地来，也不再像在故乡那样细致了。学习种庄稼还不太久的蒙古族人，比不上汉族垦农那样熟练，效果也比较差，这也都是免不了的。据康熙年问经过内蒙古东部的法国神甫张诚观察，“蒙古人所垦的土地也种植得很不错”，他显然是比着汉族垦农来说的。可以设想，改变了生产方式的蒙古族人，种植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如果逐渐增大，他们种地的本领必然会跟着提高的。应当承认，草原上的人并不是天生来只是喜欢和懂得游牧，永久不会改弦更张，也如同不能断言内地的农民除了种地再也干不了别的营生。
我国从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的局面，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从物质基础方面来说，这个传统的中心是耕稼文明，在古代历史上，它可以说是一个稳定因素，多少游牧部族尽管与内地农业社会有冲突，却都有接近这个农业地区的倾向。这好像是东亚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农耕区的扩展也算是这条规律的一种反映。
游牧是一种很原始的生产活动。活动在大草原上的人，过了多少个世代也没有进入一个较高的阶段，这也有它的理由。活动空间辽阔，而活动的人却相对地极为有限，这就使人容易只着眼于利用自然而不大用得着去考虑诸如培养和改良牧场之类的问题。事实上无法对付的自然灾害和疾病限制了人口的自然增殖，也使人口的压力无从显示出来。其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停滞状态。只有种植业的发展，才冲破这种终古游牧的局面。
可是今后在草原上发展种植业绝不能再照过去的那个样子。以往历史上内地农民的移垦完全是自发的性质，他们是简单地把故乡那种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移植到草原上去。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他们也只能是这样干。由于我国内地的传统的农业是一种不完全的农业，种植业占了绝大的比重，而养畜部门却若有若无，成了一种瘸了一条腿的农业。这样一种发展太不平衡的农业是应该来一番改造的，而不要再继续加以推广。现在就全国来说，我们有广大的农区，也有广大的牧区，而我们的农业却谈不上农牧结合，二者是判然划分的，这是应该值得我们来认真研究的一个大问题。我国现有的大草原，对改造我们的传统农业来说是一个极可宝贵的条件。如何合理地加以利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庄严课题。过去对待草原，无论是用来放牧还是用来开垦耕种，都是自发的，从而也都是掠夺式的，滥牧滥垦，造成了草场退化和水土流失等无法估计的浪费和后遗症。如果说以往犯下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那么，今后要再盲目的干下去，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犯罪了。历史发展到了一个转变时机，传统的农业需要改造，但这在内地进行起来，牵掣必然较多，而在新垦区里实现农牧结合，显然是要更容易。合理地、慎重地处理农牧，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前途的问题，也是当前这一代人的责任。